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研究綜述

程金城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730000）

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研究綜述

程金城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蘭州730000）

絲綢之路藝術的綜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反映著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歷史性發展，但是，由于這些研究比較宏觀，一般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絲綢之路藝術的分類研究，在某些領域已經有重要研究成果，并且數量豐富，但是達到的程度不平衡；絲綢之路藝術的中外交流與相互影響研究方面，樂舞藝術、絲綢服飾藝術等領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總體上還比較薄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和提高學理水平。從一定程度上說，絲綢之路藝術的分類研究轉向中外交流的整合研究，將決定這一研究在當代達到的高度和它對世界影響的程度。

絲綢之路；中外交流；藝術研究

藝術是文化的肖像和重要構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絲綢之路藝術，包括樂舞藝術、建筑藝術、雕塑藝術、繪畫藝術、絲綢織物和服飾藝術、陶瓷及其他器物藝術、民族民間藝術、宗教藝術等藝術類別，涉及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中亞、西亞、非洲和歐洲共幾十個國家。它們是絲綢之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現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在當時和后世發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中曾指出：“最遲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歐亞大平原東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國北方的燕國發生了直接的接觸?！薄霸谀且欢戎刃蚓坏臍W亞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團，其文化上的作用遠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彼貏e強調了“精神實在”交流的意義：“人類是與生物圈身心相關的居民……但是，人類還具有思想，這樣，它便在神秘的體驗中同‘精神實在’發生著交往，并且與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實在’是統一的?！睖虮人f的人的神秘體驗和精神實在的交流，在絲綢之路藝術中得到充分和具體的體現。因此，對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特別是對中外藝術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研究，可以具體地展示在遼闊的絲綢之路時空中，人類“精神實在”的交流深廣度及其表達方式，以及不同文明的差異性、相通性及其相互影響。同時，這也是重新認識和估價絲綢之路對人類精神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和獲得的價值的重要途徑，這對新絲綢之路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新時期以來，對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和對絲綢之路藝術的研究都有重要收獲，本文根據已經公開發表的論著梳理綜述，只是管窺之見。

“絲綢之路”一詞的首創者，是近代德國地質學家、地理學家費爾迪南·馮·李?；舴遥‵erdinand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李?；舴以?877年出版的《中國——根據自己的親身旅行和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的結果》中多次使用了“Seidenstrasse”（絲綢之路）這個名詞。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王冀青教授《關于“絲綢之路”一詞的詞源》（《敦煌學輯刊》2015年第2期）對此有專門的考證。認為西方古典地理學家托勒密著《地理志》中對“賽里斯之路”的記錄過程，以及近代英國東方學家玉爾著《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對“賽里斯之路”的研究，是近代德國地理學家李?；舴覄撛臁敖z綢之路”一詞的學術基礎。

