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研究

夏一雪 蘭月新 曾潤喜 韋凡1

5000）

（2.重慶大學新聞學院 重慶 401331）

摘 要：文章從主客體兩個方面分析全媒體語境對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媒介化影響，包括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在利益、情感表達方式以及相互間關系等方面的影響，對突發事件及其發生演化機理的影響等，總結全媒體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特征。從管理理念、制度建設和運行機制等三個方面提出適應全媒體語境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并以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為例，分析其應急信息管理存在問題，提出全媒體語境下的改進措施，為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職能部門更好適應全媒體語境、進行科學有效的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全媒體；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信息傳播

中圖分類號： G250.7；G25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40

The Research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under the Context of All Media

Abstract From two aspects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all media context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means of expression on benefit and emotion， the interrelation of subje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and object under the context of all media.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el adapting to the all media context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nagement idea， system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Taking Tianjin Port "August 12" fire explosion accident as an example， analyse the problems of the emergen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se will offer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all media context and make the media emergency management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Key words all media； emergenc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1 引言

當前，我國已進入自媒體、機構媒體、平臺媒體等全媒體融合的新型媒介化時代，全媒體傳播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形態。全媒體是指信息傳播采用文字、圖片、影像等多種媒體表現手段，利用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多種媒介形態進行融合傳播，以實現廣覆蓋、全時空、多終端的信息融合接收。實時交互、開放共享、人人皆媒體、時時有媒體、處處是媒體，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可從任何終端獲得任何想要的信息，是全媒體傳播的突出特征。這些特征使媒體傳播以其強大影響力塑造著人們的思維特征和行為方式，社會實踐、社會關系、社會治理模式等整體社會生活呈現出高度媒介化特征。在這種全媒體全時空滲透的社會語境中，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影響力已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給新形勢下的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針對如何調整優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突發事件及其社會語境，國內外理論界進行了諸多探討，國外相關研究重視參與式管理[1]、促進利益協調[2]和構建安全共同體[3]等，我國理論界代表觀點包括風險管理、應急管理和危機管理并重的整合式模式[4]；采用并行式決策的網絡治理模式[5]；以塊為主、共治型模式[6]；中國“指揮—控制”模式與美國“合作”模式相結合[7]以及通過大數據技術對傳統風險管理模式的結構性重塑等[8]?？傮w而言，理論界對調整優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提出了可行性建議，并在主體全參與、風險全統籌、過程全銜接，以及綜合協調、多元協作等方面形成理論共識。然而，如何適應全媒體語境下高度媒介化特征，完善強化網絡媒介空間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優化現有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以適應網絡信息時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需求，理論界仍需開展更系統深入的研究。

由此，探索適應全媒體語境的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是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研究領域的時代課題。對于媒體傳播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相互關系，理論界主要從兩個方向上展開。一是從媒體自身出發，研究其在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如何作為，包括分析突發事件危機傳播的效用、模式等規律[9-10]，并由此建立危機傳播策略和機制等[11-12]；二是從政府進行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如何提高媒介素養[13]、運用媒介工具[14]、應對網絡輿情和提高網絡執政能力等[15-16]。這兩個研究方向，均將突發事件報道、網絡輿情危機等媒體傳播現象視為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工具或對象，未能從本質或語境視角來審視全媒體語境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關系，即高度媒介化是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在網絡信息時代的本質特征之一，全媒體融合的新型媒介化社會成為繼公民社會、風險社會后，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產生理念變革之深刻影響的社會語境。因此，探討媒體融合、輿情博弈等全媒體語境下媒體傳播規律及其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影響，并由此推動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理念、體制、機制的變革和創新，是時代所需，也是未來的研究趨勢。

2 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媒介化影響

當前，全媒體融合的媒介化社會語境已真實存在，其對公共安全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深刻影響不容忽視。在此，主要是從文化語境的角度使用“語境”一詞，意即強調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語境對于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具有限制和補充的雙重作用，并作為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活動發生發展所依賴的社會語境。這一方面是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發生發展的社會語境及其影響因素，通過媒體融合的方式全景化、實時可視呈現出來，社會風險是一種呈現性風險，而且網絡媒體崛起產生了新的風險因素，如媒介化抗爭、媒介審判等；另一方面是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組成要素，包括主體和客體，呈現高度媒介化的特征。如人的媒介化存在及其公共安全需求的虛擬化；突發事件的發生演變呈現實時傳播、輿情博弈等媒介化特征；網絡輿論場博弈成為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第二現場等。

