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應對策略

馬德浩，季 瀏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應對策略

馬德浩，季 瀏

（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上海200241）

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的兩性平等，形成尊重女性的社會氛圍，除了要加強法律與組織建設以保護女性權利外，還應當積極發揮女性競技體育在男女平等理念上的宣傳作用與符合意義。然而，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由于青少年從事競技體育期望的弱化、國家財政投入的相對減少、女性參與政府決策的比例較低以及競技運動項目發展不平衡而陷入了選材、資金、話語與項目困境。若要破解這些困境，首先要通過轉變女性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模式以增強青少年參與競技體育的期望；其次要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以吸引社會資金發展女性競技體育；再次是嚴格保障女性在體育管理部門的比例，以提升其話語權；最后要優化競技運動項目布局，促進女性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女性；競技體育；困境

競技場實際上也是權力場。在這個場域里，不同的政治、經濟與性別權力相互角斗著，這種角斗不僅體現在競技項目的設置與競技規則的制定上，還體現在競技過程的展現與競賽結果的評判上。女性參與競技體育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其為了尋求兩性平等與男權社會進行斗爭的過程。而且由于競技體育本質上屬于一種身體表演，競技比賽又具有較強的劇場效應，尤其是一些大型體育賽事能夠吸引全世界觀眾的目光，其產生的劇場效應也是全球性的［5］。女性通過參與體育競賽不僅可以向男權社會證明女性地位的存在，還可以向世界表明女性可以與男性一樣在競技運動上表現出堅強的毅力與健美的身體，尤其是在一些女性特有的運動項目（如藝術體操等）上，可以向世人展示出女性優于男性的一面（如柔韌性）。通過這樣的劇場效應，有利于改變男權主義對女性的偏見，促進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縱觀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文化，無論是上至帝王將相的正統文化，還是下至普通百姓的庶民文化，都把性別歧視的觀念納入到被奉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世界觀里［1］。女性不僅被剝奪了政治參與的權利，還在“三從四德”的倫理道德下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甚至要為迎合男權思想的審美觀，而強制性改變自己的身體形態，如裹足、束胸等。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倡導男女平等、保護女性權利的背景下，這種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仍在中國社會有著較大的影響，這也是造成現階段女嬰死亡率偏高、男女出生性別比失衡、婚姻擠壓等問題的根本原因［2］。所以，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的兩性平等，形成尊重女性的社會氛圍，除了要加強法律與組織建設以保護女性權利外，還應當積極發揮女性競技體育在男女平等理念上的宣傳作用與符合意義?；诖?，筆者對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現狀及其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提出了針對性的建議。

1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現狀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就于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中確定了男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同年頒布的《土地法》中又再次確定了女性擁有與男性一樣的土地權和土地繼承權。這些法律的保障使得我國女性可以走出家門，參與社會生產，進入以前只有男性才可以進入的領域，包括競技體育。事實上，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將競技體育視為外交宣傳的重要手段，所以政府也一直也鼓勵女性參與競技體育、為國爭光，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在我國女性運動員占所有運動員總數的比例上，其從1962年的33.3%增加到1978年的38.3%，改革開放后，這一比例繼續從1978年的38.3%增加到1992年的39.6%［3］。2）在全國運動會比賽項目的設定上，女性比賽項目數占賽會總項目數的比例一直維持在42%以上（圖1），在第2、3、6、7屆全國運動會上甚至超過了50%。受項目設置的影響，在前10屆全國運動會上，除第7、8屆數據不詳外，女性運動員的參賽人數占運動員總數的比例除第5屆全國運動會的比例為34.4%外，其他各屆都在40%以上，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難以達到的，奧運會的該比例也只是在2004年時才首次超過40%［4］。

3）在參賽成績上，據統計，1949—2006年間，在我國運動員總共獲得的2 040個世界冠軍中，女性運動員獲得了1 190個，占總數的58.3%；在創造的730項世界紀錄中，女性運動員創造了500項，占總數的68.5%；在已參加的6屆奧運會中，共獲得163枚金牌，其中女性運動員獲得92枚，占總數的56.4%［5］。4）在女性參與競技體育管理與決策上，據統計，在2009年的中國奧委會執委名單上，女性有13位，占執委總數的31.7%，比2003年增長了20多個百分點，遠超過了國際奧委會所制定的目標；2008年，在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體育局中（不含港、澳、臺地區），女性局級干部占到了19.2%，表明我國女性在競技體育的管理與決策的話語權在增強［4］。

