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之學與章太炎對中國政教的論述

王 銳

?

語言文字之學與章太炎對中國政教的論述

王 銳

在章太炎一生的學術活動中，致力最多的當屬語言文字之學，①在章太炎的著作中，時?！靶W”、“語言文字之學”并用。正如論者指出，“實則二語在太炎處通?；煊?，等而為一，用‘小學’者更為常見，‘語言文字’一般在論述二者關系時使用?！眳⒁娡躏L《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載《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1頁。這一論斷甚有見地，本文所論章氏“語言文字之學”，即包含他對“小學”的看法，而非以后見之明刻意區分二者差異。他之所以被稱為“清學殿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小學功底充分繼承了清代樸學之傳統。章氏晚年向弟子回憶自己的治學生涯，特別提及：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墮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②章太炎《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載《章太炎演講集》，章念馳編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3頁。版本下同。

章太炎說這段話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侵華之心日益暴露，國難當頭，他基于強烈的民族感情，強調語言文字與歷史在中國政教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后人能繼承他的志愿，將此發揚光大。因此敘述之中，不無抑揚之處，實則他昔日講學，從未忽視這一點。一九○六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中強調“用國粹激動種性”，而國粹之最主要載體乃是歷史，其中遂包含了語言文字。③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載《章太炎演講集》，第3、6頁。他在進行革命工作同時設壇講學，語言文字之學為主要講授內容之一。周作人后來回憶當時場景：“先生（章太炎）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干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雹苤茏魅恕吨没叵脘洝?，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上冊第277頁。

然則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在近代中國長期被局限在語言學發展史的論述之中。特別是隨著時代思潮的急劇變化，以及學派之間的爭斗糾纏，章氏小學由于其古雅的表述形式，受到新派人物的猛烈詬病。最具代表性者，傅斯年指出一九二○年代學界一大弊病即為“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學問上的大權威”。具體言之，“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于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么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雹莞邓鼓辍稓v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卷第5頁。傅斯年在此專門點名批評章太炎，其實正是看重他的影響力，所以希望借此來擒賊先擒王，進而掃除太炎學派在學界的巨大勢力，現實用意非常明顯。參見桑兵《近代學術傳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3頁。他從學術進化論的角度出發，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章太炎的小學成就。而另一方面，即便有心為章太炎翻案者，也是從他著作中尋找在語言學史上能與新說契合的因素，以此認定他其實不那么“落后”?；蚴钦J為他的語言學觀點不無貢獻，只是表達方式太不符合“科學”。實則這樣依然落于趨新者流所設的話語窠之中。

章太炎自言：“余以寡昧，屬茲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雹拚绿住秶收摵狻ばW略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頁。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闡釋，由于出自樸學大家俞樾門下，青年時代在詁經精舍鉆研經史訓詁，因此充分繼承了清代樸學的特色。在清代樸學的系統里，文字訓詁被視為通經明道的基礎。戴震指出：“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雹俅髡稹读鶗撔颉?，載《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頁。版本下同?！敖浿琳?，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雹诖髡稹豆沤浗忏^沈序》，載《戴震集》，第192頁。文字訓詁的意義附屬于經籍本身的重要性之中。而在章太炎那里，他面臨的是近代中國政教遭遇到了極大的危機與挑戰，以中國語言文字為表達形式的中國學術與思想在世變面前日益受到西學的沖擊，中國文字存在的理由與價值不再是天經地義，而是成為時人質疑的對象之一。在這樣的時勢之下，以保存并光大國學為己任的章太炎，對于中國語言文字，已經不可能照搬清人治學舊章。他受到近代西方學說的啟發，從中國政教的整體性出發，在對語言文字的定義、中國文字的特點等方面展開了新的詮釋?！叭绾问節h語的發展規范化，使漢語發展為近代化的、真正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章太炎學術研究中費時最多、用力最勤的一個課題，也是他所致力的近代民族文化建設中所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雹劢x華《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3頁。因此他的語言文字之學，絕非只局限于近代學科分類下的“語言學”范疇里展開討論，而是和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流變與當前危機的認識及思考息息相關。所以他強調：“若夫理財正辭，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莫大乎文字?！雹堋秶收摵狻ばW略說》，第7頁。從這一面向進行分析，方能明晰為何章太炎視語言文字為中國的“國之特性”，以及由此出發，他如何闡釋中國文字的特點。⑤王風先生曾討論章太炎如何在語言文字之學中呈現他對歷史與民族的思考，將章氏小學與其歷史民族觀合而觀之，呈現出章太炎在清末學術工作的特色。參見王風《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載《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第12～53頁。陜慶學姐在論述章太炎的文學觀時，分析了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與他對中國國性的看法之關系。參見陜慶《以“文”立“國性”：論章太炎的“文學”、“國學”觀及其時代性思想意義（1900-1910）》，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13年博士論文，第56～74頁。這些研究，對筆者極具啟發。

《國故論衡·小學略說》（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一、中國文字的近代危機

錢玄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拼音文字。他回溯歷史，認為“距今二十年前（戊戌變法時代和它的前后），中國有人感覺到漢字的難識、難記、難寫，不是一種適用的工具?！雹掊X玄同《漢字革命》，載《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卷第59頁。近代隨著西方勢力大舉進入中國，清政府一敗再敗，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紛至沓來，特別是當時的西方，堅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與中國數千年歷史差異極大的政教觀念。在中國與西方（包括后來大舉模仿西方的日本）諸國國力的巨大差距之下，中國士人在思索振衰起微之道時，開始一面了解吸收西方文明，一面全盤反思中國政教的弊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文字開始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在西方，中國政教曾經是被仰慕與歆羨的對象。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宮廷建筑、日用起居之物，時常能看到鮮明的“中國風”。而在思想領域，中國傳統思想成為早期啟蒙哲人批判歐洲教會與政治制度的利器，中國文化被視為理性的代表，這一點在伏爾泰、萊布尼茲等人的論著當中有很明顯的體現。此外中國古代的經世之道也頗受法國重農學派之青睞。⑦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3～337頁。然在啟蒙運動前夕，思想界爆發了影響廣泛的“古今之爭”，崇今派主張屏棄古典知識，貶低古人思想，宣揚技術與理性的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希臘羅馬文明遭到猛烈抨擊，而中國更被視為學問上的童稚，中國形象漸漸以落后、專制、蒙昧出現于世人面前。①劉小楓《古今之爭的歷史僵局》，載《古典學與古今之爭》，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第127～130頁。作為政教體系之主要表達方式的語言，也因此倍受西哲的奚落。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颶風狂掃歐洲，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理性”與“科學”，成為啟蒙者們孜孜以求之物。面對這一情勢，赫爾德高唱“文化民族主義”以為抗拒。他強調一國之民，深受歷史與地理的影響，形成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學與風習，在這些領域里，體現著一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風格”，所以一國的歷史、語言與民俗研究，應以挖掘“民族性”為旨歸。②艾凱《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第34～38頁。但在他看來，“中國人為他們那個屬少數幾種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漢語發明了一個由八萬個字符組成的龐大體系，并且以六種或六種以上的字體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遜色，這是一種在大事上缺乏創造力，而卻精于雕蟲小技的表現?！被诖?，他指出：

中國人的語言是一部道德詞典，即一部談論禮貌和修養的詞典。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語言，甚至不同階層的人和種類不同的書籍使用的語言也各有差異。因而人們花費大部分精力刻苦地學習語言，僅只為了掌握一門工具，而絕不考慮用這種工具做什么。漢語中的一切盡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蟲小技，說的內容很多，而用的因素很少。書寫一個因素要用許多筆畫，描述一件事物需要許多本書，那種一筆一劃地書寫他們文字的做法是何等的勞而無功?、酆諣柕隆吨袊?，載《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何兆武、柳卸林主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上冊第166、170頁。版本下同。

依他之見，中國文字不易掌握，讓人勞心費神，并且地域不同、階層各異，所用語言亦有差別，這與近代民族國家所向往的具備統一語言相距甚遠。而在民族性方面，“人們在書寫象形文字時必須全神貫注于字形筆畫，從而使得這個民族的整個思維方式流瀉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④同上，第170頁。赫爾德極力鼓吹語言文字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而他對中國文字如是感觀，可見其對中國評價之劣。