2.1 全媒體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的媒介化影響

全媒體語境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的影響綜合體現為人的媒介化存在。在技術哲學提出“技術是人身體的延伸”這一觀點之后，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17]，其意義在于明確媒介技術對人之社會性的影響及其社會建構價值。隨著互聯網技術、數字信息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等媒介技術的發展，網絡媒體、移動媒體等數字化新媒體在控制人之精神生活方面顯現出更大影響力，媒介由人身體的延伸，逐漸成為人精神的主宰。針對這種人的媒介化存在和數字化生存，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者需明確其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多元參與主體的影響作用，這包括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軍隊、企業、公益組織、公民等，并從利益、情感等訴求表達方式的媒介化影響以及主體間關系的媒介化影響等兩個層面展開。

2.1.1 利益、情感等訴求表達方式的媒介化影響

以往統治階層掌握媒介控制權和使用權，便掌握了社會建構權，建立起維護自身利益的話語系統和解釋系統，如今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多網融合以及網絡媒體、移動媒體的發展，使個體進行公共傳播的能量被激發出來，并通過超越時空界限的網絡結構和全媒體下更廣的受眾覆蓋面而急劇放大。個體信息單元的能量爆發，實質是更廣大的社會階層獲得了更自由平等的話語權、解釋權，使多元訴求得以表達并產生影響，各種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及其立體化的輿論場成為利益、情感等訴求表達的主要載體。如諸多利益型群體性事件的形成、蔓延并急劇擴散，均與利益表達方式由傳統上訪變為網上串聯并激發大規模網絡輿情具有直接關系。同時，全媒體語境下不同媒體針對不同受眾群體進行的細分式信息傳播，也使個體信息單元在表達利益、情感等訴求時擁有更多選項并更易產生影響。

2.1.2 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間關系的媒介化影響

這包括人際關系和組織間關系兩個方面。在人際關系方面，不僅現實人際關系投射并延伸在虛擬網絡空間中，而且網絡式信息傳播模式使個體超越現實的地域、階層、文化等社會背景，進行新的社會關系的構造。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5年8月的問卷調查顯示，62.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網絡社交的依賴程度較強[18]，人們對網絡社會生活的依賴度正日漸超越真實社會生活。相應的，人們的公共安全需求也更加虛擬化，這在面臨網絡暴力、網絡詐騙、侵犯隱私權等媒介化風險時更是如此。在組織間關系方面，按照其參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影響能力、意愿水平和緊密程度，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可以區分為核心利益相關者（黨委、政府等）、強勢利益相關者（政府職能部門、軍隊等）、關鍵利益相關者（公共企業等）和從屬利益相關者（公益組織、公民等）[19]。在當前媒介語境下，由于從屬利益相關者的話語權及其影響能力的強化，其對于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相關性在日益增強，并對政府等強勢利益相關者的應急決策產生影響。

2.2 全媒體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客體的媒介化影響

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客體是突發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全媒體語境對其影響主要體現為突發事件自身及其發生演化機理的媒介化。

2.2.1 突發事件自身的媒介化影響

媒介技術的進步使人們更多通過媒體來感知社會生活和所處的公共安全環境，這包括真實的公共安全和虛擬的公共安全。全媒體融合的媒介語境強化了傳統媒體語境下的擬態環境，使突發事件的發生發展具有實時傳播、互動交流和可視化等特點，這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對于現場的全方位感知，但同時也存在著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的差異。不同媒體具有不同的特定傾向，這使其建構的擬態環境并不等同于客觀真實環境，而是主觀選擇、加工、拼合而成。相應的，人們對于突發事件的感知和認識，也是經由媒體塑造而來。由此，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中多元社會公眾的參與主要借由媒體完成，媒體對突發事件的呈現影響便決定著社會公眾的情感態度、理性認知和行為選擇，進而對突發事件發展演化和政府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產生重要影響。