100多年以來，首先是德國、法國、瑞典的學者，繼而日本、俄國、美國、印度等東西方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都在盡力研究絲綢之路，成果豐厚。國外學者對絲綢之路的綜合性研究，從不同角度切入，推進了絲綢之路研究的持續深入，對于拓展絲綢之路研究的國際視野有重要意義。限于篇幅，此不贅述。國內的絲綢之路綜合研究在新時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20世紀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考察合作項目圖書《絲綢之路研究叢書》，集中出版了周菁葆、陳重秋、蓋山林、李肖冰、蘇北海等一大批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此后新疆人民出版社重新編輯出版，至今已出版三版近30種。叢書以傳統的草原絲綢之路和綠洲絲綢之路為主線，以西域研究為重點，匯集了中國學者自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絲綢之路各學科領域研究成果，內容涉及巖畫、音樂、考古、歷史、民族、宗教、文化、藝術、民族民間文學等多學科領域，被認為是國內最權威、最系統的學術著作。1981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了繁體中文版《敦煌寶藏》(共140冊，黃永武主編)，內容涵蓋宗教、哲學、文學、史學、語言、藝術、醫學、建筑、地理、中亞民族學等各個方面，是難得的絲綢之路研究的珍貴資料。1999年1月，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全35冊），這是由段文杰、樊錦詩等一大批中國著名學者編輯的有關敦煌學研究論文的集成，全書分為13卷，包括綜述、文學、語言文字、民族、宗教、石窟保護、科技、藝術、考古、文獻、歷史、地理及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約2000多萬字。另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其他各類研究絲綢之路叢書、專著、史話、游記等等，涉及沿途民族遷徙及國家關系、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關系、中外交通與交流史、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絲綢之路的變遷、絲綢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絲綢之路貿易史、絲綢之路史地、絲綢之路內陸歐亞考古與歷史等等，內容十分豐富，不一一列舉。在絲綢之路國別關系研究方面，季羨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產生了重要影響。該書以時間為序，研究了中印兩國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方面的交流情況，范圍包括語言、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科學、技術以及蠶、絲、茶、火藥、印刷術、糖，等等。書中對于交流是“單向流動還是雙向交流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和考證，糾正了中印兩國社會上一些不準確的看法和說法，產生了積極影響。書中還附錄了一些與中印文化交流有關并受讀者歡迎的論文和圖片（見該著內容推薦）。此外，大型辭書有日本東大寺教學部編《絲綢之路往來人物辭典》，雪犁主編《中國絲綢之路辭典》，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李凱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周偉洲、丁景泰主編《絲綢之路大辭典》等。

在絲綢之路藝術的整體研究方面，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資料、圖集的出版，一類是理論研究成果。資料、圖集類，如200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藝術畫冊《敦煌石窟全集》，共28卷本，7000余幅彩圖、140萬字，是展示敦煌石窟藝術最為全面的藝術畫冊。阮榮春主編《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全3卷，遼寧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2》（遼寧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為絲綢之路與石窟藝術多卷本圖書，以精美的圖片和優美的文字講述，反映敦煌藝術的輝煌。關于敦煌的畫冊數量很多，恕不列舉。另一類是絲綢之路藝術的理論研究成果，如新疆社科院仲高《西域藝術通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追溯西域藝術形成原理，論述西域藝術的文化語境、生成機制、藝術類型、本體論特征及不同文化、藝術間關系諸問題。近年重要著作有趙聲良《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是對敦煌藝術及其發展歷史較系統的研究，被評為2015年中國好書。仲高的另一專著《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的宏觀視野下，通過微觀剖析，系統地研究絲綢之路藝術及不同文化和藝術間的關系。其中第八章“絲綢之路藝術與東西方文化”涉及“異化的希臘羅馬藝術”，“印度藝術及其東漸”，“波斯文化與藝術張力”，“粟特：文化藝術的中介”，“阿拉伯文化與藝術轉型”等內容。

在絲綢之路藝術的分門類研究成果方面，新疆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研究員李肖冰先生，長期從事新疆藝術研究，成果突出。其主要著作有《中國西域民族服飾研究》、《中國吐魯番民間圖案紋飾藝術》、《中國新疆古代陶器紋飾藝術》、《中國新疆佛教圖案紋飾藝術》、《絲綢之路服飾研究》等。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教授也是絲綢保護方面的專家，在絲綢藝術研究方面成果豐碩，主要有《絲綢藝術史》（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織繡珍品：圖說中國絲綢藝術史》（中英對照，香港藝紗堂/服飾1999年版》，《沙漠王子遺寶：絲綢之路尼雅遺址出土文物》（中英對照，第一主編，藝紗堂/服飾2000年版），以及《黃金、絲綢、青花瓷——馬可波羅時期的時尚藝術》（第一主編，藝紗堂/服飾2005年版），《中國絲綢通史》（主編，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絲綢之路美術考古概論》（主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敦煌絲綢藝術全集（英藏卷）》（主編，東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對于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的進一步研究有重要的借鑒。周菁葆、李強等也是絲綢之路藝術研究著述豐富的學者。其他分類研究中，都有術有專攻的學者的重要成果。

