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辭章”為核心的文言文閱讀教學

摘 要：“載道”“明道”是古人寫作的基本出發點，“文道統一”也就成為古文自覺的追求。今人閱讀文言文，目的是欣賞領略文言文的藝術魅力（“文”），把握文言文中所寓含的“道”。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文”的欣賞與“道”的把握，兩者絕非并行的兩駕馬車。因為，在文言文中，“文”與“道”本來就是內在地統一于每一文本之“一體”內的。古人對于“文辭”的追求，也正是源于“載道”的需要。古代文論“辭章”的概念，就相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拔摹迸c“道”的會合點，正是“辭章”。閱讀文言文，必須堅持以“辭章”為核心；所謂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才真正有了具體實在的“落點”。

關鍵詞：文言文；辭章；閱讀；教學

為載道、明道而寫作，是古代文人的自覺追求。而閱讀文言文，從文字當中把握其“所言志”“所載道”，也是文言文閱讀的必然要求，亦是達成目標的根本路徑。如何由文字抵達“志”與“道”，經由什么途徑到達這些“志”與“道”，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如《劍橋中國文學史》所提出的，歐陽修等人，依循“圣人之言，在人情不遠”這一人文主義原則來解讀正典，打造了別具一格的北宋中期精神特質：他們認為“圣人，人也”，圣人之言，因人而發，推進共通的人性，即可復原六經的基本用心。在歐陽修看來，判斷一種詮釋恰當與否的核心條件在于，它能否正確領會六經所載的人對外在環境的常態反應模式。這些反應包括“志”（即行動意向）與“情”。因此，有相當多的正典文本詮釋工作，是從文本回溯，將文本視為記載了圣人對激發自己寫作的內心狀態的固有的恰當反應。所以，正典文本的修辭與美學特征是領悟圣人反應邏輯的重要指南。對蘇軾而言，世界的深層紋路終究不可知：他堅信人類有能力將其接物模式翻譯為書寫結構，但同時又認為這一翻譯過程終究是難以理喻的。黃庭堅詩論的直接沖擊，便是鼓勵下一代作家——不同于蘇軾——相信作詩有“法”，發現詩法之道，則在勤讀并點化前人名作。[1]531-533這也正是《文心雕龍》所說的：“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鼻О倌昵暗墓攀ハ荣t，他們所留傳下來的文章作品，就是我們與之進行跨越時空交流的通道。其中蘊含著古人的“志”與“情”，要想達到目的，我們就必須重視“正典文本的修辭與美學特征”，它們正是“領悟圣人反應邏輯的重要指南”。這些“修辭與美學特征”，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文言文的“辭章”。

一、注重文辭是古文“載道”之必需

在我國，先秦時期，以“文”來泛指一般文字或文章。后來出現了“文章”與“文學”的指稱，多“以‘文學名學術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學文”。在孔、墨、孟、荀的時代，只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到了秦、漢才有了文章之文。[2]81-82中國古代傳統文學批評歷來有“文本于經”的觀念，其含義有二：一是文應本于經，這是出于對“文以載道”的期待；二是經為文之本，即文體原于“五經”。晚清王棻說：“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經世也，紀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經世之文本于三《禮》，紀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詩》《書》兼之。故《易》《書》《詩》者，又六經之源也?！盵3]

此處我們重點關注的是關于“文”的“實用”傳統。文學的“實用理論”，“是基于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這種概念；由于得到儒家的贊許，它在中國傳統批評中，是最有影響力的”。章培恒、駱玉明《中國古代文學史》也認為：在先秦留存下來的文學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詩歌的文學性質比較明確，“詩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來的性質而言，均非文學作品”。不過，這些“非文學作品”的文字，卻又都包含有明顯的“文學因素”：“就本來的意義說，諸子散文是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論說文，不是文學作品。但同歷史散文一樣，多少不等地包含著文學因素，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價值?！盵4]陳曉芬認為，中國古代散文最顯著也是最基本的性能即“明道”致用。在古代文人看來，這是無可取代的認識前提，其他文體固然在原則上也有此要求，但都不像散文體現得那樣直接。[5]錢穆甚至認為，西漢“許多散文其實只是應用文，甚至詩和韻文也都有應用氣味”。[6]68

論及古代文學觀念的“實用”傳統，一般都會追溯到孔子。如羅根澤所言，孔子究竟是志切救民的哲學家，不是抒寫性情的文學家；他雖然知道詩是抒寫性情的，卻要加上“正”“邪”的限制，這是因為“他是以功用的觀點而重視詩，不是以文學的觀點而重視詩的緣故”。[2]39不過，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斷定，孔子只有“重道輕藝”的觀念。郭紹虞指出，孔子之文學觀，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此兩點雖似矛盾，而孔子卻能善為調劑，蓋其“尚文”的觀點本于其論“詩”的主張，而“尚用”的觀點本于其論“文”的主張而來?？鬃诱摗拔摹?，本偏于“學術”的意義，其主“應用”固宜；至其論“詩”，是就純文學而言者，宜乎超于實用了（當然依舊不離“應用”的主張）。[7]150-151對于我們所謂的“文學”，孔子有“情欲信，辭欲巧”之說，亦有“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之說，都明顯可以看出其“尚文”立場。當然，其“尚文”主張，是立足于“尚用”這一前提的。如同劉若愚先生所言，在孔子的觀念里，“文學的情感效果和審美特質”還是“次于文學的道德和社會功用的”。[8]不過，就算是為了“文學的道德和社會功用”之目的，古代文學“尚文”的傳統是早就確立下來了的。

