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一家國企改制

編者按：1990年代全國范圍內的國企改制大潮，是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然要求。從全局來講，國企的改制，使其擺脫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和體制束縛，釋放了其市場活力，但在改制過程中，也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腐敗不公、下崗職業安置等諸多棘手的問題。本文作者作為一名普通工人，親歷了一家國營酒廠的改制，見證了改制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感同身受下崗工人的遭遇。這家酒廠改制過程中出現的腐敗不公、下崗潮等種種問題，也許是一個個案，也許帶有某種普遍性。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個案，一窺國企改制乃至社會變革中所不得不經歷的種種陣痛，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1986年秋天，18歲的我爬上途經地屬N縣一個村莊的國營B酒廠的送貨車，來到了坐落在縣城中心地段的酒廠，頂替父親成為這個廠的臨時工。兩年后轉為正式工人。直到2006年離開，我在這家酒廠整整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我參與并見證了它的興盛、改制、轉型和衰敗，其中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工廠注定成為我的夢魘，這輩子都掙脫不出來。

國企改制現已成為歷史，有句老話，歷史是人民書寫的，那么我也要把一個工人的心聲，寫在這一頁歷史上，讓后人也能聽到幾句“工人老大哥”的聲音。理性的分析我是不具備的，我只能憑著記憶和本能，瑣瑣碎碎地記錄。希望我能夠做到一個合格的觀察者的角色。

B酒廠的前身是原古鎮酒廠，地處運河畔的古鎮，酒廠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元年（1662）的一個酒坊。1958年下半年，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古鎮依靠運河的水路運輸，遠離縣城，交通不便，陸路運輸困難，縣委工業局決定將古鎮酒廠他遷，更名為國營B酒廠。1986年的酒廠，當時有職工五六百人（后來增加到一千人），和一條建于1976年，年產一萬噸的酒精生產線，主打產品是白酒。當時市場其他酒類很少，雖然每個縣都有一個酒廠，但產量一般都不大，B酒廠年產五六千噸白酒在這個地區已經是大戶。白酒市場需求旺盛，釀酒需要的糧食都是從東北調運，價格便宜。而酒精需要的原料瓜干，本縣的基本是農戶一家一戶用平車和很少的拖拉機向酒廠送，長途販運的不多。收原料的季節，賣瓜干的車輛排成長龍。酒精基本不做白酒用途，大都作為工業原料。

到1990年代中期，酒廠開始出現經營困難。首先，1992年工業產品已經靠市場調節，酒廠也因此要自負盈虧。就在這一年，廠里做了一個違背市場規律的廣告：“聞著香，喝著甜，一瓶只花塊把錢”。這個廣告詞在普遍講究包裝，走中高檔路線的白酒市場，結果可想而知。這個廣告在電視臺播出后，引起的反應是，一塊多錢的酒送人不能送，自己喝嫌孬，請客拿不出手，就這樣直接把白酒市場砸在自己的手里。從此，酒廠的經營以1992年為分水嶺。開始從主要產品白酒向酒精生產轉移。

在這種情況下，酒廠開始擴大酒精生產，新建一條年產20，000噸的生產線，謀求市場的發展。但這個行業污染嚴重，廢醪液只在簡單沉淀的情況下排出。酒廠的周圍都是居民住房，廢水管道流經的地方，居民就用水泵抽污水，經過簡單的過濾就可以回收大量的酒糟，然后賣給附近的養殖戶。酒糟是瓜干發酵成熟，并通過酒精工藝蒸餾把其中含有的乙醇提純以后的殘液，這些殘液過濾以后，可以直接摻在飼料中喂豬。久而久之，一些社會閑散人員在這里逐漸積攢勢力，形成了當地聞名的黑社會性質的“酒糟幫”，他們為害一方，直接操縱酒糟銷售和其他黑色交易。

窮廟富方丈：腐敗的關系網

當地政府很依賴酒廠的稅收。有一句話說：酒廠效益不好，縣政府都吃不上飯。當時縣城里的小企業逐漸式微，酒廠以一個小型企業，交中型企業的稅收，是唯一的交稅大戶。因為有政府保駕護航也變成了就業的香餑餑，酒廠廠長也變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

退休工人的工資由工會代發，我記得后來到工會為父親領工資，發現有些人是不認識的，酒廠的老工人也不認識。老工人說這些人都是外面的人，他們單位效益不好，吃不上飯，上級直接調到酒廠退休的。在職的工人，除某些技術崗位和科室技術管理人員，幾乎都被關系戶占滿，無非是廠長的親朋，上級政府官員的親屬，或者送禮進廠的其他關系。因此本廠工人很難站穩腳跟。

1993年，國家開始進行環保大檢查，所有污染企業必須治理，法院甚至到酒廠封門。由于環保壓力，廠里購置了挪威的酒精廢液DDGS生產線，但原料必須使用玉米。這也是廠長以此為名腐敗的開始，出國考察，貸款，以新設備的價格卻買來一套二手的設備。這套生產線僅僅間斷運行一年就因為原料和運行成本太高而停了。還是要起用舊的生產線（使用瓜干做原料的生產線），延續傳統的處理方法。

也就在上馬新的生產線之前，廠里為挪威工程師建了一個招待所。挪威工程師撤走以后，這里成為廠長搞政治投資的地方，成為市政府某領導包養情婦的幽會場所，晚上用政府的小車送來，廠保衛科人員在樓下站崗，禁止閑雜人員入內。工人議論紛紛，但不敢聲張。廠里對工人管得非常嚴，經常用下崗敲打工人。

這個廠長姓L，1986年從一個倒閉玻璃廠調過來的。之前的酒廠沒有外債和銀行貸款，職工生活還算穩定，生產運行正常，所以一些老工人對過去比較懷念。但原廠長因為發生了一次安全事故而被調離。從1986年L廠長調到酒廠開始，為了配合當時的廠長負責制，開始大權在握，并且開始搞腐敗。

酒廠和市領導的關系如此密切，使酒廠得到特別的照顧。上級政府到地方檢查，酒廠基本是必到的企業，包括每年的環保檢查。酒廠的信息不但靈通，而且準時，不管環保公開檢查、暗訪，甚至多少人，什么時間到什么地方，事先都很清楚，可以及時做準備。如此一來，我們酒廠的污水排放問題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保護之下，和環保檢查人員玩貓捉老鼠的游戲，再說環保部門不過是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是游戲規則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如此而已。

從1994年開始，因為白酒市場的下滑，酒廠又經營混亂，因此陷入了債務危機。酒廠財務管理不善，直接關系在廠長。他片面要求銷售量，而銷售員為求銷售數字，大量以賒賬形式售貨，但往往賒賬以后找不到老板，收不到貨款。當時三角債在社會上盛行，國企是直接的受害者，大量國企在那幾年都陷入了債務危機。另一個原因是廠長與銷售人員串通，營業收入貨款回收大都進入他們的口袋。這些當然都是暗箱作業，但銷售人員為所欲為，必然與老板有關，因為沒有他的批條，不付款的產品誰也拉不出去的。他還和經銷商串通一氣，不用他們付貨款，而是讓他們把許多低劣產品抵押給酒廠。廠里沒辦法處理，只能把這些東西發給職工（洗衣粉、布料、香水、肥皂，甚至還有電器、液化氣灶、床上用品等）?；蛘咦詈笳也坏浇涗N商，成了呆賬、死賬。

一方面酒廠陷入了債務危機，另一方面，廠長還開始大量的基建，不斷地給干部建房、買房，變本加厲地淘空企業。廠區內舊房子也幾乎都砸倒重建，還在臨街建了一棟8層的辦公樓，預算450萬元，最后建成幾乎是千萬造價。