在黑格爾那里，人類歷史是理性精神的發展，他一方面受到啟蒙哲學的啟示，另一方面蘊含極強的民族主義立場，認為日耳曼世界將是人類歷史的高峰，在那里，“自由”精神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在他的世界史敘述里，中國則被置于非常低下的層級。他如是評論中國文字：“這兒沒有一種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國。能夠稱為科學的，僅僅屬于經驗的性質，而且是絕對地以國家的‘實用’為主—專門適應國家和個人的需要。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蛘?，相反的，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豹q有進者，“我們第一只要考究這種文字方式對于語言的影響，我們便可以看出，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因為我們‘口說的文字’之所以成熟到了明白清晰的地步，乃是由于每種單純的聲音都有尋出符號的必要，隨后閱讀了這種符號，我們便懂得清楚地發言。中國人在文字中缺少了這一種正字拼音的方法，不能使聲音的訂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節來代表清晰的發言?！雹莺诟駹枴稓v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125頁。出于對西方文字的認知，黑格爾認為中國文字無字母，因而不具備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文明所呈現的諸特色，于是遂成為中國衰敗落后的表征。

近代中國士人接觸西學，最初一個主要的媒介便是來華傳教士所辦的報刊。后者在向中國讀者介紹西學的同時，復以近代西方文明為標準，撰文評價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而啟蒙運動前后西哲對于中國文字的論述，也通過來華傳教士之筆，在中國漸漸傳播開來。例如德籍傳教士花之安的《自西徂東》，為十九世紀后期傳教士的中文著作中的代表作，曾頗流行于中國士人圈。其中他指出：“西國字音皆以新結列之話作原本，其實字多變，活字更多變?！币虼恕翱计溲哉Z、文字、格式可以識其源流支派。其中有合數字而音成一字者，間有知其音而不解其義，則推宗于新結列話便可考訂。又每字之原來如何用法，如何本旨，舉可考其纖悉。與凡詩賦之音韻，平仄之高下，莫不歷歷詳明，各有宗旨?！雹藁ㄖ病蹲晕麽迻|·同文要學》，載《萬國公報文選》，李天綱編校，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81頁。版本下同。相較之下，在字形音義方面，“中國又有紛繁錯雜之憾”。這表現在“凡一字即有一音，今之字典音韻紊繁，有同一字而有讀彼音，有讀此音者”，致使“一字羅列數十音，音則殊而意則一，令人無所適從”。此外，“中國之音多缺，字亦多缺。翻譯家每翻一字，有苦于華字無此意，不得已以他字代之，而頓失本意者。夫華字不過四萬馀耳，而本體、變體，本意、變意，本音、變音，既無以窮其源而尋其據，則不無錯訛也?；蛴幸舳鵁o字足以達之，或有意而無字足以貼之，則不無缺略也。而欲持此以窮格致窮理之學，必不能深入精微?！笨傊?，“中國之字半多苦人之具而無用者也”。①花之安《自西徂東·同文要學》，載《萬國公報文選》，第80～81頁。

花之安雖用中文著書，但對中文本身卻評價極差。他認為中文無法翻譯英文相關意涵，遂判定其本身深具缺陷，卻不去思考是否因中西觀念本身各具特色，故難彼此互譯，與語言優劣無關。而他認為中文繁多龐雜無系統，不言自明之處，便是視西方語法為衡量世間各種語言的標準。這與近代西方語言學家以假設的“印歐語系”為基準，將其他語言進行分類，按照其進化程度定其高下的做法如出一轍，看似“客觀”，實則皆為強烈的“西方中心論”之表現。②劉禾《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沖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52～255頁。但在當時中國國勢衰微的情形下，這一論斷卻受到憂時之士的認可?！疤┪髡撜咧^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秉S遵憲對此觀點心有戚戚焉。他于是設想：

中國自蟲魚云鳥，屢變其體，而后為隸書、為草書，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于簡、愈趨于便者乎？自凡將訓纂逮夫《廣韻》、《集韻》，增益之字積世愈多，則文字出于后人創造者多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為古所未見、今所未聞者乎？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于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簡易之法哉?、埸S遵憲《日本國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下冊第810～811頁。

黃遵憲希望未來中國文字能簡易明白，創造更多符合時代需要的詞匯，并讓婦孺皆知，這背后顯現的是他不滿于中國當時廣為士人所使用的文言，此外視語言文字為可變異改革之物，只要有助于實用與普及，采取何等形式并不重要。④黃遵憲的這番認識，除了他自言的受到西人啟發之外，很可能與他作為清廷駐日官員，在日本觀察到的文字改革經驗相關。而近代日本宣揚“國學”者，也試圖減弱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極力批判中文，以此凸顯日文的“優勢”。見王小林《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第59～62頁。雖然黃遵憲只是在其論述日本古今歷史的著作里談及，但他的這一觀點，在清末卻有十分廣泛的認同度。出于向廣大民眾傳播新知，不少士人在各地創辦白話文報刊，以當地所熟悉的口語行文，如《安徽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等皆是。正如在溫州一代興辦各種新式事業的陳虬所言，“吾們中國在地球上面呢，當初也產過多少大圣賢、大豪杰，原算是頭等富強的國度呢！只因吃了文字守舊的虧，遂不覺走到貧弱一路上來?！倍谕茝V符合民眾口語風格的文字之后，“數年之內，吾們黃種四百兆同胞沒有一個不識字，國家自然沒有不富強的。將來好在地球上仍做了第一等文明的國度，好不好么？”⑤陳虬《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載《陳虬集》，胡珠生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413、415頁。

黃遵憲在戊戌前后與梁啟超關系密切，時常向后者談及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并在立言行事上對初出茅廬就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規勸有加，二人往還通信有十萬言以上，是故梁氏頗受其影響。⑥《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趙豐田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45頁。梁啟超在創辦《新民叢報》期間，撰文鼓吹“新民”之道，言論主張風行一時。在這一思路下，他以近代西方，特別是英國社會文化為標準，探討中國長期無“進步”、無“群治”的原因。其中他從語言文字方面入手，認為：

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此例差。列國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衍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后，而必大遠于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衍聲之國，言文?？梢韵嗪?；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后萬流匯沓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描繪之。此無可如何者也。⑦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臺北：文景書局，2011年，第75頁。

以此為標準，梁啟超認為中國文字有三個缺點，首先，因為文與言分，所以新語言出現之后無新名詞匹配，或者舊有名詞無法表達新觀念，導致新思想傳播受到阻礙；其次，中國文言分離，行文用古文，致使一般民眾難以掌握，非耗費許多精力不能掌握閱讀與寫作，這樣許多士人困于尋章摘句之學，不去關注實用性學問；最后，形聲字只需掌握數十個字母，即可閱讀文字，中國文字為象形字，須多熟識數千個常用字，前者使平民大眾皆可閱報紙、操筆札，后者之遺毒讓中國士人苦學數十年而毫無裨益?？傊?，“我國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于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閡，此性靈之浚發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雹倭簡⒊缎旅裾f·論進步》，第75～76頁。

梁啟超所指責的中國文字之缺點，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字為標準，特別是所謂“文言合一”與象形字、形聲字之區別，將當時中國識字率低下、新知傳播不力等現象皆歸罪于此。而在不少人看來，挽救之道，則需效仿代表著文明進步的西方文字。蔡元培希望未來的中國“造了一種新字，又可拼音，又可會意，一學就會；又用著言文一致的文體著書印報，記的是頂新的學理，頂美的風俗，無論那一國的人都歡喜看，又貪著文字的容易學，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學的。從文字上養成思想，又從思想上發到實事?！雹诓淘唷缎履陦簟?，載《蔡元培全集》，高叔平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卷第241頁。他在日記中具體寫道：“名學者，語言文字之學也，凡人類之進化，系乎思想，而思想之進步，系乎語言?！彼?，“語言者，接續思想之記號也，猶不足以垂之久遠，于是有文字，則又語言之記號也?！标P于中國文字，“秦漢以來，治文字不治語言，文字畫一而語言不畫一，于是語言與文學離，則識字之人少，無以促思想之進步矣，于是有志之士，為拼音新字，為白話報，為白話經解，思有以溝通之。然百里異言，又勞象譯，所謂事倍而功半也。宜于初級學堂立官話一科，則拼音新字可行，而解經譯報之屬，可通于全國矣?！雹邸恫淘嗳沼洝?，王世儒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上冊第159頁。在這里，他已經設想舍棄漢語，另造新字。

