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下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研究

韓心靈

摘要：經濟新常態下對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要有新的認識和新的定位，它不僅是人民基本生活和社會穩定的保障，而且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文章致力于分析公共產品供給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梳理了公共產品供給與經濟新常態理論的邏輯關系。在剖析當前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存在主要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經濟新常態下和“十三五”期間改進與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6）09-0083-05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它是舊有發展模式的調整、轉型、優化、升級穩定的長期的發展過程，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從經濟舊常態到新常態的轉變并不是平穩的、自然的、一帆風順的，它需要我們因勢利導、審時度勢、主動作為、安全過渡，如果兩種狀態的銜接不順利，經濟發展將會面臨劇烈波動。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面臨的下行壓力逐年遞增，2015年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9%，創下了1991年以來的最低增長速度。面對國內外嚴峻的發展形勢，我國經濟必須尋求新的增長點。2015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提出經濟發展“雙引擎”戰略思想，他指出：中國經濟要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必須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開啟“雙引擎”，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二是要改造傳統引擎，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補齊“短板”。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要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過去相對長的時間內我們思想上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作用的認識并不到位，因此，實踐上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本文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作區分）供給不能適應經濟發展需要，造成很多負面效應。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們應認真評估公共產品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性質和地位，發揮公共產品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

一、公共產品供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分析

1西方經濟學界對公共產品影響經濟增長的論述。對于公共產品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西方經濟學者的認識在歷史發展不同時期的立場和觀點不同。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古典經濟學家對于經濟發展一般奉行自由放任的思想，他們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應該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政府應該充當“守夜人”角色，最小限度地干預經濟。盡管如此，他們仍然認為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對此，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都有相關論述。例如，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認為政府應該提供三類公共產品：一是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免受外來政權的暴行與侵略；二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保護人民不受本國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三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主要為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他認為“一國商業的發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等公共工程”。[1]902總體而言，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是為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必要和基礎性的便利條件，公共產品對經濟發展是一種輔助性、補充性的作用。

上個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危機發生以后，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遭到質疑和批判，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登堂入室。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的陰霾之所以難以驅除是因為人們信心崩潰，因此就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要肩負起恢復和提振社會信心的職責。他主張依靠政府的力量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通過政府購買公共產品和投資公用事業等手段，通過“加速原理”使政府投資引起多倍國民收入的增加，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恢復社會信心、解決失業等棘手問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經濟思想經過漢森和薩繆爾森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需求管理理論。不同于古典經濟學家，在凱恩斯經濟理論中政府投資于公共產品的目的是解決市場機制的缺陷，以公共產品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最終目的是使經濟擺脫衰退的影響，而一旦經濟走向繁榮的通道，政府就會全身退出，因此公共產品投資是私人投資的“引誘投資”，是私人投資的替代品。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出現了很多經濟增長模型，起初很多經濟增長模型并沒有關注公共產品作用，比如哈羅德-多馬模型、索羅增長模型等新古典增長模型關注勞動、資本、儲蓄和技術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把外生的連續技術進步看作經濟中長期增長唯一的源泉，這引起了后來者研究的不滿。此后的盧卡斯模型、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等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把人力資本積累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認為人力資本通過推動技術進步，使資本的收益率提高；同時由于人力資本存在外部性，經濟的最優產出增長率將高于均衡增長率。而人力資本的形成離不開學校教育和醫療衛生資源等，教育、醫療衛生等正是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產品。1990年代初，巴羅和薩拉-伊-馬丁構建了以公共產品為中心的內生增長模型，即政府購買的公共品模型和政府購買的擁擠模型，政府購買這一變量作為生產要素出現在生產函數中，強調的是政府的生產性貢獻。[2]該模型認為由于公共產品的外溢性，私人產品并不是公共產品的替代品，二者的關系是互補的。政府通過向私人征稅提供公共投入，最終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長，由此影響人均收入和消費的增長，導致經濟增長率持久的各國差異。內生增長模型高度重視公共產品投入的內生性作用，并把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提并論，公共產品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綜上所述，西方經濟學界對公共產品的認識有逐漸深化的過程，從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角度來看，公共產品先后經歷了輔助性作用、替代性作用，進而是互補性作用。

2公共產品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和途徑。本文認同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是互補性的觀點。為了闡述公共產品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有必要對公共產品合理分類。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的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理論》首次提出的公共產品這一核心概念，該文將公共產品定義為這樣一種產品：每一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并不減少任何他人也對這種產品的消費。[3]此后薩繆爾森、馬斯格雷夫、阿特金森、弗里德曼、德姆塞茨和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了公共產品的內涵，一般認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性質。但是公共產品并沒有統一的分類方法，一般根據競爭性和排他性程度把它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也可以根據提供主體不同分為全國性公共產品和地區性公共產品等?？紤]到在我國一般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由公共財政承擔，可以根據公共財政支出的性質來給公共產品分類?；诖?，本文把公共產品分為三類，即維持國家職能類公共產品、經濟建設類公共產品和社會民生類公共產品。