有學者認為，“比起《論語》的哲學影響來，孔子這個人物對后世文學傳統的諸多方面都更具意義”；“孔子認為能夠在‘文‘質之間保持平衡的人才可稱為‘君子，自西漢末年對賦的批評以來，這就成為了中國文學話語中的一個重要修辭方式”。[1]530 ——從作者而言，要想“明道”，則離不開“文辭”；從讀者來說，意欲“致道”，也須從“文辭”下手。下面兩段論述剛好成為一體：

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偏廢。

（章學誠《與朱少白論文》）

吾儒所賴以學圣賢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圣之精神語笑胥寓于此。

（曾國藩《致劉孟蓉書》）

道，借助“文辭”而獲得“宣”“達”；后人經由“文辭”（字句），從而獲得“考”“究”圣賢用心、古圣之行。清代阮元（《文言說》）之論可作概括：“為文章者，不務諧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薄恼轮拔霓o”者，表現為“諧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其旨在于易誦易記，可以流傳久遠。難怪錢穆這樣說：中國古代文學，乃就于社會某種需要，某種應用，而特加以文辭之一番修飾。[6]36換句話說，“尚用”與“尚文”的統一，本來就是我國古代文學的傳統。

既然中國文化精神傳統、作家個人內心修養與情感鍛煉及文學作品之文學技巧、題材選擇如此緊密地“統一”于古代文章當中，那么，我們在閱讀文言文時，毫無疑問應該有意識地一體視之，而不可割裂對待。

二、文言文之“文”“道”會合于“辭章”

（一）“文學性”體現于作品的語言

古代無論是道學家、政治家抑或古文家，都強調“道”之于文章的重要。當然，“道”亦離不了“文”，經由“文”（辭）方可“明道”“貫道”“載道”。不過，相比較而言，在道學家、政治家那里，“文”往往只是達成“道”的工具手段；至“古文家”對于“文”本身才加以高度的重視，尤其是到了“三蘇”，才開始“大膽地宣言為文而文”。郭紹虞指出，道學家因主“辭達”而無須于“文”，政治家主“辭達”而所須于“文”者，只求其適于功利的“用”，故其所謂“達”，均不過是質言之的“達”。至蘇軾古文家的“達”，必須先能體物之妙，了然于心，攫住其要點，捉到其靈魂，然后隨筆抒寫，自然姿態橫生，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而“道”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這才盡文家之能事，這才是文言文之“達”。[7]180

這其實就是古代文章的“文學性”的問題。文學理論家指出，傳統文學研究需要做出的調整之一就是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學性”研究。當然，關鍵問題在于，“文學性”如何存在于文學作品當中？雅各布森認為，“文學性”，即是使一部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因素。[9]劉俐俐教授坦承，她本人所做的“文本分析”，就如同茵伽登說的，是在文本中“尋找能夠包含著一種可能的審美價值基礎的性質貯存”，“找到這個性質貯存”，再進而“探究它作為價值的基礎具有什么特征”，其目的是，不僅讓讀者知道他所面對的是優秀之作，而且要讓他們知道它為什么會有永久的藝術魅力。[10]

我們現在試圖努力達到的目的就是，想辦法確定古文作品的“文學性”，也即是從古文作品當中找出其“審美價值基礎的性質貯存”來。對此，王運熙曾有過論述：人們談到作品的“文學性”，總是指形象性、抒情性，即要求具有鮮明的形象和真實動人的感情，進一步則要求典型性。對于中國古代散文，“其文學性除表現于形象和抒情外，常常體現在語言的藝術美上面。特別是一部分論說文，它們不像以敘事、寫景為主的文章那樣富有形象，也不像以抒情為主的散文那樣富有感情，其‘文學性更是往往體現在語言色澤鮮明、音調和諧方面”。[11]所謂“辭采”“文華”“翰藻”，均指富有文采的語言；“事出于沉思”，則是指作者臨文時深沉的構思，主要也就是考慮如何選擇有文采的語言來進行表達。富有文采或美麗的語言，大致是指和諧的音韻、工致的對偶、美麗的辭藻、精巧的典故諸項。音韻屬聲音之美，訴諸聽覺；對偶、辭藻、典故屬色澤之美，訴諸視覺。[12]

將古文作品的“文學性”聚焦于“語言藝術”，可謂抓住了要害。這一思路，同朱自清當年關于中國文學的“標準與尺度”的論述有相通之處。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數出于士大夫之手?！@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志的文學以“儒雅”為標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為標準。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志的是載道或言志，這個得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抱負，得有“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涵養，得有“熔經鑄史”“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儒雅”的標準。有的人縱情于醇酒婦人，或寄情于田園山水，表現這種種情志的是緣情或隱逸之風。這個得有“妙賞”“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華”的語言。這就是“風流”的標準。[13]

