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家庭收入的影響

王　慧，張海鵬，徐晉濤（1.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8；2.通化師范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吉林 通化1002；.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72；.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100871）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家庭收入的影響

王慧1，2，張海鵬3，徐晉濤4
（1.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83；2.通化師范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吉林 通化134002；3.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4.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100871）

利用重點國有林區3省24個林業局1 454戶職工家庭微觀調查數據，考察重點國有林區開展的各項改革創新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旨在為國有林區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有價值的實證支持。在采用逆概率加權法控制樣本損耗偏誤的基礎上，通過極大似然估計法和最小二乘法估計重點國有林區各項改革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非林業收入、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持續上升，職工家庭對林業和國有部門的依賴程度逐漸下降。重點國有林區實施的市場化改革和森林資源承包管護責任制顯著增加了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加工企業轉制和一次性安置富余職工則對職工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化有顯著影響。重點國有林區推行的各項改革為完善改革方案提供了直接經驗，同時現有改革也使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明顯降低，深化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圖1表9參16

林業經濟學；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職工家庭收入

國有林區是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在國民經濟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國有林區管理體制不完善，森林資源過度開發，職工生活貧困，民生問題較為突出。1998年，國家啟動天然林保護工程后，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雖然有所提高，但僅為同期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44%［1］。為了擺脫困境，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以下簡稱重點國有林區）涌現出各種改革創新，諸如森林資源承包管護責任制，市場化手段組織林業生產，加工企業轉制等。這些改革能否促進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增長，解決生活貧困問題，對于未來國有林區改革方案的制定具有現實意義。天然林保護工程扭轉了國家在國有林區長期重取輕予的局面。對重點國有林區給予重金扶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林區積存的矛盾，給國有林區提供了一個喘息之機［2］。國有林區職工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收入結構變化明顯。對于出現這些變化的原因被歸結為，國有林區加工企業改制使許多企業扭虧為盈，提高了職工工資水平；產業結構調整、多種經營等改革創新推動新的勞動力要素市場形成和發育，使林區職工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1，3－4］。雖然以上研究均表明重點國有林區在實施各項改革以后，職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結構變化明顯，但是在經濟系統中同時還存在其他影響職工收入的因素。如果不控制這些因素的影響，那就會夸大改革對職工收入的影響。另外，從政策支持的角度出發，還需要回答不同改革創新的收入增長效應，以便提出更加有針對性的改革方向，已有的研究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鑒于此，本研究基于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跟蹤調查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實證分析重點國有林區各項改革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具體來說，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2個問題：第一，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變化情況；第二，考察重點國有林區各項改革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本研究旨在評價已經開展的重點國有林區各項改革對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并為下一步重點國有林區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有價值的啟示。

1　數據來源與基本事實

1.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環境經濟學研究小組在黑龍江、吉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進行的跟蹤調查數據。數據庫包括了1997年、2004年和2008年3個截面，跨越12 a周期，歷時較長，涉及了3個重點國有林區的7個林業管理局中的24個林業局、206家加工企業和1 454戶職工家庭，2009年進行回訪時有部分樣本丟失，因此，1997年和2004年的樣本數為1 454戶，2008年的樣本數為1 084戶（表1）。按照調查方案，調查在林業局、加工企業和職工家庭3個層面展開，其中，林業局層面主要調查林業局各類資源、社會經濟狀況、經營情況和各種改革創新情況；加工企業層面主要調查企業轉制、收益、管理等情況；職工層面主要是入戶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家庭基本信息、生產就業情況、生活消費情況、各項收入情況、資產變化情況以及社會關系等方面。在對職工家庭收入進行調查時，每戶家庭都詳細調查了家庭成員的就業狀況、家庭農業、林業、畜牧業生產情況以及其他收入情況。為保證數據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可比性，將1997年、2004年收入數據采用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調整為2008年水平。

表1　抽樣樣本點分布情況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1.2重點國有林區的改革創新

從實地調查來看，重點國有林區的基層林業局及加工企業自發進行的改革非常普遍。這些改革大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98年天然林保護工程之后大量興起，改革的模式可以從4個方面加以歸納：

第1種改革是通過市場化手段組織林業生產。具體是指：在分配營林造林、苗圃經營、采伐作業、運輸作業等林業生產任務時，采用招標等市場化方式，允許各種人員和組織參與競標，獲得經營權利。營林與采伐長期以來是重點國有林區計劃管理的主要領域，生產作業一般是由林業局一個生產車間或者工隊集體完成。實地調查發現，市場機制已經在重點國有林區各個層面逐漸深入，人們思維方式和經營理念也發生了變化，一些林業局已不再保留專業化的采伐和運輸生產工隊，探索使用市場手段進行林業生產，如內蒙古根河林業局、吉林松江河林業局等，這種方式避免了職工偷懶和搭便車的行為，改變了由企業統分任務統分薪水的局面，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經營效果，預期會提高林業局職工的收入水平。

