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聞史研究方法的批判與范式建構

史小艷　嚴定友

【摘要】中國的新聞史研究經過多年積累取得了諸多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許多本質的問題，例如在認識論上，缺乏本體意識、主體觀念較為淡??；在方法論上，研究方法孤立、單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邏輯上、理論上的綜合分析，以致束縛了自身的發展。在構建新聞史研究范式上，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具有探索性和創新性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論和丁淦林的“兩范式”論。本文通過總結新聞史研究的傳統范式的不足，創新性地提出“人本主義范式” “媒介生態范式” “民族主義范式”三種研究范式，對新聞史研究的范式建構提出一些思考。

【關鍵詞】新聞史；研究方法；批判；范式建構

【作者單位】史小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嚴定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一、新聞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中國的新聞史學科建設已經基本建立起結構完善、層次多樣、理論扎實的結構體系。在新聞傳播學范疇內，中國新聞史研究可謂成果豐盛。丁淦林曾言：“中國新聞史已成為‘具有扎實基礎、能夠持續發展的‘頗有積累的獨立學科?！盵1]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史研究更是突破了原有的框式，獲得快速發展。關于中國新聞史發展階段一直有多種說法，較為典型的有“兩時期說”“三突破說”“四階段說”。方漢奇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聞史以1978年為斷點劃分為兩個不同階段，前一階段主要研究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史；后一階段則較為全面地研究新聞史[2]。丁淦林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李龍牧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稿》、方漢奇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等3篇著作作為中國新聞史3個不同時間段的重要突破，以此作為新聞史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

李秀云在《中國新聞學術史》中拋棄了政治新聞史的觀念和研究思路，將近代以來的新聞史分為前新聞學的歷史考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建立、戰時新聞學的興起、純粹新聞學與大眾新聞學的分野四個時期，將新聞理論形態作為劃分的基準，具有一定意義[3]。盡管新聞史研究成果豐碩，但是依然存在不足。進一步分析新聞史研究自身存在的問題，尋找科學的解決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仍為新聞史的發展所必須。下面嘗試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范疇剖析新聞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1.認識論范疇：本體意識缺失、主體觀念淡薄

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是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對新聞史研究反思的成果。過去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新聞史研究過于依附革命史，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建立起與政治學的同盟關系，這種同盟結構雖然有失偏頗，但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不無關系。隨著經濟和社會體制的變革，原有的結構開始受到質疑，出現新聞史研究需要獨立性的呼聲。深入分析新聞事業發展的獨特軌跡，研究新聞史發展的特有規律，是對新聞科學的尊重，也是對這一學科研究所應有的態度。寧樹藩明確提出新聞史研究要清除政治斗爭思想，重新審視自身的發展規律，堅持本體意識[4]。除了堅持“本體意識”，他還提出“兩條腿走路”，也就是新聞史研究的兩個方面：一是報刊的社會作用，主要表現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二是報刊自身的發展歷史，即新聞事業產生及其動態變化的歷史，尤其是新聞觀念的變遷和經營管理的進步[5]。因而樹立本體意識，強化主體地位應該成為新聞史研究者的基本立場和原則。

盡管這種意識逐漸成為共識，但原有思維在研究中依舊普遍存在，這種思維改造需要的是行動力。在思考中被當作原因的，在行動中就會被當作規則，培根的名言提醒我們，思想的解放一定會引導實踐，最終促成事物的改變。

2.方法論范疇：單一、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

新聞史研究成果數量可觀、種類多樣，涵蓋中國通史、斷代史、地方史等類別。盡管如此，中國新聞史研究似乎出現了整齊劃一的研究模式?？v觀歷史與現狀，可以發現新聞史的研究方法孤立、單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邏輯上、理論上的綜合分析。正如丁淦林所分析的一樣，“中國新聞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為依據，做邏輯上、理論上的綜合分析?！盵1]重視史料，對史料做深入挖掘，做思維與理論上的研究與分析，的確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符合方漢奇提出的“多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的理論，但這種研究模式過于單一且略顯僵化。這種局面的產生既有必然性又存在各種偶然性。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時代背景的影響，又有學科自身的發展邏輯。首先，新聞事業為政治服務的意識長期主導學者的研究思維，并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所激發的百花競放，而是過于強化新聞的意識形態理念；其次，中國的新聞史研究與國外的新聞史研究脫節，割裂了中國新聞事業與外國新聞事業相通、相連的普遍屬性，導致中國學者孤立地、片面地研究新聞史；再次，新聞史研究多是閉門造車，缺乏與其他學科的互動交流，較少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實證史料作為新聞史研究的方法是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然而，它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現代新聞史的研究需求，傳統新聞史的研究方法應該面向現代不斷創新，以促進新聞史學科的繁榮。

