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詩經·周頌》的研究綜述

摘 要：從研究內容、研究特點出發，以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周頌》研究為論述對象，以現代研究為論述重點，分三階段對《詩經·周頌》的研究情況進行梳理。1986年至1996年為起步階段，該階段側重《周頌》的篇名、主題、地位研究；1996年至2006年是過渡階段，出現專題研究；2006年到2016年是成熟階段，研究人員增多，研究內容多樣化，以姚小鷗、祝秀權教授的研究成果為代表。最后歸納研究內容，并對《周頌》的研究方法提出三點建議。

關鍵詞：《周頌》 研究階段 研究內容 綜述

《詩經·周頌》蘊藏著豐富的周代禮樂文化，歷來被稱為詩之“正經”，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20世紀上半葉以王國維和傅斯年等前輩學者為代表的《周頌》研究影響深遠，在大批研究者的前赴后繼下，至今，《周頌》研究已有了一個世紀的歷史。經調查，《周頌》雖在頌體文學中占有關鍵地位，但限于其“廟堂文學”的性質，《周頌》研究在20世紀下半葉未受重視。2008年7月，清華大學收入一批校友捐贈的戰國竹簡，其中包含部分《周頌》文獻資料，《周頌》研究的地位由此提高。另外，海外少數學者也曾致力探索《周頌》，并發表過數篇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論文，這些成果值得國內研究人員參考。隨著清華簡的面世，回顧《周頌》研究史不僅有助于了解《周頌》研究中存在的優勢與挑戰，而且有益于為頌體文學的整體研究提供一整套研究思路。

秉著追昔思今的學術精神，綜合文獻搜集情況與研究特點，筆者將《周頌》研究史分為三個時期：1986年至1996年為起步階段；1996年至2006年為發展階段；2006年至2016年為成熟階段。著重論述每個階段的研究內容和研究特點。

一、起步階段：摸索與前進

這一階段，關于《周頌》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篇名研究

清朝學者最重訓詁，戴震、馬瑞辰等的訓詁著作都可看作是解釋《詩經》字義的典范，在這些著作中，篇名釋義是最基礎的部分，今人中亦不乏訓釋篇名的成果。如楊合鳴的《詩經五首篇名解》[1]（P75-76）涉及《周頌》中《酌》《般》《賚》的篇名解釋。論者首先闡述諸家關于三個篇名的不同釋義，再結合自己的考證，得出如下結論：1.篇名“酌”含“酌時宜之意”；2.“般”應訓為“還”意以契合詩旨；3.“賚”義為“上天賜命武王”。

（二）主題研究

《詩經》在兩千多年的歷史傳承中，難免有牽強附會的解釋出現，研究者要擦亮眼睛，用社會的、歷史的眼光去解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劉操南的《<詩·周頌>沒有合理內核嗎》[2]（P85-90），是從“頌”的形式、先周和商代的農業經濟史揭示《周頌》的核心理念，并列舉《周頌》中具有代表性的詩歌以闡述周朝統治者的農耕思想。另有針對單篇章節解釋《周頌》思想的論文，如姚小鷗的《論<周頌·三象>》[3]（P95-100）借助考論《三象》的性質與概念說明《周頌》的禮樂文化內涵。張輝的《從頌詩看周朝統治者重視人事的特點》[4]（P96-97）主要論述了《周頌》在周朝社會生活中的人事作用，認為這些詩既可用來祭祀祖先或神靈，也有天子借祭天活動威令諸侯的功能，并將祭祀與祈求農業興旺的關聯交代清楚，說明農業生產在先秦時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再如王潛生的《論周初頌詩的思想性》一文[5]（P112-117），先回答“頌詩頌誰”“頌的內容是什么”的問題，再著重闡述頌詩的進步意義。論者認為頌詩反映了進步的天命觀，贊頌了統治者“明德保民”的開明政策，也對統治者進行了勸勉警戒。

（三）地位研究

蔡守湘、朱炳祥的《人類精神初次覺醒的產物——論<周頌>在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6]（P95-102）從人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考論《周頌》的地位。兩位論者首先回顧西周初年人與神關系的遞嬗，認為《周頌》的宗教性質在夏商兩朝的基礎上發生實質性轉變，周人已從原始的神鬼觀念束縛中解放出來；再從人與自然關系的遞進入手，考辯《周頌》中的農事詩，認為周人在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中逐漸擺脫動物習性，開始成為具有靈性的“站立起來”的人；最后反觀人類社會的變革，結合《尚書》和其他反映西周統治者言論的史籍證明《周頌》篇章安邦定國的社會性質?！翱鬃右辉購娬{自己‘述而不作‘吾從周。的確，是周公而非孔子，將遠古到殷商的原始禮儀加以大規模的整理和改造，使之規范化，以適應于當時奴隸制的統治。所以，中國人類精神的第一次覺醒，不是在春秋時期，而是在西周初年已經開始，只不過至春秋戰國蔚為壯觀罷了?！盵6]（P95-102）論者將人類覺醒歸結于西周早期的勞動生產，有可取之處。西周人對農業興旺的祈求正是把對鬼神的依賴轉移到自然上，這表明人類開始為了滿足生存需求尋求解決方法，也即人本觀念的蘇醒。