“儒雅”強調的是“載道”，“風流”關注的是“抒情”，這是就文學作品之“用”的價值發揮而言的。無論是“儒雅”的標準還是“風流”的標準，其“文”的價值，落點是一樣的，都在文學作品的“語言”上。這一觀念，與前述王運熙的看法完全一致。

（二）“辭章”體現于字句、章法兩個維度

確定了“語言藝術”為文言文作品的“性質貯存”（即“文學性”）之后，我們要進一步探究，從“語言藝術”角度來看，古文作品的“文學性”具體又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自宋代起，隨著對科舉寫作的關注，人們對于文章文辭以至作文技法更趨關注，“辭章”的概念也漸漸流行。當然，“文辭”與“明道”兩者仍然是互為表里的。到桐城文論當中，辭章，更與義理、考據成為整體，對此姚鼐（《復秦小峴書》）論述較為詳備：“鼐嘗謂天下學問文章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一涂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徑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為，而呲其所不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章學誠也提出類似的主張（外篇三《答沈楓墀論學》）：“夫考訂、辭章、義理，雖曰三門，而大要有二，學與文也。理不虛立，則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學資博覽，須兼閱歷，文貴發明，亦期用世，斯可與進于道矣?！薄梢?，在“致道”的三個途徑當中，“文”有其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唯有“文辭”才能有效地“發明”義理而“進于道”。

關于“辭章”，張志公認為，古人并沒有給“辭章之學”下過定義，傳統所謂“辭章之學”這個概念包括的范圍相當廣泛，凡是寫作（作詩和作文）中的語言運用問題，無論是關乎語法修辭的，關乎語音聲律的，還是關乎體裁風格的，都屬于辭章之學。其中談得最多、在寫作實踐中最注意的，是“煉字煉句”的功夫，還有所謂“文章體性”。[14]現代學者謝無量認為，我國“自古有美文與實用文之別”，“美文以六朝為中心，實用文以唐宋為中心”。關于“唐宋以下實用文之體制及其特色”（或曰“體格，容有在今日不必盡合實用者”），概括而言，主要體現在“遣詞造語與篇章連綴之法”。在具體論述時，除“總論”外，謝氏又分為“文勢論”、“字法句法論”、“篇法論”（上、下）、“實用紀事文”和“實用文與詞賦雜體”這樣六章，實際上也是從“煉字煉句”與“文體章法”兩個方面展開的。[15]

張、謝兩位先生的話語表述不盡相同，但實際意思差不多：優秀的古文作品，其“文學性”體現在“煉字煉句”與“章法考究”兩個維度。這樣的思路與劉勰《文心雕龍·章句》的主張也完全吻合：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宅情曰章”，即謀篇布局、“章法考究”；“位言”即遣詞用語、“煉字煉句”?？傮w而言，為了安排語言（“置言”）以安頓情意（“設情”），其原則是“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于順序”（《文心雕龍·章句》）。這種字句與章法方面的講究，相當于朱光潛所說的作文運思時的一種“選擇與安排”：在作文運思時，最重要而且最艱苦的工作不在搜尋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將它們加以選擇與安排，這就等于說，給它們一個完整有生命的形式。材料只是生糙的鋼鐵，選擇與安排才顯出藝術的錘煉刻畫。[16]一個藝術品必須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必須是一件有生命的東西。唯有經過“選擇與安排”，方能使各種器官各歸其位，實現“神氣”之貫注，方成為鮮活的生命。這樣一來，又與清代桐城文論的理論相契合了：“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保▌⒋髾湣墩撐呐加洝罚┧詣⒋髾溡矎娬{：“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句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边@分明就是“煉字煉句”方面的講究了。

綜上所述，一篇文言文的內在構成及其相互關系，我們可以用圖1來表示。

文言文在當時有明確的實用功能，如《陳情表》《出師表》《答司馬諫議書》等。有些是“載道”，如《勸學》《師說》《病梅館記》等；有些是“言志”，如《蘭亭集序》《〈指南錄〉后序》《項脊軒志》等?；蜓灾净蜉d道，即便在游記散文、抒情小品中，也有其“主旋律”。閱讀文言文，實質是體認它們所言之志、所載之道。詩歌與散文，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正宗。而古典散文作品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語言的錘煉和章法的考究這兩個方面。閱讀文言文，研習謀篇布局的章法、體會煉字煉句的藝術，是學習重點，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欣賞品位和審美情趣”。[17]

文言文的章法考究處、煉字煉句處，即文言文的“辭章”講究處，往往就是作者言志與載道的關節點、精髓處，“文道統一”。要了解我國傳統文化，要想擁有民族文化底蘊，就必須閱讀文言文，也就必須抓住這樣的關節點、精髓處。當我們緊緊抓住“煉字煉句處”“章法考究處”等文言文辭章精髓處時，不僅文言文閱讀、文言文教學有了具體實在的落點；而且，文言文閱讀與教學價值的發揮，也因此就有了可靠的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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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玉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