圖1 中國前10屆全國運動會女性比賽項目數占賽會總項目數的比例（%）［4］

可以說，無論從女性運動員的發展規模和參賽人數來看，還是從其獲得的比賽成績來看，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不僅走在了女性群眾體育的前面，甚至走在了男性競技體育的前面，成為我國競技體育迅速崛起的支柱力量。女性競技體育取得的輝煌成績向國人證明了女性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在促進我國的男女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符號價值。

2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2.1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選材困境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能夠迅速崛起的原因除了與政府鼓勵女性參與競技運動有關外，還與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舉國模式”有關。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基礎便是其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即“業余體校－運動技術學校－優秀運動隊”的三級培養模式。該模式充分地利用了我國豐富的青少年人口優勢，使得女性競技體育獲得了快速發展。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在較短的時間內呈現出了壓縮式下滑的態勢，這也使得我國的青少年人口比例不斷減少。獨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現，使得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資力度提升。另外，青少年人口比例的減少，也相應地增加了其社會就業選擇。再加上，傳統競技體育培養模式中所存在的高淘汰率和忽視運動員文化教育等問題，也進一步減弱了青少年從事競技體育的期望。這種期望的減弱使得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陷入了選材困境。

圖2是基于聯合國人口數據庫繪制的1950—2100年間我國5～24歲男性、女性人口數量變化圖。該圖2010年前的數據為我國各年份人口事實數據，2010年以后數據為基于我國中等生育方案（即全面放開二胎為假設）的預測數據。如圖2所示，我國處于競技體育人才年齡區間內（5～24歲）的女性人口數量在1990年達到峰值21 880.1萬人后，就開始呈快速減少的趨勢，僅2000—2020年間，就將減少5 896.8萬人。到2100年時，其數量將下降為10 908.9萬人，僅是1990年的49.9%。而且，受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影響，處于競技體育人才年齡區間內的女性人口數量始終少于同時期的男性人口數量，尤其在1990年以后，這種差距開始拉大，直到2060年才有所好轉。處于競技體育人才年齡區間內的女性人口絕對數量與相對數量的減少不僅從人口基數上對女性競技體育人才的選拔提出了挑戰；而且使得該部分人群由于“稀缺”優勢獲得更多的教育與就業機會，從而又進一步削弱了這部分人群從事競技體育的期望。這種雙重的影響為女性競技體育的選材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使得女性競技體育的人才資源呈快速萎縮的趨勢。如在田徑項目上，我國注冊的專業女運動員人數在2000年時為1 543人，到2003年時下降為1 272人，3年內縮減了17.6%［6］；在足球項目上，我國注冊的專業女運動員人數在2003年時為490人［7］，到2008年時下降為391人，5年內縮減了20.2%［8］。這種競技體育人才萎縮的現象也普遍存在于女子籃球［9］、女子排球［10］和女子體操［11］等運動項目上。

圖2 1950—2100年間中國5～24歲男性與女性人口數量的變化

2.2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資金困境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競技體育“舉國模式”正在逐步失去其制度土壤。而且，隨著經濟的快速崛起，我國的大國地位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政府通過競技體育進行政治宣傳的意愿也在逐步減弱。再加上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社會需求結構的升級，使得民眾更加在意政府在群眾體育上的投資，這也對我國傳統的競技體育優先發展策略提出了挑戰。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結束后，社會對國家應加強群眾體育建設的呼吁日益高漲。政府也從民本理念的思想出發，逐步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并提倡競技體育要根據自身的發展規律走社會化、市場化的道路，進而拓展多元化的經費籌備渠道［12］。這些宏觀環境的變化使得競技體育的發展不能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得到國家的全力支持。所以，原國家體委于1993年提出了深化體育體制改革的總目標，即“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符合現代體育運動規律，國家調控、依托社會，自我發展，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體育體制和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13］，并決定以足球職業化為突破口，探索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體育發展之路，之后又在籃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項目上進行了職業化嘗試。