經營每況愈下，逐漸步入死胡同，貨款已經不敢經過銀行，業務都是靠現金結賬了。一些原料商經常到廠里來鬧要貨款，廠里保衛科每天嚴陣以待。一次鬧得厲害，我們正趕著上晚班也被關在門外，不能正常交接班。

從198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以來，國家對工業企業逐步放權，但國企改革的政策往往把企業經營的困境歸咎于工人太多。但工人的認識則截然相反，大家普遍認為，經營困難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人作為企業經營效益的創造者的地位被忽略，反而被當作包袱而極力甩掉；另一方面，大多數工人都認為自己的工廠完全可以經營得很好，是官僚體制毀了他們的工廠。工人一直沒有權利管理自己的工廠，企業領導都是上級任命，就這樣把很多沒有經驗的人，甚至是腐敗的人，安插在工廠里做廠長，這必然造成經營不善，甚至是把企業挖空。在整個1980和1990年代，幾乎是二十年的時間里，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國企寅吃卯糧，很多工人在當時都清醒地感受到，這必然帶來企業的衰落，并將為自己的生活帶來災難，但工人沒有任何權力，只能聽天由命。

1997年“十五大”后，企業重組成為風潮，再加上經濟不景氣影響了消費，導致很多白酒廠從此從市場消失。白酒銷售幾乎停止，酒精生產開始虧損，酒廠已經入不敷出，但還在勉強維持生產，其工資已經靠貸款發放。除對酒精車間的生產仍有保障以外，其他車間開始放假。這已經是強弩之末，市內的小制造業和小化工廠完全退出市場，或兼并，或破產，或變賣，大面積的工人下崗、待崗。1997年4月我們廠長調任市經委副主任，調走當月即停發工資，這時酒廠各種外債已經過億元。當月從外單位調來一廠長，來到就開始查賬，查前任的賬肯定會觸動很多人的敏感神經，甚至上級主管機關某些人的神經，因此只短短兩個月就在其廣州出差未回的情況下，又換一任接管。酒廠全面停產，工人放假，開始進入破產重組程序。從1986年開始國家轉換機制后，沒有一任廠長或總經理是從廠內選舉產生的。雖然說，破產要追究企業破產原因和法人代表的責任，事實上僅僅以破產結束銀行的債務。

這時市政府調撥400萬元資金支持酒廠生產。1999年，市政府又對酒廠的白酒實行市場保護措施，除一些名酒外，不準銷售附近地區的白酒。另外還動用行政手段讓一些單位購買酒廠的白酒作為福利發給本單位職工，以保護當地企業的利益，其實是因為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無力，財政收入失衡，加上吃不上飯的退休老工人和待崗工人頻頻到政府鬧事。雖然這些鬧事的沒有酒廠的工人，但促成了政府對地方企業的重視和保護。

另外一個支持酒廠的原因，是酒廠是市內的利稅大戶，在整個1990年代，酒廠不管經營情況的好壞，利稅從來是雷打不動地上繳的。所以，每次酒廠的年終總結和全廠職工大會都非常隆重，市領導年年親臨講話。這無疑是對廠長政績的肯定和鞭策，更加重了廠長走上層路線的決心，也給坐穩廠長的鐵交椅打好了基礎，畢竟廠長都是上級領導直接任命。

集資與改制

1997年9月，酒廠能夠起死回生，是因為市里調撥資金支持生產，酒廠就是用這批資金收購原料。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管理層要工人集資，維持生產。工人集資2000元，中層干部正職5000元，副職4000元，副廠長10，000元。到了1998年底和1999年間，又正式進行股份制改革?！皣鵂IB酒廠”改名為“B酒業有限公司”?！皬S長”改為“總經理”。但1997年工人的集資額，一直沒有發還工人，這時就再讓工人補1000元，變成3000元，折算為股份入股。大學生、班長是5000元；車間主任及中層干部1萬元；廠級干部從2萬—5萬元不等；總經理10萬元。不管是改制還是交納股份，或者后來被迫退股，都是強制性的，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交，不交就下崗。開職工大會并不是和工人討論爭取通過，而是傳達改制得交多少錢股份。工人全交現金，但廠級干部只有一名副總交的是現金，其他人都是用房產證抵押，包括總經理。

總之，種種制度的設計，都是讓干部，特別是總經理，用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股份?？偨浝硇誔，他從1998年股份制改革起就代替原來的L廠長，擔任總經理，一直到現在。P總經理能夠坐到這個位置，是因為他是縣長的兒子，后臺夠硬。P總經理領導酒廠完成股份制改革，期間他的股份也逐漸地多起來，變為大老板。但究竟具體過程是怎樣，完全是黑箱作業，所有干部都諱莫如深，一般工人根本無法弄得清楚。

改制后工人從此對廠長改稱老板，不再敢叫廠長了。工人名義上是股東，改制后并沒有發給我們股權證，反而一年以后開始清股，把我們的股份又變成存款，但保留了大學生、班長以上人員的股份，然后大學生、班長的股份也沒有了，最后是中層干部副職的股份也沒有了，這是后話。這一年廠里是盈利的，但并沒有給工人分紅，而是直接通知職工拿交股份時的收據換成了存款憑據，3000元的股份就變成了廠里的內部存款，存在廠財務科。這個存款期限只有一年，按銀行的利息結算，但你卻無法提出來，存款到期再到財務科換條子。他們就這樣地把職工的股份全面清退，而過程根本不通過職工代表大會。

改制后酒廠也完全根據市場需求來生產了。但怎么改都不能改變工廠生產設備簡陋落后的事實，在這種條件下，要想生產合格的產品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工人被放假放怕了，也被一直上升的物價壓垮了，所以這時工人都希望酒廠可以改制成功，重新振作，因此不去計較管理層的錯失，反而抱著同舟共濟的心理，和管理層站到一起。但是到了2001年，管理層又宣布進一步改制，全面清退職工股份，買斷職工工齡，卻并不結算現金。值得注意的是，清退股份只限職工，干部不用退，相反，還可以收購職工的股份。

當時企業剛剛起死回生，職工被搞怕了，也不敢反對。這時，就有干部開始暗地向工人收購存款，換成屬于自己的股份。因為工人看不到取回這些私人股份存款的希望，所以見到有人暗地收購，都愿意打折賣給中層干部和廠級干部（干部入股可以不用現金）。最初有大額存款的人，甚至5折都愿意出賣。后來從5折開始一折一折向上漲，收到最后就是9折。收購人都是在暗處和這些人接觸，但可以肯定，沒有總經理的同意和簽字是誰都不可能拿出現款的。財務科長要收購我的股份時只出8折，我要求9折，后來通過別人傳話，3000元存款按8.8折賣出。就這樣，工人的股份沒了，干部的股份變多了。從此，國家獨資的B酒業變成了國有股份占51%，私有股份占49%的公私混合企業。雖說國有股份過半，但由于老板同市政府關系很好，所以，政府根本沒有派人到企業來當董事長或總經理，還是由P老板來當總經理，而工人就更沒有說話權利，只有任人宰割。

改制后，在公司里，只有中層以上的干部才有股份，但他們一般來說最多就是能分紅，作為股東的權力是沒有的。質檢科的科長跟我說：“我有三股，每年的分紅能發到手上（在企業盈利的情況下），是公司內部的存折。老板說今年賺了就能分一點，說今年虧了就分不到了。但公司盈虧只有老板一個人清楚，其他人只能聽說，真實情況是一點也不知道?！?/p>

