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走出去”：一種海外研究的視野

一、 海外的中國電影研究：視角與方法

中國電影的海外研究歷經久遠，從可查詢到的第一部英語學界關于中國電影研究專著劉艾倫（Alan P. Liu）所撰寫的《共產主義下的中國電影工業》（The Film Indust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至今，其研究歷程整整走過了半個世紀。細數五十年光陰，僅英語世界的中國電影研究專著就達百余部，論文數量更要數以萬計。來自異質文化語境的研究者們從不同視角切入，運用差異的理論方法研究，審視中國電影，他們的研究主要圍繞在對中國電影的歷史階段性研究、中國社會歷史政治關系的研究、跨國垮地屬性研究、國族身份確立的關系研究、導演明星影片個案研究等方面展開?！坝⒄Z世界學者始終對中國電影的研究自始至終貫穿著跨地域、跨學科、跨文化的跨越性特點。他們既散駐于英語世界知名學府的不同院系，又因為共同的研究志趣而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學術力量?！盵1]具體到方法論的層面，可以歸納出如下特征：

將中國電影置于第三世界電影理論的體系范疇之內審視，運用第三世界電影相關理論探討中國電影中展現的國家形象與國族命運。以英國學者裴開瑞（Chris Berry）與澳大利亞學者胡敏娜（Mary Farquhar）在《銀幕上的中國：電影與國族》（China on Screen： Cinema and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所做的研究為代表。此外，在裴開瑞主編的《中國電影視角》（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nema， London： BFI， 1991）和《中國電影視角II》（Chinese Films in Focus II， London： BFI， 2008）中，他都是貫穿著第三世界電影研究的主線收編相關文章。

從華語語言與跨國特征的視角界定并進入到中國電影研究領域。這一類型的研究以華裔學者魯曉鵬（Sheldon Hsiao-peng Lu）主編的《跨國華語電影：身份、國族、性別》（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最為經典。此后，他將自己的跨國研究視野深入推進并與香港學者葉月瑜（Emilie Yueh-Yu Yeh）合編了《華語電影：歷史、詩學、政治》（Chinese-Language Film： 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一書。從此，跨國、華語等標志性的關鍵詞成為中國電影海外研究的熱門詞匯和論爭焦點。

女性主義視角下的中國電影研究再審視。離散于英語世界的華裔女性電影研究者，具有女性身份、融匯中西的天然優勢，她們在海外學術界進行中國電影研究時往往會以女性主義的方法視角切入，得出既迎合西方學界研究熱點又切實觀照中國電影本體的相關結論。例如崔淑琴（Shuqin Cui）在她的著作《鏡頭里的女人：百年中國電影中的性別與民族》（Women Through the Lens： Gender and Nation in a Century of Chinese Cine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中所做的研究，就以中國電影史上的女性明星演員為主線，圍繞女明星與中國國族的命運興衰之關聯展開研究。邱素玲（Olivia Khoo）的專著《中國電影的異國情調：現代離散女性》（The Chinese Exotic： Modern Diasporic Feminin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主要關注了離散于全球范圍的中國女性電影人對中國電影現代性作出的貢獻。王玲珍（Lingzhen Wang）主編的《中國婦女電影：跨國文本》（Chinese Womens Cinema： Transnational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從跨國研究的視域對中國女性電影人進行歷時研究。

在影像研究中探尋中國歷史書寫的新路徑。西方學者常常從不同的學科領域借助影像媒介進入到中國電影的相關研究中，如新西蘭歷史研究者康浩（Paul Clark）在他的代表作《中國電影：1949年以來的文化與政治》（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和《再造中國：第五代導演和他們的電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所做的研究；美國學者畢克偉（Paul Pickowicz）在專著《電影中的中國：一個世紀的探索、對抗、辯論》（China on Film： A Century of Explanation， Confrontation， and Controvers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中所做的研究，都是將影像的中國和中國的歷史相關聯展開研究。