隨著體育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競技體育在經費來源上已經初步形成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元供給。正如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2011年所講的：“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前是基本上靠財政的單一投入的話，那么現在的競技體育投入機制已經是三分天下了，即財政投入占1／3、體育市場化開發占1／3，體育彩票占1／3?！保?4］政府對競技體育財政支持的相對減少對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影響要比對男性競技體育更為深刻。因為，不管是從女性競技體育自身的觀賞性上看，還是從其所擁有的群眾基礎上看，其通過市場化渠道獲取發展經費的能力都要遜于男性競技體育，這一點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所以，女性競技體育面臨的經費困境要更嚴重。據統計，我國2008年的青少年女子足球經費投入總量為1 627.5萬元，這個數字甚至不及某些中超一個俱樂部的經費投入。經費的嚴重不足直接影響著女子足球運動各級后備人才隊伍的培養［15］。目前，我國青少年女子足球運動隊為218個，人數為4 662人，這與國外青少年女子足球人數相差較大（如挪威2002年的青少年女子足球運動隊為3 502個，英格蘭2000年的青少年女子足球俱樂部達到750個）［15］。另外，如表1所示，在參加2005年中國女子足球超級聯賽的9支隊伍中，有7支球隊的經費來源仍主要靠政府財政撥款，僅有2支球隊的經費靠自籌獲得；各球隊間的經費差距較大，最高的約200萬元，最少的只有30萬元，但總體上與同級別男子足球運動隊上千萬的經費投入相差懸殊［16］。受經費投入較少的影響，仍有兩支運動隊沒有專門的訓練場地，且運動員的月平均收入都很低，剛剛能夠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與同級別男子足球運動員動則上萬元的月平均收入差距顯著。這種現象也同樣存在于女子籃球［17］和排球［18］等項目上。

表1 2005年中國女子足球超級聯賽各隊經費、場地和運動員收入情況［16］

2.3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話語困境

按照米歇爾·?？碌睦碚?，整個社會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其實是各方權力博弈的結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決策話語權的博弈往往是影響事務發展的關鍵因素［19］。對于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而言也是如此，在國家人力、財政與科技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能取得決策上的平等話語權是保證女性競技體育獲得持久支撐的關鍵。國際上通常用在決策機構中人員比例的情況來相對簡潔地對決策層權力結構進行說明。雖然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國女性參與體育管理與決策的人員比例有了較大的提高，但其在實際上影響體育決策的話語權仍較弱。在中央決策層面上，2013年舉行的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共有女性代表699人，占代表總數的比例為23.4%［20］；同年進行的全國第12屆政協會議共有女委員399名，占委員總數的17.8%［21］。在體育決策層面，2008年在全國各省市配備有女性局級干部的體育局中，均只有1名女性，并且大多為副職，而且呈現出女性管理人員的職位越高，其擔任副職的比例就越大的傾向［5］。事實上，在這些女性體育管理者中，很大一部分從事秘書、財務、檔案管理、黨政管理等位于決策權力邊緣的職位，難以對體育決策起到較大的影響。

此外，在2011年的中國奧委會委員名單上，共有99名委員，其中女性委員只有13位；共有11名常務執委，其中女性執委僅1名［22］。2011年，除去香港、澳門和臺灣省外，其他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一級體育局里，由女性擔任局長的僅有4個［23］。同樣，2011年，在國家體育總局領導層中，共有1位局長、6位副局長，均為男性；在國家體育總局下屬的辦公廳、政法司、競體司、科教司、群體司等13個司局級機關中，擔任司長或局長的女性干部僅有1名［2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我國競技體育的管理與決策中，女性仍處于邊緣狀態，使得其無法為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爭取更多的政策紅利與財力支撐。

2.4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項目困境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的成績，一方面與我國鼓勵女運動員參與競技體育并為之提供專業化的訓練服務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西方國家的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相對滯后有關。許多西方國家的女性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像男性一樣接收系統的專業化訓練的，落后于中國女性近20年，而且許多新型的男性項目也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向女性開放［6］。所以，我國女性無論在體制保障上，還是訓練經驗上都要優于西方女性。相比之下，我國男性則沒這么幸運，他們從事競技體育的時間要晚于西方男性，在很多運動項目的技術水平上也要遜于西方男性。所以，我國競技體育一直呈現出“陰盛陽衰”的現象（圖3）。

然而，隨著西方國家女權主義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投身于競技體育。政府也希望通過女性競技體育的符號價值來促進本國的男女平等，進而為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提供了很多政策保護。如美國的《業余體育法》就規定“每個人具有從事體育運動的權利；法國的《憲法》也強調“每位公民從事身體活動的權利不受基于性別、年齡、能力和社會地位的歧視”［24］。這些政策很好地推動了西方女性競技體育的快速發展，并對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優勢地位造成了沖擊。而且，正如前面所論述的，我國女性競技體育自身也受選材困境與經費困境的雙重制約而發展緩慢，甚至倒退。這“一進一退”使得我國女性競技體育不僅在一些傳統優勢項目（如射擊、舉重、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和柔道等）上的壟斷地位受到了挑戰，也在一些潛優勢項目（如摔跤、跆拳道、田徑、游泳和皮劃艇等）發展上后勁乏力［25］。