第2種改革是森林資源承包管護責任制。這項改革實質是對森林資源產權的調整，是排他性經營管理森林的一種實踐，在所有權屬于國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管護權和經營權下放，承包職工獲得林地資源的接近權、排他權和收益權。此項改革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管理職工行為的模式，對保護森林資源和發展林區經濟有顯著作用［5－6］；同時，也有研究指出：此項改革并沒有給職工生活帶來較大改善［7］。通過實地調查發現，截至2008年，所有樣本林業局均開展了這項改革，并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產生了影響，主要體現在收入來源方面。首先，職工可以獲得固定的管護費，同時，可以適度開發利用林下資源，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跨寒帶和溫帶，具有豐富和獨特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及非木質森林資源，非常適合發展林下多種經營活動，職工家庭從事森林藥材、漿果、菌類的種植，森林禽類的養殖，預期會提高職工家庭的農業、林業、畜牧業收入。

第3種改革是加工企業轉制。國有林區加工企業由于長年虧損、低產出、高消耗等原因，逐漸通過轉制的方式尋找出路，主要方式是公司化、股份轉移、承包租賃、抵押經營、集資等，將國有企業轉變為非國有企業。實地調查發現，1997年樣本區加工企業轉制比例為5.83%，2004年增長為39.12%，2008年達到65.87%。企業轉制以后，通過控制成本、合理分工、強化職責、開拓市場、轉變營銷方式使企業效益提高，扭虧為贏，預期加工企業轉制會促進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非國有部門收入的提高。

第4種改革是一次性安置富余職工。國有林區由于計劃經濟時期對經濟發展需要和企業生產經營需求考慮不夠，造成了人員冗余問題。1998年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后，由于林業需求轉變，木材停伐減產，又增加了大批富余人員。為了解決國有林區勞動力資源閑置問題，開始對富余職工進行一次性安置。此項改革對收入的影響比較復雜，一方面會降低安置職工家庭的人均林業收入和人均國有部門收入，另一方面又會提高安置職工家庭的人均非林業收入和人均非國有部門收入，而對其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則是以上收入增減變化之后的結果，理論上較難判定結果。

1.3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變化

1997-2008年期間，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從2 497.00元·人－1增長到8 602.62元·人－1，增長了244.52%；職工家庭收入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最顯著的特征是職工家庭對林業和國有部門的依賴程度逐漸下降。

表2　家庭人均收入變化及平均增長速度Table 2　Change in per capita income and average growth rate of per captia income of household

1.3.1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顯著提高，但仍低于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從表2可以看出：1997－2008年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總收入略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但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從收入平均增長速度來看，1997－2008年，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總收入平均增長速度最快，為11.90%，尤其是2004－2008年，在年平均增長速度均超過10%的水平上，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總收入增長速度最高，達17.49%。

1.3.2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對林業的依賴程度持續下降從收入和林業的關系來看，可以將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劃分林業收入與非林業收入。其中，林業收入主要包括營林收入、采伐收入、管護收入、林業工業及運輸收入、非木質林產品收入及林業管理等其他林業收入。非林業收入主要由農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工業收入、商業收入、服務業收入及其他收入構成。從表3可以看出，1997－2008年期間，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林業收入增長較快，從1997年的674.68元·人-1提高到 2008年的1 423.03元·人-1，年均增長7.02%以上；同期非林業收入增長更快，從1997年的1 822.32元·人-1提高到2008年的7 179.59元·人-1，平均增長速度達13.28%。從收入結構來看，林業收入占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1997年約為27.02%，2004年下降到18.73%，2008年進一步下降到16.54%。在此期間，非林業收入占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則持續上升，由1997年的72.98%上升至2008年的83.46%。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非林業收入對家庭總收入的貢獻越來越大，國有林區職工家庭對林業的依賴程度下降。從林業收入的內部結構變化來看，采伐收入比例不斷下降，1997年為4.32%到2008年下降至1.61%；林業工業及運輸收入比例下降最為明顯，從12.61%下降到1.50%。管護與林業管理的占比則呈增長趨勢，這表明國有林區采伐活動大幅度減少，更多的人力被投入到管護與管理工作當中，這是天然林保護工程調減木材產量，加大森林資源管護力度的結果。

表3　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構成變化（按行業分）Table 3　Change in per capita income of household（divided by industry）

圖1　國有收入與非國有收入占總收入比例變化圖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from stateowned sector and non-state-owned sector