這幾年來，工人集資股份的錢合起來，金額之大讓人驚心。如果再算上工廠所欠的原料貨款和其他欠款（廠里也有向工人和社會上以銀行高得多的利息吸儲），真是一個巨大的腐敗黑洞。

2006年，B酒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之子做了其中一間附屬公司K酒業有限公司的經理。2007年底，總公司將K酒業產權以200萬元轉讓給其子，和總公司產權分離。200萬元，用中層干部的話說，也就是賣個廢品的價。

股份制讓酒廠合法地變成一家實際由私營老板做主的企業。老板讓中層干部每年兩次實行競爭上崗制度，競爭的直接結果就是逐漸把管理層家族化，或安插親信在一些重要部門。那些大學生只能競爭技術性的管理工作。公司缺乏的人才，直接從外面聘任，聘任人員待遇以談判為準。

有一次質檢科科長跟我聊天時這樣說：“現在公司內任人唯親，要搞好關系就得做奴才。我的下屬，有幾個是公司里副總的老婆。她們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不知好歹，懶得要死，貪圖便宜，素質太差。她們自恃有后臺，實在讓我不好管理，看著就來氣，就懶得理她們?！?/p>

我曾經參與一次班組長的競爭。程序是先個人報名，然后是述職。然后是一副總兼車間主任介紹報名人的情況，最后是不記名的投票。投票分為兩個部分，工人投票占60%，評委占40%，投票結束后直接把投票箱收走，隔天才公布投票結果。這種缺乏公信力的投票結果，就像演戲一樣，不同的是讓“觀眾”充當一回道具，可見這種競爭完全是糊弄工人。

公司又在一線工人中實行文化考試制度。中層干部、大學生、中專生、40歲以上的工人免考。第一次考試就把很多工人從崗位上趕下來，也把辦公室富余人員減到車間，車間的去三產?？荚嚲S持到2006年，但到時又規定，凡沒有參加公司考試和考試不合格的，崗位工資減少50元。

2008年選人大代表，公司和經委、市法院屬一個選區，指定候選人是一個經委主任、本公司總經理和本公司一名員工。這名員工只是某辦公室一科員，大家對此人亦不熟悉，大家心知肚明，此人不過是總經理的陪襯。選舉前我參加了公司分管黨群工作的副總分片吹風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工會主席。結果三個人有兩個當選，一個是經委主任，一個是本公司總經理。事前車間主任和班長要做好其下屬工人的思想工作，意思就是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就是選舉不能爆冷門，要按照領導的意圖走。這就像要拳擊愛好者和拳王比賽，用心不言自明。

跨世紀下崗潮

認股其實也是牽制工人的一種手段。認股以后，開始給所有在崗職工簽了一份買斷的合同，這些合同簽完都被收走，不讓帶離現場，也不給工人一份，所以最后簽完并不知道具體簽了哪些內容。買斷工齡的補償在合同上是有的，一年大約五百多元，但這些補償款并沒有發給職工。放假的工人不參加改制交納股份。一開始，廠里鼓勵工人買斷，買斷補償最初每年890元，后來發現走的基本是有一技之長的工人，就改變策略，把一些重要的技術崗位補償降低到500元，后來又降低到300元多一點。那些放假在家的工人雖然沒有一分錢，但也不想買斷，廠里就全部通知回來上班，男工全部去裝卸隊扛木薯，女工去服務隊干雜活，裝卸廠里的其他貨物。最后有的人受不住了就買斷走人，也有的工人覺得回來上班沒希望了，就主動買斷自謀生路。

還有一些工人被趕到三產。三產是指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但在國營企業，除了生產主業，從前很多都兼辦服務業，為自己的員工服務，這些服務業單位也就成了公司的輔業。我們酒廠也一樣，有商場、散白酒門市、招待所、浴池。這些輔業，在國企改制中往往也以“主輔分離”的方式，把輔業出售或承包出去，自負盈虧。公司地處鬧市區，改制以后B酒業公司就把這些輔業承包出去，方式是直接由公司任命輔業公司的經理；也就是說，任命經理不通過內部招標，而是總公司老板自己找。輔業公司雖是承包出去，卻又仍然屬公司直接領導?？偣局唤o三產工人交養老金和300元的基本工資，另外部分由三產單位發給，但沒有具體規定多少。

廠里陸續采用這種手段不斷把工人趕到三產，三產都是自負盈虧。三產單位逐漸人滿為患，多余的人手，或輪崗，或放假。那些在放假期間找到活路的，廠里得到消息就通知他上班，逼迫這些人買斷走人。三產比如說招待所和浴池，都有銷售任務，完不成扣發工資，本來他們的工資500元都保證不了，再有銷售任務的定額，那就雪上加霜了。月終如果經理說虧損了，那么工資就只給很少一點，最難的時候可能只領到廠里發給的300元基本工資。公司的三產都處在半待崗狀態，工資很難保證，后來工人無奈在門口拉生意，傷了公司的面子，領導才出面阻止。

從1997到2002年這幾年間，酒廠只有不足一半的職工上班，40歲以上女工，45歲以上的男工基本內退。內退的法律依據是1997年省勞動廳下發的《關于加強勞動合同管理理順勞動關系的意見》的通知：“第15條：關于離崗休養（內退）人員”中規定“職工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的，經本人同意，單位批準，可實行離退休養（內退）”。但事實上，由于公司一向有法不依，再加上改制后工人權利更無保障，所以內退職工的權益是沒法保證的。他們既不是在崗工人，亦不是正式退休工人，身份尷尬，更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造成內退工人生存步履維艱。所以企業根本不會尊重“職工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才予內退”這道坎，管工人多大“一刀切”就是了。內退職工只發200元的生活費；開始時個人應交納的養老金不包括在200元之內，后來變成200元生活費包括養老金，變成只能拿一百元多一點，一直到2008年仍是如此。我在2007年放假到2008年止也是從200元里扣除養老金。和所有放長假的工人一樣，這些錢從來就沒長過。

2007年最后幾名40來歲的女工內退以后，廠里干脆宣布從那時候起，以后不存在內退，要么買斷，要么干到退休。

社會上的再就業渠道，無非是下崗工人做小生意可以免稅。但免稅的待遇，工人基本享受不到。因為這些免稅待遇必須在勞動部門辦理下崗證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而企業辦理下崗證，首先要交給勞動局下崗工人兩年的失業救濟金和一些其他費用，然后通過勞動局發給下崗工人。企業當然不想付一分錢給工人，自然不會給工人辦理下崗手續。另外，政府為了提高政績，就要降低企業的下崗率和失業率，但使用的是另一種手段，即讓虧損嚴重的企業合并。但企業并不是養人的地方，這些工人在兼并后只有很少部分能夠上班；這些在廠里待崗的人，絕大多數一分錢也沒有，仍然是待業狀態，待業就不能拿到下崗證明，自然就拿不到免稅資格去做個體戶。工人拿不到下崗證，勞動局即使有提供免費培訓工人技能的課程，工人根本就進不去。要進，還得要交錢拿各種技能證書。說白了，勞動局也是講究經濟效益的地方。

總之，企業不想付給工人失業救濟金，政府不想讓工人下崗，但推出的政策，都只是數字上降低了失業率，對于工人毫無益處。

老大靠了邊

從1986年開始，酒廠公開招工三次，加在一起不足200人，這批工人一直到2008年仍是廠里的骨干，因為酒精行業的工藝是精細操作，這些人的存在給酒廠以后的發展打好了基礎。酒廠到1997年開始已經突破千人，已經成長為一個中型企業。