另外，海外學者的《周頌》研究也值得關注。夏含夷的《從西周禮制改革看<詩經·周頌>的演變》[7]（P26-33）考察了《周頌》中的禮儀詩篇。該文論點清晰，一是從時間角度出發，研究西周最早的詩篇，認為這些極有可能是用來被集體唱誦的禱告詩，其中必然表現著一定的西周禮儀形式；二是從語言學與歷史學證據選取部分詩篇考察，認為這些詩篇由專職人員在祭禮中唱誦。隨著西周社會的發展，整個禮儀的軸心變化在于集體唱誦者與祭祀師的角色切換。

綜觀以上研究成果，我們發現，研究關于《周頌》的研究成果很少。據不完全統計，1986年至1996年，相關論文共有十余篇，研究內容傾向于挖掘《周頌》蘊含的禮制文化，研究范圍狹窄。因此，1996年至2006年，學術界主要致力于擴展研究范圍，脫離篇名、主題、地位等大而化之的研究藩籬，深入文本，細化研究內容。

二、過渡階段：沉潛與突破

21世紀以來，詩經學界曾面臨學術困境，許多學者對此作出反思，有人將這種困境概括為：一方面，“由于年代久遠，有許多構成文字的符號在今天已不能釋讀，我們無法去追尋與詩歌創作者同時代的心理詞典”；另一方面，“圍繞《詩經》這3萬多字所建構的知識體系，已匯聚了近3000年的歷史。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文本，而是由人類智力組成的海洋”“詩經文本的不確定性、歷史文獻與‘地下證據難以取舍、《詩經》中詩歌的起源觀點的不統一以及《詩經》研究能否達到客觀性等疑惑?！盵8]（P80-85）以上準確表述了《詩經》研究的現實障礙。按時間來說，《周頌》是《詩經》中最原始的部分，和《詩經》其他詩篇相比，研究難度要增加很多倍?？梢钥闯?，1986年至1996年，海內外《周頌》研究存在泛化現象，研究者多停留在對《周頌》政治語境的解讀上，等級制的禮樂文化幾乎成為每個研究成果都要論及的核心思想?！吨茼灐费芯坎粦恢塾谖髦苷伪尘暗耐诰?，周天子的統治不等于整個社會的情況，農耕文明、祭祀禮儀的內涵可以上溯到周朝的統治情況，也有自身獨立的發展特點。隨著學科間聯系的日益密切，《周頌》研究窘困的局面亟待改變，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尋求新突破。綜觀這十年的研究成果，禮樂、祭祀、宗教幾乎成為《周頌》研究的關鍵詞。祭祀產生的效力代表著周王朝的信仰，因此具有宗教性質；祭祀維護的是以周天子統治為代表的禮樂等級制度，因而祭祀又是禮樂文化的產物。三者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因此無論怎么分類，研究內容多有交叉之處。筆者擬根據研究的側重點，將1996年至2006年期間的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幾類：