2.2.2 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的媒介化影響

完整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包括預防準備、監測預警、處置救援、恢復重建和評估改進等。在當前媒介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通過媒體呈現出來，并通過多種媒體進行社會動員、公眾情緒疏導進而實現社會秩序恢復等。具體而言，全媒體語境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

（1）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媒介儀式的形成。突發事件媒介儀式的核心在于多種媒體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中相互呼應、印證，形成多媒體融合報道的一種儀式或盛大態勢，進而建構突發事件的某種社會意義或輿論[20]。其對突發事件發生演化的影響表現為通過情感互動來形成共有意識和普遍輿論，進而影響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這種情感互動包括情感召喚、蓄積和宣泄等階段，但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產生影響的主要是情感蓄積階段的控制與反控制，即情感控制方（主管部門或涉事方等）為平息輿論而做出的否認、拒絕、敷衍等情感反應以及延緩、阻滯信息傳播的行為，但是社會公眾“可能會表現出典型的憤怒反應——通過暫時增加情感能量的輸出，就像對控制他們的情境做出強烈的反抗一樣?！盵21]于是，在社會公眾集體反控制的情感宣泄中，形成突發事件的輿論高潮，其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的影響也就此形成。

（2）媒體融合語境下突發事件類型的轉變。四類突發事件中，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作為“外在風險”，被視為社會的“一致性危機”，而社會安全事件作為“內在風險”，被視為社會的“分歧性危機”。在傳統媒體相對封閉的傳播環境下，突發事件原始輿情發生信息異化的可能性較小，而在全媒體融合語境下，全敞式“圓形監獄”的開放傳播模式，使衍生輿情的議程設置功能強化，一方面使輿論場博弈成為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第二現場；另一方面使“外在風險”與“一致性危機”更易向“內在風險”與“分歧性危機”轉化[22]，進而形成多種安全風險復雜交織、復合型的突發事件態勢，給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帶來嚴重干擾和不利影響。

2.3 全媒體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特征

基于全媒體語境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客體的媒介化影響，對比報紙、廣播、電視等相對傳統的單一媒體語境，總結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特征（見表1）。

此外，媒體融合所形成的廣覆蓋使受眾傳播面更全，也使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不再局限于管理主體和承災主體，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公共安全治理。以上全媒體語境下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特征，以及新媒介技術的快速發展，均對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帶來了機遇和挑戰。變革現有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以適應全媒體語境下高度媒介化特征和網絡信息時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需求，完善強化網絡媒介空間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是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深入發展的迫切需要。

3 適應全媒體語境的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

基于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特征，分別從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體的理念創新和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客體的管理過程優化等兩個角度進行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的變革探索，主要包括管理理念、制度建設、運行機制三個層面，即實現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理念變革、完善細化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制度、善用新媒介技術和全媒體傳播方式以優化運行機制等（見表2）。

3.1 管理理念

3.1.1 確立媒介化為本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思維

確立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工作理念，即善用并引導媒體傳播不僅僅是緊急狀態下應對輿情危機的手段，更是預防、減緩和化解輿情風險并貫徹始終的工作機制，是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職能部門的日常職責所在，是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要素的重要組成。從“體用”的哲學角度出發，媒體傳播、輿情博弈等由作為現象的“用”，上升至作為本質的“體”，這是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應有的理念變革。這一理念變革集中體現為掌握媒介話語權。全媒體語境下受眾產生內容以及互動性、開放性的信息傳播方式促進了社會建構權力的變革，因此，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需要構建具有全時空滲透能力的“管理權”，這一“管理權”在網絡媒介空間中體現為“話語權”，但其實質是通過網絡媒介空間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實現對真實社會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也即媒介執政、網絡執政在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領域的體現。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是與全媒體語境下高度媒介化特征動態匹配、不斷變革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的體現。

3.1.2 確立融合、協同、可持續的基本管理理念

突發事件輿情信息具有突發性、不確定性，信息有限性與大規模、復雜化、緊急的信息需求之間矛盾突出等特征。因此，針對突發事件輿情信息的風險管理應當以融合、協同、可持續為基本管理理念，融合即發揮全媒體傳播的多渠道、廣覆蓋、實時交互的優勢，最大限度增加信息傳播效率；協同即適應全媒體傳播的開放共享特征，構建多元互聯、動態適應的信息平臺，為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提供信息支持；可持續即明確媒介化是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之本，以實現突發事件輿情信息的風險預控和過程治理。