在各藝術門類研究中，樂舞研究成果較多，有宋博年、李強著《絲綢之路音樂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杜亞雄專著《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王寧寧著《中國古代樂舞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菁葆著《古代絲綢之路音樂舞蹈鉤沉》和《綠洲絲綢之路新疆段樂舞文物資料概要》（《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敖昌群、王其書等《“南北絲綢之路音樂文化對比研究”考察研究報告》（《音樂探索》2008年第2期），劉蓉《絲路多元音樂文化在敦煌壁畫中的呈現》（《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4）等等，顯示出在絲綢之路樂舞研究方面比較集中的成果和較高的水平。在絲綢之路藝術的中外交流研究方面，主要有常任俠論文《漢唐間西域音樂藝術的東漸》（《音樂研究》1980年第2期），探討西域伊朗系樂器如箜篌、琵琶、篳篥的東傳對中國音樂的影響。史言《中印文化藝術之交流》，陰法魯的論文《絲綢之路上的音樂文化交流》（《人民音樂》1980年第2期），較早地研究絲綢之路音樂文化交流及其意義；之后王安潮《隋唐俗樂藝人及其在絲綢之路音樂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研究》（《漢唐音樂史國際研討會文集》，2009）從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角度對隋唐俗樂藝人音樂的特殊現象做了研究。梅加林《古絲綢之路上的中外音樂交流》（《蘭州學刊》1986年第1期）指出，音樂歷來是各國交往的一個重要手段，因為它可以不通過語言而達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所以，這種交流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漢朝以來,中原通過絲綢之路與西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著十分廣泛和密切的聯系。許多音樂沿著這條通道傳入中原，對豐富和發展中原音樂起了重要作用。魏晶《南北朝前西域音樂文化研究成果述要》（《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將唐以前西域音樂發展大致分為先秦至南北朝的形成發展期與隋唐兩朝的成熟繁盛期。以往對西域音樂的研究多以漢代為上限，并認為其早期主要以綠洲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為基礎，于多元文化背景中逐漸發展完善。本文即對以上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并強調了其形成過程中的文化交流因素。白新元《論西域音樂文化的東漸》（《大舞臺》2008年第3期）指出，在古代，西域文化處于中國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東這樣一個樞紐和交匯地帶，西域以其寬闊的胸懷，廣泛接受了東方文明的影響,經過長期的選擇和消化，形成別開生面、獨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時它又以極強的反作用力不斷對東西文化施加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域音樂的東漸對中國音樂產生了深遠影響。谷苞《古代龜茲樂的巨大貢獻及其深遠影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在新疆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認為“在西漢以后隋唐以前，新疆各族人民所創造的于闐樂、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等相繼傳入內地，久負盛譽。在唐朝時新興的伊州樂傳入內地后也享有盛名。產生上述樂種的地區，為現今的和闐、庫車、喀什、吐魯番、哈密等地，都位于古代絲綢之路的沿線，是當時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和薈萃的地方。在古代新疆的諸樂種中，以龜茲樂為最著名，其影響也最深遠”?！褒斊潣肺枋枪糯陆髯迦嗣裨谧鎳魳肥飞系膫ゴ髣撟?，對我國和亞洲一些國家的音樂文化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白灾芩逡詠?，由于新疆的許多器樂演奏家、作曲家、歌舞演員在內地長期從事音樂舞蹈活動，對傳播龜茲樂舞曾作出很大的貢獻，他們當中最著名的人物蘇祗婆、白明達、裴神符、裴興奴、裴大娘等人”。金秋的《古絲綢之路樂舞文化交流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在文化交流方面下了大的工夫，有系統研究。其內容包括三國建立之前的樂舞藝術，絲綢之路樂舞藝術交流，美索不達米亞樂舞藝術研究，世界舞蹈始源，古埃及樂舞藝術，古希臘樂舞藝術，古羅馬樂舞藝術，波斯樂舞藝術，古印度樂舞藝術，以及先秦東西方樂舞藝術研究，楚樂舞與西方樂舞，楚樂舞與塞種人，漢朝東西方樂舞藝術，中亞、西亞樂舞藝術的傳播，漢代西域樂舞，唐朝與邊塞樂舞，敦煌樂舞藝術的傳播，內蒙古、新疆的俄羅斯族舞蹈，佛教樂舞藝術研究，月氏人與早期佛教藝術，鮮卑、噘噠、突厥人與佛教樂舞，印度佛教樂舞演變，犍陀羅藝術東傳，翼人與飛天，龜茲樂舞，歐洲樂舞藝術研究，中世紀早期樂舞藝術，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舞蹈藝術，東歐樂舞藝術研究，阿拉伯樂舞藝術研究，伊斯蘭宗教舞蹈形式，伊斯蘭樂舞在中國的傳播等等。這是在絲綢之路樂舞藝術中外交流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方面也有重要啟示性。

