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優化影響因素測度分析

袁勝超

摘要：本文以重慶市為例，基于2004-2014年統計數據，分析了各影響因素對重慶市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效應。實證得出：人力資本以及城市化水平對于重慶市產業結構優化的正向影響較大；能源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對其有較強負向影響。

關鍵詞：產業結構；高度化；合理化

一、引言

隨著東部產業重心逐步向西部轉移，西部地區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重慶作為“一帶一路”戰略和“長江經濟帶”重要城市，日益成為我國重要的增長極。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重慶市積極出臺各種政策調整產業結構。2016年重慶市十三五發展規劃指出：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著力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要素配置，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因此，科學分析產業結構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對于促進其優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產業結構優化是政府通過有關產業政策來調整供給和需求結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再配置，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1]。目前國內研究產業結構影響因素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從國家整體層面來分析某一個具體影響因素，如程華、雷鳴鳳[2]；第二，從國家整體層面分析多個因素的影響，如馮芳芳、蒲勇健[3]；第三，從地區層面分析多個因素的影響，如李豫新等[4]；第四，從地區角度分析某一具體因素的影響，如張家平[5]。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產業結構優化進行了分析，也為本文提供了一些思路。但目前分析西部較少。本文以西部的重慶為例，通過構建相關指標體系，分析了產業結構優化的綜合影響因素。這對于重慶市新形勢下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進程具有現實意義，也將為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實現產業結構優化提供借鑒。

二、變量選擇與數據描述

對于產業結構優化程度的度量可以用合理化、高級化來衡量。從合理化上看，表現為產業之間協調能力的增強和關聯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可以用地區收入差距的泰爾指數（TL）的倒數ER來測度。

ER=1/TL=1/∑Ni=1（GiG）ln（GiLi/GL）

TL為泰爾指數，式中G、Gi、L、Li、N、i分別是總產值、各產業產值、就業人數、各產業就業人數、產業數、行業類型。TL值越小，ER值越大，合理化水平越高。對高度化的測度，采用三次產業產值與勞動生產率的加權之和作為衡量?？紤]到三次產業發展水平高低，依次賦予權重為：wi=i，i=1，2，3。Y值越大，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越高。將ER與Y之和作為反映產業結構優化的評價指標，將影響一個地區產業優化的主要因素進行歸類分析，主要包括：

三、實證結果分析

對2004-2014年年鑒數據整理，并對變量取對數。由于指標本身的量綱問題，對各項指標做標準化處理，計算各自的Z值，從而獲得標準化后的新數據。由于指標眾多，經檢驗發現存在嚴重的共線性，需要進行主成分分析。解釋的總信息量的比例為79.04%、14.45%，累計貢獻率為93.49%，基本反映了絕大多數信息。對2個提取的主成分進行回歸分析，并還原方程，得到各個變量的斜率即影響效應。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第一，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的主要正向影響因素按效應大小依次為：平均受教育年限、恩格爾系數、城鎮化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能源消耗總量、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建筑業建成面積；第二，對產業結構優化具有明顯負向影響的因素按效應大小依次為：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三，人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R&D經費內部支出、一般預算支出占GDP比重、專利申請量、進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內資對產業結構優化均具有一定的正向影響效應，但是影響程度較低。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因素眾多，單純一個或幾個變量難以解釋產業結構優化的整個過程；第二，人力資本在產業結構優化中的重要作用開始顯現。直轄后，重慶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較快，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但不可否認，重慶市作為我國唯一有少數民族聚居的直轄市，總體受教育程度偏低，這構成了重慶市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的瓶頸；第三，城市化水平、投資方式、能源消耗對于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效應也較為明顯。重慶市作為我國工業城市的典型，均是以城市化、高投資、高耗能的模式發展起來的。這種粗狂的經濟發展方式前期的確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是確是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相違背的，不利于長期的發展；第四，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偏大、工業污染排放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了一定的反向影響。重慶市具有典型的“大農村、大城市”特色，大量的第一、二產業就業人口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進程。工業污染對于不僅提高了企業的治理成本，也破壞了社會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優化結構的優化；5、人均GDP和產業政策在產業結構優化中的作用開始有所淡化；作為技術進步的反映，R&D經費內部支出、專利申請量的影響作用也不夠明顯；進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內資等經濟外向型因子對其作用也不夠明顯。

針對以上結論，并結合當前國家推出供給性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對于產業結構優化過程，需要權衡各個方面的影響，把握全局；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由此可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需要把握產業結構優化的大局。二是對重慶的分析發現，加強產業結構優化的重心是加強人力資本的積累，加快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轉變過去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由過度依賴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向逐步以技術創新、綠色協調、有序城市化的模式演進；由于在我國中西部地區還存在大量農民工，相關戶籍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順利推進，使得各種生產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作者單位：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蘇東水.產業經濟學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07-209.

[2]程華，雷鳴鳳.城鄉居民消費差異及其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J].統計與決策，2006（17）：112-113.

[3]馮芳芳，蒲勇健.我國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數回歸方法[J].技術經濟，2012（02）：36-42.

[4]李豫新，帥林遙，王睿哲等.產業結構升級及影響因素研究：基于新疆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2014（09）：46-68.

[5]張家平.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遼寧省14地區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