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劇的力量

萬里云

2016年4月21日的《紐約書評》上，刊載了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章《莎士比亞如今怎樣生活》。在文中，格林布拉特對莎士比亞的影響進行了評論。

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亞辭世，這件事情幾乎沒有引起什么反響，記錄此事的，只有少數幾個他的同時代人；莎士比亞的遺體被埋在斯特拉福德的三一教堂，這件事情也沒有引起什么震動。莎士比亞辭世的消息，沒有出現在歐洲大陸當時的外交通信，或者新聞通訊之中；當時的拉丁葬禮也沒有哀悼“他的辭世”；他那些歐洲同代人也并沒有悼念其天賦英才。因此，莎士比亞的辭世在當時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地方性事件，而且就其地方性而言，關注它的人也少之又少。與之相對的是，1619年著名演員理查德·伯比奇的辭世，立即引發了更為廣泛的哀悼之情。在當時的輿論看來，他的離世，使得英國失去了一個偉大的演員——彭布羅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在數月之后依然無法從博比奇的離世中走出。因此，引發同時代人關注和記錄的，是莎劇的著名演員，而不是那個寫出了這些劇本的蹩腳作家。

當然這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威廉·赫伯特這樣的貴族可以承認自己與名人演員博比奇熟識，但卻不太可能承認自己與莎士比亞這樣的社會微末有所牽連。因為雖然莎士比亞的戲劇令人愉悅，它卻無法使得品嘗這些戲劇的人獲得某種文化地位上的提升。莎士比亞是大眾娛樂的一代宗師，礦區的目不識丁者和倚身豪華座椅中的貴族都可以看莎劇，因為它將高雅與低俗融入某種狂歡氛圍之中；它無視規則，并且對巡視藝術品位疆界的企圖懷有敵意。

在莎翁辭世之后的歲月中，是本·瓊森使得他成為了某種全球性作家，這不僅是因為在瓊森看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將會在英國之外聲名遠揚，而且還因為他認為莎劇可以與古往今來最好的文字相提并論。即使莎士比亞的個人生平——出生地、父母名諱、教育水平、交往情況等等——都無稽可考，他也是國家財富。莎士比亞似乎無意使自己知名，其結果便是，要理解甚至熱愛莎劇，我們無需知曉莎士比亞的生活細節。當談論莎士比亞著作的時候，我們似乎認為它就是莎翁意圖的反映。莎劇的持續流行，說明它經得起歷史變遷的檢驗；它不僅深刻影響了英國和美國的文化，而且還關聯著德國、俄國、日本、印度、埃及、南非等世界多國的文化狀況。

幾年前，為了抗議塔利班對于文化的摧殘，一位阿富汗作家嘗試排演莎翁名劇《愛的徒勞》，此舉遭到了塔利班的殘酷報復。但是我們正可以借助這樣的舉動看到，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亞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所開啟的永不枯竭的創造性想象事業，是比任何壓迫性力量都要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