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撕碎的生活

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里，有標志意義地出現過四種話：汾陽話、上海話、廣東話、英語。女主人公沈濤，男主人公張晉生、梁子，他們說汾陽話。汾陽是山西的一個小地方，作為一個東北人，汾陽話我能聽懂一部分，另一部分靠電影字幕。汾陽是賈樟柯的老家，他堅持把自己電影的背景放在那里，讓電影中的人物用老家的方言講話，再明白不過地表達了他的藝術追求。方言特有的詞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與他鄉有區別的音調，都有意義，有隱秘的另外一種方言、腔調無法言說的內容在里面。一個藝術家，當他能夠用自己的方言創作時，他會感覺情感流暢，因為不隔。方言轉化成標準話、普通話，會流失掉一些最原始的東西，影響作者的表達。一個能用方言創作的人是幸福的，他能最大限度地表達普通話無法傳遞的對故鄉的情感。如作為電影導演的賈樟柯，如寫出長篇小說《繁花》的上海作家金宇澄。上海話在《山河故人》里其實只出現幾句，小男孩張到樂回到出生地汾陽，用上海話與在電影中未露面的父親的新女人通話，話筒里傳出上海女人的吳儂軟語，一下子就把時空感表現出來了，對汾陽的平視瞬間變成俯瞰。還有電影中反復出現的粵語歌、英文歌，不但起到了串聯時間的作用，同樣能讓觀眾拉開空間距離。而當電影到了后半部分，能夠阻隔人物的就不再就是漢語的方言，而是另外一種語言——英語，一種更大的文化上的隔閡開始了。

賈樟柯電影我看得不全?！缎∥洹贰墩九_》，還有這部《山河故人》。僅從他電影人物語言上的運用，我能看出他是一個有野心的導演。

說自己的話，用最能表達自己的故鄉的方言藝術地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是最難的，因為大家都在講“普通話”。在一個大家都在努力學標準話、講標準話的時代，堅持方言，哪怕是部分地堅持，是需要勇氣的。

藝術家要有野心，還要有勇氣。

要有堅持自己的定力。

2015年，秋天，我航行在長江三峽，在夜行船上朗讀自己的小說。按照主持人女作家方方的建議，大家最好用自己家鄉的方言朗讀。好吧，我要講沈陽話。我生活了三十年的這座城市，從陌生到熟悉，我把很多地方寫進了小說，不僅作為小說的背景，而是想用這座城市里很多實實在在的地方，提醒自己要把這座城市的精氣神傳達出來。用方言朗讀寫沈陽的小說，挺有意思。我選了《兒子上樹》的開頭。這篇小說的背景就發生在沈陽，一個女出租車司機和她兒子的故事。我努力想象著沈陽話，朗讀了開頭的兩段。

但是，有聽眾說：沒感覺你講的是沈陽話，感覺跟普通話差不多嘛。

我想說，這對我是一聲棒喝。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所謂的北方，當然也包括我生活的這座叫沈陽的城市，沈陽話跟普通話接近是正常的，但沈陽話的發音，其實跟普通話之間還是有很大差別。沈陽話發音土，比普通話“侉”，在東北三省的省會城市方言里，是離普通話最遠的。長春、哈爾濱人講話，都比沈陽人更“標準”。我檢討自己沒把沈陽話的真正發音朗讀出來，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我不是地道的沈陽人。我的日?？谡Z里，有我出生地鞍山的痕跡，有我讀過四年大學的北京的痕跡，有我天天聽的電視、電臺廣播的痕跡。第二是我的小說語言。當我寫作時，我沒能把沈陽話中最精髓的部分用文字表達出來。漫長的中小學語文教育，讓我學會了漢語規范表達的同時，也讓我漸漸不自覺地把方言排斥在自己的書面語之外。四年大學中文系教育，更強化了這種傾向。