（一）《大武》組詩研究

《周頌·大武》篇相傳因緬懷武王克商的偉大功績而作，是《周頌》組詩中較有名的詩篇，對研究西周時期其他的文史問題具有借鑒意義。今人研究如呂耀森的《<周頌·大武樂章>研究管窺》[9]（P45-47）按照《大武》的篇數、篇目、次序對歷代學者的研究進行綜述。在篇數上，王國維據《禮記·樂記》立論，認為《周頌》有六篇，其他代表學者有楊向奎、孫作云、張西堂、高亨；姚小鷗據先秦其他典籍記載的關于“成”字之義，駁斥靜安先生觀點，借助《左傳·宣公十二年》得出《大武》至少包含七章詩篇的觀點，呂耀森贊成這一觀點。在篇目上，王國維以“夙夜”一詞為線索，認為《昊天有成命》屬于《大武》篇章，高亨贊成王國維的篇章考論，但表示“夙夜”一詞實在《我將》篇章中，因而《我將》也是《大武》篇合適的入選。張西堂、姚小鷗的考證相互補充，共同將《時邁》納入《大武》樂章。在次序上，呂耀森只列舉各家的次序安排，未對學者安排《大武》詩篇次序的理由闡述清楚。李慶《關于<詩經·周頌>中<大武>諸詩的探討——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商榷》[10]（P80-128）頗有影響力。李慶教授常年在海外從事日本漢學研究，因此文章列舉了部分西方與日本漢學家對于《大武》樂章的見解，視域寬廣，足資參考。李慶教授認為王國維先生的《周大武樂章考》存疑甚多，要將《大武》研究透徹，必須先明白三個問題：1.古代禮樂制度的形成過程及其與民間舞樂的關系；2.如何理解中國古代的祭祀制度；3.如何看待《左傳》《樂記》《呂覽》中有關《大武》記載的文獻史料。李慶教授在這些問題上用力甚勤，結合海內外掌握的資料，對這三方面的問題給予了較客觀的回答，為后輩研究《大武》提供了參考思路。張樹國與梁愛東的《<大武樂章>與“三象”考辯》[11]（P47-52）一文認為：“象樂”“勺樂”與《大武樂章》歌詞、舞容的結合，代表了周代宗廟樂章中詩舞綜合藝術的最完美的形態。姚小鷗的《<周頌·大武樂章>諸篇繹釋》[12]（P37-40）立足歷代文獻考釋七組詩的含義。

（二）祭祀文化研究

較早的研究成果如陳洪波的《從<詩經·周頌>到漢代祭祀詩看秦漢之際的文化嬗變》[13]（P8-11），西周至漢代祭祀詩的變化間接反映了社會政治思想統治的加強，祭祀對象、祭祀心態與宗教關懷都是祭祀文化研究的常態問題，筆者以為是文的后兩個論點有重疊之處，祭祀心態中也摻雜著周人祈求的宗教關懷，將二者拆開分別論述顯得有些牽強。

《楚辭》與《詩經》同為南北文學的源頭，《九歌》與《周頌》同為祭祀詩，反映的文化內涵卻截然不同，學術界對二者之間的差異多有比較。這方面的成果以臺灣研究人員高婉瑜的《論祭祀詩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頌>、<九歌>為考察中心》[14]（P82-87）為代表，該文論述詳細，考據精詳。在祭祀對象上，作者認為周朝側重祭祀祖先，以表歌功頌德、子孫顯孝之意，但也祭祀“天”和“鬼”，出現詩人陳夢家所言：“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逐漸接近、混合的現象”[15]（P562）?！冻o》傾向祭神，但具體是哪些神，名家眾說紛紜，作者未表示自己的觀點。在思維模式上，作者認同李澤厚、魯迅等人的觀點，南北環境的差異間接導致南方重“巫”、北方重“史”的局面，《九歌》正是“巫”文化風氣中自由精神的產物，《周頌》融入較多的政治文化思想，較早受到北方等級制度的規約。在祭祀功能上，“《周頌》的祖先崇拜，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目的：強化宗法與等級意識、懷柔夏殷遺裔、鼓舞民心努力耕作?！盵14]（P82-87）而《九歌》諸篇表面歌頌神靈，實則直指現實，表達楚地人民的多樣愿望，但作者對《九歌》具體的現實內涵未加以詮釋。在音樂歌舞上，周人承殷朝的禮樂文化，有嚴格的典禮制度，音樂隨祭祀階段的不同而變化，舞蹈有大、小舞之分，音樂和舞蹈的結合視祭祀的主要對象而定。而楚地祭祀主浪漫活潑的風格，歌舞始終一體?？偟膩碚f，《周頌》更加關注“人”的觀念。此后類似的論文還有《從<詩經·周頌>與<楚辭·九歌>祭祀詩的祭祀對象看南北文化的差異》[16]（P23-27）《祭祀祖先和以性娛神——<周頌>、<九歌>祭祀詩兩極現象的文化考察》[17]（P35-38）、《<詩經·周頌>與<楚辭·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18]（P77-82），等等。

專門探討“祖先崇拜”的文章如《試論<詩經·周頌>中的祖先崇拜》[19]（P33-35），是文認為：周人的宗廟觀念在殷商王朝的基礎上有所進化，立足保民安邦的為政思想，統治者更加關注人自身的需求。第一，祖先神是宗周王朝的保佑力量和福祉的源泉，祖先神時刻關注周王朝的傳承與發展，是周人渡過難關的心理動力；第二，祖先神也是宗周統治者德行的典范，具有規范與約束德行的力量。天然的血緣關系將祖先神與祭祀者聯系起來，但周人對祖先的崇拜歸根到底是道德倫理化的結果，祖先身上善的品質無形中凝聚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稄?lt;詩經·周頌>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識》[20]（P96-97）一文闡述了“祖先崇拜”的對象，將崇拜對象的特質歸結為“德”和“孝”，并說明“德是什么”“周人為什么要頌德”“孝如何貫穿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識”等問題。全文思路清晰，但是很多問題語焉不詳，例如在論述孝道的功用時，作者認為，祖先崇拜使宗族成員趨于團結，從而成為無形中鞏固周朝統治的精神力量，但是文中并未條列孝道有益王朝統治的證據。