對中國另類獨立電影制作的特別關注。自20世紀90年代始，海外媒體與學界就已開始關注獨立于官方體制之外的中國獨立電影制作，將其視作一種另類的中國電影文化現象進行審視。進入21世紀，海外學界針對中國獨立影片的研究呈現出全新態勢：西方學者們開始從零散自發的各自為營，逐步向研究群體的構建與共同主題的整合探尋。代表性研究如畢克偉與華裔學者張英進（Yingjin Zhang）合編的《從地下到獨立：中國當代另類電影文化》（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華裔學者張真（Zhen Zhang）編輯的《城市一代：世紀之交的中國電影與社會》（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英、美、中三國學者裴開瑞、羅麗莎（Lisa Rofel）、呂新雨合編的《中國新紀錄片運動：公共檔案》（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綜上可知，海外中國電影研究具有歷時久、分布廣、理論視角新穎、方法體系完善、參與學者眾多等鮮明特點?！暗?，東方的影像流傳到西方，或是在被西方選擇性接受的過程中，所衍生出的不僅僅是英語世界學者同仁富有創造力的解讀或建設性的建議，同時也伴隨著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誤讀曲解或是變異現象的發生?！盵2]

二、 中國電影“走出去”：開拓與未知

近年來，中國電影取得了迅猛發展，一個個票房神話的創造，一個個觀影紀錄的打破，仿佛都在轉瞬完成。如何能讓中國電影墻內開花而香溢四海，成為國家文化戰略制定，學界前沿問題的研討，民間茶余飯后熱議的焦點。中國電影要想暢通無阻地“走出去”，自然需要打開視野、敞開心扉了解中國電影已有的海外接受與研究狀況，據此而調整完善國家文化戰略、影片拍攝策略、宣傳流通攻略、學術科研謀略，全方位立體化的助力推動中國電影健康蓬勃的“走出去”。國內學界圍繞這一主線做出了相關探索與開拓。

第一，注重對中國電影海外研究學術史脈絡的描述。王昶的論文《一種注視：英語世界中國電影研究簡介》發表于《世界電影》雜志1998年第4期。在論文中，王昶追憶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十幾年間，英語世界的中國電影研究這個學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的歷程，是國內學界出現最早、較全面梳理中國電影海外研究狀況的文章。張英進的論文《簡述中國電影研究在歐美的發展》發表于2005年第2期的《電影藝術》上。張英進的梳理述評將中國電影的海外研究學術史脈絡延伸到21世紀初期。本人的論文《論近年來英語學界的中國電影研究》發表于《電影新作》2014年第1期。延續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在論文中我著重引介探討了新近幾年英語學界中國電影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趨勢等問題。三篇重要的學術論文串聯描繪出中國電影海外研究的學術發展脈絡。

第二，關注海外中國電影研究者，積極引介其相關著述。近年來，海外知名學者的中國電影研究著述被陸續譯介入國內，總量已達20余部。較有代表性的如胡靜譯張英進所著《影像中國：當代中國的批評重構及跨國想象》（Screening China：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連城譯白睿文（Michael Berry）所著《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Xiao Wu， Platform， Unknown Pleasures： 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 ，London： BFI， 2009）；沙丹等譯張真所著《銀幕艷史：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1896-1937》（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1896-193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劉輝譯傅葆石（Poshek Fu）著《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除了譯著的引介形式，國內學者還通過專著和論文述評海外中國電影研究者的情況。劉宇清編譯的《他山之石：海外華語電影研究》收錄了他所翻譯的關于中國電影研究的英文論稿，并從電影研究專業的角度闡述了海外華語電影的發展簡史，描述了海外華語電影研究的基本脈絡與理論方法，簡析了華語影星的海外生存概況，對未來華語片在國際舞臺上的發展前景進行了預測。劉曉靜、李亦中的論文《助推中國電影海外傳播的三位“外援”》將中國電影的海外研究視域拓展至英語圈以外的更廣空間，除英國人裴開瑞之外，他們還詳盡描述了意大利人馬可·穆勒、德國人曼弗雷德·杜尼約克對中國電影海外傳播所作的貢獻。