在語言上，我是一個夾生人。

我在寫作當中，不知不覺在向標準話靠攏。

我語言不夠自覺，缺少把方言精髓轉化成書面表達的勇氣和能力。

所以，我對創作出《山河故人》《繁花》的賈樟柯、金宇澄高看一眼。

把方言中的精髓用文字表達出來，不僅是對豐富漢語詞匯做貢獻，也是記錄思維方式的差異、多樣。很多年前，我剛到沈陽，發現這里的人問路時，經常稱呼對方“師傅”；沈陽話里講誰誰誰丟了面子、事情沒辦成，叫“掉鏈子”。類似的話還有很多。我在這里生活了很久才意識到，這一類表達，其實暗示著這座城市特有的工業文化。時間久了，我的新鮮感在消失，我已經不太去注意沈陽話與普通話不同的地方了。

工業文化浸入沈陽人的日?？谡Z，如果把這座城市作為小說背景，在我的敘述語言、人物對話中，是不是要適當加入這一類獨特的方言詞匯？把方言、口語轉化成書面語，進入審美層次，有沒有必要？“度”是什么？應該把握什么分寸？

《山河故人》的汾陽話靠字幕提示?！斗被ā酚玫氖蔷母脑爝^的上海話。

一個生活在沈陽的作家，我應該用什么樣的語言寫作？

曾經聽過中國語言委員會錄制的兩段古漢語發音。

一段是一千多年前的宋音，即宋朝的官話。北宋的官話和南宋的官話是不同的，一是開封口音，一是杭州口音。不知道這段模擬錄音中的宋音是開封還是杭州口音——想從今天的杭州話或者開封話比較出這段錄音到底是南宋版還是北宋版，大概也很難，因為今天的杭州話和開封話，已經不是千年前的杭州話、開封話，已經經歷了元、明、清、民國、1949年以來的多年流變。

那是一首我非常熟悉的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如果不看文字，我能聽懂不到一半。聽慣了今天的普通話朗誦，宋音版的《水調歌頭》，讓我對這些原以為非常熟悉的詩句產生了不一樣的感覺。一千多年前的漢人果真這樣講話？宋朝的官話，比今天的普通話溫柔婉轉，不如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硬朗。也許，用宋朝的官話朗讀李清照的詩詞，更能見其陰柔溫婉？

如果說宋朝的官話我還能聽懂一半，用遠古、中古發音朗讀的《詩經·隰有萇楚》，則讓我徹底發懵：“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如外星人在讀天書，我一句聽不懂。不看文字，那些奇怪的聲音，我簡直不敢相信是漢語。直到開始用近古發音，才讓我有些相信這確實是我們的祖先在講漢語。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我能聽懂了，跟今天的漢字發音更接近一些。

歷史悠遠的漢語，其發音因為地域和時代的變遷，差異極大。直到有了錄音技術的今天，普通話不斷普及的今天，同樣的字詞，在各地方言中，發音仍舊差別巨大。

幸好有書寫出來的漢字。漢語中字的寫法、詞的含義，千百年來，也有變化，但跟發音的多樣性相比，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五千年文明歷史，因為有了漢字，多少輝煌得以記載。沒有漢字的中華文明，無法想象。

2014年秋天，我去日本參加一個書畫展。中日畫家，酒酣情熾，在缺少翻譯的情況下，靠著漢字筆談，天南海北，最后居然可以談到《金瓶梅》。雖然其中肯定有誤讀，畢竟可以部分交流了。

看日本街頭招牌上不時閃現的漢字，我想過，漢字的意義，早已經超出了華夏文化。

發明了漢字的那個叫倉頡的老家伙，他真是了不起。

飛向遙遠太空的飛船，應該把漢字也帶上??！

《圣經》巴別塔的故事。

曾經，世上的語言和口音是一樣的，人與人的交流沒有障礙。傳說大洪水過后，諾亞的子孫越來越多，他們擔心諾亞時代的洪水重新出現，就商量著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城是巴比倫城，繁華而美麗；塔叫通天塔，直插云霄，欲與天公試比高。但上帝不高興：如果人類真的修成宏偉的通天塔，那以后還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辦法阻止他們。于是他悄悄來到人間，改變并區別開了人類的語言，使他們因為語言不通而分散在各處，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廢了。