立足廣義祭祀詩含義的研究如《<詩經>祭祀詩的思想內涵》[21]（P29-39）《<詩經>祭祀詩研究》[22]，等等，參考這些論文對了解《周頌》祭祀詩在整個《詩經》祭祀詩中的地位頗有意義。

（三）禮樂文化研究

《禮記·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蔽渫蹩松?，周王朝取代殷商暴政成為敬德保民的天命正統，原先的禮樂制度也隨王朝更迭得到加工、改造和完善，禮樂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姚小鷗先生曾指出《詩經》與周禮研究的兩種方法：一曰“通過《詩經》的自然史——創作與成書過程來探討周禮的淵源與歷史”；二曰“通過對《詩經》本文的闡釋來解釋周禮的性質、內容與演變”[23]（P5）?！吨茼灐纷鳛檠芯恐艽Y樂文明的重鎮，歷來備受重視，限于《詩經》成書過程的復雜性，本階段有關《周頌》的禮樂研究大抵沿襲第二條治學路徑。本世紀初，趙逵夫教授曾主持《先秦文學編年史》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該項目旨在對先秦文學文獻研究情況進行梳理，項目成果包括大量的《周頌》研究論文，其中涉及禮樂文明的研究不在少數。如賈海生的《周初禮樂文明實證——<詩經·周頌>研究》[24]，是文對《周頌》三十一首詩及相關問題作了認真研究，就詩之所用及背景、作時、作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見解，并進行了合乎邏輯的論證。第一章通考周公所制樂舞及所用詩歌，第二章考論洛邑告成祭祀典禮所作樂歌，第三章主題為成王行禮所用的樂歌，第四章為康王祭禮武王所奏樂歌。韓高年教授的《周初藉田禮儀樂歌考》[25]（P63-67）一文認為：《周頌》中《載芟》《良耜》《噫嘻》《臣工》是周成王時用于藉田儀式的樂歌。其他類似的研究成果如姚小鷗先生的《<周頌·載芟>與周代禮樂制度》[26]（P47-51）、岳泓的《從<詩經·周頌·有瞽>看上古音樂文化的傳播》[27]（P45-47）、孔德凌的《<詩經>宴飲詩與周代禮樂文化的變遷》[28]。

（四）宗教文化研究

聞一多認為，《詩經》是“唱著以人生和宗教為主題的較短的抒情詩”[29]（P201）?！对娊洝返淖诮绦再|早已被學術界認可，《周頌》作為包含祭祀詩較多的篇章，是研究先秦宗教文化的重點。

李建軍借助研讀《周頌》《大雅》等篇章，在《<詩經>與周代宗教文化研究》[30]一文中表達周朝祭祀以德為人神感應介質的觀點，認為周朝祭祀呈現的“清穆”特色可能與農業生產方式及“殷鑒不遠”有關。之后又發表《試論<詩經>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31]（P66-73），立足與周人祭祀比較的立場，繼續考證《商頌》《周南·漢廣》《九歌》等篇章，推論宋朝人和楚人的祭祀特點。論者稽考問題注重運用考古文化學知識，如說明殷周祭祀特點，分析現已挖掘的殷商墓葬結果，用慘烈的人祭數據說明殷人的蒙昧性根源于殷商落后的生產力。倪晉波的《論作為文化體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頌>為觀照文本》[32]（P92-96）首先闡釋了周人宗教文化中不同于殷人的理性特質，“以‘天命為中心，以‘德為根本的天人合一的宗教體系是周人對于自己的政治存在和現實世界及人們的內心觀念的一種把握，而這種把握所造就的概括化的價值觀念又為其政治存在及延續提供了思想依憑和維系手段。對于前代王朝來說，這是一種創造與超越。另一方面，其以‘天為宗的宗教思維與政治化的祭儀相對應，使周人在獲得信仰的同時，也暗示了‘德‘孝的合理性存在并使之在情感上變得可以接受，從而為它們成為一種普泛的社會價值開辟了道路”[32]（P92-96）；其次，說明周人宗教體系的脆弱性與平衡性；最后，列舉孔子思想闡釋西周對春秋時期的影響，將體系的人文內涵概括為“理性主義”“民主主義”“禮治主義”三個方面。姚興富的《<詩經·周頌>與<楚辭·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33]（P82）從祭祀對象和地方風俗入手，窺探南北不同宗教文化下的祭祀特點。作者認為，周人的“祖先崇拜”沿襲了“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的傳統，而楚民族的“自然崇拜”承襲了“民神雜糅”“家為巫史”的風氣。