首先，維持國家職能類公共產品為經濟增長提供穩定的發展環境和基本運行制度。該類公共產品為國家正常運轉提供基本物質條件和制度保障，如國防、外交、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市場監管、立法和司法體系等等。經濟發展需要和平安全的國內環境和穩定的國際關系，我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首先得益于國家穩定的局勢與睦鄰友好的國際發展環境。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能夠降低政府運行成本，簡化行政審批事項，提高經濟效率，降低家庭和企業部門從事經濟活動的成本。政府是各類基本制度的供給主體，比如法律制度、產權制度、金融交易制度、市場監管制度等。新制度經濟學高度重視制度在經濟績效中的作用，認為有效的制度供給能夠穩定市場預期、降低不確定性、減少交易成本。比如完備的法律制度能夠有效保障契約嚴格執行，使得交易雙方有穩定的預期，控制交易的風險；同時，公正權威的司法體系能遏制官員的腐敗行為，降低社會的尋租活動，減少因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關于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對于人們遵守契約的信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么，那里的商業制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盵1]1155 規范成熟的金融交易制度能夠降低金融市場的欺詐行為，為實體經濟提供充足便利和低成本的資金支持，為老百姓提供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渠道，有利于增加全社會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嚴格的市場監管制度保障了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遏制假冒偽劣商品，使消費者愿意消費、敢于消費，擴大了社會的消費能力。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背景下，有著穩定和平的發展環境、高效行政管理體制、各項制度成熟完善的國家和地區，可以吸引更多的國外資本、技術和人才等生產要素，有利于發展經濟、擴大對外貿易交往。

其次，經濟建設類公共產品起到“社會先行資本”的作用。這類公共產品可以為微觀經濟運行提供硬件支撐，如交通設施、供水、供電、能源、電信、網絡等。發展經濟學家羅丹、納克斯和羅斯托等對包括交通在內的基礎設施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思想。羅丹在其著作《東歐和東南歐國家的工業化問題》中把交通等基礎設施稱為“社會先行資本”，[4]強調一個社會在產業投資之前要具備基礎設施方面的積累，必須優先發展。納克斯發展了羅丹的理論，認為由于基礎設施具有初始投資規模大、成本周期長、不可分及強外部性，所以私人部門沒有動力投資，交通等基礎設施投資是政府的責任?；驹O施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體現在當期，更重要的是發力于長遠。當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就是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同時基礎設施的發展會直接或間接降低其他生產部門的成本，比如交通基礎設施具有空間網絡屬性，能夠將本地與其他地區連成一體，提升區位優勢，降低物流成本，促進資本、人力和信息等生產要素快速流動，增強對產業投資的吸引力，引起生產要素集聚，促進經濟長期持續發展。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一般都位于沿海、沿江以及鐵路干線等交通便利的地方，這也佐證了便利的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第三，社會民生保障類公共產品為人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證。這類公共產品保障了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認為，只有當人們的吃喝住穿行等方面得到充分滿足的時候，人類才能夠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保障民生就是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國家在發展的同時為全體公民提供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基本社會民生保障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從根本上說，改善民生是國家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國家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低廉優質的醫療資源、就業服務、保障性住房和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使得學有所教、病有所醫、勞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養，解決了人們基本的生活需求，免除了后顧之憂，提高了消費預期，降低了強制儲蓄，有利于提高人們的消費能力。從長期來看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對教育、科技和醫療等方面的投入能提高人力資本，增強人才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對此西方多位著名經濟學家都有經典論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構建者，1960年他在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中認為人力資本是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人口質量和知識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未來的前景。保羅·羅默1986年在《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中構建了自己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在該模型中他認為知識的外溢效應是內生增長的源泉，知識一旦產生就將外溢到整個經濟范圍，在這里他實際上已經把知識當作公共產品。因此，國家提供社會保障類公共產品投資會產生長期的影響，投資所形成的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將在很長時期內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第四，政府公共產品投資可以有效地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經濟周期性波動是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在經濟衰退期間政府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使得經濟重新恢復活力，減少衰退帶來給經濟帶來陣痛的時間和程度。盡管凱恩斯主義反周期調控政策存在一些問題，但是一遇到嚴重經濟危機，各國政府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拾起它來對付危機，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社會的行動就是如此。我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國際危機時也都是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來走出困境的。綜上所述，公共產品對經濟增長的機制和途徑可以用圖1來表示：

二、公共產品供給與經濟新常態理論的邏輯關系

習近平在出席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呈現出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2014年底，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筆者認為，在“十三五”期間，政府加大公共產品供給符合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契合經濟新常態理論。