如果說蔡元培還是在日記里透露關于漢字改革的激進設想，精通經史又向往“激烈”的劉師培則公開撰文鼓吹斯事。他指出中國文字點畫繁多、語義含混、流衍紛亂，究其原因：

蓋言語與文字合，則識字者多；言語與文字離，則識字者少。西人之文字，有古文及本國文之分。古者希臘、拉丁文也，修古學者始習之，而本國之文，則無人不習。此識字者所由多也。若中國所習之文，以典雅為主，而世俗之語，直以淺陋斥之。④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載《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56頁。依劉師培之見，中國的古文好似西方的希臘語及拉丁語，屬于“古”語。在這里他忽略了文藝復興以來各國民間語言的興起與民族國家建立的緊密關系，后者正是要從以拉丁語為一統象征的教會統治之下獨立，這與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情勢大相徑庭。但他未顧及此，而是主張欲革中國文字之弊，需“用俗語”、“造新字”。特別是第二點，“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國所本無，而中國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詞之生，從此始矣。此侯官嚴氏，所以謂中國名新物，無一不誤也。今欲矯此弊，莫若于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雹輨熍唷吨袊淖至鞅渍摗?，載《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李妙根編，第157頁。劉師培不但坐而言，更起而行，在日本期間，他積極介紹十九世紀末期由波蘭人發明的世界語（Esperanto），創辦世界語講習班，希望向中國學子廣泛傳播。清季在日本留學的錢玄同，時常在日記中記下自己去該班聽課的情況。⑥《錢玄同日記》，楊天石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上冊第123～125頁。在頗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劉師培看來，“有習慣之文字，有人為之文字。習慣之文字，猶法律家所謂不成文法典也；人為之文字，猶法律家所謂成文法典也?，F今世界諸邦，文字各殊，均由古代之時，交通未啟，人民不相往來。眾族之民，各本其習慣之語言，創為文字，故其用僅適于一族；及用之他族，則不復適宜。惟人為之文字，則適于各族人民之用。故欲期世界之統一，不得不統一言文。欲期言文之統一，又不得不創人為之文字。所謂人為之文字者，即Esperanto是也?！彼麍孕胖灰ㄟ^宣傳鼓吹，“嗣今而降，必為世界普行之語，則確然無疑”。⑦劉師培《Esperanto詞例通釋》，載《劉申叔遺書補遺》，萬仕國輯校，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下冊第1010、1011頁。

目睹清末大量域外思想學說進入中國，王國維認為：“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币虼?，“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⑧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載《王國維全集》，謝維揚、房鑫亮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卷第126、127頁。而在當時思想主張激進的巴黎無政府主義者們看來，立新必先除舊，他們認為“凡中國極野蠻時代之名物，及不適當之動作詞等，皆可屏諸古物陳列院，僅供國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殘守缺，以備異日作世界進化史者為材料之獵取?！雹帷毒幵熘袊抡Z凡例》，載《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張枬、王忍之編，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第3卷第186頁。版本下同。堅持對中國政教采取決然的否定態度。既然中國文字為中國政教的表現形式，那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前者已無繼續存在的價值。因此他們滿懷肯定地指出：“中國現有文字之不適于用，遲早必廢，稍有翻譯閱歷者，無不能言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矣?！雹佟毒幵熘袊抡Z凡例》，載《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183頁。如果說劉師培一度醉心于世界語，是因為向往無政府主義所刻畫的“天下大同”的遠景，那么在巴黎《新世紀》雜志的作者們看來，與近代西方文明相較，中國政教甚為低劣窳敗，以至于前者的思想與價值難以用陳舊蹩腳的中文呈現出來，所以廢除漢字，勢在必行。就算中國人資質不佳，難以一步登天，掌握世界語，也應編造“中國新語”，作為權宜之計，漸將漢字棄用。

可見，近代中國文字所遭遇的危機，絕非僅是文字本身的良莠，而是體現了在西方勢力的逼迫之下，中國政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語言文字備受質疑，乃是政教危機具體而微的表現。此乃章太炎展開語言文字之學論說的背景，他對斯學的闡釋，很大程度上便是從維護中國政教價值的角度著手。

《社會學》（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

二、語言文字與民族性

語言文字為世人借以溝通表達自己觀念想法的媒介，寰宇各國林立，語言彼此不同。在章太炎看來，“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于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雹谡绿住蹲允鰧W術次第》，載《菿漢三言》，虞云國整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196頁。這一認識，與他當時對民族主義的宣揚息息相關。章太炎指出：“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雹壅绿住恶g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冊第176頁。版本下同。而關于如何界定“民族”，他堅持“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④同上。第4冊第176頁。強調一個民族的形成，乃是隨著歷史的演進，居于一地之人通過彼此的交流與了解，有了共通的群體意識，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因此形成民族，及至近代，遂以在延續共同體的基礎之上以建立民族國家為奮斗目標?！懊裰獓?，其亦夫有奮心，諦觀益習，以趨一致。如是，則向之隔閡者，為之瓦解，猶決涇流之細水，而放之天池也?！雹菡绿住丁瓷鐣ㄔ彙瞪虄丁?，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49頁。在此前提之下，“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于動物?！雹拚绿住队《热酥搰狻?，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83頁。本此見解，他視語言文字為中國政教的重要象征，在致力于“用國粹激動種性”之時，他強調：“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雹哒绿住墩撜Z言文字之學》，載《章太炎演講集》，第9頁。

關于作為“歷史”之一的語言文字，一九○六年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說：

更有一事，是從來小學家所未說的，因為造字時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沒有的字，獨是隸書有的；有漢時隸書沒有的字，獨是《玉篇》、《廣韻》有的；有《玉篇》、《廣韻》沒有的字，獨是《集韻》、《類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見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說文》兄、弟兩字，都是轉注，并非本義，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還沒有兄弟的名稱。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與那父字，都是從手執杖，就可見古人造字的時代，專是家族政體，父權君權，并無差別。其馀此類，一時不能盡說。發明這種學問，也是社會學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學，史書所記，斷斷不能盡的。①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載《章太炎演講集》，第6頁。

章太炎在清末對社會學極為關注，與人合譯《斯賓塞爾文集》、又翻譯日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會學》，在重訂本《訄書》中，他征引或轉述過的社會學理論甚夥，并一度非常仰慕積極引介社會學的嚴復，自認堪比“嵇康之遇孫登”。②章太炎《與夏曾佑》，載《章太炎書信集》，馬勇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頁。在這里，他認為文字與社會演進關系緊密，通過考察每一個漢字形體的變遷，可以明晰當時的社會狀況，“推見事物建置的先后”。他在《官制索隱》一文里，通過考釋相關文字的本義與衍生義，論述上古時代天子宮殿位于山中，便是在借分析文字推測古史。③章太炎《官制索隱》，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第82～86頁。