此外，由于我國在女性競技運動項目的發展上采取的是重點發展優勢和潛優勢運動項目的策略，這也使得其他女性競技運動項目的發展始終處于較低水平上。這其實就形成了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目前發展上的項目困境，即在優勢項目的奪金點已經飽和甚至正逐漸被削弱的狀態下，在潛優勢運動項目和其他奧運項目上的奪金能力又得不到及時地補充。所以，自第25屆奧運會后，女性運動員獲得的金牌數占中國當屆奧運金牌總數的比例呈逐步下降趨勢（圖3），而男性運動員所獲金牌數的比例則呈逐步上升趨勢，這也反映出了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競爭優勢正在被削弱的現實。

圖3 中國男、女運動員在第23—30屆奧運會中所獲金牌數的比例變化（%）

3 促進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策略

3.1 轉變女性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模式

我國女性競技體育人才培養的三級訓練模式是在計劃經濟的土壤上構建起來的，其曾為女性競技體育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撐。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三級訓練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出來。再加上我國女性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及其從事競技體育期望的減弱，使得三級訓練模式的人力資源儲備也在快速萎縮。在這種背景下，探索多元化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就成了破解女性競技體育人才資源瓶頸的重要舉措。事實上，經過上個世紀90年代的競技體育體制改革，我國已經進入了女性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多元化的探索階段。從當前來看，我國女性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有4種：1）受體育行政部門直接管理的，由“業余體校－省市專業隊－國家隊”構成的三級培養模式，也可稱為政府培養模式；2）受教育部門直接管理的，由中小學傳統體育學校和高等學校高水平運動隊所構成的學校培養模式；3）由職業體育俱樂部的各梯隊所構成的俱樂部培養模式；4）由家庭出資來支持運動員參與競技比賽的家庭培養模式。然而，受北京奧運會申辦成功的影響，我國競技體育體制改革的整體步伐開始放緩，使得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多元化的女性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并沒有獲得較好的政策支持，以致于發展緩慢，甚至“形同虛設”。

所以，在后奧運時代，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要破解其選材困境，就必須轉變其人才培養模式，具體就是要根據運動項目的發展特點、社會基礎和市場潛力，逐步從政府培養的單一模式向政府培養、學校培養、俱樂部培養和家庭培養的多元模式轉變，從而破解傳統培養模式中的運動員文化教育水平較低、退役安置困難等問題。與此同時，還應從經驗選材向科學選材轉變，加大女性競技體育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加強教練員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女性競技運動訓練的科學化水平，進而破解其人力資源利用的高消耗、高淘汰率等問題。此外，還應加強對女性運動員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打擊競技訓練和比賽中的性別歧視行為，為女性運動員公平地參與競技體育提供較好的制度保障。通過以上措施來增強青少年女性人口參與競技體育的期望，提升女性競技體育人才資源的利用率，進而破解其選材困境。

3.2 加大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政府投入

從全球范圍內看，雖然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較大的提升，但性別歧視的傳統意識和文化氛圍仍將長期存在，尤其是對于有兩千多年封建傳統文化歷史的我國而言，性別歧視的意識在民間仍很濃郁。這種性別歧視的文化傳統使得女性競技運動項目無法像男性競技運動項目一樣在職業化發展上獲得較大的市場收入，這一點在我國女子足球、籃球、排球等項目的聯賽收入與上座率上就可以得知。此外，受性別歧視文化的影響，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得到的社會支持也比較少，這一方面與我國女性的家庭地位不高、工資收入較低和女權意識較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國女性社團組織的規模較小、自主性較差和社會影響較低有關。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還應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建議體育部門積極向中央政府諫言，使其意識到發展女性競技體育在促進男女平等、增進社會和諧上的重要作用，進而獲取更多的財政支持。

3.3 大力發展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

社團組織作為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地填補政府與企業留下的社會責任空白，并憑借其自愿性、公益性與相對的獨立性成為維護社會公正的重要力量。雖然我國在法律上確認了女性與男性的平等地位，但受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在民間還存在著較為廣泛的性別歧視現象。這些現象單純地靠政府的力量是無法也不可能消除的，所以應借助社團組織的力量來促進男女平等。對于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也是如此，不僅應強調政府的責任意識，還應大力發展社團組織以為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提供多方面的社會支持，這一點在西方體育發達國家已經得到了驗證。然而，受我國社團組織注冊登記“掛靠制度”和“非競爭性原則”的影響，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的發展不僅速度緩慢，且多處于虛化狀態，并不能很好地起到維護女性競技體育參與權利、促進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作用。因此，建議逐步取消我國社團組織注冊登記的“掛靠制度”和“非競爭性原則”，進而壯大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的規模，使其能夠從政府的權力框架下擺脫出來，贏得決策上的自主性，為維護女性的競技體育參與權利服務。此外，政府也應該積極扶持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的發展，尤其是要建立一個國家層面的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來對全國的女性競技體育社團進行指導，從而增強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的凝聚力，提升其在促進女性競技體育參與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3.4 提升女性在競技體育管理上的話語權

