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研究

摘 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破冰的關鍵，是我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所必須跨過的障礙。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條件和外部環境都逐漸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下行壓力逐漸增大；只依靠傳統的需求側管理已難以使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唯有從供給側發力，才能為我國經濟破局。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技術創新 新常態

一、供給側的由來

“供給側”近來在我國官方發言中逐漸成為熱門詞匯，成為思考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個新方向。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西方“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歷史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追溯到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強調勞動和資本的重要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的優化，這些重要的觀點都是供給學派所倡導的，屬于“供給側”的要素。到了19世紀，由法國經濟學巨匠讓·巴蒂斯特·薩伊提出了諸多影響深遠的理論觀點，諸如他強調生產創造效應而非物質，先創性的提出了企業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國民財富增加這個觀點，進而肯定企業家精神是讓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起來的關鍵鑰匙。特別是“薩伊定律”的提出，認為供給會創造需求，夯實了供給經濟的理論基石。

二、為什么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十八屆五中全會對三中全會的目標和部屬進行了細化，根據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國經濟近年來的走勢就是高位下行，07年1季度我國GDP增長率是15.2%，10年1季度為12.2%，之后持續下滑，11年1季度為9.9%，12年2季度為7.5%，15年3季度為6.9%，現階段看來，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很大，破6.5%的底限的可能性在增大。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驟然下降了一半，這種挑戰是巨大的。嚴重的“滯脹”雖然還沒有在我國出現，但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的驟降，使得我國經濟之前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顯現的越來越明顯。這些問題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只是以前被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所掩蓋，長期積累下來，現在已經難以回避。一方面“國”字號的企業占用了巨大的資源，人員臃腫，機構龐雜，運行效率低下，拖累經濟，尤其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供需嚴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民營企業經營艱難，難以獲得公平的市場競爭地位，民間投資持續下滑。同時行業發展失衡，房地產綁架經濟的效應越來越明顯；區域經濟的失衡亦加劇，東北經濟全面淪陷。而在需求方面，國內大量的消費需求又不能得到滿足，導致我國居民大量的海外消費，從海淘的馬桶蓋、奶粉、化妝品、服飾、日用家電到汽車、房產的購置，從美容、醫療、旅游到出國留學，無論商品還是服務，都彰顯出我國國內經濟本身滿足居民需求方面的不足。這些都是由于我國經濟結構的問題，是供給側的問題。以往僅僅依靠擴大總需求的思路和政策難以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僅靠需求側的改革是難以解決供給側的問題。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等戰略性任務都必須要我們堅定的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確認“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確“五大政策支柱”，同時強調五大關鍵任務“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第一，加強逆周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夯實增長基礎，補齊產業發展短板。近來有一些學者認為現今我國經濟下滑的問題主要就是由于前期過度運用需求管理，尤其是2008年之后推出的4萬億刺激政策，因此全面否定需求管理理論和政策，這是不客觀的，也是片面的。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困境，除了本身前期積累的大量結構性問題之外，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必須考慮。我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同一時期與我國處于類似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巴西從2010年為7.5%直線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1%，而印度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4年7.4%。同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表現也不盡如人意，如韓國從2010年的6.5%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4%，新加坡從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3%。由此可見，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是我國這輪經濟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推動供給側改革并不是意味著要拋棄需求管理，兩者并不矛盾，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二中選一。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并不回避自身的結構性問題，但是在推進相關改革的同時也一定要有穩增長和逆周期的措施。另一方面，只是在制造業的工業品進口上，我國2014年就花了接近8萬億人民幣。因為我國生產不了，或者產出質量不高，我們才需要進口。這些都是我們產業發展的短板，針對性的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的投資就是補短板。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北上廣等一線大城市，我國的地下管網建設也還是短缺的；城鎮化的也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的城鎮化率只有50%多，而發達國家這一比率普遍在80%以上。所以逆周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對我國來說，顯得尤為重要，不僅可以補齊發展的短板，做到精準有效，夯實增長的基礎，而且可以化解部分產能過剩嚴重行業的過剩產能，如鋼鐵、水泥等行業，一舉多得。第二，推行國有企業的去行政化，堅決處置“僵尸企業”，消解過剩產能。國企改革是本輪供給側改革的排頭兵，也是難啃的硬骨頭。我國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嚴重，鋼鐵、水泥、有色、煤炭等重、化工行業的產能已經超過全球產能的二分之一。以鋼鐵行業為例，2014年我國粗鋼產量為82270萬噸，占全世界總產量的5成，過剩產能接近1.5億噸，過剩產能絕對量過大，比例過高。而且其中以國有企業居多，這就使得如此大規模的消解過剩產能難度更大。對此我們要堅定信心，凝聚共識，利用倒逼機制，加快淘汰過剩產能。特別是對于那些瀕臨倒逼，已經喪失正常經營條件，但由于企業經營外的因素影響，如員工安置問題、貸款問題、稅收等，而被政府持續輸血的“僵尸企業”，應嚴格按市場化原則進行破產清算和兼并重組。在這個過程中，處理好相關的的善后工作，必要時可以考慮給以一定的財政支持，以盡量保證下崗員工安置和金融風險管控的穩定。處置“僵尸企業”只是突破口，我們要進一步深度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推進國有企業去行政化，在市場規律指導下，引入混合所有制，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第三，加快資本市場建設，理順金融機制，降低資金杠桿。我國一直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作為資金的主要出口，配置效率有限，且容易人為增加資金傳導環節和尋租成本，“大”銀行缺位小微企業融資難，過橋資金泛濫，民間融資利率高企。這些都要求我國必須加快推進資本市場的建設，特別是健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理順金融傳導機制，降低社會資金杠桿。加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定位，而不是反之。第四、大力推進價格體系改革，減少政府干預，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對于電力、石油、天然氣、交通運輸、電信通訊等領域應在不影響國家社會安全和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放開價格管制和準入門檻，引入民間資本，把市場的還給市場，引入競爭性的價格形成機制，降低企業運營成本。

參考文獻：

[1]朱爾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因、內容與次序[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5-80.

[2]孫亮，石建勛.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探析[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5-82.

[3]林毅夫.供給側改革的短期沖擊與問題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2016（1）：2-4.

[4]歐陽萬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湖北工業全要素生產率[J].中國經貿導刊，2016（13）：51-52.

[5]根據測算，到2020年要實現在2010年基礎上翻番，后5年我國經濟的GDP年均增長率必須保持在6.5%以上.

[6]2012年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為5%，相對于我國的7.7%下滑更為明顯，只是先一步觸底反彈。另外印度2012年后改變了核算增速的方法，使其經濟增長速度增加了1～2個點，所以2014年其增速實際應比我國低.

作者簡介：唐祺（1986—），男， 漢族， 四川眉山人， 碩士，四川大學錦城學院金融系教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宏觀經濟、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