第三，基于英語世界對中國電影研究的系統梳理，正視中西方文化差異，換位思考站在西方語境的角度，探討中國電影被海外觀眾以及學界接受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本人近年來所做的研究都是圍繞這個思路展開，例如專著《中國電影在西方的想象性接受與變異性研究》探討了中西方觀眾由于差異的審美心理、不同的文化語境而導致的在選擇中國電影欣賞及評判中國電影優劣方面所表現出的偏差；系列論文《變異學視角審視下的中西方差異化中國電影研究》《論西方產業化視角關注下的中國電影研究》《論英語學界對中國電影戲曲音樂傳統的差異性審視》等都是在中西方的中國電影研究中尋找差異，在差異中探尋一條求同存異、多贏共榮的中國電影“走出去”路徑。

第四，從電影產業與電影藝術的多重角度，研究探討提升中國電影內在品質而促其“走出去”。國內知名學者饒曙光、倪震、倪祥保、丁亞平、趙衛防、陳犀禾、聶偉、李亦中等都有相關研究著述。

專著方面，如饒曙光所撰《中國（華語）電影發展與對外傳播》，全面、系統地梳理和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華語）電影發展以及對外傳播的歷程，指出了階段性特征、結構性問題、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其解決的途徑和方法。倪祥保編的《華語電影如何影響世界：當代華語電影文化影響力研究國際論壇文集》全面回望近20年以來華語電影的發展進程，探討其在產業、美學、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發展、互動與創新，尤其為研究全球化語境下如何提升當代華語電影傳播文化影響力問題提供了很多富有創見而積極有效的學術思考成果。聶偉編的《華語電影的全球傳播與形象建構》立足華語電影跨地域傳播與形象建構這一主題，圍繞文化傳播與國家形象、跨界傳播與理論建構、合拍片、全球視野與產業實踐等分支，匯聚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在場觀察與理論思考，探索華語電影全球傳播的未來新圖景。丁亞平著的《大電影的拓展：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分析》和《大電影的互動：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可行性研究2》圍繞中國電影的內容生產、業態轉型、投融資模式、海外營銷、華語電影融合等方面為國家電影發展戰略獻計獻策，提出不僅要進一步鞏固中國電影在國內市場的份額，更要加強對海外電影市場的競爭策略研究。這有利于中國電影產業實現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升級，也有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播等。

論文方面，李亦中的系列論文《中國電影的國際傳播路程與路徑》《為中國電影“走出去”工程解方程》《中國式大片的傳播與接受》《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動因與文化心態考》《中國電影在美國的口碑與傳播——基于<紐約時報>對中國電影影評的分析》等，以中國大片的海外傳播為例，做了較為深入的中國電影海外接受案例分析。陳犀禾的論文《中國藝術電影的海外傳播》與《中國電影研究學術發展史綱》著重探討了中國藝術電影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情況。2016年初，《當代電影》雜志更是開辟了“中國電影的海外傳播”研究專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期刊先后登載了饒曙光的《中國電影對外傳播戰略：理念與實踐》、倪震的《我們要在銀幕上和世界促膝談心》、趙衛防的《中國電影海外推廣的路徑與主體區域研究》，以及蔣燕鳴、王凡、鄭中砥、馮思亮《對話華語電影海外發行》四篇文章。它們從對外傳播戰略制定、影片內容豐富創新、區域推廣步驟策略、海外院線發行宣傳等方面探討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可行辦法。