除以上研究內容外，還有少數成果考論單篇主旨，如《<周頌·清廟>的主旨及思想意義》[34]（P149）。

這一時期的海外研究成果較少，據調查，日本學術界有藪敏裕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所引的“詩”理解—以<周頌·清廟之什·清廟篇>為論述中心》[35]（P198）一文，是文影響力較大，被中國學者引用數次。

沉潛期的《周頌》研究取得較快發展，出現眾多的研究領域，這些研究使我們看到《周頌》豐富的底蘊，了解到《周頌》研究的十年動向。從以上分析看出，很多研究觀點前后相襲，有突破性的觀點較少，《周頌》研究該走向何方，仍然是《詩經》學術界需要繼續探索的主題。

三、成熟階段：創新與超越

《周頌》研究道路漫長，它沒有掀起像《詩經》“國風”和“大小雅”那樣的研究熱度，它在學術研究的長夜中一直處于被冷落的狀態。筆者以為，《詩經》學界有繼續進行研究的必要，一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夠完善。如姚小鷗先生根據前輩學者的考論，認為《周頌》包含七篇，之后就沒有人再懷疑或者總結《周頌》的篇數問題了，很多研究人員在分章探討主旨時默認《周頌》有七篇詩作。再如《周頌》與《九歌》的比較，約有五篇論文從祭祀對象、地理風俗、思想特點去表述異同，觀點類似，研究方法局限，對很多問題語焉不詳。另一方面，《周頌》是“三頌”中最重要的篇章，是周人文化精神的體現，研讀《周頌》是“拾遺”，是在撿起丟失的中華文明。時代在發展，《周頌》研究也要發展。從內部研究看，主題挖掘、內容闡釋已是常見的領域，探討節奏格律、意境文體的卻很少；從外部研究看，聯系先秦文獻和《詩經》文本內容探討詩歌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成果較多，但聯系背景探討詩歌形式的成果很少。另外，專門探討《周頌》的研究人員較少，很多學者在發表一兩篇論文后就沒有繼續《周頌》的研究，中國傳媒大學的姚小鷗教授在《周頌》研究上用力甚勤，前后發表論文數十篇，是《周頌》研究的代表人物。因此，回顧這十年的研究概貌，我們必須捋清《周頌》研究體系，抱著懷疑精神和求實態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使《周頌》研究可持續發展。當然，創新并不是求異，只是讓我們更加接近真理，切勿急功近利，抓住偶得的一點考論大作翻案文章。同時，《周頌》以及整個《詩經》學研究都要立足學術實際，重視并學習前人的治學成果，克服研讀文獻上的障礙。

（一）研究內容概述

1.農業文明研究

農事詩在《周頌》以及整部《詩經》中占有重要地位。從數量上說，《周頌》中農事詩約計六篇，占了《周頌》五分之一的篇幅。從內容來說，農事詩所反映的農業文明是研究西周經濟文化的基礎，進一步說，農事詩反映了西周社會的意識形態。2006年以來，有關《周頌》農業文明的研究成果可觀。如《由<詩經>中的農業現象解讀周代農業文明》[36]（P42-45）《從<詩經>中關于畜牧與農耕的記載看周代社會》[37]（P75-77）《從<詩經>看商周時期的農耕生產習俗》[38]（P156）《從<詩經·周頌·臣工>看周先祖后稷棄在中國農史上的重要貢獻——兼論大小麥在中原種植的最早時代》[39]（P119）。最有代表性的是姚小鷗教授的《先秦禮樂文化與<周頌>農事詩的歷史演變》[40]（P180），郭沫若曾列舉五篇農事詩，即《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是文在郭沫若基礎上添加《思文》一篇，認為這六篇農事詩幾乎都有祭祀內容，這些內容與周人的思想與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姚小鷗先生從各組詩的祭祀對象入手，先證明《思文》農事詩的性質，再逐個探討各組詩的內容側重，征引廣博，從考論字義到辨析詩歌內涵，科學比照了先秦的其他古籍，裨益于青年學者學習其中的研究方法?！吨茼灐分械霓r事詩從側面反映了周朝制度及其演變，有助于窺探西周的農業文明，我們需要立足整個周代的社會歷史背景開展《周頌》農業文化研究，逐步發掘其中的歷史魅力，但也需要適時撇開前人觀點，找出自己的一點發現。

