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左傳》關于春秋霸主重耳的納諫敘寫

摘 要：《左傳》既是一部記述春秋爭霸故事的優秀歷史著作，也是一部具有強烈思想傾向性的杰出文學作品。而晉文公重耳無疑是作者傾注心血、著意刻畫并盡力美化的一位霸王形象。單從作者對這位霸主納諫行為的敘述這個小側面就能看出作者的這種傾向性，不管是用直接敘述表現之，還是用間接敘述突顯之。

關鍵詞：《左傳》 重耳 納諫 直接敘寫 間接敘寫

《左傳》既是一部記述春秋爭霸故事的優秀歷史著作， 也是一部具有強烈思想傾向性的杰出文學作品。而晉文公重耳無疑是作者傾注心血、著意刻畫并且盡力美化的一位霸王形象。晉文公在周天子衰微、社會劇烈動蕩之時，而自己又被迫流亡十九年的情況下發奮圖強，最終開創了晉國的繁榮局面，擊敗楚國，穩定了中原諸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作者把他刻畫得近乎完美，單從作者對這位霸主納諫行為的敘寫這個小側面就能看出作者的這種傾向性，不管是用直接敘述表現之，還是用間接敘述突顯之。

一、直接敘寫——納與不納皆出于禮義信

不管是在重耳流亡還是晉文公稱霸的過程中，關于諫與納諫的敘述有很多次，對于諫言，重耳有的接受了，有的拒絕了，但不管是納還是不納，作者都交代清楚了前因后果，把晉文公刻畫成了一個知錯能改、樂于納諫、愛惜民眾 、取信于民 、禮讓在先 、重諾誠信的君主形象。

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宴請重耳。重耳教樂工奏《河水》以示對秦穆公的尊敬，秦穆公命人奏了《六月》作為回謝。同去的隨從趙衰直接命令：“重耳拜賜?！倍涌赡苓€沒搞清楚趙衰的用意，就直接“降，拜，稽首”，簡直是“言聽計從”。后來趙衰才解釋：“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意思是說：君主用輔佐天子的詩來命令重耳，重耳豈有不拜的道理？

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得以重回晉地掌握軍隊，呂甥、卻芮等人害怕受到重耳懲罰，準備焚燒公宮并殺死重耳。這時候當初在蒲城之戰中砍掉重耳一只袖子的寺人披求見，但重耳拒絕。寺人披毫無懼色地反諷：“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币馑际牵何乙詾槟貒鵀榫?，應該懂得為君之道；如果現在還不懂，那離災難又不遠了。接著寺人披就說明了自己當初不遺余力地追殺重耳是自己忠心的表現；又舉出了齊桓公不計射鉤之仇而重用管仲的例子要重耳學習；同時指出，如果重耳沒有齊桓公的度量，那我寺人披還是走遠點，并且走遠的人何止我寺人披一個呢？一番諫言理直氣壯，納諫之人從善如流。后來寺人披就把呂甥作亂之事告知了重耳，重耳的胸懷拯救了自己的性命。

對于晉文公納諫最集中的敘述是在“僖公二十七年”。先軫、狐偃諫說解救宋國，理由一為報答，二為在諸侯中取得威望，奠定霸業；趙衰推薦郤穀為中軍元帥人選，理由是郤穀熟讀《詩》《書》，明曉德與義；后來，子犯、狐偃諫說要讓百姓懂得道義、信用、禮義，聽從指揮、明辨是非、服從命令而不疑惑，然后才使用他們作戰。對于這些，晉文公全部一一聽從執行，結果是“出谷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原因只在于“文之教也”，就是說，晉國能夠成就霸業，這都是文公的教化所致啊，也就是文公納諫的好結果。

晉文公善于納諫，但并不等同于對所有的諫言都接納，納與不納都有他自己的道德價值判斷，標準就是禮義信，不禮不義不信之言堅決不納。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驪姬之亂中，重耳被陷害逃至蒲城，晉獻公派人攻城，重耳不聽蒲城將士迎戰的要求而拒戰，在《左傳》中有兩次提到了這一事件。

（1）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蹦酸咴唬骸靶Ｕ?，吾仇也?！庇庠?。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左傳·僖公五年》）

（2）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彼毂嫉?。（《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在此，作者顯然在短短的文字中寄放了對重耳極大的敬意，“蒲城人欲戰”顯然是用來襯托重耳的深得人心，而重耳選擇逃亡而不選擇戰斗的理由是：一，不做不忠不孝之事，我是靠了國君的命令才有了養生的祿邑；二，不做不信不義之事，我有百姓的擁護才有今天，不能因為我個人而讓百姓陷入戰爭之中；三，百姓的擁戴也是君主的賜予，我用百姓的擁戴對抗君主的命令，罪過就更大了。最后他選擇了逃亡而讓百姓免于因他而起的戰火。