值得注意的是，與章太炎相似，劉師培在清末也頗熱衷于通過文字演變證明“社會原理”。在《小學發微》一文里，他以文字繁簡，窺測進化深淺，章太炎稱贊此文“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并視劉氏為討論斯學的同志。④章太炎《與劉光漢書》，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49頁。不過在劉師培看來，產生于近代歐洲的社會學，“凡治化進退之由來，民體合離之端委，均執一以驗百，援始以驗終，使治其學者，克推記古今遷變，窮會通之理，以證宇宙所同然”。因此，“欲社會學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為左驗”。具體言之，“察文字所從之形，一也；窮文字得訓之始，二也；一字數義，求其引伸之故，三也。三例既明，而中土文字，古誼畢呈，用以證明社會學，則言皆有物，迥異蹈虛。此則中土學術之有益于世者也?！雹輲熍啵▌熍啵墩撝型廖淖钟幸嬗谑馈?，載《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33、35頁。質言之，中國文字的價值，乃是附屬于社會學之中，考論前者流變之跡，是為了證明后者具有普世性，而非通過研究中國文字本身，能呈現出中國政教獨特的價值。反觀章太炎，他在一九○六年之后，開始反思西學是否具有普世性，認識到人文萬象不同于自然，不能根據某地學說來評價、定義四海之內的歷史與文化，否則不但削足適履，甚至造成媚外心理。⑥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7頁。因此他雖然依舊借語言文字考證中國上古史事，但其出發點是證明中國政教獨特的發展道路，總結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⑦這一思路下的典型代表作，便是《檢論》中的《易論》。這在治學出發點上，已與昔日的革命同志劉師培截然不同。

在精通西學的嚴復看來，“夫將興之國，誠必取其國語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時，其于外國之語言，且有相資之益焉”。是故“居今日而言教育，使西學不足治，西史不足讀，則亦已矣。使西學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讀，則術之最簡而徑者，固莫若先通其語言文學，而為之始基”。更有甚者，“夫公理者，人類之所同也。至于其時，所謂學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舊之名，將皆無有”。⑧嚴復《〈英文漢詁〉巵言》，載《嚴復集》，王栻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冊第155、156頁。在急于獲取新知的狀態下，他勸當時的有識之士應主動學習外語，所謂“公理”，置諸在清末的語境里，基本上也多指西方的思想學術。相形之下，中國語言文字的地位每下愈況。高鳳謙指出，中國文字多為“美術之文字”，實用價值有限，長期浸淫其中，導致中國“人材消歇，百業不舉”，欲救此弊，須扭轉觀念，提倡“應用之文字”，擺脫中國文字造成的“重文之風”。⑨高鳳謙《論偏重文字之害》，載《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11～13頁。

針對這一風氣，章太炎強調，中國語言文字展現本國民眾獨具的思想與情感，這一點任何他邦文字皆不能替代：

文辭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美，能動感情。兩宋以后，小學漸衰，一切名詞術語，都是亂攪亂用，也沒有絲毫可以動人之處。究竟甚么國土的人，必看甚么國土的文，方覺有趣。像他們希臘、梨俱的詩，不知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優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上W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⑩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章太炎演講集》，第6～7頁。

閱讀本國文字書寫的文學作品，與閱讀域外之作，在章太炎看來內心感覺并不相同。這是因為本國文字表達了本國特有的情感，乃民族性之呈現，借助綿延不絕的文字代代相傳，能夠引起后世之人的強烈共鳴。在討論中國古代詩歌之時，章太炎認為上古詩歌“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慨之士擅焉”。他強調只要發于至誠，為真情實感的流露，那么中國文字能表達廣大民眾的心聲：

夫致命遂志，與金鼓之節相依。是故史傳所記，文辭陵厲，精爽不沬者，若荊軻、項羽、李陵、魏武、劉琨之倫，非奇材劍客，則命世之將帥也。由商、周以訖六代，其民自貴，感物以形于聲，余怒未渫，雖文儒弱婦，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賢材，言辭溫厚，而蹈厲之氣存焉。①《國故論衡·辨詩》，第88頁。在章氏看來，上古時代中國猶有尚武之風，民多慷慨激昂之氣，言為心聲，因而詩歌多蹈厲奮發之氣，這一點并無階層之別，中國文字作為一種抒發民眾情感的民族語言，在這里體現得至為明顯。后代文辭衰微，一方面由于文字遠離民眾性情，辭氣流于虛偽；另一方面由于小學窳劣，文字使用凌亂雜蕪，這樣才以一種毫無生氣的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與《新世紀》雜志諸人辯論中國不能使用萬國新語時，章太炎對中文作為一種民族性語言進行更為深入的闡釋。在鼓吹萬國新語者看來，中國文字以象形字，較之西洋文字以字母為主，已屬落伍，加之域外思想日新月異，中文沾染中國政教保守、落后的特點，難以跟上時代步伐，不能傳遞新思想。既然先進國家都已漸漸開始推廣萬國新語，那么作為文明后進的中國，更不能自外于此。針對這些論調，章太炎撰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回應。他指出，萬國新語本以歐洲文字為標準，代表歐洲文明諸特征，而世界上猶有其他文明存焉，并非前者至高獨尊。正所謂“風律不同，視五土之宜，以分其剛柔侈斂。是故吹萬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雖大巧莫能齊也”。各國文字反應各國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不能強制性的以某一地域的文字為標準來取消差異，整齊劃一。至于識字率的高低，主要在于該國是否實行強迫教育，而非和語言文字本身的良莠有關，所以對待這一問題，不可如此魯莽滅裂。②《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53～354頁。

具體到中國的語言文字，章太炎強調它的形成與流變，古今一脈相承，其間的轉折變化，皆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漢字的代代相傳，象征著中國政教的延續與發展。因此他指出：

今世語言，本由古言轉蛻，音聲流衍，或有小殊，而詞氣皆如舊貫。今人讀周、秦、兩漢之書，惟通小學者，為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語異，聲氣漸差，故非式古訓者，莫能理董，其詞氣固非有異也。魏、晉以降，略曉文學者，能讀之矣。里言小說，但識俗字者，能讀之矣。自宋以降，略識助字者，能讀之矣。是無他，詞氣本同，故通曉為易耳。今若恣情變亂，以譯萬國新語則易，以讀舊有之典籍則難。凡諸史傳文辭，向日視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閡。語言之用，以譯他國語為急耶？抑以解吾固有之書為急耶？彼將曰：“史傳者，蒿里死人之遺事；文辭者，無益民用之浮言。雖悉棄捐可也?！辈晃蛉祟愃援慀B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耳，何為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于改良社會哉？縱令先民典記，非資生之急務，契券簿錄，為今人所必用者，亦可瞀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婦孺之間，縱未涉學，但略識千許字，則里言小說，猶可資以為樂。一從轉變，將《水滸傳》、《儒林外史》諸書，且難卒讀，而歡愉自此喪，憤郁自此生矣！彼本意以漢文難了，故欲量為革更，及革更之，令讀書者轉難于昔，甚矣其果于崇拜歐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弁?，第367～368頁。

章太炎堅持，語言文字的首要任務，在于能借助它來了解本國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具有浩瀚豐富的典籍，此乃中國政教的結晶，正因為中文古今一脈相承，因而只要習小學、明訓詁，即能閱讀古書，將其中所表達的思想與情感一代一代相傳下去。只有在充分繼承過去歷史積淀的基礎上，才能開新創造。漢語不只為文人學士所獨擅，而是傳遞并呈現了廣大中國民眾的喜怒哀樂，為日常生活中處處不可缺少之物。提倡萬國新語者由于歆羨近代西方文明，遂東施效顰，急于在語言文字上模仿后者，而不顧中國文化共同體本身的傳承與發展，甚至抱以鄙夷的態度，此乃本末倒置。

猶有進者，鼓吹萬國新語者認為中國文字可以用前者翻譯，且意涵清晰明確，在廣泛推廣之后，溝通與交流并無障礙。但在章太炎看來，中國特定的思想觀念產生于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實踐之中，必須用中文方能清楚表達，難以與其他語言互譯。對此，他說道：“杜爾斯兌氏言：中國‘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譯。夫不能譯者，非絕無擬議之詞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淺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語以相比況，將何以宣達職志，條鬯性情？此蓋悲一‘道’字而已，其用于屈伸取舍者，某宣教師亦為余言：漢語有獨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舉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擁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后曰拕，兩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儋，并力同舉曰臺，獨力引重曰扛，如是別名，則他國所無也。今自廢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掍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①《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56～357頁。本來中文具有復雜的詞匯，代表不同的意涵，如若以萬國新語替代，那么許多觀念與行為將難以表達，反而會造成詞匯的枯竭。不特此也，文學作品為民族情感的流露，中文的音韻特點，使得中國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節奏句度”，以此感人至深，引起共鳴。如果不顧及此，以其他語言翻譯，則“本為諧韻，轉之則無韻；本為雙聲，轉之則異聲；本以數音成語，轉之則音節冗長，失其同律”，造成“杜絕文學，歸于樸僿”的境地。②同上。第358頁。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光緒三十四年《民報》第21號）