1.3.3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對國有部門的依賴程度下降1997－2008年期間，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來自國有部門的收入比例下降了21.2個百分點。同期，來自非國有部門的收入比例則從17.9%上升至39.1%（圖1）。這一變化和重點國有林區職工的就業渠道不斷增加相關，很多林區職工走出林業局，開始在本省、外省甚至國外工作。以樣本區職工家庭戶主的工作地點為例，1997年在林業局工作的比例達到95.0%，2008年下降至77.5%，下降了近18個百分點。在本省及外省工作的比例不斷攀升，2008年在本省工作比例達到14.6%，在外省為7.8%。有一部分職工工作地點仍在林業局，但已不在國有部門工作（表4）。1997年，工作地點為林業局但在非國有部門工作的職工占10.6%，2004年占20.7%，2008年占12.2%。工作地點的變化進一步說明國有林區職工家庭對國有部門的依賴程度在下降。

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按照來源還可分為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其他收入（表5）。工資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趨勢，從66.1%降至43.5%，表明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不再主要依靠工資生活。轉移性收入增長較為明顯，從22.3%先后升至26.1%和37.6%，這與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專項撥款資助有關。財產性收入及其他收入略有增長。表5中，工資性收入的下降和經營性收入的上漲，進一步說明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對國有部門的依賴程度在下降。天然林保護工程開始以后，重點國有林區職工開始開展多種經營，包括發展種植業、畜牧業及漁業，在調查中有的家庭靠養殖林蛙Rana amurensis而致富，有的家庭靠采集非木質林產品（木耳Auricularia auricula-judae，蘑菇Agricus campestris等）而大大增加了收益。

表4　職工家庭戶主工作地點的變化Table 4　Change in employment location of householder

表5　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構成變化（按性質分）Table 5　Change in per capita income of household（divided by nature）

2　實證模型設定及結果分析

2.1模型設置

為了考察重點國有林區各項改革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本研究參考MINCER［8］，高夢滔等［9］的方法，設定如下收入決定模型：

式（1）中：下標i代表林業局，j代表家庭樣本，t代表時間；因變量yijt代表各種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比例，家庭人均非林業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比例），β表示回歸系數，Dijt表示改革變量，是本研究關注的主要解釋變量，εijt為誤差項。xijt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以下4類：第一，家庭特征變量。本研究主要采用家庭勞動力占家庭人口的比例。第二，人力資本變量。本研究使用勞動力平均年齡、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以及職工平均工齡。按照通常的做法［10］，本研究使用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而職工平均工齡被作為收入決定方程衡量經驗的指標。調查樣本中，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學和初中為主，合計占總樣本的67.9%。第三，社會資本變量。采用職工家庭成員中是否有黨員或林業部門干部衡量。已有研究認為，政治身份、社會地位對收入有一定影響［11－12］。在國有林區，黨員與干部通常社會關系更廣，了解行業信息更多，更具備獲得多種收入的能力，這里作為控制變量放入計量分析中。第四，資源稟賦變量。采用家庭是否承包農地和承包林地衡量。國有林區職工家庭與普通城鎮居民家庭不同，他們更接近森林資源，可以承包經營農地，承包管護林地，在不破壞地表植被，不降低森林生態功能，不影響林木生長的前提下，允許開展林下經濟，開展種植業、養殖業、菌類的采集等。這些都會影響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因此有必要考慮農地、林地特征變量。表6列出了經濟計量中各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2.2數據損耗

2009年進行回訪調查時，由于搬家、外出打工、出差、旅游、拒絕訪問、生病、去世等原因有370個樣本損耗，為了提高估計的一致性，需要對數據進行處理。常用的解決面板數據損耗的方法有2種，一種認為樣本的損耗是源于不可觀測的變量，屬于 “樣本自選擇”，處理方法可采用基于選擇偏誤模型［13－14］；另一種認為樣本的損耗是源于可觀測的變量，需要控制這些變量來解決面板數據損耗偏誤［15－16］。

表6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Table 6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本研究使用的調查數據包括3期，樣本損耗只發生在第3期，不存在損耗樣本再重新加入面板數據的情況，滿足Wooldridge處理一般線性面板數據樣本損耗的方法的假設條件。因此，可采用第2種處理樣本損耗的方法，使用逆概率加權法（IPW），即假設第1期是全樣本，之后每一期都可能有樣本丟失，但丟失的樣本之后不會再回來，選擇標示變量sit表示每一個時期樣本的狀態，當sit=1時表示樣本是可觀測的，sit=0表示該樣本在t期丟失，sit受上一期指示變量wit的影響?？紤]到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遷移受外出就業影響會較大，雖然外出就業本身并不會導致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遷移，但因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多數地處邊遠山區，遠離城市，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人外出就業，可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就業信息，并且因對外地的了解熟悉程度而減少遷移成本。因此，選擇上一期的 “外地就業比例”作為控制變量。第1步，利用Probit模型對每一期選擇方程進行估計，得出擬合概率λ＾it；第2步，對回訪到的子樣本進行1/λ＾it加權，再利用最小二乘法或極大似然估計法估計式（1），得到各項系數的一致估計，樣本損耗偏誤檢驗結果見表7。