2.祭祀文化研究

祭祀文明的產生源于西周統治者“天人合一”的觀念，祭祀儀式面向萬民，實則是周天子鞏固自身統治的精神武器。沿襲以往的學術傳統，探討祭祀文化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相關論文有十余篇。如張磊的《詩經·周頌》中的祭祖詩研究[41]（P204）、楊穎的《<詩經>祭祖詩與周代宗廟祭祀文化研究》[42]（P1-65）、《<詩經>祭祀詩研究》[43]（P1-60）、《從<周頌>看<詩經>祭祀詩之特點》[44]（P44-45）、《從農事祈報詩論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思文><豐年><生民>為討論中心》[45]（5-17），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關于《周頌》祭祀文化的研究開始和農事詩研究相結合。不足的是，有些研究成果前后承襲，將《楚辭·九歌》與《詩經·周頌》進行比較的研究約有六篇，論文都是從祭祀對象探討南北不同的文化風俗，得出的結論類似，學術創意不足。

3.禮制思想研究

禮制思想是整個《周頌》研究的主題背景，一直貫穿《周頌》研究的始終。以“樂”象德是周代禮樂制度的重要思想模式。楊雋先生的《周代“樂德”教化與“詩亡隱志”的演詩藝術實踐》[46]（P26-30）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結合《史記·周本紀》《國語》《樂記》及《周頌》文本充分考證《周頌》與祭祀音樂的關系，認為《周頌》是“平德”的大合樂，在整個祭祀儀式中具備較高的音樂規格。

早期較有影響的成果還有楊雋的《“金奏”樂象與“祗庸”樂德——兼論<周頌>的禮學文化內涵》[47]（P40-45），田利紅的《<詩經·周頌>的尚德思想》[48]（P13-17）、陳開梅的《周頌的和諧理念及其現實意義》[49]（P44-47）等。

4.音樂舞蹈研究

當詩歌不足以表情達性時，音樂和舞蹈能突破“言不盡意”的障礙，詩樂舞一體化是周人祭祀的傳統?！吨茼灐纷鳛榧涝?，必定與周代的音樂和舞蹈制度有聯系。這方面的主要成果如劉全志的《從舞容與頌詩的關系看<大武>在典禮中的運用》[50]（P42-48），是文從舞容與頌詩之間的游離關系看《大武》的用詩情況。文章首先回顧了前輩學者《大武》的討論，再指出《大武》與舞容之間的游離關系，最后說明《大武》在祭禮中的運用過程，將《大武》使用的階段、伴隨的音樂爬疏清楚，認為《周頌》中的大部分祭祖詩篇是在祭祀儀式的“九獻”環節歌唱，而《維清》《武》《酌》是在“九獻”之后天子率群臣舞《大武》時所唱。全文考證精審，論據充足。其他考論舞容與音樂制度的論文約有十余篇，此不贅述。

另有伴隨清華簡出土產生的研究成果，這批研究成果解決了《周頌》研究的基本性問題，如李守奎的《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51]（P72-76），廖名春的《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篇對比研究》[52]（P64-68）。清華簡出土的《琴舞》竹簡發現了《周頌》整篇，使我們對《周頌》的題名、用途、語言等方面有了全新的認識。這種與《周頌》研究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實屬少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高度重視這批竹簡，并在近年陸續發表新的研究成果。但竹簡的面世并不意味著《周頌》問題的全部解決，相反地，它帶給我們更多的難題。我們依舊憧憬考古文化學與文學文獻學的融合無間，以實證主義的標準推動人文社科的高度發展。這一時期日本研究成果如杜曉勤的《<詩經>‘商頌、‘周頌韻律形態及其與樂舞之關系》[53]（P1-28），該文從韻律考察樂舞，觀點新穎。

5.其他研究

祝秀權教授一直從事《周頌》研究，她的特征研究如《論<詩經·周頌>的時代特征》[54]（P43-50），地位研究如《關于<周頌>的評價及其在<詩經>中的地位》[55]（P42-44）。這些成果以文本探討為切入點，注重與《商頌》《周頌》的比較，有助于認識《周頌》在《詩經》學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祝秀權教授在前后十年里一直致力《周頌》研究，發表論文數篇，研究思路一致，傾向于從宏觀角度研究《周頌》。