當時的L廠長是1986年從一個倒閉玻璃廠調過來的。L廠長調到酒廠一開始，為了配合當時的工資改革，酒廠的工資分配，逐漸向管理層傾斜，科室的獎金永遠比車間高。而車間主任有二次分配的權利，班長也有在班組里再分配的權利。所謂二次分配就是廠里根據車間的生產指標完成情況，核算出來車間的人均工資，車間再根據班組對指標完成情況，再做分配，工資層層提留，層層盤剝下來，工人的平均應得獎金幾乎就打了對折。每次發工資，工人和車間主任、班長的工資是分開的，工人根本就看不到他們具體領了多少錢。廠長就是用這個辦法把管理層牢牢抓在手里。有的工人因為看到了利益的誘惑，就向車間主任送禮，一次一名車間主任搬家，工人竟送了三個抽油煙機，價格應該在500元左右。

1997年酒廠恢復生產以后，保證運行質量非常關鍵。市場低迷，沒有好的運行質量肯定虧本。而工人的工作質量又決定了酒廠的運行質量。市里調撥的有限資金能否讓廠子翻身，都決定于此。而這時候工人和管理層的心是貼在一起的，所以非常賣命工作。我一直在車間一線做產品終端，這個崗位集中了廠里最精干的工人，他們整天和車間主任研究怎樣改善操作，為此經常放棄休息。

這種情況很短暫，低迷的市場環境開始回升，2000年時廠里還沒有完全從低谷中緩過勁來，管理層和工人之間的戀愛期就結束了！之后他們就專門以嚴厲的懲罰制度來管束工人。

改制以后的工資分配，實行基本工資和指標工資相結合的辦法?；竟べY一直為改制前的定額工資的50%，然后通過指標完成情況再計算指標工資。這是指工人的工資，班長另外每月200元操心費，車間副主任則拿工人平均工資的1.8倍，正主任拿工人平均工資的2倍。后來從上到下都改成定員、定崗，崗位工資制度，按每個崗位的崗位工資的50%，加上指標完成情況計算工資。這個崗位工資的50%也不是固定的，如果指標完成情況好，指標工資高了，肯定就把崗位工資的比例下降。這些看起來都有規定，但操作起來非常靈活，所以工人的工資仍然是得不到保證的。法定假日車間自然沒有休息，也從來沒有加班費，后來因為工人反應強烈，就把這些應該發給的錢如數下發，但又降低工資總額，到頭來工人還是拿那么點錢。車間工人除晚班下班是夜間外，幾乎每個班都要加班干雜活。有的車間經常性規定每一輪班要放棄一個休息來義務勞動（班次為：2個白班、2個小夜班、2個大夜班、2個休息），上級要取消休息，就像肥皂泡一樣說破就破了。產品不合格的也要放棄一個休息來學習。還有經常性的讓工藝水平不足的工人輪崗。車間總是有幾個富余工人，那就成為管理層敲打工人的工具，誰被逮到誰下來輪崗。輪崗工資只有600元。

工人只有走投無路才會想到保護自己權益。一旦發生勞動爭議，除非想好自己的出路，否則誰也不敢拿自己的飯碗去賭，不聽話的工人馬上就會被驅逐出去?；蛘哒{離原崗位，或者放長假，有遭到處理而待崗在家的工人還被通知要個人交納全部的養老保險金。其實就是逼迫工人買斷，每次搞“運動”都有一些人買斷，公司的目的也在此。

改制以后，廠長經常帶人夜間查崗，查到誰，白天開現場會批評，重罰50—100元的罰款，那幾乎是工人的月工資。工人在廠里已經沒有說話的機會了，以前工人可以直接和廠長開玩笑，現在提意見的機會都沒有了。我記得從前一名工人和廠長開玩笑，賭一只燒雞，廠長輸了，沒想到這名工人跟在廠長的后面要燒雞?，F在呢，車間工人要想見廠長，或者和廠長站在平等的地位開玩笑、打賭，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那些管理規定逐漸變成了處罰措施，每違反一條都罰款。這些規定和工藝規范交雜在一起，有上百條之多，而且經常性地更改罰款數額和罰款規定。車間里點名室有一塊公告板，公司多年一貫制，罰款必須交現款，超過24小時翻倍。罰款條必須貼上墻，板上罰款條每天都貼得密密麻麻。由于人手減得厲害，原來兩人一個工段，現在變成兩個人兩條生產線的相同的一個工段，工人難免出錯。老廠的設備雖然經過很多年運行和改造，質量很少不合格，甚至幾個月才有一個不合格。所以那時一個質量不合格罰100元?，F在每天都有不合格的，就改成一個不合格罰50元。罰款的數額雖然減少了一半，但天天不合格哪撐得起罰??！有一個月，一個工段8個人的工資全部罰光，還有一個人倒貼了50元。工人實在支持不下去了，紛紛要求調崗，車間主任每天被工人追得不敢停下來說話。最后工人沒辦法，反正是罰光，集體不交罰款才罷了。

在普遍失業的背景下，工人非常珍惜就業機會，而管理層看清這一點，就對工人的利益肆意踐踏，隨時可以罰款，隨時可以呵斥，隨時可以待崗。一個黃姓副總兼車間主任，對操作稍有波動的工人，張口就說：不能干給我滾！如果有的工人頂嘴，不但要進行經濟處罰，還要寫“檢討書”。如果是產品質量不合格的還要寫“質量分析報告”。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寫是自己的錯誤，不然通不過就要停班。一般寫分析報告和檢討書之后都要進行經濟處罰。經常有人被整哭，然后還要抹干眼淚繼續工作。工人反抗無力，對管理層的壓榨只能無奈忍受。

工友之間的關系也演變為相互傾軋。管理層也開始利用工人之間的矛盾來管理。我看到的是人陰暗的一面，人和人之間的戒備和不信任使上班也成為一種折磨。當這種戒備和不信任變成常態時，互相拆臺就是必然的了。工作壓力自然也無形中加大，從身體到精神每天都高度緊張。每次一進入廠區都覺得非常壓抑，下班出來有一種刑滿釋放的感覺。有一次我的頭發出現了斑禿，弄得非?？只?，醫生檢查說是精神緊張造成的，讓我注意調節。

訪談個案：男工們

國企工人大致而言可以分為三代人。第一代是1950年代到“文革”前入廠的老工人。他們一般有比較深的社會主義信念，對于黨和國家也很信任，對自己為社會主義建設有所貢獻頗為自豪，也比較滿意于當時生活比較安穩，社會地位較高的狀況。第二代是“文革”結束前后入廠的工人，他們這一代總有一種不平的憤怨，因為他們就是“文革”中上山下鄉、失去學習機會的一代，而回城之后，往往窮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有門路進廠工作；但是不到十年，他們又在198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逐步失去原有保障，直到1990年代末下崗。我們這一代則是1980年代國企改革前后才入廠的，雖然沒有以老三屆為代表的那一代人在“文革”前后的不幸，但是后段的經歷則一樣，尤其因為感到從未享受過舊國企時代的社會福利而不平。

個案一：老徐，男，46歲。高中學歷。

我1993年31歲才進廠。因為我是一起進廠工人中唯一的高中生，加上有書法功底，所以能分到生產科，在一名技術員的指導下繪圖。但我這人不善于和別人打交道，在科室里不大合群，不久就在廠里的一次考試后下調到車間做維修工，做維修工倒也平靜，學會了一點電焊維修的手藝，休息就到外面接活回家做，或者利用自己的書法功底給店鋪畫廣告牌，寫店名。那時做牌匾的很少，直接在刷過涂料的墻上寫美術字，說明店鋪的名字。慢慢地我也學會了制作簡單的廣告牌匾。