概而言之，國內學界圍繞著中國電影“走出去”這一熱點問題作了開拓性的探索，關注海外學者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動態，重視其學術史研究的發展脈絡，更從主觀自身多維度多層面反思研討，尋求“走出去”的突圍路徑。但是，國內學界對于海外學界的中國電影研究情況較多關注于英語世界華裔學者的相關研究，而大量的英語世界本土學者并未得到應有關注。此外，中國電影海外傳播的策略研究更多的是從主觀視角切入，而較少關注輸入方的接受視域。正如伽達默爾在闡釋如何突破他者所存在的歷史以達到真正的視域融合時論述到：“我們只是要求對他人的和文本的見解保持開放的態度。但是，這種開放性總是包含著我們要把他人的見解放入與我們自己整個見解的關系中，或者把我們自己的見解放入他人整個見解的關系中?！盵3]因此，切實觀照英語學界本土學者與觀眾的中國電影接受與研究情況，并從異質文化圈的接受視域換位思考，成為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待開發領域。

三、 中西差異化的中國電影研究：并置書寫與差異矚目

“在英語世界學者進行中國電影研究的歷程中，一直伴隨著多重問題的困擾，例如：何為中國電影的概念性爭議；哪些影片可以被歸入中國電影的研究范疇等?！盵4]面對在學術概念與研究范疇方面的差異理解，他們盡可能的將與中國電影相關的研究議題統籌歸納而自成體系。因此，中國電影作為一個被審視研究的對象在東西方之間并置存在卻又呈現出氣象萬千的差異風景。

英語學界針對1949年前，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第一個“黃金時期”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頗豐。第一，運用白話現代主義理論審視中國早期電影文化。一方面的研究，是解析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蓮姆·漢森所提出的白話現代主義理論的內涵，尤其是將其還原至歷史文化語境中審視這一理論對中國早期電影文化研究的適用性問題；另一方面研究以張真及其著作《銀幕艷史：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1896-1937》為代表，運用白話現代主義理論闡釋中國早期電影與上海都市文化之間的關系。第二，在影像中尋找歷史與歷史視角的影像研究，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國伊力諾依大學歷史系教授傅葆石從歷史學研究視角所做的上海被日本占領時期所拍攝的電影研究展開。第三，由裴開瑞等學者倡導的將中國左翼電影置于第三世界電影研究理論方法框架內所做的相關研究。第四，圍繞這一時期影片主題與風格所進行的深入研究。例如，美國教授畢克偉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中所謂外來精神污染主題所做的研究分析；加拿大學者彼得·哈里·里斯特（Peter Rist）對聯華公司上海電影（1931-1937）中的視覺風格所受西方影片影響所做的研究；香港學者葉月瑜針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中的音樂性特征的關注。這些研究都豐富拓展了我們自己對早期中國電影的多維度理解。

