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評前沿的發現、批判與守護
——關于孟繁華的“新世紀文學”研究

張維陽

?

中國批評論壇

在批評前沿的發現、批判與守護
——關于孟繁華的“新世紀文學”研究

張維陽

新的世紀已經走過了十五個年頭，關于“新世紀文學”的爭論和研究也悄然間經歷了十年的時間。一直站在批評最前沿的孟繁華先生，十余年來始終致力于與“新世紀文學”相關的研究。他投身于新世紀文學現場，關注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想象和思潮的研究與評價。迄今為止，他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他三本關于“新世紀文學”的論著中，它們分別是《堅韌的敘事——新世紀文學真相》《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和最近出版的《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通過他的研究，我們可以明確孟繁華先生對于“新世紀文學”的基本態度，也可以了解“新世紀文學”的重要成果和發展走向。

對于“新世紀文學”這個正在生發中的概念，學界對其的討論和闡述遠沒有充分，學者對它的內涵和特征還沒有形成共識，它的邊界尚不清晰，關于這個概念，尚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但有關“新世紀文學”的一些方面是可以肯定的，首先這一概念是針對過去的，它是對新文學啟蒙傳統的反思與超越，是對“新時期文學”這個模糊概念的清理和確認，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接續與呼應，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規避和對文學性的張揚。更重要的是，這一概念是直面當下和面向未來的，這一概念是在中國逐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語境中被提出的，面對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這一概念要處理的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問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國文學和本土文化資源的關系問題。作為現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全球化是西方世界主導的一次“單邊行動”，它不僅帶來了西方經濟體制的全球性散布，也意味著西方強勢文化的世界性蔓延。被這種強勢文化掃蕩過后，地方的文化被所謂的世界性的文化所淹沒和覆蓋。這種強勢文化的覆蓋不會帶來地方文化的進步與繁榮，只會在世界范圍內留下一片片的文化焦土。吉登斯曾對此有過論述：“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第152頁，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而且，在文化滲透的背后還隱含著西方世界對于經濟和政治的訴求，生活方式與價值觀輸出的背后必然伴隨其對市場和資源的覬覦。葛蘭西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提出“文化霸權”理論，創建性地提出文化的政治功能。他認為文化霸權是一種獨特的統治形式，統治階級統治市民社會，必然借助知識分子與文化機構傳播和宣導其倫理觀念和文化價值，使之成為被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同的行為方式，使被統治者“自由”和“自愿”地服從統治階級者的意愿，統治者的宣導和被統治者的認同共同構成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葛蘭西揭示了文化的政治屬性，為當代西方學界的文化批判思潮奠定了基礎。薩義德繼承了葛蘭西的對文化政治的思考，將這種思考延伸至國際領域。一開始他借助?？碌姆椒?，從話語的角度揭示政治與“東方主義”的密切關系，將“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力量來描述和分析，后來他將研究的范圍由中東擴展到了世界，關注文化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強勢文化的傳播是帝國主義延伸其統治疆域的一個重要部分，他明確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直接的控制已經基本結束；我們將要看到，帝國主義像過去一樣，在具體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活動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領域中繼續存在?！?〔美〕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第10頁，李琨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孟繁華先生敏感于西方強勢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壓迫和滲透，他深知西方文化霸權對中國文化造成的破壞和沖擊，他承襲了葛蘭西和薩義德的文化批判理路，站在本土的立場，以激情洋溢的筆觸給西方文化霸權的彌漫以最有力的回擊。面對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他認為全球化帶來的中產階級趣味的蔓延是當前中國遭遇的嚴重的文化危機，他對于中產階級趣味的批判，可視為他對新世紀文學“文學場”的清理。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生活的合法性隨之確立，隨著社會經濟日新月異的進步，一種新的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現了。這種意識形態將“人民”和“群眾”置換成了“消費者”，市場以誘惑的方式對消費者和民眾進行馴化。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人與政治的關系被人和物的關系替代，公平正義的政治愿景被舒適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理想所替代，人從大歷史中出走，步入了自己的小生活。孟繁華先生認為，媒體對這一新的意識形態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產階級話語空間的擴張》*③④⑤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358-369、370-379、372、377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和《媒體與文學的時尚化》③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358-369、370-379、372、377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這兩篇文章中，他詳述了媒體誘發和散布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以及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對當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他認為，中國在九十年代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日常生活的世俗化運動”，這之后出現了時尚化的雜志，這些雜志表達和制造著中產階級的趣味，構成了中產階級的話語空間。這種中產階級趣味的魅力和導向作用是明顯的，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在短時間內被大面積傳播，并得到了受眾的廣泛認同，這種趨勢直到今天仍在持續，因此他判斷：“這些中產階級雜志在中國建立起來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支配力的一種意識形態”。④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358-369、370-379、372、377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ヂ摼W的興起更是對這種意識形態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目前，它不僅掃蕩了網絡文學，嚴肅文學也受到了它的沖擊和侵蝕，不僅出現了嚴肅作家向時尚文化的獻媚，甚至出現了文學思潮向時尚話語的轉向。面對這種危險的趨勢，孟繁華先生大聲疾呼：“文學關心的不是市場，文學關心的是人類的精神生活領域、人的心靈領域，現在這個領域已經不大被關注。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的內心總要遇到危機，總要尋找心靈安放的地方，這就是心靈家園。心靈不能總在流浪。文學恰恰是能夠提供心靈、理想安放的家園的?！雹菝戏比A先生意在痛斥文學的時尚化與市場化傾向，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正本清源，明確文學的方向，守護文學的尊嚴。為了抗拒這種中產階級化或者時尚化的寫作傾向，孟繁華先生力倡“新人民性”文學，他在《新人民性的文學——當代中國文學經驗的一個視角》*⑤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176-182、144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中對“新人民性”作了如下的解釋：“文學不僅應該表達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時也要真實地表達或反映底層人民存在的問題。在揭示底層生活真相的同時，也要展開理性的社會批判?！憋@然，孟繁華先生在提倡文學介入性的同時也強調警惕“人民性”概念中的民粹意識，從而他強調文學的批判作用，“新人民性”的命名表明了其在繼承中國“社會問題小說”傳統和來自俄國文學的“人民性”傳統的同時，也繼承了“五四”文學的批判傳統，是對不斷建構和豐富的中國文學經驗的繼承和發揚。這之后被命名為“底層文學”的創作思潮儼然受到了“新人民性”這一概念的影響，其突出的對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意識使文學又一次與當下生活建立起了聯系，從而備受公眾的矚目。

