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武俠電影發展的俠義文化內涵發凡

王學良

百年中國影史實質上也是一部百年武俠影史，武俠電影幾乎與中國電影同時問世。從國際視角來看，武俠電影是最具中國特色的電影形式，20世紀的中國留給世界的最初印象就是從中國的武俠電影開始的，中國的武俠電影，遠自20世紀20年代的與戲曲中的武打源自同流的傳統武俠電影即已秉承了民族氣節與正義精神，為其后的近一個世紀的武俠電影筑下了千秋不滅的經典范式。滋潤武俠電影的俠義文化源遠流長，任俠尚武精神僅僅是俠義文化中的一個側面，為不平者鳴的堪稱偉大的近乎博愛式的同情才是俠義文化的真諦。武俠電影向世人傳遞了一種超越了時空、超越了民族的對平民階層的基于普世價值的關懷，路見不平時的拔刀相助不僅在大銀幕上撫慰了處于弱勢群體的平民階層，而且宣揚了正義的、超越封建統治王權的、永恒的核心價值觀。

一、 武俠電影百年發展溯評

（一）戲劇導引的武俠電影萌芽發展

中國最早的電影《定軍山》中其實已經有了武俠電影中的戲曲武打形式的身影，到了20世紀20年代為中國武俠電影的萌芽期，由邵氏出品了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武俠片《女俠李飛飛》，從此開始了中國武俠電影的百年發展史，二戰期間，上海影界精英集體避難到香港，并將現實中所無法實現的理想借電影之手加以展現，因而開啟了香港電影的武俠片時代，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是武俠電影的發展期，這一時期所攝制的影片內容多取材自民間說部以及稗官野史等類素材，并對其加以電影形式的改編創作，問世的數十部武俠電影，由于其中的演員幾乎全部來源于傳統戲曲界，此時的武俠電影中的武打動作較多地脫胎于古典戲曲中的武打形式，因此，其中仍明顯帶有戲曲等舞臺藝術的影子。在武俠電影的萌芽與發展期，武俠電影頗有“天下風云出我輩”的開辟鴻蒙的嶄露頭角之勢。

（二）大陸失之交臂的武俠電影繁榮

為區別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武俠電影與之前的萌芽發展期的武俠電影，將20世紀50年代之后至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武俠電影稱之為新派武俠電影，恰在這一時期臺灣的武俠電影亦開始崛起，臺灣歷史上的首部武俠片即為與《臥虎藏龍》系出同源的改編自同一部原著的武俠片《羅小虎與玉嬌龍》，而大陸由于政策原因在這一時期是武俠電影的空窗期。在武俠電影的興盛期，開始將其中的動作場景中的表演成分與搏擊進行了嘗試性的分離，同時也嘗試了武術指導與導演的分離，隨著武俠小說的不斷涌現，新派武俠電影的素材愈加廣泛，這一時期共拍攝了1000多部武俠電影，武俠電影的影響已經波及到了整個東南亞，成為了電影業界的一段傳奇式的神話，20世紀70年代由功夫巨星李小龍執導并參演的武俠電影在這一時期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并引起了國際影壇的關注。

（三）仍不乏后勁的武俠電影式微

20世紀80年代之后，武俠電影盛極而衰，整個20世紀80年代僅拍攝了不足200部，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電影科技手段的不斷創新，也為武俠電影帶來了短暫的回光返照，這一時期的武俠片畫面精美、情節緊湊且動作恢弘，喜劇式的表演風格大行其道，頗受觀眾與業界的好評，各種電影特技與精彩的情節交相輝映，為整個武俠電影時代劃增添了一道靚麗的色彩。與以往的武俠電影的最大區別就在于新時期的武俠電影對俠義文化進行了系統化的解構，對于個人恩怨進行了或儒學、或宗教、或倫理的巧妙介入，最終完成了由俠義文化經過宗教倫理等文化到世俗文化的整個救贖與皈依過程。新時期的武俠電影對于社會的最積極的意義就在于不僅否定了單純的江湖暴力，而且也一并否定并蔑視了封建統治階級依然戀戀不舍的世俗權力。

二、 武俠電影中的俠義文化靈魂

（一）俠義風骨——武俠電影的血脈

俠義文化既是中國文化之中的一抹揮之不去的鄉情，更是中華文明所獨具的一種文化現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列國之間各種沖突的頻仍，俠義精神也就應運而生了，最初的俠義文化“任俠赴死、舍生取義”，司馬遷在《史記》之中專門進行了描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庇纱丝梢?，俠義文化實質上是“以俠取義”，在“以俠取義”的過程中，不僅無視法的約束，而且不惜犧牲生命，視死如歸，我國法家典籍《韓非子·五蠹》之中因此而有“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出于對俠義的超然性的隱憂。[1]俠義文化早在先秦時期即已萌芽，早期的縱橫于列國的刺客就頗具俠義精神的靈魂實質，秦漢時期之后俠義文化開始成熟，俠義文化也開始出現了超越快意恩仇的更高境界的基于正義與理想的崇高追求。