有關新中國前30年電影的研究是國內學界相對薄弱和欠缺的。英語世界學者從四個較為突出的方面對新中國初期電影進行了大膽而又探索式的研究。首先，對新中國初期影片觀影群體的研究，主要以中國電影研究的早期拓荒者陳力及其著作《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為代表。其次，對早期中國電影文化與政治關系的研究，以另一位中國電影研究的開拓者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教授康浩及其著作《中國電影：1949年以來的文化與政治》為代表。再有，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中心林鴻霖（Hon Lam Lin）針對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戲曲類型電影的研究，他對中國電影與傳統戲劇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中國戲劇影片中非言語表意的特點與意義進行了梳理。還有，對文革樣板戲電影及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傳統深度剖析，美國學者馬杰聲（Jason McGrath）、澳大利亞學者史蝶飛（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新西蘭學者康浩等都有所論及。這些新穎的研究角度，大膽深入的剖析，無疑補足了我們自身對這一階段影片研究的欠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中國電影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時期，引發更多海外學者的關注。例如，尼克·布朗（Nick Brown）、畢克偉、維維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邱靜美（Esther Yau）合編的《中國新電影》（New Chinese Cinema：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收錄了針對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電影的研究文章，總結出了英語世界對20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研究的軌跡脈絡，尤其關注中國新電影中的形式、身份、政治問題。此外，針對中國導演進行代際劃分，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以康浩的《再造中國：第五代導演和他們的電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希莉婭·科尼利厄斯（Sheila Cornelius）與伊恩·史密斯（Ian Haydn Smith）合著的《中國新電影：挑戰性表達》（New Chinese Cinema： Challenging 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Wallflower Press， 2002）為典型代表。再有，海外不少學者運用西方理論審視這一時期的中國電影進而得出了偏激甚至極端的觀點。如美國學者周蕾（Rey Chow）將中國當代電影比作民族志或文化翻譯的觀點；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謝柏柯（Jerome Silbergeld）運用西方藝術史觀通過其代表作《電影里的中國——當代中國電影的參照格》（China Into Film： Frames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對中國電影進行的視覺寓言式解讀等。當然，作為上世紀末中國電影的代表人物，陳凱歌、張藝謀贏得了英語學界的最多關注。澳大利亞學者胡敏娜對陳凱歌成名作品《黃土地》的隱形性別研究；美國華裔學者劉幗華（Jenny Kwok Wah Lau）對《霸王別姬》中的歷史、情節劇與意識形態的的解讀；張本梓（Benzi Zhang）所做的關于《霸王別姬》從文學文本研究到影像研究的轉換研究；以色列學者伊沙·蘭達（Ishay Landa）對張藝謀影片的社會學視角分析；美國學者文森特·布魯克（Vincent Brook）對張藝謀影片中的個人與政治關系研究；美國邁阿密大學東亞研究系石梁（Shi Liang）對張藝謀影片中的道家思想分析等都極大地拓展了我們自身對這一時期中國電影的研究視域。

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英語世界學者加入到中國電影研究領域中來，其研究越發呈現出與我們自身研究不一樣的別致風景。例如，魯曉鵬和米佳彥（Jiayan Mi）合編了《中國環保電影：在環境危機的時代》（Chinese Ecocinem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他們綜合運用電影研究理論與生態學理論細讀審視了中國電影中所體現出的生態環保意識，并將這類電影歸類命名為“中國生態電影”，開創了中國電影研究的全新路徑。此外，在類型片研究方面他們也不斷突破，開始嘗試對全新的中國電影類型拓展。例如，澳大利亞莫道克大學媒體傳播學院朱英淇（Yinchi Chu）撰寫了《中國紀錄片：從教條到復調》（Chinese Documentaries： From Dogma to Polyphony， Media，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7）審視了中國紀錄片電影在風格與內容方面發生的顯著變化，深刻分析了中國紀錄片電影轉型的多重原因。在導演及其影片的個案研究方面，賈樟柯取代了之前的第五代導演群成為海外學界審視的焦點，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達德利·安德魯（Dudley Andrew），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白睿文（Michael Berry），阿巴拉契亞州立大學藝術學院司徒健仁（Kin-Yan Szeto），佐治亞州艾格尼絲斯科特學院教授吳淑琴（Shu-chin Wu）等都以著述或論文的形式對賈樟柯及其影片展開細讀分析。他們梳理述評賈樟柯早期影片如《小武》《站臺》《任逍遙》強烈的鏡頭語言敘事風格，探討從《海上傳奇》開始的風格轉向，挖掘賈樟柯影片中特有的時間與空間表達方式。這些研究對于我們更全面深層的理解賈樟柯及其影片起到了參照作用。最后，英語世界的中國電影研究“學術朋友圈”已經初步形成，集中體現在多部重量級的合編集著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林松輝（Song Hwee Lim）與汪居廉（Julian Ward）合編的《中國電影全書》（The Chinese Cinema Book ，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11），張英進主編的《世界華語電影指南》（A Companion to Chinese Cinema，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s to National Cinemas，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2），裴開瑞主編的《中國電影：媒體與文化研究中的批評概念》（Chinese Cinema：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等。大量高水平研究合集的接連出版越發將分散于英語世界各個不同學科領域、不同知識背景的中國電影研究者緊密聯合起來，也可以使我們生動直觀地了解把握海外中國電影研究發展的動態全貌。