我有兩個學齡的孩子，那點工資根本不夠過日子的，而這樣我多少還能掙點外快，也因此車間里老是認為我不務正業，每次開會都是不點名地批評我，發獎金都是我最低。本來我活路就慢，就說我是磨洋工，磨洋工就磨洋工吧。工間休息時我喜歡用石墨在水泥地上寫字，琢磨字體（石墨是用來在鋼板上劃線的），不大和同事交流。下班就騎著車子到處轉，看到有新開的店鋪就過去詢問要不要畫廣告。

因為有這個特長，宣教科經常找我去幫忙，但并不把我調過去，因此我也不想給他們干。我就像小工一樣，他們需要就打個招呼讓我去，然后哄我說將來可以把我再調過去。其實科室里沒點根基根本就去不了，況且辦公室的人員關系復雜，誰家有事都得去湊份子，我那點收入可應付不來。事實上，科室有過許多科員都被下放到車間。享福的地方不是我這種人呆的，他們用你就找你，不用就走人，讓我感覺一點尊嚴都沒有。

在廠里受管制很不舒服，1997年廠里停產放假基本對我沒有影響，回家我就買了電焊機自己找活路。在外面找活做收入還不錯的，但覺得沒有生活保障，還是廠里穩定。1998年年底，廠里破產以后重組，把我們這些維修工全部找回去。但不是回去車間，而是讓一個車間主任帶著我們出去到社會上找活干，上交一部分利潤給廠里。車間除留一些必要的維修工和維護設備，剩下的維修工都被廠里趕到外面，車間主任則變成我們的經理，把我們完全變成了小工，到處出擊承包小工程，沒日沒夜地干。工資待遇很低，而經理每天都向我們發火，我們好歹得保住工作，也就忍氣吞聲地干活，不聽話就被趕走。也有的工友受不了鬧情緒，經理就把人送到廠里，廠里就叫他回家待崗，待崗一分錢生活費都沒有。經理月底發工資，但誰也不知道別人的工資多少，不過肯定那些親信和骨干一定多得多。經理就是用這樣的手段把骨干牢牢地抓在手里，苦的是我們這樣的普通工人，工作時間從來沒個正點。

后來酒業行情慢慢好轉，而工廠也開始改成股份制，經理又回到廠里繼續任維修車間主任，但我們這些工人只有很少的幾個人回廠里上班，這樣，我們就解散了，也不給我們安排工作。2002年改制時走了一些維修工，廠里人手不夠，才又把我們找回去。改制以后車間里已經把人減到最低的限度，每天都加班，但從來沒給我們報過加班費。開始說廠里現在困難，要我們工人和廠里共渡難關，后來廠里的效益好了以后，又搞計件工資，最后搞崗位工資，不管怎么搞，誰干活還是拿那點錢而已。

后來宣教科、工會合并為黨群辦，人員減到只剩下領導，雜活沒人干了，又把我弄過去當科員。我已經四十多歲了，讓他們呼來喚去的，心里很不舒服。刷標語，拉條幅都要爬高上低的，他們也不幫忙，讓我自己去干。我雖然是在科室，但還不如一線工人呢。但這里是廠里的神經中樞，廠里所有的文件都從這里出籠，并且特聘了黨校退休的校長，做廠里的意識形態工作，起草文件，進行企業文化教育。工會主席不過是個傀儡，其實工會就是組織開會，分配車間工人義務勞動，每季度組織婦女做計劃生育檢查。我覺得工會就是廠里的一個科室而已。但上級下發的文件都是送到工會。雖然我在黨群辦兩年，那些文件我基本沒看過。其實，凡是對工人有利的東西都別想看到。

最后領導又把我送到車間做維修工，可我所在的車間維修工已經減到只有兩個人，就是我和班長。車間是24小時運轉，這樣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就只能每人上12小時的班，沒有夜班費，沒有加班費。這樣熬了大概半年，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嫌我年齡大了，就把我調到生產科新成立的施工隊。廠里的目的是，新廠區里有很多施工項目都是找外面的施工隊，費用很高，如果把廠里的維修工集中起來自己施工，可以節省很大一筆費用。維修工本身就是單位職工，可以說利用起來等于不花一分工錢。但管理上依然和外面的施工隊實行同樣的計件酬勞，就是打破原來的崗位工資，干多少活掙多少錢。后來施工以后，他們發現這樣計算出來我們每個人都能拿到幾千塊錢，等施工結束后，不明不白地又按原來的崗位工資發放，并且不給我們任何解釋。

工程結束以后，我因為有事請了幾天假，回來才發現這些人都被解散了。我找到生產科，科長說我違反勞動紀律，叫我回家待崗。2008年3月，廠里通知我們28名工人到廠里去，去了才知道是讓我們和廠里簽買斷合同。一名石姓副總勸我們：“廠里效益不好，你們現在買斷，廠里多給3000元的補償，如果現在不買斷，將來廠里沒錢了，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反正現在你們也沒崗位了，還是拿點錢合算?！被丶乙院?，家人也都怕將來一分錢也拿不到，都逼著我去和廠里簽買斷協議。簽協議時也沒細看內容，心想大家都一樣，加上工會主席在旁邊催，就簽了。后來才知道其中有一條是，自愿買斷。

個案二：阿軍，34歲，酒精廠車間工人。初中學歷。

1993年我從消防部隊退伍。我是城鎮兵，退伍后按規定政府都要為我們安排工作。我被分配到酒廠，大曲班，那里一天到晚干的都是沒有任何技術的體力活，甩大锨、拉大車，直到糖化曲（發酵工業中普遍使用的淀粉糖化劑）在市場淘汰，大曲班解散為止。

1996年我調入酒精車間。但我去了以后也沒有正式的崗位，整天就是搖搖晃晃沒正事。盡管工資也不少拿，可就是人沒精神。1997年我申請停薪留職，然后去了海南，在那里做了半年保安。在那里也不過是個打工仔，自然沒什么機會發展，就死心了，又回酒廠上班。但回酒精車間是不可能了，1998年廠里經營已經很困難了，那時酒精產品滯銷，白酒市場也完蛋了。廠里就招廠內富余的工人到各個鄉鎮，設點銷售散白酒，一方面消化滯銷的酒精，另一方面打開白酒廠在農村地區散白酒的市場。但畢竟只是權宜之計，無法長期在市場站住腳，因此不久我被抽調去銷售白酒，每月只發給我們60元的生活費。

這樣實在維持不了自己的生活開支，就主動要求下崗了。這時很多工人都已經下崗，廠里也不再安排工作，只能自謀生路。直到2001年廠里重新組建了白酒生產班，才被召回來。到2002年白酒市場實在維持不下去了，白酒班再度解體。本人被流到當時被稱為勞動服務公司的服務隊。啥勞服公司啊，就是個干雜活的裝卸隊。廠里精明得很，就用這種手段讓你干不下去。當年臨時工干的活，現在都讓正式工干。200斤一袋的原料一天扛下來，看你能不能干下去？這時候廠里已經沒有任何福利待遇，就是裝卸多少貨，得多少報酬，都按噸數計算。所以服務隊的人都覺得被廠里拋棄了，是廠里的二等公民。好歹熬到2003年，廠里在新工業區建新廠，保衛科缺人手，我因為當過兵，所以能調到新工業區的保衛科做廠警。廠警的待遇很低，我們的工資都在600—700元之間，盡管物價不斷上漲，也一直維持這個水平。大家自然積極性不高，能過得去就行。廠子在新工業區建成以后，廠警的任務基本就是針對內部職工的盜竊，逮到了廠里都是重罰。但一般不太離譜的話，即使有獎金，我們之中誰也不會逮這些職工，大都是我們科長自己逮，或者根據老總的要求下班時突擊檢查。查到誰以后，就到當事人的工作崗位把其工具箱打開檢查，看有無贓物。每次都能查到幾個人。后來獎勵保衛科的錢越來越少，就更沒人查了。