（二）研究方法總結

比較研究是文學研究常用之法，從比較對象來看，這十年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周頌》與三“頌”的比較。如《<詩經>三<頌>性質考論》[56]（P19-23）一文認為《詩經》主頌“時王”之功德，論者結合文本考證“頌”詩所頌對象，以此確定“頌”詩的性質特征和創作規律，論者的另一篇論文《盛世君王的“成功”頌歌——從所頌對象考論<詩經>三<頌>的主旨》[57]（P97-103）與前一篇結論相同。確定“頌”詩性質是研究“頌”詩的基礎和起點，祝秀權教授的兩篇論文以比較的視點說明了三“頌”的相同點，從而認定“頌”詩性質，為研究《周頌》確立根基。其他探討差異的論文如崔含的《<詩經>三頌與頌體文學》[58]（P89-91）、張蔚的《<詩經>“三頌”微殊之我見》[59]（P123）。

比較視野下，《周頌》領域應有更大的研究空間。清朝學者早已采用比較歸納法研究《周頌》文法，并探討出一系列研究思路。筆者以為，用比較法去研究《周頌》需先解決三個問題：1.作為比較的對象是什么？2.如何比較？3.通過比較，我們解決《周頌》哪方面的問題。目前在《周頌》研究上，比較法的使用規則不是十分透徹，我們在使用前人的訓釋文本時，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比較，即前人觀點之間的比較，只是“取人善說”的準則尚待明確。

比較《周頌》與“風雅”的論文以2003年倪晉波教授的《論作為文化體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頌>為觀照文本》[32]（P92-96）為代表成果。2006年后整體探討“風雅頌”的論文很多，但比較三者異同的成果很少。另外，《周頌》與先秦其他文獻的比較較少，部分成果集中比較宗教祭祀差異，這和先秦文獻的特質有關。歷經千年，后世學者對先秦文獻的解釋層出不窮，不少論斷有失偏頗，文獻本身也由于版本沿革而出現不少變化，在這些復雜情況下比較先秦文獻，實為不易。典型成果如《<詩經·周頌>與<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之比較》[60]（P32-34），該文重點分析三首詩歌的不同特質，力求描繪出西周至漢代的社會變遷狀況。于文哲的《史佚考論——兼論<周書>、<周頌>、<周易>的編纂者》[61]（P112）考辯“史佚”其人，不是關于《周書》《周頌》《周易》的比較，筆者以為，既然三書可能是同一編纂者，那么在編纂思想、編纂方法等方面可能會有聯系，但論者未對此加以闡述。除比較研究外，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出土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更加傾向于運用考古文化學知識解析《周頌》，但限于出土文獻資料稀缺，因此考古文化學與《周頌》研究的聯系并不十分緊密。

綜觀近三十年《周頌》研究，內容集中在以禮樂文明為核心的宗教祭祀方面，以姚小鷗和祝秀權教授的《周頌》系列研究為重點。無論是農事詩的研究，還是音樂舞蹈的考證，都離不開祭祀文化的探討，這和《周頌》的“頌”詩性質息息相關。今后的《周頌》研究也將沿著這樣的方向追根溯源，完善《周頌》研究的新格局。

隨著《詩經》學科體系的發展，《周頌》的研究方法應更加開闊。第一，立足于文本的?？?、訓詁等基礎研究任何時候都不容忽視，讀懂文本是《周頌》研究的前提。盡管《周頌》由于年代久遠，在篇數、語言、文本上存在諸多爭議，但是清華簡的系列研究成果解決了很多基礎性課題，為《周頌》研究打開新的研究格局，因而，在出土文獻的基礎上，我們應逐步完善《周頌》研究課題的整體建設。第二，多學科的復合型研究方法應引進《周頌》研究領域。宗教學、美學、闡釋學、考古學、社會學等都是和《周頌》研究密切相關的學科，使用這種研究方法要掌握分寸，研究者要始終圍繞文本，實事求是。第三，海外的《周頌》典籍值得予以重視，然而限于海外典籍獲取與研讀的復雜性，海外《周頌》學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相信譯本的完善會減少《周頌》研究的難度。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日韓《詩經》百家匯注”[10&ZD10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釋：

[1]楊合鳴：《詩經五首篇名解》，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第75-76頁。

[2]劉操南：《<詩·周頌>沒有合理內核嗎》，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第85-90頁。

[3]姚小鷗：《論<周頌·三象>》，中州學刊，1991年，第5期，第95-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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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潛生：《論周初頌詩的思想性》，人文雜志，1987年，第4期，第112-117頁。

[6]蔡守湘，朱炳祥：《人類精神初次覺醒的產物——論<周頌>在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武漢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第95-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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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敏，申荷永：《當代<詩經>研究之困境與心理學的思考》，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第80-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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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慶：《關于<詩經·周頌>中<大武>諸詩的探討——王國維<周大武樂章考>商榷》，復旦學報，2005年，第5期，第80-128頁。

[11]張樹國，梁愛東：《<大武樂章>與“三象”考辯》，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第47-52頁。