在造型藝術研究方面，李青《絲綢之路樓蘭藝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涉及佛教東漸與犍陀羅佛教藝術、羅布泊雅丹壁畫墓。趙豐主編的《絲綢之路美術考古概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收錄了趙豐、齊東方、李文瑛等人的論文，還配有精美的彩色圖版和線圖，分別從紡織品、金銀器、彩陶、木雕、陶俑、墓室壁畫等方面，介紹了絲綢之路沿線出土文物中的美術品，以及外來宗教文化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岳鈺《絲綢之路上的佛教造型藝術》（《中國宗教》，2014）指出，由于佛教是一種跨越國界、民族、語言、習慣、審美的大面積推進的宗教，因此也帶來了藝術的多樣性，統治者、供養人、寺廟住持等人的藝術品味、工匠的技藝水平、民族審美嗜好、風俗習慣等，都為不同時代的佛教造型藝術風格的形成增添了特殊的因素。胡瀟《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在現當代的藝術表現與拓展》（《社科縱橫》2011年第6期）認為，近幾十年來，絲綢之路文化藝術展示出新的生機，并且不斷延伸?？脊判掳l現把東西方絲綢貿易的開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甚至更早時期。在絲綢之路造型藝術研究方面，成果豐碩，特別是石窟藝術的研究，理論著作較多（如易存國對于麥積山石窟和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著作），還有一些重要譯著，限于篇幅，不再列舉。