在這里，章太炎通過反駁鼓吹萬國新語者的理由來闡釋中國語言文字體現了中國的民族性。不過他的這些主張，并不能說服醉心于萬國新語者。吳稚暉堅持認為“語言文字，止為理道之筌蹄，象數之符號”，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其并無民族性存焉。萬國新語“根希臘、拉丁之雅，故詳審參酌，始每字能刪各國之不同，以定其精當之一”。正因為它象征著普世性的“公理”，消除世界各地的差異性，“潮流”所趨，中國人學習萬國新語，“無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一若今之珍視英德法語”。反之，“中國人守其中國文，尤格格與世界不相入”。因為中國語言文字乃是“古世椎輪大輅、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蠻無統之古音”，所以章太炎強調的中文所代表的中國獨特的觀念與實踐，在這里將顯得無足輕重。如章氏所舉的“道”字，在吳稚暉看來，“其意義為野蠻無意識之混合，絕無存立之價值，故亦無需為之密求其意味”。③吳稚暉《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后》，載《吳稚暉先生全集》，羅家倫、黃季陸主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年，卷5第39～43頁。

面對這番論調，章太炎復撰文申論。他警告鼓吹萬國新語會導致“民無感懷邦族之心”，因為“民族區分，舍語言則無以自見”。④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語言文字絕非僅為交流與溝通的工具，而是帶有強烈的民族性。具體言之，

創造文字，復與科學異撰。萬物之受人宰制者，縱為科學所能齊。至于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言語文字亦不可齊……社會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語言各含國性以成名，故約定俗成則不易。①《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在章太炎眼中，近代中國最主要的任務為最大程度上的團結全體國民，“今外有強敵以乘吾隙，思同德協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則曰以四百兆人為一族，而無問其氏姓世系”，②《〈社會通詮〉商兌》，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48頁。以此抵御外辱，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挽救清末以來中國政教的危機。在此基礎上，語言文字乃是維系全民情感與認同的重要紐帶，它首先是為本國人所用，而非以外人是否感覺便利為前提。與他國交流的基礎是先熟識本國語言文字，語言差異性不存在，也就取消了語言的主體，因為語言是主體自身的表達方式。③汪暉《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51～52頁。所以他強調：“一國之有語言，固以自為，非為他人”，語言文字“所以旃表國民之性情節族”。中國典籍用中文書寫，代表中國數千年政教體系的精華，假若中文一旦被棄若糞土，“以冠帶之民，撥棄雅素，舉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么中國政教也將灰飛煙滅，“漢土人心故渙散”，甚至最終導致“臣妾于歐洲”。④《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章太炎在當時與吳稚暉關系極為不恰，他的鑿鑿之言，自然不能讓后者信服。吳氏依然聲稱：“語文非一種，則吾人但擇其有用而易能者用之斯可矣。奚必問其創自何人，行自何國，而軒輊之，徒為倉頡史籀作忠狗哉?！雹輩侵蓵煛吨嚤佟?，載《吳稚暉先生全集》，卷5第71頁。而關于中國文字與民族國家建立之間的關系，章太炎在其他論著里進一步強調：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誠有以。蓋自軒轅以來，經略萬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讀雖明，語則難曉。今以六書為貫，字各歸部，雖北極漁陽，南暨儋耳，吐言難諭，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⑥《國故論衡·小學略說》，第8頁。

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一方面需要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繼承擁有數千年歷史之久的中華政教。因此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遂凸顯出來。由于具有統一的書寫形式，中國各地民眾能夠有效地相互往來交流，這對維系國家統一助益極大。而文字中所表現的觀念，更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共通之物，如此雖身處胡越，但宛若一家，避免了因言語不通而導致溝通隔閡，更有甚者，分裂之念于是焉出。章太炎苦心焦慮地闡釋語言文字與中國政教緊密相連，其現實關懷即在于此。

三、語言文字緣起、轉注與假借的意義

章太炎在自定年譜中回憶清末的治學經歷：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自三十九歲亡命日本，提獎光復，未嘗廢學。東國佛藏易致，購得讀之，其思益深。始治小學音韻，遍覽清世大師著撰，猶謂未至。久乃專讀大徐原本，日繙數頁，至十馀周。以《說解》正文比校，疑義冰釋。先后成《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三書，又為《國故論衡》、《齊物論釋》，《訄書》亦多所修治矣。⑦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前文談到，章太炎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闡釋，是從中國政教的整體角度展開的。那么，中國語言文字重要性的確立，就必須將其建立在一套較為完整的、言之成理的自身淵源流變原理基礎之上。這是他目睹近代中國世變而產生的“憂患”之學，他所以感到清代樸學論著猶有未盡之處的原因也在于此。如此這般，方能更為系統性地凸顯它作為民族性語言的獨特性，回應近代以來源于西方對中文的種種不實的扭曲之論，真正做到“庶使夏聲不墮”。⑧章太炎《國故論衡·正言論》，第44頁。

在東京國學講習會的講稿中，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時，專門探討語言的緣起，后來這一部分經過他修改之后，以《語言緣起說》為名，收入《國故論衡》一書之中。他指出：“語言者，不馮虛起。呼馬而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稱也，諸言語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則可睹矣?！雹帷秶收摵狻ふZ言緣起說》，第31頁。語言的產生，是在接觸到具體的實物之后，可見語言與社會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感受到具體的形象之后，隨著人們思維方式的發展，隨后便能用詞語形容世間萬物的屬性。所以“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語惟以表實，而德業之名為后起”，⑩同上。進一步而言，“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觸受。觸受之噩異者，動蕩視聽，?；鬅善?，則必與之特異之名”。①《國故論衡·語言緣起說》，第32頁。人們對于事物的命名，與對后者的感觀有關。若為非同尋常之物，因稀于一見，故備受關注，冠之以“特異之名”。反之，若“形體相似，耦俱無猜，目無異視，耳無異聽，心無異感，則不能與之特異之名，故以發聲命之則止”。②同上。章氏以古人對周邊民族的命名為例，對于異種殊族，生活習慣與中原地區不同，故因彼此隔閡而冠以惡名，后來借之泛稱新的民族，名詞的演變，見證了古代華夷交匯沖突的歷史。職是之故，“語言之分，由觸受順違而起也”。③同上，第33頁。

在《國故論衡》的《原名》篇里，章太炎復從哲學的角度，進一步分析語言中名詞的起源。他借助荀子所說的“散名”，④荀子在晚周諸子當中，對“名”的緣起與變化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觸及語言發展過程中固定性與穩定性的統一（參見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頁）。章太炎之“尊荀”，在從哲學角度討論名詞問題上，顯現得尤為明顯。指出名詞“約定俗成則不易，可以期命萬物者，惟散名為要，其他乃與法制推移”。在此前提之下，“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終于思。領納之謂受，受非愛憎不箸；取像之謂想，想非呼召不征；造作之謂思，思非動變不形?！雹荨秶收摵狻ぴ?，第118頁?？梢娫谒磥?，作為主體實踐的“受”，即感覺，是名詞產生的第一步，然后再經由抽象思維的總結歸納，最終成為確定的概念。在這一系列過程里，“想隨于受，名役于想”。⑥同上。而名詞的意義在于保存人們經由各種活動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思想，“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無所仰于名矣。此名之所以存也”。⑦同上，第119頁總之，依章太炎之見，“名”的產生與傳承，和在具體空間內活動的人之實踐與思考緊密相連。此外，在《檢論》當中，收錄了一篇《造字緣起說》，章太炎指出，世人相傳的倉頡造字，實則在他之前，“民亦畫地成形，自為徽契”，因此“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倉頡的功績在于“始整齊劃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箸形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而倉頡之后，又經歷許多次改良字體，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建立，“李斯又以秦文同之”，經過如是沿革，文字最終定型，于是“萬民易察，百官得治”。⑧章太炎《檢論·造字緣起說》，載《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395頁。文字的產生，與中國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形成相伴，是不同時代人們共同智慧的結晶。