2007年發生了一次盜竊事件。外面的竊賊撬開了財務科的防盜門，被兩個值班的廠警發現，還發生了爭斗。廠警小邵被砸斷了肋骨，廠警老陳在事故發生后，夜間急召回廠值班，在路上發生車禍，同時住院治療。兩個人住在一個病房，老總到醫院探望，理都不理老陳，臨走時還沖老陳發火，說：“讓你來值班竟然還出事了，要你有什么用？”但老總也沒辦法，還要給老陳治療。廠里給每名工人都辦了醫保，費用是傷者自己先付的。最后小邵把剩余的2000元發票弄丟了，廠里就沒有給報銷。小邵在家休養期間，按工傷管理規定應全額發工資，但廠里只發小邵60%的工資。本來廠警工資只有600元多一點，現在就更少了。

個案三：老劉，40歲，酒精車間班長。大學學歷。

1986年高中畢業以后，我通過公開的招工考試進酒廠做工人。我們那批人能進酒廠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因為那時候酒廠效益好，工資高，是本地境內很有名的企業。而且，當時就業渠道很少；為此，我們那批工人在廠里接受崗前培訓后，還在飯店里慶祝了一下。我們當中年齡最小的小閻只有16歲。1986年之前的就業都是靠國家分配。這樣公開考試招工的還是第一次，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珍惜這次機會。小閻就是初中還沒畢業就參加考試的。我們是第一批，第二年又招了一批，之后就沒有了。同時進廠的還有一些招工成績不夠的職工子女和通過其他關系進來的。我們開始沒在意，后來分配崗位的時候就看出來了，那些通過其他關系進來的，都分配到了好的崗位；而我們這些公開招工進來的人，都分在車間一線，而我分在車間最差的一個工段，噪音和粉塵都很大，每天衣服都很臟。況且我的視力不好，鏡片上老是落滿粉塵，很不方便。不過工作倒能夠適應，只是希望將來能夠換個崗位，不過這個愿望一直沒有實現。

工資待遇還不錯，一個人開銷稍有節余。我有一些上大學的同學，他們很羨慕我能夠提前進入社會掙錢，國營企業的待遇讓他們非常羨慕。但時間長了，原來的幻想逐漸被工作消磨得干干凈凈，每天重復的操作和各種管理規定，讓我覺得一輩子好像就這樣了。

1986年用工已經開始改制，我們就是第一批合同制工人。就是說，工廠有兩種工人，一種是固定工，一種是合同工，但大家都說反正都一樣。但不管怎樣，1988年我們的待遇開始下降，福利待遇已經沒有多少。我們這樣的年齡，開始考慮婚姻問題，但廠里的住房很緊張，宿舍住滿了家屬，婚齡青年想要福利房的希望已經不大。加上工作一直沒什么變化，我感覺那時候再在廠里待下去沒什么意思，就參加了1989年的成人高考，上了函授的成人大專。

函授大專是一半自學，每月還要到地區去參加一周的面授。按照國家規定，在崗職工參加學習深造，單位要為他們報銷全部的學費，而且脫產學習期間在崗工資不變。我的學費雖然可以報銷，但請假就困難了，每次請假參加面授，都不順利。很難跟車間主任說話，最后他干脆不準假。我經常為了這事跟車間主任吵架。我后來找到廠里的政工科，科長又推給車間，推來推去。他們說國家規定有什么用，你走了誰來干活？最后實在沒辦法，我就找工友們調班，開始還行，但調班的時間太長了，一周的時間弄得大家都不能正常休息。我回來后天天還工友的班，還要學習，還要應付車間檢查，實在不行。這時車間主任說我一個工人蛋子，學了又能怎么樣？最后車間也開始插手，不讓工友替我的班，我就經常和他們爭吵，最后工友們也不干了，說車間主任說了，如果再和我調班，就查我們的崗，查到就罰款。我找廠長，廠長也不管，讓我以大局為重，和車間協調，這樣把我逼到死胡同里。

你們不是不準我假嗎？我就考脫產學習，一氣之下，重新參加成人高考，考上了職工大學的脫產班，這次他們又開始刁難我，不給我報銷學費，意思是我已經函授了一次，沒畢業，現在又來報銷學費不行，說等我畢業了才一起報銷。后來我才知道和我一批考上的也沒報銷。我就不再鬧，畢竟上學還是重要的，只要能走就成了。1993年畢業回廠里，還是回車間，只是換了一個工種。這時我也結婚了，但廠里一直不給我分房，不承認我的學歷，不按規定給我漲工資，不給報銷學費。我找勞動局，勞動局也說沒辦法。

這樣我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待在崗位上。因為廠里沒有分配我住房，在外面租房每月30元租金，我的妹妹上學也從鄉下來和我一起住，生活費開支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再也不敢折騰了。

上學回來以后工資這么多年變化不大，一直是基本工資加獎金。進廠的時候（1986年）工資獎金加在一起一百多元是很高的，到1993年兩百多元一點，但物價水平已經今非昔比了。一切以糊口為第一考慮。將近4000元的學費報銷的希望已經沒有了。雖然如此，當時上學期間還可以領到基本工資。以后廠里就不再給工人學習深造的機會了，除非不干。我們幾個是最后一批可以脫產學習的工人。

我雖然有大專的文憑，可在廠里一直沒有發展，直到2000年才做帶班班長。其實做班長就是個雜工，什么都得干；一個班5個工段，哪個工段的活都得干，收入和普通工人差不多。2001年改制以后，才把基層管理的班長工資提高一些，操心費從幾十元提高到100元，后來逐漸提高到200元，但工作量卻大得驚人。車間主任把任務都壓在班長的身上，班里出現問題，從操作工到班長都要處罰，而車間主任卻不承擔任何責任。

2005年夏季的暴雨特別多，雷雨天氣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候，特別容易跳閘。那天是大夜班，風大得嚇人，我們廠在野外，一般女工在雷雨天氣都不敢出來，可一旦停電，不管什么狀況都要出來處理。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做班長的都忙不過來，因為要管的事情太多了；停電就更糟糕了，但越怕停電越停電，狂風大雨，雷聲炸耳，比恐怖片還恐怖，雷都在頭頂炸開。一個工段女工必須出來關閉所有出口，以免冒料，可天氣太惡劣了，轉眼間就把導氣管里的氣體冷卻下來，里面變成真空，把導氣管吸癟了。為此，廠里根本不做調查就把罰款決定貼出來了，主操作300元，副操作200元，班長200元。

我做了多年的班長，知道廠里處罰工人是只看后果，不管客觀原因的。但我還是找廠里、找車間，因為那天天氣太惡劣了，根本來不及處理。況且班長也是人啊，停電后，車間里那么多事情要處理，怎么能把所有的事情都連帶著班長一起處罰呢？廠里的慣例是把處罰張貼上墻后，就不可更改，比國家法律還硬，不合理也要執行，真是笑話！這還倒罷了，車間主任竟然又做了一次處理，把我的班長撤下來，要我待崗，也不告訴待崗多長時間。車間崗位一個蘿卜一個坑，撤了班長，不安排崗位我就沒崗位了。這樣我也開始急了，這不是攆我嗎？找車間主任，主任不置可否，既然這樣，一氣之下，我寫了辭職報告，要求買斷工齡?？偨浝碚椅艺勗?，說：“你是大專生，廠里準備留用的，況且是廠里送你出去上學的?！蔽耶敃r反駁說：“我上學，你們廠里沒有按規定給我報銷學費，是我自己花錢上的?！笨偨浝韾佬叱膳卣f：“留你，也不一定用你?！蔽一厮骸澳悴挥梦?，留我干什么？”待崗一個月滿后，我要求買斷，但廠里就是不給我辦手續，直到現在。反正我是按正常程序走的，最后你不給我辦手續，只有法庭見。