1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有利于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社會總產品供給由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兩部分組成，私人產品由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或政府與市場共同提供。市場和政府兩個市場主體互相促進，共同作用于總供給。因此，從供給側來看公共產品供給無疑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 。從總需求角度看，社會總需求中包括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民間投資與政府投資以及出口，政府需求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容小看。2014年僅我國政府消費（主要指政府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支出達到86523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136%；公共財政支出總額為 151786億元（主要是提供各類公共產品），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38%。從當前國內外發展大環境來看，“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形勢不容樂觀，市場主體對經濟前景信心不足。經計算，要在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經濟增速最低需要達到65%，從近兩年的發展形勢來看這并非輕而易舉。因此，除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以外，還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從增加公共產品角度推動經濟發展。

2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一方面，政府增加在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改善對當地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實施，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夯實發展基礎，增強承接產業轉移和吸收外來投資的能力，有利于改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問題。另一方面，政府增加在農村公共產品投入，如農村道路、農田水利、供水供電、電信網絡、環境改善等方面的投資，有利于緩解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同時，政府加大對基本民生和社會保障事業等投入可以起到兜底作用，是維護社會安全的“穩定器”，國家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減輕居民負擔，提高收入水平，增強消費預期，從而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奠定良好的基礎，這樣就可以減輕外需的壓力，優化需求結構。

3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有利于經濟發展動力轉換。我國發展動力要實現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歷史性轉換。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把創新發展放在首位。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新歸根到底是人才創新，創新驅動歸根到底是人才驅動，人才是支撐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5]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創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力資本方投入不足，二是創新環境不優。政府要繼續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增加醫療衛生資源，積累更多人力資本；加大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的財政支持力度，以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金投資于創新創業活動；搭建服務于制造業轉型發展的公共服務平臺，加快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完善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和服務保障體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強化創新的法治保障等等?？傊?，在提高創新能力方面的投入具有很強的外溢性，政府對此責無旁貸，它也應該成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要方向。

三、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及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總體水平不高。1978年至2014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5%，遠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長28%的速度，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我國人均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國際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2015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指出中國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不足仍是短板，目前中國公共設施的存量僅為西歐國家的38%，北美國家的23%。政府人均公共財政支出大體可以衡量公共產品供給的水平。2013年我國人均財政支出為1661美元（見表1），分別為美國、德國和英國人均財政支出的81%、87%和95%，同其他新興經濟體和轉型國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比如分別相當于韓國、匈牙利和波蘭人均財政支出的158%、142%和166%。另外，就社會民生支出比例來看，2013年，與這六個國家相比，我國除了教育支出占總支出比重157%還算中等水平以外，其他兩項——健康支出比重和社保支出比重都遠低于其他六個國家。因此，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公共產品供給還有很大上升空間，政府把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作為拉動經濟增長引擎的戰略是可行的。

2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失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受國家政策、發展理念、財政收入和人口因素等多方面的影響，除了中央提供的純公共產品如國防、外交等以外，其他公共產品供給呈現比較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首先是城鄉之間的公共產品供給失衡，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任務艱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實行工業化發展戰略和偏向城市的發展政策，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實施農村支持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戰略，把農村的資源大量轉移到了城市。城市公共產品供給有政府財政支出保障，而農村公共服務還主要依靠農民自己。幾十年以后，農村不僅在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遠落后于城市，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更是與城市有巨大差距。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在數量、品種和質量上都遠低于城市。例如2013年，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城市為736張，而農村為335張，城市為農村的22倍；每千人衛生技術人數城市為918人，農村為364人，城市為農村的252倍；城市公共財政衛生人均支出3234元，農村為1274元，城市為農村的254倍。其次是不同區域之間公共產品供給差距懸殊。說到底，本地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取決于本地財政實力，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只能有限地緩解差距。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區域由于經濟實力差異進而公共產品供給也很懸殊?？傮w來說，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如表2所示，2014年處于東部發達地區的北京與上海人均財政支出約為中部地區的安徽和河南的3倍，是西部地區的云南和甘肅的2倍多；其他幾項公共指標如人均社保支出、人均醫療和計生支出、生均義務教育支出等北京和上海也遠高于中西部地區。

3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單一。在我國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主要依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供給主體單一，沒有激發社會資金的參與熱情，沒有形成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由政府、市場與非營利性第三方組織等共同參與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模式必然受制于財政實力和其他因素的制約。首先，在我國多數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提供，而在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和事權不對稱，地方政府承擔過多事權而財政實力不足，特別是縣鄉一級政府財政更是緊張，而農村公共產品主要落在縣鄉政府身上，因而沒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其次，在以經濟總量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機制下，政府把有限的財政投資于經濟建設，熱衷于招商引資與固定資產投資，因而沒有動力拿出資金提供公共產品。再次，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單一模式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難免會出現公共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甚至被貪污截流和挪用等問題。