根據章太炎對語言文字緣起的論述，中國語言文字產生在中國這一特定的空間之下，⑨當然，這一空間的范圍在不同時代大小不同，但主體并未經過大范圍的變動遷徙。人們經過長期的實踐，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通過思考，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用以描述周遭環境的符號系統，隨著歷史變遷，它記錄并傳承作為人們社會經驗之結晶的思想觀念，久經積累，形成獨特的政教體系。中國文字的寶貴，即在于起到了文化載體的作用，若無此，則“所受者逝，其想亦逝”，中國政教體系宛如筑于沙上之塔，難以經受歲月的風霜。在中國古代，關于語言文字的起源，多將其歸功于古圣先賢的制作，雖然也涉及后者作為實踐主體在制作文字過程中“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⑩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頁。但由于古今異世，前人并未將其理論化，也沒有與整個文化的產生與傳承相結合。在近代中國政教遭受巨大危機的時刻，章太炎的這番闡釋，提出一套較為完整的語言文字演生理論，論證了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要性。

除了語言文字的起源方面，章太炎還試圖總結文字的發展變化規律。在回顧自己治學心路時，他說道：“在東閑暇，嘗取二徐原本，讀十馀過，乃知戴、段而言轉注，猶有泛濫，繇專取同訓，不顧聲音之異。于是類其音訓，凡說解大同，而又同韻或雙聲得轉者，則歸之于轉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謂引伸之義也。轉復審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為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語，字雖轉緐，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自述學術次第》，載《菿漢三言》，第196頁。在這里，他談及自己在充分吸收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對古代“六書”當中的“轉注”與“假借”，進行了新的闡釋。

之所以如此，依筆者之見，與章太炎對文字繁簡與世運興衰的思考有關。他在戊戌年間與人合譯《斯賓塞爾文集》，其中言及“辭氣既備，人始得以言道意。大抵語言文字之變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國所以表四海者，其以此夫”。?曾廣銓采譯、章太炎筆述《斯賓塞爾文集》，載《章太炎全集·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頁。章氏受此啟發，特撰《訂文》，收錄于《訄書》當中。他指出：“名實惑眩，將為之別異，而假蹄迒以為文字。然則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則文以益繁，亦勢自然也?！被诖?，“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晉，雖欲文之不孟晉，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為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啙偷，雖欲文之不啙偷，不可得也”。①章太炎《訄書·訂文》，載《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4頁。以此為標準，章太炎考察中國歷史上文字增減之變化。他認為上古之時，文字繁多，北宋以降，由于中國國勢愈衰，文字數量大為減少，除去常用的數千字，其他上古所遺的文字“則視以為腐木敗革也已矣”。因此，“以神州之廣，庶事之博，而以佐治者廑是，其庸得不澶漫掍殽，使政令逡巡以日廢也？”章太炎呼吁：“孟晉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舉者，循而摭之。故無其名，今匱于用者，則自我作之?！雹谕?。

隨著章太炎進一步研究中國小學，他開始嘗試從中國語言文字內部規律中尋找文字創造與衍生的法則，這樣可以間接解答自己先前對文字多少與世運興衰的關系之思考。在東京國學講習會講授語言文字之學時，章太炎認為“轉注”與“假借”皆為“用字之法”。③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第6頁。后來大概覺得所論未確，在《國故論衡》一書里，他又收錄了《轉注假借說》一文，專門討論二者與文字繁衍的關系。在《說文解字敘》里，許慎認為：“轉注者，建首一類，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薄凹俳枵?，本無其字，依聲讬事，令長是也?！焙笫缹Χ叩年U釋，形成了許多不同觀點，彼此之間差異極大，甚至遠離《說文》的本意。④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5～108頁。而章太炎的解釋則是：

余以轉注、假借，悉為造字之則。泛稱同訓者，后人亦得名轉注，非六書之轉注也。同聲通用者，后人雖通號假借，非六書之假借也。蓋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迤，則為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繁，即又為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為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⑤《國故論衡·轉注假借說》，第36頁。

《國故論衡·轉注假借說》（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在他看來，轉注與假借為文字產生之后，用以駕馭文字增減的兩項原則。前者在同一詞根上派生若干新詞以表達新義，后者借用舊有的字或詞來賦予新的意涵，不須再造新字。如此一來，“轉注者，繁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⑥同上，第39頁。與之相似，章太炎的《文始》一書，也正是以聲韻分類，著眼于文字的孳乳，探尋漢字的演變規律。對于章氏轉注假借理論的意義，他的再傳弟子陸宗達曾言：

轉注和假借，是又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漢字按照這個規律發展變化著，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假借而無轉注，則一字多義、字同詞異的現象就會大量存在，影響文字的使用、思想的交流；只有轉注而無假借，則字數繁衍，毫無節制，又增加辨識、書寫的困難。只有二者并行，此消彼長，才能使漢字字數長久保持相對的平衡。①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63頁。

如此一來，關于文字多少與世運興衰之間就不是如此簡單的正比例關系。中國文字有一套控制文字增減的法則，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充分認識文字的發展與流變。

關于轉注與假借的意義，章太炎晚年在蘇州章氏國學會講學時進一步展開說明。他指出：“轉注云者，當兼聲講，不僅以形義言。所謂‘同意相受’者，義相近也。所謂‘建類一首’者，同一語原之謂也……造字之初，本各地同時并舉，太史采集異文，各地兼收，欲通四方之語，故立轉注一項。是可知轉注之義，實與方言有關?！闭蛴写撕x，是故“音雖不同，而有通轉之理?！吨芏Y·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瞽不能書，審音則準。史者史官，職主記載?！I書名’者，汙、潢彼此不同，諭以通彼此之意也?！犅曇簟?，聽其異而知其同也。汪、汙、潢、湖，聲雖不同，而有轉變之理，說明其理，在先解聲音耳。如此，則四方之語可曉。否則，逾一地、越一國，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識矣。六書之有轉注，義即在此?！笨傊?，“轉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關鍵。使全國語言，彼此相喻，不統一而自統一，轉注之功也”。②章太炎《小學略說（上）》，載《章太炎演講集》，第464、466頁。關于假借，章太炎認為“：假借之與轉注，正如算術中之正負數。有轉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痹诖嘶A之上，“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號；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皆‘本無其字，依聲讬事’也?！逼湟饬x在于“有此三者，文字不必盡造，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要之《說文》只九千字，《倉頡篇》殆不過三千字，周、秦間文化已啟，何以三千字已足？蓋雖字僅三千，其用則不止三千，一字包多義，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雹弁?，第466～468頁。

前文談到，章太炎極力堅持中國語言文字作為一種民族性語言，起到維系廣土眾民的大一統國家之穩定的作用。在這里，他對轉注的闡釋，便進一步論證了這一點。有了轉注，那么各地讀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達，使各地民眾有了彼此溝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義在于執簡馭繁，能讓有限的漢字表達更多的意涵，這樣有助于文化的普及。在這里，章太炎已不再執著于文字愈多，世道愈進，而是通過探索中國文字的衍生規律，展現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特點。正如論者所言，章太炎試圖借助語言文字之學展開應對時代危機的路徑，傳統小學在他這里獲得了方法論的意義，堪稱以復古為創新。④陜慶《以“文”立“國性”：論章太炎的“文學”、“國學”觀及其時代性思想意義（1900—1910）》，第59頁。順帶一提的是，在章太炎曾經的革命同志與論學契友劉師培那里，轉注與假借被視作造成中國文字“流弊”的禍首之一。前者致使中文意涵混淆重復，后者引申過度，本意盡失。在他看來，“西人之釋文字者，皆用界說。界說者，所以限一字所涵之義也?！毕啾戎?，中文由于沒有類乎“西人”的“界說”，因此高下立判。⑤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載《劉師培辛亥前文選》，第155～156頁。很明顯，他是在用近代西方語言學去衡量中國文字的造字規律，遇到方枘圓鑿之處，便視作中文本身的缺點，這種思考方式雖與章太炎大相徑庭，但反而更能凸顯后者學說的特色與意義。