訪談個案：女工們

前幾年工廠改制以后，除了極少數，年齡超過40歲的女工都已經辦理了內退手續。留下來的不會超過10人，不是和老板有些關系，就是一些重要的技術崗位。還有一些女工，看到了廠里動不動就是放假、待崗，動輒重罰工人，還不如自己內退拉倒，另謀出路。

內退的女工每月只有200元工資，扣除個人應繳納的勞動保險金每月97元，拿到手的只有103元。從2008年9月開始，個人應繳納的勞動保險金再漲到每月115.28元。就是這么可憐的一點工資，有時還不能按時發給。內退女工柳大姐說，工資不發也沒人去找廠里，反正就那100塊，不當吃也不當喝的，能給交養老金就算了，反正窮人總有窮辦法，總能過得去。

2008年，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加劇，工廠經營困難，甚至倒閉成風。到處是被迫放假的工人，女工首當其沖。2008年歲終，廠里通知那些放假的工人到廠里辦買斷手續，當中基本是女工。因為謀職困難，女工很少自愿買斷工齡，但今天不愿買斷也得買斷，而補償款每年只有370元。

比較年青的女工雖然暫時還有工作，但狀況也艱難。

能在國營企業上班曾經是工人多么自豪的一件事。那時女工在企業里的權利，基本都有保證；懷孕女工拿著醫院的證明就可以不上夜班，不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哺乳期女工在上班期間甚至可以回家奶孩子?，F在這變成了想都不敢想的事。

現在女工除體力不能勝任的工作外，幾乎和男工沒有多大區別。2008年奧運會期間，公司利用多年前閑置不用的處理廢液的飼料加工設備，重新組織生產，職工基本是那些待崗很長時間的富余女工。她們要處理的飼料，要手工包裝轉運，每袋50公斤，很少有女工能承受如此高強度的體力。況且機器開起來以后，就不能停下來，可想而知那些女工哪兒能承受得了。其實公司故意使用這種辦法，把那些女工累跑。有的女工干不了找領導反映，他們就說干不了可以買斷，最終有幾名女工承受不住主動要求買斷。還有的女工就采取軟抵抗的辦法，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亢不卑，處理不了可以停??！但這條生產線不過開了幾個月就再度停產、放假。但放假不過2個月就通知這些女工買斷。

有的女工學歷較高，卻也都不約而同地緬懷過去國企時代，女工得到較多保護的往事；當時她們也比較了解自己的權利。相比之下，由于企業和政府都沒有宣傳，現在女職工普遍對《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女職工的保健工作規定》《勞動部關于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的規定》，甚至是女工的“四期保護”具體內容一無所知。其實廠方對女工的權益的忽視已經是一種常態，而勞動者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每年三八節女工代表開座談會，領導不過是走過場，說的話千篇一律，聽者感覺和自己沒什么關系。

2008年年初，一女工因為拿到了公司對其不公正處罰的文件對簿公堂，直接導致了公司的敗訴。這件事還差點讓文印室一個文員下崗，因為老板一度懷疑這個文員泄露文件。該女工已經買斷工齡。但是在訪問該女工的時候，她拒絕透露任何情況。據傳言，她為報復公司，還向稅務部門舉報公司偷漏稅，致使公司被稅務部門處以巨額罰款，而她卻拿到稅務部門根據處罰數額發給的獎金。這可算是被視為弱者的女工的一次小小反抗。

個案一：艷萍，42歲。酒精廠倉儲保管員。高中學歷。

我是1986年職高畢業分配到酒廠的。那時候酒廠獎金高是出名的，很多人都想到酒廠上班。那時候一個廠只有幾個大學生，我們這些職高畢業的已經是高學歷了，所以艱苦的地方我都沒干過。雖然在后勤科室干了一段時間，最后還是要下車間，不過我們一起畢業的幾個人都分在相對輕松的崗位。那些老工人有時會說：文化人嘛，肯定不能長期在車間里干。好像在車間里年輕人還是比較受重視的，領導對我們也比較好，經常帶我們到附近的酒廠參觀學習，參觀完了就到當地的風景區玩。1988年廠里還組織了一次為時一個星期的全車間職工的公費旅游，把后勤科室的人羨慕得不行。大多數年輕工人都很積極地學習文化課和操作技術，普遍的心理都是想學點東西，在政治上要求進步。幾乎每個人都寫過入黨申請書，不過成功的很少，因為入黨就等于提干。所以入黨審查是很嚴格的。

車間里的工人收入差距基本不大，老工人的基本工資雖然比我們高一點，但經常發獎金，獎金經常是工資的幾倍。1980年代物價低，拿幾百塊錢就了不得了，房子都是廠里免費提供給工人的。住房分配按職工的年限（即工齡）和在廠里的職位等條件分配，職工和干部之間的正式收入和住房差距不大。我結婚時因為是軍屬，按規定優先分配了兩間瓦房。一個月的生活費也花不了多少，經常幾個人結伙到附近的××市里玩，或者買衣服穿，生活好像沒什么憂慮，那時候的人單純，利益沖突很少。

工會經常組織娛樂活動，有圖書室和讀報室，電視室每晚都有專人管理，給住廠區的單身職工看。周末有舞會，還專門從總工會請來老師教我們跳交誼舞。不過計劃生育管理比較嚴格，按規定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計劃外懷孕都要強制人流，如果生了下來就要被廠里開除，所以一般工人階層是不敢超生的。但也有例外，也有幾個工人神通廣大，通過醫院做體檢把自己的孩子鑒定為智力問題，然后通過廠里報到市計生委審批，辦來二胎“準生證”。這種事一般是沒人舉報的，別人只有羨慕的份。1990年我生孩子還可以正常歇產假，費用全報銷。懷孕期間車間都可以照顧不上夜班，哺乳期也不安排夜班，每天還可以回家給孩子喂兩次奶。后來懷孕也得上夜班，生產以后就得回家一年才能回來上班，產假期間發基本生活費，但是這時候物價飛漲，100元錢已經入不敷出了。

1980年代是工人的好日子，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慢慢的不行了。我感覺越改制越倒霉了。頻繁地換工種，從廠幼兒園的阿姨到裝酒車間裝酒，到浴池，到行政科打雜，時間最長的是2003年到廠里的招待所3年。廠里的三產都開始承包。說是承包，其實盈利與否和我們沒有任何關系，只發給我們很少的工資，招待所的床褥和其他用具廠里只投資了70%，余下部分廠里先墊付，然后每月從我們的工資里扣除，扣工資時也沒有給我們辦任何手續。當時廠里給我們做工作，說將來會返還給我們。到2006年廠子從鬧市區遷出來，招待所就不存在了，扣除我們的錢也就不了了之，我們也沒人提，廠里也沒有說法就算了。

在新廠區，我到倉儲科做保管員，每天的工作就是收發廠里生產的酒精。倉儲人手少，因為白天要對外發貨，夜間幾個人輪換著值夜班，夜間都要上12個小時。這種狀況終于在2007年讓我出了一次冒罐事故，廠里讓我賠了4000塊錢，并回家待崗。新合同法實施以后的2008年3月底，廠里沒有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審議，直接通知我們28名待崗工人到廠里解除勞動合同。最后我們聯合了9名工人到勞動局勞動仲裁科申請仲裁，但幾個月下來沒有任何說法，人卻再也聚不齊了。因為失業以后，大家都得養家糊口，上哪兒去找他們啊。我們對結果沒有底，也不知道勞動部門怎么仲裁?，F在我們也沒有辦法了。