（二）俠義文化——武俠電影的支柱

俠客可以視作是江湖上的自由職業者，在傳世的典籍中可以看到俠客的作為，俠客的壯行通常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俠客的攻擊可以如彗星襲月，可以如白虹貫日，還可以是“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在封建統治階級的震恐中，俠義文化一直被視為一種異端，俠義文化發展的頂峰應該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亂世是俠義文化發展的催化劑，亂世中的俠客會義不容辭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無論是“殺身成仁”還是“舍身取義”，都毅然決然且在所不惜，“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是俠客們的真實寫照。俠義文化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由“利劍手中鳴，一擊兩尸僵”發展而為“重義輕生”和“慷慨赴死”，大豪杰大英雄的頂天立地無關生死，只關乎俠義。應該說在封建社會，俠義文化是社會中維持公平與伸張正義的重要力量。

（三）俠義精神——武俠電影的靈魂

武俠電影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的一種文化現象，而武俠電影中的俠義精神則是數千年來“肝膽洞，毛發聳，立談中死生同”的俠客們的光榮與夢想的主要支撐力量。即便是武俠電影所表現的是古代的故事，但是在現代人的眼中仍然能夠找回那種回歸式的俠義精神，甚至是對古代俠義精神的一種向往與憧憬，俠義精神也因此成為觀眾獲得借以平衡現實與難以達成的理想之間的一種麻醉式的幻象，并能夠在其中寄寓觀眾對于俠義精神的無盡的向往。[2]《精武門》是我國武俠電影的杰出代表，不僅武術動作引人入勝，而且對白亦十分深刻，其中的俠義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陳真飛踢租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警示牌以及將“東亞病夫”條幅撕碎的鏡頭頗能引起觀眾的共鳴，俠義精神為武俠電影賦予了能夠帶給觀眾精彩與感動的正義靈魂。

三、 俠義文化的深層內涵發凡

（一）俠義文化的嬗變

俠義文化最初被刻板地禁錮于傳統且狹義的“俠”與“義”的狹窄空間之中，隨著俠義文化的不斷發展，俠義文化也發生了不再機械地指向忠、孝、節、義的嬗變，甚至忠君報國等思想亦被無情地拆解，蘊蓄于俠義文化之中的內涵已經開始增加了較為強烈的民族氣節在內，同時亦加入了更多的匤扶正義的內涵，無論文明如何進步，一個民族想要復興，想要求得長足發展，想要與世界進行更好的交流與溝通，民族氣節都應該刻在骨子里，絕對不能丟，在俠義文化之中，正義的選擇從來都不會出現無所適從的狀態，正義的抉擇從來都是絕決的，匤扶正義是俠義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任何顯失公平與顯失正義都會傷害到無辜的民眾的切身利益，俠義文化不容許任何的扭曲與錯位，在俠義文化的嬗變之中，氣節先行，而且正義高于一切。

（二）俠義文化中的“俠”與“義”

俠義文化之所以會出現，究其社會背景，恰如哲學家梭羅所說過的，“世有不公之法”。

俠義文化中的“俠”與“義”其核心價值觀是傾向于正義倫理，公平正義是壓倒一切的力量，正如《史記》中司馬遷所言，俠義文化“立意皎然”，俠義文化中的“俠”不僅飽含尚武的意氣，而且是可以“士為知己者死”的俠；俠義文化中的“義”在《中庸》中的解釋為“義者，宜也”，宜就是應該，也就是“義”不容辭。俠義文化所倡導的是重信守諾的信義人格，這種信義人格恰是現代社會所漸漸缺乏的。俠義文化強調“以義立身”“重義輕生”，時刻承擔道義責任，俠義文化更強調“自掌正義”，在關鍵時刻扶危濟困，除暴安良，平天下之不平，揚天地之正氣，任俠天下，行俠仗義。[3]由此看來，俠義文化并非單純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快意恩仇，亦且頗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味道。

（三）俠義文化的精神內涵

其實俠義文化之于中國，與美國的蝙蝠俠、蜘蛛俠等超級英雄以及西方國家中的騎士等確有相似之處，都是社會對于公平正義的一種來自于平民階層的無助無奈無力的呼喚與精神寄托，對武俠與超級英雄的崇拜其實就是平民階層對于理想的一種弱勢下的社會化訴求，但是武俠電影中的俠客來自于江湖，不僅具有超然于法律之外的博愛的普世關懷的道德觀，而且更具有拯救大眾為己任的普世關懷的價值觀，因此，俠義文化其實就是一種人類理想化的核心價值觀的體現，是借以實現現實生活中所無法達成的社會理想的吶喊。[4]俠義文化的內在體現是形諸于文化的一種精神寄托與人生追求，俠義文化的形而上的體現則基于人性的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觀的關懷，俠義文化的信條中所蘊含的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中的積極因素是值得參照借鑒甚至永恒發揚的。

結語

武俠電影中的俠義文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反映了不同的核心價值觀，俠義文化體現了封建社會的俠客們為了“平等”與“正義”所花費的“義氣”，這種“義氣”愈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就愈是顯現出其無與倫比的社會價值與不可謂不深刻的文化內涵，俠義文化不僅是驅動武俠電影的內在的精神原動力，而且已經成為觀眾賴以汲取精神愉悅與精神撫慰的有機養分，俠義文化實質上亦是平民階層對于整個社會的正義的一種不懈渴求。

參考文獻：

[1]顧曉鳴.“文本的悖論”：一種文化分析的路徑——兼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眾文化現象的評析[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1（3）：31-32.

[2]焦若薇.靈魂的另一面——中國俠義精神的傳承與衍變[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2（3）：15-16.

[3]韓云波.俠與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國俠文化形態論之五[J].天府新論，1996（1）：20-21.

[4]凌龍華.在文化的河流中游弋[J].群言，201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