四、整齊方言之道

康有為在早年所撰的經世之作《教學通義》當中，曾探討語言問題：“凡以言語為用，必有定名，天下同一，而后可行?？鬃诱?，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散名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后儒傳學，名歸于一，故知方言之書，非治國所宜有也。治者所以治不齊者，而使之齊也。具言達名，施行聽受，使天下一齊，則周行九州莫不通曉。譬如今所謂正音，官話也。天下皆依于正音之名，而絕其方言，則莫不通矣?！雹蘅涤袨椤督虒W通義·言語》，載《康有為全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集第54頁。版本下同。他稱贊雍正年間在福建、廣東一帶設立正音館以教授官話之舉，堪稱“王者整齊民風之政也”。⑦同上，第56頁。后來康有為因戊戌之變出亡，周游世界各國，寫下很多關于所到之處的歷史與現狀的論著。其中他指出十九世紀以來奧地利之所以國力不及普魯士，由于后者語言統一，“全德只有四種言語，今亦人人漸皆通普魯士語矣”。他于是反思：“全地中，國至大、人至多而語言文字一致，歷史、風俗、教化一致者，惟我中國為最矣。蓋數千年大一統之效也。閩、廣少異，不過音轉。將來鐵路通，學校皆教正音，不二十年更無少歧矣?！雹佟度斩馗锟肌?，《康有為全集》，第8集第257頁。在康氏看來，整齊各地方言是國家走向統一富強的重要標志。

自從立志于排滿革命之后，章太炎在政治立場與經學主張上與康有為宛若冰炭。但在方言問題上，康、章二人卻有相似的看法。在重訂本《訄書》當中，章太炎收錄了《方言》一文，他討論中國各地方言的變遷，認為“南音獨進化完具”，因此“齊州之音，以夏、楚為正，與河衛絕殊”。在文字相同的基礎上，“欲通其口語，當正以秦、蜀、楚、漢之聲。然勢不舍徑而趣回曲，觀于水地，異時夏口之鐵道，南走廣州，北走盧溝橋，東西本其中道也，即四鄉皆午貫于是”。②《訄書·方言》（重訂本），載《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204～207頁。在這里，他強調荊楚一代口音為“正音”，與他對來自北方的清廷的強烈反感，以及視武昌為未來新政府的理想首都有關。

之后隨著對中國語言更為深入的研究，以及借鑒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國家研究方言、統一國語的歷史經驗，章太炎不再簡單地以某一地區語言作為標準，借此別良莠，摒棄其他地域方言。一九○六年他致信劉師培談及語言問題：

仆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若山東人自稱侉子，侉從夸聲，本即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為種名也。廬州鄙人謂都市居民為奤子，奤從大聲，《說文》云：“大者，人也?！币喙耪Z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壅绿住侗缗c劉光漢書》，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158頁。

在章太炎看來，中國的“鄉土異言”，其中包含了極多“古字古音”，整齊方言，統一語言，應充分考求方言，在此基礎之上，方能“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他的這一看法，與時人對待方言的態度極不相同。前文談到，近代中國語言文字面臨極大危機。憂時之士認為由于中國方言的存在，“文字遞演而愈艱深，即語言遞演而愈歧異。古與今之俗諺不同，南與北之方音迥異。言學術者，治文字之不給，何暇復治語言。是故啁哳支離，聽其自至。若閩之漳泉，粵之惠潮，浙之溫處，皖之徽寧，口耳之治，難于諳悉。是以百方俗語，依聲定字，足使名稱乖亂，倫物混淆。此又因語言之失治，而災及于文字。而文字之于四方，遂不可以律例施矣?！雹軓堹Q齡《文弊篇》，載《晚清文選》，鄭振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04頁。而解決之道，或是像康有為那樣鼓吹借助官方力量推廣“正音”讓方言消亡，或是一些地方士人根據地方方言發音嘗試設計的新字新詞，以此來向當地民眾普及知識。如章太炎的好友宋恕，就以溫州一帶方言為基礎，制作“宋平子新字”。⑤宋恕《宋平子新字》，載《宋恕集》，胡珠生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上冊第437～445頁。

在晚清的民族主義語境里，時人認為“凡可以為國民之資格者，則必其思想同，風俗同，語言文字同，患難共其同也。根之于歷史，胎之于風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種特別的固結不可解之精神?！雹抻嘁弧睹褡逯髁x論》，載《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載張枬、王忍之編，第1卷下冊第487頁。既如此，則語言文字必須根植于廣大民眾的歷史記憶與傳承之中。而所謂“正音”，正如古代的“雅言”一樣，皆為統治者所居之地的語言，“諷誦《詩》、《書》，臚傳典禮，則其言必一出于雅正”，⑦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載《章太炎演講集》，第11頁。此乃權力的象征，以此來推行于全國，將會使地方上的語言日漸消亡，在這一整合語言的過程中，民眾將無任何發言權，任由政治權力的宰制。另一方面，以各地方言為標準造字造詞，這固然有助于本地的啟蒙教育，但行之日久，會進一步加深不同方言區之間的隔閡，本來就為人所詬病的方言，將愈發成為凝聚國民心理，構建具有統一語言的民族國家的障礙。

關于小學的研究方法，章太炎認為局限于字形與字義，不足以洞察語言文字之本。在他看來，“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于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⑧《國故論衡·小學略說》，第9頁。這一從音韻入手研究語言文字的觀點，在他考索各地方言之時體現得至為明顯。他的《新方言》一書，便是以精深的音韻學基礎，揭示中國各地古今方言的流變。他總結相關文字在傳世經傳中與在不同地域里讀音的異同，將中國各地方言變化的原因總結為六條規律：“一字二音，莫知其正”、“一語二字，聲近相亂”、“就聲為訓，皮傅失根”、“馀音重語，迷誤語根”、“音訓互異，凌雜難曉”、“總別不同，假借相貿”。強調“明斯六例，經以音變，諸州國殊言詰詘者，雖未盡憭，儻得模略，足以聰聽知原”。①《新方言序》，載《章太炎全集》，第7冊第4～5頁。關于撰寫此書的意義，章太炎指出：

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敫然如析符之復合，斯為貴也。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為……不知其術，雖家人簟席間造次談論，且弗能自證其故。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語言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尚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于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于冠帶之倫，何有于問學乎？②《新方言序》，載《章太炎全集》，第7冊第4～5頁。

依章氏之見，考索方言不在于去糾纏以為大多數人所常用的俗語，而應通過古籍與各地現存的方言互證，探尋存于各地方言之中的古語。他自言：“余少窺揚、許之學，好尚論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慮，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紬殊語，征之古音，稍稍得其鰓理?！彼粲踝x者：“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于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雹邸缎路窖孕颉?，載《章太炎全集》，第7冊第4～5頁。在與鐘正楙談及董理方言的心路時，章太炎說此舉乃是“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苓落，必有與立。蓋聞意大利之興也，在習羅馬古文，七八百歲而后建國，然則光復舊物，豈旦莫事哉！在使國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雹苷绿住杜c鐘正楙》，載《章太炎書信集》，第250頁。章氏門生黃侃也稱贊乃師此書“博諏代語，曲明聲類，令古文隱義，悉得符驗。于茲閭巷猥佌、文士不道之言，本之皆合于《說文》、《爾雅》。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諭之詞，視而可識。將以同古今之臭味，濟文辭之衰變，正書名之謬誤，成天下之亹亹?！雹蔹S侃《后序二》，載《章太炎全集》，第7冊第150頁。

