唐太宗文教措舉簡論

朱恒光

摘要：“貞觀之治”不僅是政治經濟的治世，也是社會文化的盛世。在統治期間，唐太宗既親身積極參與文化活動和創作，又綜合崇儒重才、宗教包容等文教措施，創造出燦爛的精神文明，而這正是“貞觀之治”的深層原因和外在體現。

關鍵詞：唐太宗；文教；綜合

唐代作為我國古代社會的高度繁榮時期，取得了燦爛輝煌的成就。作為唐代早期的統治者，唐太宗李世民為唐代的繁榮興盛做出了巨大貢獻，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這也包括文化領域。筆者在廣泛搜集史料和仔細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唐太宗的文教措舉（“措”指太宗通過詔、令等形式，間接參與文化及其相關活動；“舉”指親身參與）具有以下特點：

一、以身為是

僅就文學作品而言，根據《唐太宗全集校注》所錄，唐太宗共有187首（篇）傳世（詔、令等未計人其中）。他在《帝京篇序》中說：“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漫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笔恰缎颉房梢钥醋鎏铺陉P于文學理論的綱領性文字。其中“不系之于淫放”，是其從內容上要求革除六朝以來華麗文風的體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唐太宗往往不拘泥于繁雜的遣詞造句，如《還陜述懷》中“慨然撫長劍”句中的“慨然”二字統領全詩，體現著作者俯視一切的廣闊胸懷；在《望終南山》中，“碧”“紅”“翠”等色彩和諧統一，給人一種畫卷之美，其寫境之力不落大家后。太宗其詩整體成就雖不驚人，情感的抒發高于形式上的創新，但他又能“延攬英才”，將虞世南等唐初著名詩人招致麾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宮體詩，開拓了新的詩歌體裁和意境，順應了文學革新的時代潮流，在“六朝浮靡之習，一變而唐”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導向作用，推動了唐詩的繁榮，甚至被及明代，成為明中前期批判宋代詩風的重要依據。

唐太宗對書法情有獨鐘，在日?；顒又?，他經常揮墨為書，“（貞觀）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于元（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彼貏e傾慕王羲之書法，史載“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在《晉書·王羲之傳》后，唐太宗對王羲之的稱贊無以復加，稱其書法“盡善盡美”，自己“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南朝以來，南方長期推崇王獻之“逸氣縱橫”的書法，但王羲之的書法更“簪裾禮樂”，折射著儒家的“中庸”思想。唐太宗在《筆意論》等文中具體闡發“惟求骨力”“神氣沖和”等主張，繼承和發揚王羲之的書法理念，極力推崇王體字，深刻體現了唐初“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融貫南、北方文化的社會期盼。

唐太宗積極參與藝術創作，不是附庸風雅，故作姿態，更不是沉湎于此。他曾經就“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的問題談道：“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文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終日談論空苦，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钡鹊胶罹奥时磁阎畷r，針對出逃官員的狼狽景象和悲慘境遇，特意提及庾信《哀江南賦》中的“縉紳以清談為廟略”，強調崇虛慕華的文化風氣對國家社稷的不利影響，認為“此事亦足為鑒戒”。對于別人的阿諛奉承，則強調：“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以約束自己。歷史人物不是歷史的決定者，卻以其自身獨特的優勢影響著歷史的發展。對于唐太宗在整個唐初文化上的地位，“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焉”的說法當是無過的。

二、崇儒重才

（一）健全機構

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改隸屬太常寺的國子學為國子監，使中央官學成為中央的直屬機構，地位得到提升。（貞觀）“六年二月二日置國子司業”，完備了國子監的管理。后來又“數幸國子監”，同時“增筑學舍千二百間”，培養人才的機構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坝谑撬姆綄W者云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人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余人?！薄皣鴮W之盛，近古未有?！?/p>

（二）尊圣重儒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他們不斷給予孔子尊稱并定期進行“釋奠”。貞觀二年（618年），唐太宗聽從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的建議，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圣，以顏回配享升為先師。這時孔子已經從武德時期的“先師”，變成了“先圣”，確立了其至尊地位。

如其所述，“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边@些并不是停留在口頭上，唐太宗從中央和地方同時人手，一方面詔令州縣皆作孔子廟，另一方面親臨國子監釋奠，甚至下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痹谔煜聵淞⒆饚煹纳鐣庾R。不難看出，在不斷地推行尊圣重儒的措施下，儒家的地位在整體上得到了較大提高，有利于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崇尚儒家、尊重知識的氛圍，并為選拔人才做好了鋪墊。

