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提升參政議政能力的一點想法

劉新成

2016年民進中央把參政議政確定為年度工作主題，下面我就提升參政議政能力，談談個人學習體會。主要談兩個問題：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和提高什么能力。

一、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

主要有兩方面因素，一是外部環境對民進的期待，二是民進建設的內在要求。

第一，外部的期待。即客觀形勢的要求，簡而言之是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我們提出了提升參政議政能力的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因此對我們全民族的智慧都是一次考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民進當然要主動應對挑戰。

為什么說前無古人？為什么是對智慧的考驗？這可以從當下我們面臨的并且正在努力化解的三大矛盾說起。

一是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我國現行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旨在公平，市場經濟意味著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凹骖櫋闭f起來簡單，做起來不易，前人沒有留下成功的經驗。一位西方政治家曾說過，這個問題像“π值”一樣無解。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只有效率，沒有公平。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方理論界出現“回歸馬克思”的趨向，就是因為看到幾個世紀過去了，生產過剩、貧富分化等固有的問題仍然解決不了，因此只好到馬克思那里再去找找解決問題的思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最近寫了一本叫作《21世紀資本論》的書，2013年下半年出法文版，2014年上半年就有了英譯本，并連續數年進入西文暢銷書行列，一本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能成為暢銷書，為什么？就是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近代以來西方歷經嚴重經濟危機而能“安然無恙”，并不是資本主義自身找到了克服危機的辦法，具備跨越危機的機制，而是因為在包括西方在內的世界各地發生的疾病、戰爭、革命等等偶然因素，暫時拯救了西方經濟，而不是羅斯福新政、凱因斯主義等等發揮了關鍵作用?？傊P蒂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在過去幾百年中被“遮蔽”了，而不是“解決了”。皮凱蒂以研究收入與財富分配見長，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都是因為貧富分化造成的，換句話說就是“不公平”造成的。

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也沒有解決好“兼顧”問題，它只有公平，沒有效率，前蘇聯是怎么被里根政府拖垮的？經濟低效是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前的我國發展道路給了我們什么教訓和啟示？也是計劃經濟導致低效率。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破解兼顧效率與公平的難題，不需要匯聚全民族的智慧么？

二是“現代化模式”與國際體系的矛盾。當下有一個熱詞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第三世界國家或后發現代化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經濟停滯的現象。我國學界也有關于我們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但是反過來要問一問：為什么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沒遇到這等“陷阱”？回答這個問題就涉及所謂“現代化模式”問題。二戰后，“現代化”一度成為顯學。以上個世紀60年代召開的“箱根會議”和布萊克發表的《比較現代化》一書為標志，西方理論家總結了一個“現代化模式”，斷言只要遵循這一模式就可以實現現代化，而且只有遵循這一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這個“模式”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體制（治理結構）科層化，他們說，任何國家只要實現這“四化”就可以實現現代化。但“后發”國家亦步亦趨的結果是，現代化并不成功，特別是拉美的一些國家，“四化”不可謂不徹底，但發展卻長期停滯，這是為什么？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沃勒斯坦花費多年心血在《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論”。他說，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現代化并不是靠什么“四化”，而是依托當時的國際環境，利用周邊國家的“不發達”、“欠發達”，來化解本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以產能過剩為例，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之一，我國現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也是因為遇到了這個問題。當初發達國家沒有這個問題嗎？也有，他們怎么克服的呢？他們把“過?！钡臇|西，產品、資金等等都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把自己“短缺”的東西，資源、勞動力等等都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奪來，這樣他們當然不必經歷“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他們也不可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但今天的后發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了，他們不能依賴那些“依附于”他們的殖民地去“消解”經濟發展瓶頸，所以只有他們才會遇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我國是在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下發展的，我們追求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絕不會像西方那樣“以鄰為壑”，所以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雖然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某些已有經驗，但又要認識到我們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走在一條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上，這條道路的成功，要靠我們自己去摸索。這也是對我們全民族智慧的考驗。

三是對外開放與國家安全的矛盾。小到一個人、一個社區，大到一個族群、一個國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總是在和“他者”的接觸、交往中存在。歷史證明這種接觸有利于進步，因為進步來自改變，而改變意味著接受新事物，新事物則常常來自外部。在民族國家的互動中，舉凡開放——或因主動向外界學習，或因感受外界壓力，最終都促進了發展。但歷史的經驗同時證明，開放的代價是內聚力的消解，如價值觀念變得多元、跨國人口流動變得活躍、“海外關系”變得復雜等等，對一個民族國家安全來說都構成某種挑戰。有學者指出，各國發展存在一個普遍規律，即總是在為追求發展而開放與為增進民族凝聚力而封閉的糾結中反復。處于全球化時代，不開放是死路一條，但開放又會帶來民族凝聚力的消耗，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直強調民族自信、學習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是在思考如何在開放中保持、增進民族凝聚力。在全球化時代如何處理這對矛盾也沒有先例可循。

總之以上三大矛盾的解決無不需要動員我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民主黨派在這當中要作出應有的貢獻，就必須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則將愧對參政黨的使命。

第二，自身建設的要求。中共十八大和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以及《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基本職能。民主黨派被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這無異于說，參政是民主黨派存在的合法性依據。究其內涵有兩點，一是民主黨派必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獻智慧，二是執政黨和政府相信民主黨派具備參政的能力與優勢。因此，民進應當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優勢，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國家重大戰略積極履行參政議政等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