我國政府職能改革目標是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在經濟舊常態下，公共產品供給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進程，存在總量不足和結構性失衡等問題，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一是對黨和政府發展經濟的目的質疑。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最終目的是使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就是要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就是要讓人們享受更多和更好的公共服務，就是讓人們有更好的就業、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條件、更好的社會保障、更好的生活環境等，否則發展經濟就失去了它應有之義。二是影響了社會公平正義理念。改革和發展經濟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不是只為部分人群、部分地區、部分階層享受。當前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很大，特別是很多弱勢群體沒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他們對社會不滿情緒日增，是社會安全穩定發展的潛在威脅。三是削弱了經濟發展潛力。前文已經討論了公共產品對經濟增長四個方面的影響，同樣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也將會從這四個方面拖累經濟發展。

四、經濟新常態下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建議

1解放思想，樹立提供公共產品也是發展生產力的意識。經濟新常態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和新的思維模式，它是對經濟舊常態下發展理念和思維模式的批判、發展和創新?！笆濉睍r期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決戰時期，在此關鍵時刻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是我們黨在新常態下對我國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6]其中共享發展的核心就是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從表面上看，提供公共服務是從收入分配角度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應該從發展生產力角度來看待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樹立提供公共產品就是發展生產力意識：為社會提供公平優質高效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有利于形成和諧安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局面；有利于政府轉變職能，提高行政服務效率；有利于居民減少強制儲蓄提高消費能力 ；有利于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的改善，從而消除貧困根源；有利于積累人力資本提高創新能力等等?？傊?，提供公共產品從長遠來看會增加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競爭力。

2建立公共產品供給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要提供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服務，它是一個隨經濟發展動態調整的過程，要求從體制和機制上保障公共服務正常合理的增加。一是圍繞標準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7]向全社會公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制定詳細的服務質量標準和實施時間表。二是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和問責機制，明確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和范圍；按照基本公共服務清單要求，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并賦予較大權重，對于因主觀原因不能完成任務的官員要有相應的問責和懲罰機制。三是建立多維度公共服務監督機制。要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的監督責任；在內部管理上要建立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行政監督以及同級政府相關部門的業務監督；在外部監管上要把公共服務接受者納入監管主體，把他們當作考評和監督的重要參與者；此外還要積極發揮人民群眾和各類新聞媒體的監督。四是要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對稱問題，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職責；省級和市級政府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減輕縣鄉政府的財政負擔；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轉移支付力度，向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傾斜。

3創新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對于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認識，理論界的研究有逐漸深化的過程。在早期的研究中，基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一般認為公共產品由私人提供會出現市場失靈問題，因而政府應該壟斷公共服務供給；后來的研究者認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沒有絕對界限的區分，如俱樂部產品或混合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由私人來提供更有效率；進一步的研究認為一些純公共產品如燈塔、中小學教育等也可以由私人提供，或私人與政府共同提供?？傊?，理論研究說明對公共產品的供給多主體比單一主體更有競爭力和效率。因而，當代西方國家的實踐中形成了政府、私人市場和第三方機構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這一模式值得我國學習借鑒。長期以來，我國政府是公共產品供應的主體，出現了供給能力有限、供給效率低下等問題，不能適應我國公共產品需求，因此要創新供給模式。根據我國國情，可以借鑒國外的PPP運營模式，在確保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一些公共產品供給中推動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合作，鼓勵國有資本、私人資本以參股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參與進來，政府也可以采取購買公共服務或補貼等形式鼓勵私人市場提供，同時提倡慈善組織、基金會等非營利性組織參與公共產品供給，形成以政府供給為主導、多方參與的互動性供給模式。

4“十三五”期間公共產品供給的著力點?！笆濉睍r期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成的關鍵時期?；竟卜展┙o不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要服務于我國五大發展理念和國家重要發展戰略，成為發展經濟的重要引擎?！按蟊妱撔?、萬眾創業”是我國新的發展引擎，要創建有利于創新產業的公共服務平臺，比如政府可以組織建立創業信息共享、資金需求、專利和技術轉移平臺，完善大數據產業服務平臺等公共平臺；進一步精簡政府審批事項，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效率；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等欠發達地區的交通、能源、電信、網絡、飲水等基礎設施投資，提高教育質量和醫療服務水平，加強人才培訓力度，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要加大對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力度，促進綠色發展。要建立廣覆蓋、普惠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加大對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傾斜力度，推進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要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解決人民反映強烈的公共服務，比如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問題、看病難問題、交通擁堵問題、空氣污染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在經濟發達地區，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引導社會資本開發醫療、養老、文化、體育等非公共基本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滿足人們的個性化和高端化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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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