巴別塔就是通天塔。后來的人，用巴別塔比喻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也暗示人與人之間的不可理解。

人與人之間的難以理解、溝通，是一個恒久的跨越種族的話題。美國電影《巴別塔》，導演是2015年憑借《鳥人》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墨西哥人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電影《巴別塔》2007年在中國上映，但當時好像沒有太大的反響?！栋蛣e塔》講述的故事，從北非摩洛哥境內的小山坡上開始，黑人兄弟倆正無憂無慮地放著羊，此時他們手捧父親從日本人那里輾轉得來的步槍。寂寞的放牧生活中，兄弟倆隨意向遠處開槍解悶，其中一槍，射中了一輛旅游車。這輛車上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有一對美國夫婦理查德與蘇珊，來荒涼的非洲旅游，是為了挽救他們瀕臨崩潰的婚姻。他們留下一對子女在美國，由墨西哥保姆照顧。悲劇從天而降，一顆子彈穿過車窗，擊中了妻子蘇珊。丈夫理查德千方百計四處求救，人生地疏、語言不通，美國政府的外交救援遲滯緩慢。當地警察將肇事父子三人包圍在山坡上。與此同時，遠在美國家中的墨西哥保姆，在離家多年之后，回去參加兒子的婚禮。她說服侄子陪她帶著理查德的一兒一女同回墨西哥。在返回美國的路上，由于膚色以及語言不通，他們被警察當成綁架孩子的嫌犯而遭追捕。在遙遠的日本，曾贈予非洲向導步槍的日本人也面臨著重重困境，妻子自殺，聾啞女兒在母親自殺后更加自閉，靠勾引男人宣泄痛苦。短短幾天中發生的事情，濃縮了這世上的許多不幸，而所有的不幸幾乎都源于溝通不暢。

《巴別塔》電影故事橫跨東方、西方，把地球上不同膚色的人纏繞在一個事件里，故事環環相扣，看似沒有聯系，編得有些牽強，但因為導演的電影表達能力超強，使得看似不可能的電影敘述成為可能。

我對導演的墨西哥人身份感興趣。墨西哥與美國隔著國境線，墨西哥人向往美國生活，不斷偷渡墨美邊境，干流汗最多的體力活，卻往往沒有合法的身份。天堂與地獄，對墨西哥人來講，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政府所謂的非法移民，很多時候其實是在指這些滯留不去的鄰居。墨西哥人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作為電影導演的他，成為墨西哥人的驕傲，是不是因為他的電影表達，代表了很多墨西哥人面對這種現實的困惑？

巴別塔是傳說還是歷史真實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人類祖先對“理解”的期冀。按照諾亞后人的理解，統一的語言、口音是“理解”的橋梁。

但，果真如此嗎？

2015年秋天的夜航船上，我聽法國人勒克萊齊奧先生朗讀他的作品。七十五歲的勒先生，200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聽他用法語朗讀，有一種聽音樂般的喜悅。法語我一句不懂，但他的朗讀真的很好聽。我就當音樂聽吧。我喜歡法語。

但是，就在我們上船前幾天，在巴黎巴塔克蘭劇院，讓世人震驚的槍擊慘案中，據幸存者追憶，持槍掃射的人，他們講的也是法語，甚至是地道的巴黎口音。

那些手持槍支的人，他們知道劇院里的聽眾大多數與他們講一樣的語言嗎？

講同一種語言的人，是殺人狂，也可能是被害者。

那么，語言到底是什么？

人離不開語言，又永遠被語言隔閡？語言不能讓人與人達成和解，是這樣嗎？

女真，作家，現居沈陽。主要著作有小說集《晚霞中的紅蜻蜓》，散文集《遠古足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