3.2 制度建設

3.2.1 確立與全媒體傳播形態整體匹配的制度設計

當前，政務微博、微信等網絡媒體承擔著信息發布、政務服務、社會資源溝通協調、督促善政等功能，而隨著2015年6月1日首批50個省市公安機關統一標識為“網警巡查執法”的微博、微信和百度貼吧賬號集中上線，網警常態化公開巡查執法機制建立，網絡執法成為政府職能部門踐行媒介化公共管理的重要一步。但是，這些適應媒介技術發展的創新實踐仍然存在分散、割裂、單一的弊端，具體到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領域，表現為：局限于單一媒體進行宣傳引導的媒體策略已難以滿足全媒體語境下對系統性認識和使用媒體的總體需求，分散的技術防控和技術應用也非長遠治本之策。因此，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實現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體制、機制等與全媒體傳播形態的整體性動態適應，確立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發展策略。

3.2.2 確立適應全媒體傳播形態的機構設置和組織結構

當前我國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制度建設仍在傳統行政管理程序框架內，這種建立于專業分工和層級式組織結構基礎上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體制，存在縱向分工與橫向整合的矛盾，即條塊分割、部門局限、信息壁壘、協調不力等問題，難以適應全媒體傳播形態下開放性、共享性、網絡化、實時性的信息傳播需求。同時，突發事件應急處置中，多元主體在信息發布和溝通中統一性、協同性較低的現實問題仍然突出，這就需要確立全媒體傳播形態下，適應突發事件大規模、復雜化、緊急的信息需求的機構設置和組織結構。在機構設置中，以面向全社會應急聯動的大數據信息平臺為信息中樞，探索在政府應急管理綜合部門內設網絡式動態聯動機構，作為社會、市場等多元主體參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統一接口，成為跨區域、多主體、扁平化的合作平臺。通過制度化授權，以立法方式賦予該機構不同狀態下行使程序簡便高效的信息發布和處理職權，以提高緊急狀態下的信息使用效率，并統籌政府部門間信息交互，確保信源統一、權威、全面。同時構建多元主體實時橫向合作、上下層級實時縱向銜接，具有開放延展、多元互聯和動態適應特征的組織結構，使多元主體依據應急聯動協議和實時應急需求，便捷快速接入合作平臺，共同應對突發事件。這一機構設置和組織結構模式，具有信息流動性強、參與互動性強、資源深度共享等特征。同時，經過制度化授權的網絡式動態聯動機構，還具有緊急狀態下權威性強、集中統一的優勢。

3.3 運行機制

3.3.1 確立風險治理和公共安全服務的工作重心

互聯網技術、數字信息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等媒介技術的發展為政府進行更高效的公共管理和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務搭設了技術平臺，在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領域亦是如此。因而，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運行機制的重心應由專注于應急處置，進一步向識別、控制并化解風險和提供多樣化、實時性、交互式的公共安全服務轉移，提升預防預警、風險治理的主動性和精確性。具體而言，一是在預防準備、監測預警、決策處置和善后恢復等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機制中突出多樣化、個性化服務精確供給，主要體現為借助網絡媒體、移動媒體等多種媒體形式，對社會公眾的公共安全需求進行追蹤、分析和預測，并通過多種媒體表現手段及媒體形式，針對不同受眾群體、不同信息內容和不同終端，開展預防預警等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行為并提供精確化、交互式的公共安全服務；二是在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運行機制中，適應全媒體語境下突發事件全時空、全景化、實時性、互動性的擬態環境呈現特征，采用全媒體全覆蓋的媒體傳播策略，即時動態地進行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信息交互。

3.3.2 確立以信息為中心的工作流程

全媒體語境下信息傳播具有開放性、實時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但是目前政府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中橫向溝通共享不足、縱向逐級上報的信息傳遞機制，不同部門間相互分割的應急信息管理系統等，難以適應綜合化、開放性的信息分析、評估和預測的需求，也難以滿足實時性、交互性等信息傳播需求。由此，全媒體語境下所有人之間傳播的“多對多”的網絡化、扁平化信息傳播模式，可為政府應急信息傳遞機制的變革提供可行思路。即探索建立一種以信息為中心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運行機制。