從國外的發展經驗來看，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競技體育要實現長久發展，獲得更多的政策紅利與財政支持，單純地寄希望于男性處于權力核心地位的決策層的短期扶持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女性更多地參與到競技體育的管理與決策上來，進而獲取與男性競技體育平等的發展機會與資源。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也是如此，要鼓勵更多的女性到政府體育部門中任職，增加女性在政府體育決策中的話語權。在這方面，建議中央政府和體育領導部門進一步提升女性參與體育管理與決策的比例，并劃定嚴格的紅線保障女性擔任首席領導的比例。此外，還應當進一步健全體育行政部門的人事任用與晉升機制，使其在公開、透明、平等的環境下運行，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錄用女性。最后，還要建立面向社會的監督機制，以防止出現人事任用方面的性別歧視現象。

3.5 優化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項目布局

隨著西方國家女性競技體育的快速崛起，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發展的早發優勢正在減弱，再加上我國女性競技體育自身所面臨的選材與資金困境，使得我國女性競技體育不僅在傳統優勢運動項目上面臨著奪金點飽和、奪金能力下降的問題，而且在潛優勢運動項目和其他奧運項目上也面臨著發展緩慢、后勁疲軟等問題。尤其是在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與市場開發潛力的籃球、足球、排球等集體球類運動項目的發展上，更是出現了后備人才快速萎縮、競賽成績不斷下滑的現象。在這種背景下，調整和優化競技運動項目的發展布局，進而實現其協調、可持續性發展就成了我國女性競技體育在后奧運會時代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于競技運動項目優化的操作建議主要是：在鞏固我國女性競技體育傳統優勢項目的基礎上，重點發展田徑、游泳、水上項目和自行車等基礎大項，以拓展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奧運金牌增長點。與此同時，還應加大政府投入，轉變培養模式，扶持女子足球、籃球、排球和網球等群眾基礎好、市場潛力大的運動項目的發展，進而提升女性競技體育的社會影響力，吸引更多的人關注和支持女性競技體育的發展。此外，還應注重發展一些具有我國特色的女性運動項目（如武術等），以提升我國女性競技體育的民族內涵和國際吸引力。

4 結語

女性競技體育所產生的劇場效應是展示女性身體特點與精神風貌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重要途徑?，F階段發展女性競技體育不僅有利于帶動女性群眾體育的發展，進而提升女性的身體健康水平，還有利于促進兩性平等，進而改善出生性別比失衡等問題。然而，我國女性競技體育卻分別由于青少年從事競技體育期望的弱化、國家財政投入的相對減少、女性參與政府決策的比例較低以及競技運動項目發展不平衡而陷入了選材、資金、話語與項目困境。若要破解這些困境，首先要通過轉變女性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模式以增強青少年參與競技體育的期望；其次要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女性競技體育社團組織，以吸引社會資金發展女性競技體育；再次是嚴格保障女性在體育管理部門的比例，以提升其話語權；最后要優化競技運動項目布局，促進女性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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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張振龍，于善旭，郭銳.體育權利的基本問題［J］.體育學刊，2008，15（2）：20－23.

［25］王加新.我國女子競技體育優勢現象面臨的挑戰與對策［J］.遼寧體育科技，2007，29（5）：33－35.

責任編輯：劉紅霞

Dilemmas in Chinese Women’s Elite Sports Development and Coping Strategies

MA Dehao，JILiu
（School of PE＆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its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protectwomen’s righ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women’s elite sports to make whole society form the culture of respect for women.However，Chinesewomen’s elite sports are faced talent selection dilemmas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ng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engaging in sports become weakening，funding dilemma due to government’s financial investments becomes reducing and project dilemma due to elite sports development becomes uneven.To break these dilemmas，the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orm its training mode to enhance women’s aspira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women’s elite sports and develop women’s elite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form a pattern that the government，marketand society supportwomen’s elite sports develop.In addition，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rotect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sportsmanagement department to enhance their discourse power，and then optimize the layoutofwomen’s elite sports projects to make it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woman；elite sports；dilemma

G80－051

A

1004－0560（2016）03－0007－06

2016-04-28；

2016-05-0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15CTY017）。

馬德浩（1985—），男，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體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