自從儒家正式創立起，其內部就存在分成不同派別的隱患，之后便出現了“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反映的諸家分立的局面，直至漢代演化成互相攻訐、互為仇讎的今文和古文經學派，至鄭玄，今古文經學實現短暫的統一。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爭流掩蓋了經學內部的分裂。唐太宗深刻意識到作為國家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學必須是統一的。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他下詔以左丘明等22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并令配享尼父廟堂”。這些經學大師分屬不同的學術流派，讓他們共同配享孔子，在數百年重師承的歷史傳統下，不可謂不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在此之前，唐太宗赦命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撰成《五經定本》。此時，可以說經學在思想和客觀實際上得到了初步統一，出現了“蓋自漢以來，經學統一，未有若斯之專且久也”的局面。儒學的統一深刻地反映了唐初大一統的局面并且成為其客觀要求。

（三）簡選賢才

唐太宗十分渴求人才，剛即位就“大闡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余萬卷，于殿側置宏文館”，精選虞世南等人“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強調“得士則昌，失人則亂”?？偸翘撐灰源?，沒有人才就會拊膺長嘆，即使“區宇晏如，俊義咸事”，還是擔心“山林藪澤”“卜筑屠釣”中藏有賢者。n。為此多次下詔。而且不拘一格，“斷斷之士必于廊廟，九九之術不棄閭閻”，甚至令宰臣“但能舉用賢才，雖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舉”。當然，對于舉薦中的不合理現象，唐太宗也是嚴加整飭，“六年十二月，令王府官停舉薦，現任宰相及勛臣子弟，亦不須舉人?！比绻慌e薦之人名實不符，薦主還會罪加一等。唐太宗所頒布的詔令中有大多數是關于制舉的，而制舉通過異于科考的方式能選拔出具有實際能力的“異能”之士，根據這些人的自身特點把他們安排進政府的不同部門，使其發揮不同尋常的作用。其中貞觀十一年（637年）四月的詔令最能體現唐太宗獨特而全面的人才觀：“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儒術該通，文辭秀美，明識政體?！毙⒑V，是品質；儒術，是學問；文辭，是才華；識政體，是實際能力。唐太宗不囿于以文取士，搜選各類人才，難怪見到大量的賢才為己所用，不禁欣喜：“天下英雄盡人吾彀中矣！”

三、宗教包容

眾所周知，李唐王朝是通過推翻隋朝獲得統治地位的，李氏的社會地位，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述：“李唐氏族若僅就其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也……或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痹诋敃r重門第的條件下，其統治很難穩固。為此，必須突出自身的尊貴性，于是便附會老子為其祖先。尊老子為祖，必然要重以老子為教主的道教，這樣老子及道教思想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李唐統治合法性的思想和輿論根基。所以，道教對唐太宗來說比較重要，甚至臨幸道士甄權家，“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幾杖衣服?！?/p>

唐太宗也與佛教廣泛接觸。大量度僧，僅玄奘譯經期間“所度僧眾三萬余人”；修建寺院至少十余座；請僧講法或為親屬受戒；大肆賞賜；請僧人行道或為國祈福。特別是譯經，唐太宗時期曾有過兩次大規模的譯經，第一次是在貞觀初，由波頗主持，慧凈、法琳等高僧被囊括其中，“百司供送，四事豐華”，譯經工作完成之后，又大量賞賜；第二次是玄奘主持的，這一次唐太宗更加熱忱，玄奘至長安乃遣數位高官奉迎，將譯經，“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召集各種人才，期間賞賜不斷，大慈恩寺建成之時，“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一路上“錦彩軒轞，魚龍幢戲，凡千五百余乘，帳蓋三百余事”，唐太宗“將皇太子、后宮等于安福門樓手執香爐目而送之”。

除佛道外，唐太宗也以開放的胸懷積極對待外來宗教。貞觀十二年（637年），“詔于義寧坊建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碑敻鱾€宗教都發展時，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暴露了出來，特別是由來已久的佛道之爭，先是傅奕與法琳相互詰難，再者唐太宗下《令道士在僧前詔》，法琳等不滿上表及道士秦英狀告法琳。貶死法琳的當年，即貞觀十三年（639年），以太子承乾的名義“詔祭酒孔穎達、沙門慧凈、道士蔡晃人弘文館談論三教”。以圖維護三教的和諧穩定。更深遠地說，正是“借著講經和論難，溝通三教的隔閡，而成為日后融合的基礎”。

四、結語

初唐處在隋末乃至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動蕩分裂局面剛剛結束的歷史節點上，其基本特點是百廢待興。唐太宗有著厚重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歷史意識，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展現了作為“政治家的史學自覺”：他批判六朝以來的浮華的文風，主張“反澆弊于淳樸”并親力親為；他強調“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的儒家的重要性，大力崇儒重師；“氏族之盛，實系于冠冕”的狀況被打破之時，不拘一格，如饑似渴地招攬人才；面對各類宗教，他以寬容的心態對待。事實上，只有發達的物質文明，而缺乏相應的優秀的精神文明，是創造不出來真正的、輝煌持久的盛世的。作為最高統治者，唐太宗正是結合整體、全面、合理的文化措施才催生了天下大治的局面。這正是“貞觀之治”的深層原因和外在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