晉文公是如此重情重意重禮重義的一代霸王，但重耳畢竟是血肉之軀，有他的喜怒哀樂，也會有做錯的時候，那么作者又是如何來表現這一點的呢？

（3）文公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稽首，受而載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公子怒，欲鞭之”這是極不合乎“禮”的行為，但作者先給重耳鋪設了一個大背景，“文公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再設置一個小背景“野人與之塊”，在受到“無禮”待遇、饑寒交迫之下，一個鄉下人再給他一塊泥土讓他填饑，公子“怒”完全就是“發乎情”之舉了，再在子犯“天賜也”的勸諫之下以“稽首”“止乎禮”告終，重耳就是一個從善如流、知錯就改、不違天命、依禮而行的坦蕩君子了。

二、間接敘述——在與其他人對比中顯優劣

對晉文公納諫的間接敘寫首先表現在與其他霸主的對比之中。在晉文公、齊桓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這春秋五霸中，除了宋襄公實際上沒有成為諸侯霸主外，其他人的在位時間都比晉文公長，晉文公即位時已經62歲，而且在位時間也就短短九年，但晉文公卻成為作者重點刻畫的對象，并且作者不吝褒揚之詞，在客觀之中總帶主觀褒揚，幾乎不帶暇疵，而相比之下，其他人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在這些不足之中，更顯晉文公之完美。比如在著名的“燭之武退秦師”故事中，秦穆公納了燭之武之言，為了一己之利益，單方與鄭結盟，私自退出了秦晉聯盟，違背了信義。但晉文公卻拒絕了子犯“請擊之”的建議，并申明大義：“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困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保ㄙ夜辏┰谶@樣的對比中，晉文公知恩圖報、仁義明智的形象就突顯得更為高大。

其次，這種間接敘寫也表現在與重耳的兄弟的對比之中。司馬遷《史記》說：“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钡褪巧晟?、夷吾這兩個跟重耳具有可比性的“賢人”，也被作者當成了彰顯重耳的“反面教材”。申生是重耳的兄長，本為太子，很有仁孝之義，他在驪姬的陷害之后有人勸諫“子辭，君必辯焉”，而申生說出了那番著名的仁孝之語：“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保ㄙ夜迥辏Ψ蕉际窍莺λ?、追殺他的仇人了，他還迂腐地為對方辯護，替對方著想。別人又勸他逃亡，他又說：“國君還沒查清我的罪過，背負著弒君的罪名出逃，誰會收留我呢？”本也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但在殘酷的政治斗爭形勢下，一個只會用死來表明自己清白的太子，多少顯得懦弱無能，一個連自衛勇氣都沒有的人，日后也決不會成就霸業的。相比之下，重耳同樣也沒有選擇抵抗君主，但他明智地選擇了保存自己。

夷吾是跟重耳一起被陷害、一起逃亡的公子，后來夷吾成了惠公，但也是作者有意拿來與文公重耳作對比的一個參照。同樣逃亡，同樣受到各種恩施，晉文公選擇知恩圖報，但晉惠公往往是過河拆橋。比如惠公對于扶他上臺的里克，先是許以好處，加以利用，當上國君后卻立即逼里克自盡；他歸晉國時曾答應穆姬善待賈姬，并接納諸公子返晉，可回國后立即與賈姬私通，也不接納眾公子回國，甚至追殺重耳；他背信棄義“朝濟而夕設版焉”，成為燭之武退秦師的直接證據。最有名的拒諫例子是，惠公遇災接受秦國賑救，但秦遇災時，他卻忘恩負義顆粒不借，慶鄭指出惠公“四德皆失，何以守國？”“棄信，背鄰，患孰恤之？”“背施、幸災，民所棄也?！?，也即惠公失德將失車，有難時別人不會來幫助你，百姓也會拋棄你，如此地竭力勸諫、申明利害，結果是惠公“弗聽”?；莨倪@些行為無信無義，當然會遭到人民的遺棄。而晉公子重耳重信貴義、受恩必報以及重賞功臣、禮遇諫臣都是有意與夷吾的食言、拒諫行為作對比的?！蹲髠鳌穼憰x文公重耳即位前，“天不靖晉國”“晉侯無親，外內惡之”，這不能不說是有惠公的“功勞”的。而重耳即位后即平定了王子帶之亂，扶助周襄王歸還王城，四年就迎來了城濮之戰大捷，會盟諸侯及周天子，建立了霸業。

作者如此美化晉文公重耳，究其原因，在作者心目中，晉文公是春秋諸霸中最愛惜人民、講究仁德 、文治武功兼而有之的一位霸主。他深明大義，不違天、不違君臣父子之禮，明智大度，在納諫過程中更懂得“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直接體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為君之道，治國平天下者必須道德過硬、志向遠大，忠于職守、以民為主、討伐無義無道。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項目“先秦諫言文學研究”[編號：2015SJD38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左丘明·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4：246.

[2]段愛萍.春秋霸主重耳形象探析[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郭惠芬 江蘇無錫 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21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