2.3估計結果

計量回歸結果見表8所示。其中，第1列是第1階段的Probit估計結果，家庭成員外出就業人數越多，回訪到樣本的機率越小。第2列至第4列是第2階段極大似然估計結果，第2列的因變量是取對數的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第3列的因變量是職工家庭人均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第4列的因變量是職工家庭人均非林業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傮w來看，估計結果與前文的理論分析基本一致。

表7　樣本損耗偏誤檢驗結果Table 7　Test result of sample attrition bias

市場化手段組織林業生產顯著增加了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增幅可達1.4%；對于職工家庭收入結構產生顯著影響，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顯著減少，下降了13.6%。

表8　極大似然估計法回歸結果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 of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森林資源職工承包管護責任制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和收入結構均有顯著影響，顯著地促進了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實施森林資源承包管護責任制可以使家庭人均收入增加0.2%；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增加了3.7個百分點。

國有林區加工企業轉制后提高了效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促使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增幅達0.4%；對職工家庭收入結構有顯著影響，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有所增加。

一次性安置富余職工增加了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對職工家庭收入結構也有顯著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一次性安置職工使非林業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上升了9.1個百分點。

勞動力占家庭人口比例只在回歸3中顯著，說明勞動力比例越高，非國有部門收入占職工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越高，說明由于家庭勞動力的增加，主要依靠勞動力在行業和區域之間的流動來消化，存在著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方面，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齡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有顯著影響，表明工齡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承包農地使家庭平均收入增加21.0%，家庭承包林地使收入提高30.0%。

2.4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上文的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第1階段Probit估計結果不變，第2階段的回歸結果見表9，與表8結果較為相似。

3　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通過實地調查發現，1997－2008年期間，重點國有林區職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顯著提高；與此同時，職工家庭收入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人均非林業收入、非國有部門收入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上升，職工家庭對國有部門和林業的依賴程度下降。

通過實證分析進一步發現，國有林區內部推行的各類改革創新取得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變化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以市場化手段組織林業生產和以家庭為主的森林資源管理方式顯著增加了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加工企業轉制，改變生產經營思路，采用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減員增效，則促使國有林區職工家庭非國有部門收入顯著增加；一次性安置富余職工對職工家庭人均收入和收入結構均有顯著影響。

表9　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 of OLS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并結合重點國有林區的實際，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啟示：一是重點國有林區推行的各項改革既緩解了林區 “資源危機、經濟危困”，也為國有林區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直接經驗。未來就是要在充分借鑒這些基層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設計出更加科學的國有林區改革方案。二是國有林區的各項改革也使國有林區職工對國有部門和林業的依賴程度下降，從而使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明顯降低，深入推動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三是國有林區應繼續利用市場化手段擴大林區就業，同時為這些市場化手段的發揮提供更加寬松的條件，從而為林區職工收入改善做出更大的貢獻。

4　致謝

本文寫作得到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姜雪梅副教授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陳帥博士的悉心幫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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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reform on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key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WANG Hui1，2，ZHANG Haipeng3，XU Jintao4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 134002，Jilin，China；3.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4.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454 households in 24 forestry bureaus of 3 provinces，this research used both MEL and OLS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household's per-capita income in the key state-owned forest area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both non-forestry income and income from non-state-owned sector in households'income was on the rise，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households'dependence on the forestry and state-owned sector was declining.In particular，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fores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reform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ouseholds'per-capita income.The reform of both forest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s of surplus employe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households'income structure.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mpli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urrent reform would help improve policy design and thus de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costs of the furtherreform in the future. ［Ch，1 fig.9 tab.16 ref.］

forest economics；key state-owned forest area；reform；employee's household income

S7-92

A

2095-0756（2016）04-0680-09

10.11833/j.issn.2095-0756.2016.04.018

2015-09-30；

2015-10-2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國際合作項目（7082114035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4BGL092，15AZD020）

王慧，從事林業經濟研究。E-mail：wanghuieepc@163.com。通信作者：張海鵬，副研究員，博士，從事資源與環境經濟、林業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E-mail：zhang-hp@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