通過對英語世界中國電影研究的既有成果按照相應歷史年代順序的扒梳整理，可以清晰地發現英語世界學者在對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國電影進行研究審視時呈現出與我們自身研究截然不同的側重與志趣?？梢哉f “英語世界學者通過四十多年的中國電影研究，不斷挖掘其內涵，豐富拓展其研究范疇，形成了兼容并收的研究風格與包容延展的研究態勢”。[5]

結語：海外視野——作為中國電影“走出去”的一種參照

中國電影海外研究的視野，作為助力中國電影更好“走出去”的一種可行思路，好似一面明鏡，可以清晰的照出國際視野下中國電影發展的較為合理定位。按歷史年代梳理海外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會呈現出一部與我們自身書寫的電影史并置的學術史。有了清晰的歷史脈絡與譜系，將更易于中國電影制作恰當定位、準確評估自己在國際同行中的位置處境，并可以據此做出客觀理性的全面對策。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相關策略規劃，不能僅僅按照輸出方的主觀意愿來硬性制定，而必須基于對接受方的分析和審視做出合理判斷。而海外視野所關注的中國電影熱點問題，必然成為策略制定從主觀意愿到客觀評判調整轉向的重要參考。因此，基于海外研究視野而制定的中國電影“走出去”戰略對策將更具客觀性與準確性。

再有，提煉總結海外中國電影研究所運用的理論方法，分析評判其理論運用的利弊得失，將啟發并拓展我們自身的研究思路和影視創作靈感?；诖硕嫷摹白叱鋈ァ辈呗詫⒏卟僮鲀r值與實踐意義。吸收借鑒來自異質文化語境，解讀闡釋中國電影的合理觀點與新穎亮點，對于其研究中的過度闡釋甚至錯誤解讀，我們不能主觀臆想般的期待、糾正、接受一方的認知，而是要換位思考，深入探究，將中國電影海外研究成果與中國國內學界的相關成果進行比較分析。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謙虛態度，充分尊重接受方的觀點意見與文化勢差，從完善自身做起，盡量避免由于文化差異而可能導致的更多接受休克現象的發生。在海外研究的視野中，結合中國電影發展的自身特點，尋找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新方法，推動國內影像品牌的國際化建構，為具有中國特色、順應國際潮流的中國電影“走出去”做策略層面的分析建議。

基于海外視野，以成功“走出去”的中國題材影片的海外傳播與研究為案例，分析總結其成功特質，必將對今天中國電影更健康更全方位的“走出去”大有裨益。無論是《黃土地》《霸王別姬》《紅高粱》《菊豆》等文藝片讓第五代中國電影人蜚聲國際；還是后來《臥虎藏龍》《英雄》《功夫》《一代宗師》等武俠藝術片取得的海外票房與口碑雙贏，它們的成功“出走”是中國電影繼續更好地“走出”的寶貴財富積淀，成功案例雖不可復制，成功經驗卻可沿襲。中國電影品牌“走出去”必須要與代表性的知名導演相關聯，必須要與中國特色鮮明的敘事相關聯，必須要與中國印記明顯的文化符號相關聯。

總之，以海外研究作為中國電影“走出去”的考察視野，審視西方學界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成果價值，主動進行中西比較，總結西方學者多元而具有差異性的研究方法與理論特點——這必將拓寬國內學界中國電影研究的視域，促進我們自身學術觀念的革新，使中國電影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盡可能的避免因為文化差異、體制差異等而造成的輸出滯障。海外研究視野下的中國電影“走出去”研究，是思考問題方式的一種根本轉變，從主觀想要如何“走出去”轉變為客觀需要如何“走出去”。思維視野的轉變，必將帶動相關理論研究與策略制定的不斷創新，進而成為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全新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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