二、新聞史研究的范式建構

過去新聞史研究缺乏科學的范式創新，陷入了方法單一、僵化的藩籬。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束縛逐漸被打破，許多學者對新聞史研究的范式進行了探索性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論和丁淦林的“兩范式”論?！叭妒健笔恰案锩贩妒健?“民族國家范式” “現代化范式”的統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縱向的結構范式?！案锩贩妒健遍L期以來位居新聞史研究的主流，以政治意識形態為核心，作為評價新聞史的評價標準；“現代化范式”將新聞史研究放在大的時代背景里考察，以現代化作為新聞史的評價指標；“民族國家范式”不同于前兩種范式，而是以國家利益為準則，考察新聞能否促進社會發展、民族進步[6]。李彬的“三范式”論側重于新聞的附加價值，強調其對社會的服務性，具有明顯的社會政治導向，但對新聞事業自身的發展元素重視不夠，對新聞事業的行為主體——人的思想和活動對史學認知的重要價值認識不足。丁淦林提出的“兩范式”論也頗有影響，第一種是體制與媒介范式。這種范式以“報史是報紙自身發達的歷史”為新聞史觀，以“報紙”為研究對象，以“媒介經營”為關注重點。第二種是政治與媒介功能范式。這種范式是時代的產物，以“新聞事業”為研究對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為關注焦點[7]。丁淦林的“兩范式”論以突出某項研究為重點，是一種橫向結構范式，它具體表現為“體制與媒介范式”和“政治與媒介功能范式”兩種?！绑w制與媒介范式”將“報紙”自身作為研究的主體對象，強調“媒介經營”的重要性；“政治與媒介功能范式”則立足于“功能性”，將“新聞事業”作為研究對象，聚焦于媒介的“政治功能”[7]。由此可見，以上兩種范式都是以新聞史的價值和目的為導向，無論提法科學與否，至少在宏觀上為新聞史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丁淦林的“兩范式”論同李彬的“三范式”論相比，研究對象更加強調媒介體制與媒介功能，他關注新聞的本體——報紙自身，將新聞史從邊緣引向了中心地帶，也具有新聞史研究的一般特征?！叭妒健闭摵汀皟煞妒健闭摱甲⒅匦侣劦纳鐣τ脙r值，具有偏向性，都凸顯了新聞史研究的本體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

1.人本主義范式

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人同樣是新聞傳播活動的主導者，離開人，新聞傳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而，從人自身出發，建構人本主義范式尤為必要。

所謂人本主義范式，就是將新聞人作為研究的對象，通過人的實踐活動反映新聞的發展歷程。它既包含新聞人的思想價值，還涵蓋實踐活動與成果。人本主義范式突出人的作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體現，但它不是孤立地研究人本身，而是將人置身于復雜的時代背景與環境中。以人為中心做新聞史的方法研究，并非是否認傳統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人為本，注重史料，通過特定的新聞活動來研究新聞史的傳播規律?？茖W的新聞史研究方法要善于利用唯物主義的眼光看問題，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放在具體的時代環境來考察[8]。吳文虎強調人在新聞史方法研究中的作用，并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出發，以新聞人的傳播活動為中心，注重人的基礎作用，以此來構建新聞史的范式結構。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用于新聞史的研究中是對人本主義史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當前人本主義范式并沒有過多地引起注意，學界采用的也多是傳統的研究方法，這種現狀與國內新聞史研究長期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有很大關系。過去也有對新聞人物進行個案研究的文獻，但大多數研究集中于新聞思想、新聞實踐等領域，較為單一，很少對人物的心靈、情感、認知等方面進行研究，很少將其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人本主義的研究范式填補了當前新聞史研究的空白區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