個案二：小鳳，30歲。酒精廠操作工。初中學歷。

我父親一直在酒廠工作。1995年，我17歲，母親病逝，廠里照顧父親，讓我初中剛畢業就進廠工作。廠里還有幾個年齡不足18歲的，也是職工子女。我分在裝酒車間，刷瓶子，每天要刷9000—13000只酒瓶，少的時候也得刷6000—8000只。我是農村孩子，就想上班、想掙錢，干活也不知道偷懶。忙的時候要刷十幾個小時，手一天到晚都泡在水里撈瓶子，然后插在刷瓶機的毛刷上。刷瓶機是旋轉的，手要把瓶子抓住不能隨著毛刷旋轉，一邊要逆向地搖晃，這樣就能把瓶子的內面都刷到。濕瓶子很滑，有時手攥不住，滑脫了，瓶子套在毛刷上旋轉甩碎了，經常把手割傷。在裝酒車間，每個人的手上都是滿滿的創可貼。

裝酒車間太累了。1996年終于調出來，調到酒精車間做蒸餾工段的副操作。也許年齡太小，也可能是自己太笨了，反正就是搞不懂也不適應工段上的操作，別人也不大理我，加上我年齡小貪玩，始終不能獨立操作，車間主任經常好心地說，讓我好好和師傅學習，但是時間不長廠里就放假了。

1999年很多人都放長假，沒有生活費，好容易回來上班，可是不久就生孩子。廠里規定生孩子要休一年的產假，產假只發了3個月的全工資，3個月以后只發70%。我被放假放怕了，生孩子意味著下崗，所以那時候女工都怕生孩子，但又沒有辦法。后來廠里一直沒讓我回來上班。為了回來上班，我托人說情，才在2000年7月又回來。上班后無意中聽別人說廠里給報銷生產的手術費，這樣我就找到工會報銷手術費。但以后就不給報銷了，我感覺跟白撿一樣東西似的。

上班后，換了一個工種，調到蒸煮工段。2000年廠里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管理很緊，工段上雖然都是原來的同事，但沒人理我。車間多一個人，大家就多一份下崗的危險；車間不是養人的地方，他們覺得我是搶他們的飯碗的，所以沒人教我。車間也沒辦法，我在幾個班之間換來換去，最后才有一個人愿意教我。那時車間里，犯點錯誤不但得交罰款，有可能還要在車間內部待崗。其實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頂崗。罰款很厲害，一不小心100塊錢就跑了。車間里的一把手姓黃，因為他一只眼工傷殘廢了，我們背后總叫他“瞎子”。他是個變態狂，經常夜間查崗，一次下大暴雨，突然來了，馬上要我們停車給他檢查，停下后“瞎子”就從前面查到后面。幸好我們進料沒什么誤差，不然就倒霉了。檢查完后，黃主任突然從我的背后冒出來得意地說：“沒想到吧！”

還有一次，粉碎工段的阿強，壞了一臺電機，經電工班檢查證明，不是阿強的責任，并且出了一份證明材料，可黃主任就是不認賬，讓阿強下崗。阿強找到老板，老板不管，說交給車間處理。阿強也沒招了，就每天帶著老婆孩子到黃主任家蹭飯吃，吃了幾天自己和老婆孩子不去了，又把自己的母親早上送到黃主任的家里，晚上再去接回來。正好黃主任家的老母親沒啥事，兩個老人天天在一起拉呱。黃主任住的是廠里的家屬樓，他們的消息天天都在廠里流傳。黃主任對工人特別狠，這次阿強的做法讓工友們有一種惡作劇似的暢快。最后黃主任被磨得沒辦法了，才去找老板調停。像這樣死皮賴臉的工人，干部們都有所顧忌，一旦纏上去就粘住了。所以老板也不太想惹這樣的人，最后把他們倆找到一起，讓阿強回來上班，阿強說：“我不回去，黃主任會報復人?！崩习寰妥岦S主任保證不報復阿強，又警告阿強不能再去黃主任家鬧事。這樣阿強才回來上班。

個案三：小萍，38歲。酒精廠工人。高中學歷。

我是1986年通過招工考試，以前10名的成績進廠的。短暫的培訓學習之后，分配在裝酒車間裝瓶酒。裝酒車間是全廠最艱苦的地方，大多數新進廠的工人都要走這個程序。裝酒車間的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完全是根據廠里的銷售情況進行生產的，經常加班，時間最長的干過一天一夜。如果不加班獎金就減少了，或者沒有獎金。車間里基本都是女工，干活速度都很快，玻璃酒瓶經常碎掉，劃傷手是家常便飯。在車間里走路都得小心謹慎，弄不好破瓶子都能把鞋子扎透，傷到腳。車間里的碎玻璃是怎么也打掃不干凈的。在裝酒車間干活必須速度快，才能跟得上灌裝機的速度，機子一開就不能停下來，一個班下來人都要虛脫了。所以有時為了爭到一個相對輕快一點的活，工友之間經常爭吵，車間主任也利用這種矛盾讓別人吃請。

剛進廠時的自豪和新鮮感早就沒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1990年廠里新擴建了一條酒精生產線，我覺得這是個機會，就找到廠辦，要求調到酒精車間工作。廠辦主任說，酒精車間管理嚴格，你也愿意去嗎？我說當然愿意去，裝酒車間學不到東西，干一輩子都那樣。我提醒廠辦主任我招工考試是前10名，肯定能適應酒精車間的工作。時間不長真的把我調了過去，裝酒車間的工友們都很羨慕我，認為我是送了禮，其實我僅僅是找了一次，她們卻不相信，反正是調出來了。

那時候車間基本沒有什么競爭，工人普遍都想學點技術，也可以平等地和車間主任開點玩笑。還有一些工人參加夜校學習，有的人還參加了成人高考，學費都是廠里報銷。脫產學習的人回來以后大都能安排在管理層，或者一個相對輕松的崗位。我們在車間里還可以經常給車間提出合理化建議，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提出整改意見。有時候車間主任還能夠給那些提出好的建議的操作工幾十塊錢的物質獎勵。有的工段可以間斷操作的還可以打一會兒盹，這都是被允許的，有時候車間主任還會說，兩個人不能都睡著了。

節假日廠里經常組織活動，夏天的每個周末晚上，工會都會組織一個舞會，跳交誼舞，我和我老公就是在舞會上熟悉并結合的。我們都喜歡跳舞，我們倆還連續幾年都獲得廠里組織的交誼舞比賽的一、二等獎。那時候年輕人多，廠里也經常組織活動，所以廠里的氣氛比較活躍。哪像改制以后啊，什么都沒有了。每年如果組織活動肯定是預備上級領導檢查，不過做樹立企業形象的宣傳手段而已。工人的業余生活不再有人關心了，工作上每天精神高度緊張，人減了活干得多，拿的錢越來越多了，卻越不夠用的了，還不如剛進廠時，一個月才一百來塊錢就夠用的。

反正現在是連話也不敢說了，逮到你出一點錯都死罰，小心謹慎的，日子是越來越艱難了。我老公（原也是這個廠的職工）幸虧出去得早，現在已經能養家了。雖然在廠里很累，但我心態還好。不過，看形勢，想在廠里干到退休是不容易了，說不準年齡大了就把我給減掉了。以前還能盼著熬到45歲退休，現在老板直接在廠里的會議上說，以后就沒有內退這一說了，不干就買斷走人。

繩子，個體經營者，現居江蘇新沂市。曾發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