[12]姚小鷗：《<周頌·大武樂章>諸篇繹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3期，第37-40頁。

[13]陳洪波：《從<詩經·周頌>到漢代祭祀詩看秦漢之際的文化嬗變》，培訓與研究，1997年，第4期，第8-11頁。

[14]高婉瑜：《論祭祀詩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頌>、<九歌>為考察中心》，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第82-87頁。

[15]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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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劉惠卿：《祭祀祖先和以性娛神——<周頌>、<九歌>祭祀詩兩極現象的文化考察》，中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4期，第35-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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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祝秀權：《從<詩經·周頌>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識》，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第96-97頁。

[21]李白：《<詩經>祭祀詩的思想內涵》，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第29-39頁。

[22]吳麗清：《<詩經>祭祀詩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23]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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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韓高年：《周初藉田禮儀樂歌考》，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63-67頁。

[26]姚小鷗：《<周頌·載芟>與周代禮樂制度》，河南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47-51頁。

[27]岳泓：《從<詩經·周頌·有瞽>看上古音樂文化的傳播》，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第45-47頁。

[28]孔德凌：《<詩經>宴飲詩與周代禮樂文化的變遷》，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29]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一冊），上海：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01頁。

[30]李建軍：《<詩經>與周代宗教文化研究》，四川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31]李建軍：《試論<詩經>宗教文化的族群特色》，貴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第66-73頁。

[32]倪晉波：《論作為文化體系的周人宗教——以<二雅>、<周頌>為觀照文本》，棗莊師范?？茖W校學報，2003年，第6期，第92-96頁。

[33]姚興富：《<詩經·周頌>與<楚辭·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82頁。

[34]李瑾華：《<周頌·清廟>的主旨及思想意義》，寧夏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第149頁。

[35][日]藪敏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所引的“詩”理解——以<周頌·清廟之什·清廟篇>為論述中心》，巖手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年報，2002年，第62期，第198-193頁。

[36]趙會莉：《由<詩經>中的農業現象解讀周代農業文明》，農業考古，2012年，第6期，第42-45頁。

[37]黃志立，池萬興：《從<詩經>中關于畜牧與農耕的記載看周代社會》，語文知識，2012年，第6期，第75-77頁。

[38]王志芳：《從<詩經>看商周時期的農耕生產習俗》，農業考古，2011年，第4期，第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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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姚小鷗：《先秦禮樂文化與<周頌>農事詩的歷史演變》，學術界，2011年，第11期，第180頁。

[41]張磊：《<詩經·周頌>中的祭祖詩研究》，現代營銷，2012年，第8期，第204頁。

[42]楊穎：《<詩經>祭祖詩與周代宗廟祭祀文化研究》，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43]問海燕：《<詩經>祭祀詩研究》，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44]龔玉娟：《從<周頌>看<詩經>祭祀詩之特點》，長安學刊，2013年，第5期，第44-45頁。

[45]林素英：《從農事祈報詩論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思文><豐年><生民>為討論中心》，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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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楊雋：《“金奏”樂象與“祗庸”樂德——兼論<周頌>的禮學文化內涵》，文藝評論，2011年，第2期，第40-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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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陳開梅：《周頌的和諧理念及其現實意義》，大連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第44-47頁。

[50]劉全志：《從舞容與頌詩的關系看<大武>在典禮中的運用》，音樂探索，2012年，第4期，第42-48頁。

[51]李守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文物，2012年，第8期，第72-76頁。

[52]廖名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 篇對比研究》，深圳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第64-68頁。

[53]杜曉勤：《<詩經>“商頌”“周頌”韻律形態及其與樂舞之關系》，文學研究卷，2013年，第3期，第1-28頁。

[54]祝秀權：《論<詩經·周頌>的時代特征》，西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第43-50頁。

[55]祝秀權：《關于<周頌>的評價及其在<詩經>中的地位》，文學界，2010年，第5期，第42-44頁。

[56]祝秀權：《<詩經>三頌性質考論》，北方論叢，2009年，第1期，第19-23頁。

[57]祝秀權：《盛世君王的“成功”頌歌——從所頌對象考論<詩經>三<頌>的主旨》，浙江學刊，2009年，第1期，第97-103頁。

[58]崔含：《<詩經>三頌與頌體文學》，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89-91頁。

[59]張蔚：《<詩經>“三頌”微殊之我見》，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7期，第123頁。

[60]李玲玲，劉永紅：《<詩經·周頌>與<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之比較》，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第32-34頁。

[61]于文哲：《史佚考論——兼論<周書>、<周頌>、<周易>的編纂者》，北方論叢，2008年，第6期，第112頁。

（李佳玉 山西太原 山西大學文學院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