2.媒介生態范式

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訊息”的觀點，認為社會歷史發展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是各個時代傳播的訊息，而是各個時代具體的媒介屬性及其所代表的生產力。將媒介作為新聞史研究的中心進行考察，是一種十分獨特的思維和方式。這種方式用生態的原理考察媒介與媒介、媒介與其他環境的關系。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生態系統”，同樣，媒介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9]。有學者將媒介生態系統分為內外兩層，一是媒介之間競爭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二是媒介生存環境[10]。第一種是媒介之間競爭形成的內部生態環境，著眼于媒介的新聞實踐和業務；第二種是影響媒介生存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眼于制度和媒介體制的變化。

媒介生態視角是社會技術論的體現，它將媒介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通過考察媒介技術、媒介與環境要素的互動關系來探索新聞的發展規律。它包含媒介技術的創新性和傳播的穩定性，以及技術對社會的變革作用。媒介生態范式既強調了技術在研究新聞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又承認了史學研究的關聯性，摒棄了傳統研究中單一 、孤立的研究方法。該范式克服了新聞史研究的純粹性，增強了學科互動，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媒介生態系統通常分為媒介群落和媒介生存環境兩層，媒介群落體現媒介內部的競爭態勢和發展變化，著眼于媒介的新聞實踐和業務；媒介生態環境更看重媒介與外界環境因素的關聯和互動，著眼于制度和媒介體制的變化，以開放的思維和視野來探究事物深層的原因。將媒介生態作為分析新聞史的方法和視角，體現了新聞史研究的系統觀和媒介觀，既突出微觀元素的創新視角，又能從全局把握歷史元素與環境因素的各種變化關系。此外，將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引進新聞史學中，也體現了學科研究的交叉性，學科之間的互動與借鑒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媒介生態范式是一種大文化視野、一種大媒介思維，只有深入把握媒介與其他因素的緊密聯系，突出媒介思維，方能構建起系統科學的媒介生態范式。

3.民族主義范式

所謂民族主義范式，是指研究新聞史要從本民族的特殊性出發，將新聞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民族主義融合起來，既包含民族的經濟體制、媒介體制和政治文化環境，又包括民族發展的時代主題。民族主義范式，更多地折射出民族的特殊性，反映出民族新聞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在構建民族主義范式的過程中，要用“大歷史觀”的思維?！按髿v史觀”能夠在跨度較大的時空范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從而由表入里地研究歷史中的深層次問題。盡管中國新聞事業是舶來品，但是其自身的發展卻具有特殊性和變異性的特點。作為世界新聞史的一部分，中國新聞史具有特殊的辦報環境和辦報主體，新聞人有獨特的新聞理念和追求方向。研究中國新聞史，必須了解中國近現代革命、建設、改革的大歷史背景，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發展規律。此外，要對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新聞主體進行深入發掘，既要批判民族虛無主義，又要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背景與時代特征，引進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同時借鑒其他民族的有益成果，推動民族自身的發展。民族主義范式是對新聞史民族虛無主義思想的批判，對國內新聞史研究實現本土化的目標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構建民族主義范式的關鍵在于充分尊重民族新聞事業的特殊性，并將其與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普遍規律結合起來，構建一整套科學、系統的方法論體系。

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科學世界觀的體現，新聞史研究同樣需要科學的世界觀的指導。關于新聞史研究范式的創新，諸多學者皆有論述，無論何種方法，新聞史研究均要滿足兩個基本要求：一是要充分尊重民族新聞事業的特殊性，并且與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相結合；二是避免孤立的、主觀的研究，建立跨學科、跨文化的多樣化方法論體系。綜上所述，構建完整、科學的結構范式既要遵守常規路徑，又要突破僵化模式，不斷創新、止于至善。

[1]丁淦林. 20世紀中國新聞史研究[J].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

[2]李彬，楊芳. 試論中國新聞史研究的范式演變——以《大公報》研究為例[J]. 中國傳媒報告，2005（4）.

[3]李秀云. 中國新聞學術史[M].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4]寧樹藩. 寧樹藩文集[M].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

[5]寧樹藩，曾建雄. 強化本體意識，探求自身規律——新聞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J]. 新聞記者，1998（9）.

[6]方漢奇. 1949年以來大陸的新聞史研究（一）[J]. 新聞與寫作，2007（1）.

[7]丁淦林. 中國新聞史研究需要創新——從 1956 年的教學大綱草稿說起[J]. 新聞大學，2007（1）.

[8]吳文虎. 從本體論角度研究中國新聞史[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9]邵培仁. 論媒介生態系統的構成、規劃與管理[J]. 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10]陽海洪，趙平喜. 媒介生態學：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路徑[J]. 新聞界，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