這一機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政府部門間多元異構信息資源的共享，使公安、消防、安監、環保、衛生、交通等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部門的信息資源能夠“全天候、全方位、全過程”實時獲取和整合利用；二是基于面向全社會應急聯動的大數據信息平臺，實現全社會層面的信息開放共享，這一平臺是企業、NPO、公眾等參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的統一接口，通過政府+社會的信息搜集、分析和推送，預測預警和協同處置突發事件輿情危機；三是由政府統籌信息交互的動態聯動機構位于整個信息網絡的中央，進行協調控制，對政府、社會的各個信息資源節點進行匯總和維護，實現信息資源高度整合共享。

由此，在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中由主客體產生的信息，是依據管理事務的不同進行處理、分析，而不遵循部門職責范圍的限制，從而破除條塊分割、部門分立帶來的信息壁壘或信息空白，以及部門利益干擾帶來的信息失真。這一以信息為中心的工作機制，具有整合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工作流程于一體的突出特點，圍繞信息的搜集、處理和分析等信息流動過程，將網絡式分布的機構、人員、物資、裝備等應急資源有效聯接和整合，推進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過程的有序銜接、應急資源的快速獲取和高效利用，從而提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整體效能。

4 全媒體語境下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分析

當前，社會公眾對于及時有效的預防預警、科學專業的現場處置、互動溝通的善后恢復、公開規范的調查問責等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運行機制的關注度、參與度不斷提升。這要求從預防準備到調查評估的完整輿情信息風險管理運行機制都將在是否善用媒體進行信息發布和交互并取得輿論共識的問題上受到檢驗。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相對滯后的政府信息發布、信息溝通共享的不足、頻發的次生輿情等，均暴露出此次應急信息管理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集中體現為政府應急信息管理機制與全媒體傳播形態及其社會語境的不匹配、不適應。如以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中政府應急信息管理為例，分析存在問題，并提出適應全媒體語境的改進措施，有助于政府提升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效率、增強公信力。

此次事件信息傳播具有鮮明的全媒體特征，表現為多種媒體表現手段的綜合應用，自媒體、機構媒體、平臺媒體等多種媒介形態的融合互補，以及社會公眾通過手機、電視、電腦等多種終端的融合接收等。但是與事件信息傳播的多渠道、廣覆蓋、全景化、實時性、交互性特征相對應的，則是政府信息發布和管理的固化模式，如層級化的信息傳遞機制、部門間溝通共享不足、單向信息發布難以滿足公眾信息需求、單一傳播渠道以及信息時效性差等。針對這些問題，依據本文構建的適應全媒體語境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提出改進政府應急信息管理的對策建議，其中主要從管理理念方面提出信息發布環節的改進措施，從制度建設和運行機制方面提出信息溝通環節的改進措施（見表3）。

5 結語

天津港“8·12”火災爆炸事故中應急信息管理暴露出的問題，其表象是政府工作人員的媒介素養欠缺和輿情應對失當，本質則是政府輿情信息風險管理理念的相對滯后和體制機制的不完善，并透過媒體傳播和網絡輿情危機放大開來。因此，亟需深入研究當前突發事件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所面臨的媒介語境，探索與之相適應、相匹配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通過分析全媒體融合的媒介化社會語境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主客體的影響作用，總結不同于傳統單一媒體語境下的主客體特征，并以此為基礎，從理念變革、制度完善、機制優化等三個層面，構建適應全媒體語境的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模式，將有助于解決當前輿情信息風險管理實踐中存在的信息傳遞機制不完善、次生輿情災害頻發、網絡謠言干擾救援秩序等制約政府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效能的突出問題，為輿情信息風險管理職能部門更好適應全媒體語境、進行科學有效的媒介化輿情信息風險管理提供理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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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夏一雪（1983-），女，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科研部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蘭月新（1981-），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基礎部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網絡輿情研究；曾潤喜（1984- ），男，漢族，管理學博士，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傳播；韋凡（1992-），男，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研究生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