在絲綢之路陶瓷藝術與器物研究方面，涉及較為廣泛的領域。干福熹主編《絲綢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是2004年烏魯木齊中國北方古玻璃研討會和2005年上海國際玻璃考古研討會論文集，本書的“內容推薦”說：“玻璃是人類最早發明的人造材料之一，研究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古代玻璃的起源和發展，對了解古代中外文化和技術的發展以及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是絲綢之路亞洲段的中心，但不是終端。古代玻璃物品和制作技術從中國又向日本、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傳播和交流。本書首次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對外傳播。古代西亞和古埃及玻璃的出現和制作要早于中國千余年，中國古代玻璃受西方的影響是明顯的。本書匯集了豐富的中外專家對北方（沙漠）絲綢之路，特別是新疆地區（古稱西域）古代玻璃的出土歷史和背景、外觀特征和化學成分的研究結果，提供了南方和海上絲綢之路上古代玻璃研究的新資料，系統介紹了絲綢之路對中國古代玻璃技術和藝術發展的影響。本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絲綢之路亞洲地區古代玻璃的最新研究成果?！标戱Y的《絲綢之路對中國古代玻璃藝術的影響》（《裝飾》2007年第4期），從社會背景、歷史文化、工藝技術等角度出發，對古代中國及絲綢之路所經地區的玻璃發展狀況進行分析，總結了絲綢之路在玻璃化學成分的改變、技術的傳入、材料觀念的改變和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幾個方面對中國玻璃藝術發展的重要影響。同一選題還有周靜的《絲綢之路與中國早期玻璃藝術》（《藝術與設計：理論》，2012）。王雪艷《絲綢之路對中國古代陶瓷藝術的影響》（《大舞臺》2011年第10期）指出在中國歷史上，16~18世紀出現了瓷器外銷歐洲的高峰，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這一時期的瓷器大多是為了滿足歐洲市場的需求而特別燒制的，所以為了適應歐洲人的審美情趣和文化風格，瓷器上的瓷畫相應具有了濃厚的歐洲文化色彩。這些瓷器在造型題材以及繪畫技法上受到了歐洲的影響。這些觀點對于認識不同文化模式對藝術發展的影響有較重要的啟迪。詹嘉、袁勝根、胡偉《明清時期景德鎮瓷器在歐洲文明進程中的作用》（《中華文化論壇》，2008），王健《淺談我國建筑陶瓷在國外的影響》(《陶瓷工程》1995年第6期)，唐星煌《中國古代陶瓷對國外社會生活的貢獻和影響》（《求索》1988年第2期）等，都從比較宏觀的視野、多角度地對絲綢之路陶瓷及其中外交流做了研究，有自己的見解。較為微觀的研究，如董亮、董偉的《中國古代瓷繪松紋對外國陶瓷藝術的影響》（《收藏界》2007年第11期），指出中國瓷器藝術從六朝時期即開始大量向國外傳播，其中極具中國民族藝術特色的松紋作為中國藝術元素的一份子和其他紋飾一道對國外陶瓷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亞洲各國是最早接受中國瓷繪松紋影響的地區，早在元代就輸出中東伊斯蘭國家。范世峰《佛教對我國古代陶瓷造型與裝飾的影響》（《安徽文學月刊》2012年第3期），孔遠志《中國陶瓷與東南亞穆斯林》（《中國穆斯林》1990年第6期）論述了瓷器與宗教文化的關系，后者探討了瓷器上的古蘭經等現象。許婷婷《11-19世紀中國陶瓷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及其影響》（景德鎮陶瓷學院，2013）指出，佛教作為人們尋求心靈慰藉的工具，也同時為社會秩序提供了一個無形的準則，其滲透性不可避免地與陶瓷文化產生著深刻交集。從我國陶瓷史看，佛教對我國陶瓷的影響不僅在裝飾上，在器型上的表現也是非常明顯的。這些見解，對于認識不同藝術形態的文化意蘊有重要啟示。以上研究，選題廣泛，已經觸及陶瓷等器物在絲綢之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發生的深刻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前有過各種版本的《中國陶瓷史》，而新出的方李莉的《中國陶瓷史》（齊魯書社2013年版），以新的史學觀和新的研究視野研究中國陶瓷史，被認為是第一部以藝術人類學的視角和全球性的學術眼光完成的《中國陶瓷史》。郭愛和、白水、周少華《新絲綢之路·中國陶瓷希臘文化之旅》（《陶瓷研究》，2015），對近年絲綢之路陶瓷藝術的新現象進行跟蹤研究。