章太炎的方言理論所凸顯的一個重點即是，中國各地的方言，雖然發音歧異，但都留存了古代經籍中的字音，展現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風俗多樣的共同體長期延續、統一的歷史事實在語言文字上所刻下的印記。⑥陜慶《以“文”立“國性”：論章太炎的“文學”、“國學”觀及其時代性思想意義（1900-1910）》，第72頁。此外，若將方言視為地方民間文化的代表，如此緊密關系，也就證明了中國文明是上層與下層共同所塑造?！把叛浴迸c“方言”絕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與之相似，正如論者所言，在文學史的論述上，章太炎將“夏音”與各地之音協調并兼，充分重視地方的文學資源，以不齊為齊，包羅于中國文化的譜系之內。⑦吉田薰《章太炎與“夏音”》，《魯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第62頁。因此，既然各地方言含有如此豐厚的“古層”，那么作為民族國家重要任務之一的整齊各地方言就不只是官方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作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殊方之語亦融入其中，使用各自方言的民眾，他們也是未來中國產生統一語言的貢獻者，這是一項全民參與的事業。不但使未來的統一語言更符合中國作為共同體長期延續、多元發展的歷史基礎，也能團結凝聚大多數使用這一語言的億兆國民，“使國性不醨”。雖然按照當時的教育普及程度，“身在隴畝”者未必真讀得懂行文古奧的《新方言》，且當時嚴峻的革命形勢，讓章太炎看不到近期能實踐這一理論的可能性，但他立論之時，始終著眼于發掘民間語言因素。

章太炎方言理論的另一著眼點，便是回應近代以來呼聲日盛的“文言合一”。當時日本人創建“漢字統一會”，張之洞、端方等人亦起而附和。章太炎批評：“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為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為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間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征，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為典則耶？”⑧章太炎《論漢字統一會》，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33頁。同時他發布告白，向海內征求方言：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后編為典語，旁行通國，斯為得之。⑨章太炎《博征海內方言告白》，轉引自《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湯志鈞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上冊第154頁。

在近代抨擊中國語言文字的人士那里，“文”與“言”相分離乃是中國文字的重要弊病。他們認為民眾日常所說的話語與士大夫筆之于書者差異極大，這樣造成文字難以普及，嚴重阻礙知識向民間傳播。所謂“文言合一”，在許多人眼里即力圖使書面語言與日?？谡Z相吻合，而在更為激進者如《新世紀》作者群看來，真正的“文言合一”，應是跟隨“時代潮流”，廢除漢字，代以拼音文字，最終讓全體中國人接受萬國新語。

反觀章太炎，他并不反對在未來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施行“文言合一”，只是“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學日窳”。①《國故論衡·正言論》，第44頁。在他看來，“文”與“言”的關系，絕非如是簡單，許多經籍所言之故訓，以變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各地方言雖然發音不盡一致，但彼此語根并無差別。在這樣的論述里，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維系了經籍與民間語言之間、不同地域方言之間的平等與統一，將以方言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之中，這與章太炎齊物哲學中的“不齊而齊”之理想若合符契。因此他強調：

故訓衰微，留者可寶，此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長……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為磔格，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為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為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②《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356頁。

在這里，“調均殊語，以為一家”，其意義已不僅僅是整齊方言本身，更堪稱傳承歷史文化，構建統一的民族國家重要助益。

《新方言》（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結語

正如姜義華老師所言，“中華文明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他至少已經延續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然而“近代以來，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所面臨的是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的空前嚴峻的挑戰。這一嚴峻的外部挑戰又常常和內部日益激化的矛盾沖突互相交織在一起，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到了幾千年來所從未遭遇過的最危險的關頭”。③姜義華《中華文明的根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頁。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中國的語言文字也遭受到了極大的危機，近代西方思想家對之極為卑視，其論調通過來華傳教士的渲染，影響到許多思考中國衰敗之由的中國士人。一時間，各種批評中國語言文字，甚至主張廢除漢字的言論甚囂塵上，它儼然成為致使時局敗壞的根源之一。

面對如斯情形，以保存并光大國學為己任的章太炎產生了極強的危機意識，他將語言文字視為維系中國政教體系的重要一環，語言文字之學已非如清代那樣只是經學的附屬，而是一切中國學問的基礎。①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載《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頁。他強調語言文字與民族性息息相關，閱讀本國作品，之所以能感人至深，正是由于用本國文字來書寫。在與《新世紀》諸人辯論萬國新語問題時，章氏進一步闡釋這一觀點，主張“民族區分，舍語言則無以自見”，語言文字乃是維系全民情感與認同的重要紐帶，它首先是為本國人所用，而非以外人是否感覺便利為前提。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一方面需要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繼承擁有數千年歷史之久的中華政教體系。因此，語言文字的重要性遂凸顯出來。由于具有統一的書寫形式，中國各地民眾能夠有效的相互往來交流，這對維系國家統一助益極大。而文字中所表現的觀念，更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共通之物，如此雖身處胡越，但宛若一家，避免了因言語不通而導致溝通隔閡。

此外，章太炎進一步探索中國語言文字形成與演變的特點，通過對語言文字緣起的論述，中國語言文字產生于中國這一特定的空間之下，人們經過長期的實踐，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通過思考，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用以描述周遭環境的符號系統，隨著歷史變遷，它記錄并傳承作為人們社會經驗之結晶的觀念，久經積累，形成獨特的政教體系。中國文字的寶貴，即在于起到了文化載體的作用，若無此，則“所受者逝，其想亦逝”，中國政教體系宛如筑于沙上之塔，難以經受歲月的風霜。而對于“六書”當中的“轉注”與“假借”，他認為此乃漢字特有的造字之法，可駕馭文字的繁簡，有了轉注，那么各地讀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達，使各地民眾有了彼此溝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義在于執簡馭繁，能讓有限的漢字表達更多的意涵，這樣有助于文化的普及。章氏先前曾堅信近代西方社會學所主張的文字多少關乎世運興衰，但借助對轉注與假借的闡釋，章太炎已不再執著于文字愈多，世道愈進，而是通過探索中國文字的衍生規律，展現中國政教體系自身的發展特點。

在近代中國，不少有識之士都認識到整齊方言、創造統一的民族語言的重要性。章太炎的方言理論所凸顯的一個重點即是，中國各地的方言，雖然發音歧異，但都留存了古代經籍中的字音，展現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風俗多樣的共同體長期延續、統一的歷史事實在語言文字上所刻下的印記。此外，若將方言視為地方民間文化的代表，那么如此緊密關系，也就證明了中國歷史是上層與下層共同所塑造?！把叛浴迸c“方言”絕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對于“文言合一”，章太炎并不反對，但堅持必須在充分考察各地方言的基礎之上才可踐行。因為許多經籍所言之故訓，以變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各地方言雖然發音不盡一致，但彼此語根并無差別。在這樣的論述里，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維系了經籍與民間語言之間、不同地域方言之間的平等與統一，將以方言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之中，“文”與“言”的關系，絕非簡單的對立，而是互有交融。

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著眼于中國政教的傳承與發展，既非步武前人的饾饤之學，亦非同當時各種激烈主張亦步亦趨。他強調：“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歷史為亟?！雹谡绿住吨乜垂彭崢藴省敌颉?，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09頁。近百年來，中國人在追求“政教飭治”的道路中上下求索，但中國文字的命運，自清末始便遭受非議與攻擊，到了新文化運動之后，更是形成一股聲勢不小的廢除漢字，替以拼音文字的思潮，而參與其事者，竟是曾時常與章太炎一起討論小學的錢玄同。章氏關于假借的理論，在他那里成為漢字走向拼音化的佐證，宣稱“自從假借方法發生，固有的文字早已作為表音的記號”。③錢玄同《漢字革命》，載《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72頁。這基本是對章太炎的小學理論截取一義，不顧其馀。及至一九三○年代，以改良社會自任的自由主義者，同樣視中國文字“沒有字母，沒有拼音，沒有文法”為導致中國落后“不進步”的原因之一。④王造時《中國問題的社會背景》，載《中國問題的分析·荒謬集》，章清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8～39頁。時至今日，類似于清末民初對中國文字的抨擊之語，依然能從時流口中聞見一二，在教育觀念上重英語、輕中文的現象更是愈發嚴重。由此可見，雖然經過百馀年，但章太炎“發展近代統一的民族語言”⑤姜義華《章炳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29頁。之理想仍舊值得今人繼續努力。

約稿 馮慶 責編 周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