在織物與服飾研究方面，趙豐的《中國絲綢通史》、《敦煌絲綢藝術全集》、“中華錦繡”系列叢書等，如前所述是國內絲綢藝術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賈應逸《新疆絲織技藝的起源及其特點》，許亭《絲綢之路與帛畫的藝術研究》，展示了中國絲綢藝術的重要特點和世界影響。沈康身《絲綢之路與源遠流長的石窟藝術》（《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認為，栽桑有蠶、繅絲織綢是我國古代重要發明，至遲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絲綢已傳到西方，隨后遠及古羅馬，中國絲綢源源不斷銷往西方。潘璠《漢唐絲綢文化和服飾藝術與中西文化互動交流》（《西北美術》2015年第1期）指出，絲綢文化是古絲綢之路上中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漢唐時期高度發展的絲綢文化和服飾藝術，通過絲綢之路實現了中西方文化的互動交流，為沿線的各個民族和國家帶去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奠定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文化基礎，同時對中華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及社會經濟的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在文化互動中實現文化融合和經濟發展的理念，對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北京服裝學院馬炎的碩士論文《絲綢之路與中外服飾文化交流研究》從對比和橫向的角度，運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過中外服飾文化交流和民族服飾變異的實例，闡述了服飾文化交流的途徑，分析了我國服裝史上民族服飾變異的現象，探討了促成民族服飾變異的文化因素，揭示了文化交流與服飾變異的關系，舉例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服飾文化的評論，并對中外服飾文化的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她的研究，是在這一領域直接觸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問題并且研究較為深入的學位論文，也是重要成果之一。

此外，目前與絲綢之路藝術中外交流有一定關聯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有新疆藝術學院伊明江·阿布都熱依木的《中國新疆少數民族民間美術與中亞文化藝術交融研究》、華東師大阮榮春的《中印佛教美術源流研究》、王小盾的《域外漢語音樂文獻整理與研究》等。

從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對絲綢之路的綜合研究方興未艾，已成顯學，內涵與外延、廣度與深度都有很大的拓展與深化，顯示著絲綢之路研究的興盛景象；對絲綢之路藝術的整體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反映著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歷史性發展，但是，由于這些研究比較宏觀，一般較為全面但深度有限；絲綢之路藝術的分類研究，一些領域已經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數量豐富，但是達到的程度不平衡；絲綢之路藝術的中外交流與相互影響研究方面，在樂舞藝術、絲綢服飾藝術等領域有少數比較深入地研究和重要的成果，但總體上還比較薄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和提高學理水平。從一定程度上說，絲綢之路藝術的分類研究和中外交流的研究，將決定這一研究在當代達到的高度和它對世界影響的程度。

與上述考察情況相對應，查閱中國知網有關論文篇目（截止2016年7月24日）：絲綢之路綜合研究成果論文信息12877條（1972~2016）；絲綢之路文化研究成果1185篇（1985~2016），其中2014年猛增到222篇，2015年達到377篇；絲綢之路藝術研究成果有125條（1981~2016，1981年前未見）；而絲綢之路藝術交流研究成果7篇（2008~2016）；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研究成果只有1篇。盡管這個數字可能不夠準確，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關于絲綢之路藝術的中外交流還未引起學者的特別重視。

總體來看，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已有較豐厚的成果，特別是各類圖冊的出版已經很多，這為集成絲綢之路藝術中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研究成果打下了史料基礎，也提供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和理論支持。但是迄今為止，還缺乏絲綢之路藝術中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綜合性的、相互關聯的整合研究，也沒有圖文并茂、邏輯嚴謹、學理性強的圖志表達方式和體例。筆者因此提出，在新的基礎上整合形成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圖志，撰寫絲綢之路藝術交流史，已經是當務之急，而且條件已經成熟。要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和理論高度，在重新認識和理解絲綢之路的藝術表達對于人類精神文化傳播的重大意義上的基礎上，跨學科、綜合性、多維度地展示絲綢之路中外藝術交流和相互影響的整體狀況，反映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的情感體驗和“精神實在”的形象化表現。要揭示絲綢之路藝術發展的有機聯系和深層關系，反映國與國之間的橫向交流影響，歷史時期之間的繼承創新，藝術門類之間的互相滲透，以及這些現象之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對藝術歷史信息的發現，還原歷史場景與藝術創造的語境，解釋各類藝術淵源，從微觀到宏觀，展示絲綢之路輝煌的藝術發展全景及其豐富的精神意蘊，為新絲綢之路的建設提供多方面的啟迪。

J120.9

A

1005-3115（2016）18-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