很多人將西方文化視作是十八世紀以來所推進的廣泛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因此將其視作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模式加以推崇甚至膜拜，然而亨廷頓明確地指出：“現代化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70頁，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也就是說，亨廷頓認為完全可以在保留民族文化自足性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吉登斯在談論全球化時指出：“現代性，就其全球化傾向而論，是一種特別的西化之物嗎？非也。他不可能是西化的，因為我們在這里所談論的，是世界相互依賴的形式和全球性意識”。*〔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第153頁，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但是，如何在避免西方強勢文化的侵蝕、保存本土文化的根脈的基礎上實現傳統社會的現代性文化轉型，就成了擺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面前的嚴峻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孟繁華先生就曾提到過這個問題，他說：“在討論目前國際文化處境的時候，我們深感第三世界文化受到了外來文化異化的威脅……對我們來說，多年來由于文化發展的不均衡，大量真空地帶需要填補，無論是理論還是娛樂的，第一世界文化的涌入是不可阻擋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經過自己的整合、吸收、批判之后用于發展建構自己的本土文化，以新的、開放的、自由的創造精神煥發出本土的光彩并賦予其現代意義，使其重新獲得生命力提供給整個世界?！?孟繁華：《第三世界文化理論的提出與面臨的困惑》，《文藝爭鳴》1990年第6期。當時他只提出了問題，并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孟繁華先生始終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來到新的世紀，就這一問題，孟繁華先生給出了具體的方案，那就是：守護“民族性”。關于什么是“民族性”，他是這樣定性的：“只有與傳統聯系在一起，才能夠確定我們的文化身份，這就是民族性。在過去的理論表達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才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在當下全球化的語境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民族的，才能夠保證國家文化安全而抵制強勢文化的覆蓋和同化?！雹菝戏比A：《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176-182、144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孟繁華先生認為，只有守護我們的“民族性”才能確證我們的文化身份，才能突出中華文明相對西方文明的異質性和獨特性，他站在中國本土的立場，以激情洋溢的聲音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力圖讓中國和西方形成對話關系，而不是從屬關系。具體到批評實踐當中，要采用怎樣的方式才能守護我們的“民族性”？孟繁華先生的做法是深入作品文本，發現其中的“中國經驗”。對“中國經驗”的提取、歸納和積累就是對“民族性”的物質確證，對“中國經驗”的開掘和發現是孟繁華先生采用的批判西方強勢文化的批評策略。

對“中國經驗”的重視是對于新時期以來的推崇西方趣味傾向的矯正，是對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關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嚴重不平衡，當中國的幾個超大規模的城市已經發展到可以和發達國家的城市比肩的同時，中國還有廣大的農村地區依然滯留在緩慢而安靜的前現代的鄉村秩序當中。自“五四”文學就開始關注的那個中國傳統的鄉村世界并沒有消失。即使是那些走出鄉村，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源自鄉土社會的文化在很多情況下依然支配著他們的思維和行動，所以鄉村，無論在社會的意義上還是文化的意義上，都應該是文學研究者和文化學者持續關注的對象。孟繁華先生深諳鄉村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他密切關注那些描寫鄉村生活、表達鄉土經驗的作品，注視著其變異與動向，從中發現了不少屬于中國的、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學經驗。在《鄉土文學傳統的當代變遷——“農村題材”轉向“新鄉土文學”之后》*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第20-34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2。一文中，孟繁華先生先是厘清了“鄉土文學”、“農村題材”和“新鄉土文學”這三個概念，之后歸納了在“農村題材”轉向“新鄉土文學”之后，中國作家在書寫農村時，其文學觀念和塑造人物性格等方面的變化，以此來探尋新世紀文學農村書寫的特征和走向。通過大量的文本細讀，孟繁華先生認為“新鄉土文學”割去了“農村題材”僵硬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打破了民粹主義的烏托邦，在文學精神上接續“鄉土文學”，繼續深挖國民性，剖視國民的深層文化結構，揭示了國民內心深處對權力的癡迷和對暴力的熱衷，呈現了革命未能改變的人的冷漠、孤獨和無助的現實境況。在《重新發現的鄉村歷史——世紀初長篇小說鄉村文化的多重性》*③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41-53、64-81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一文中，孟繁華先生通過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的解讀發現了鄉村文明的危機，他認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失衡造成了鄉村與城市文化時間的割裂，作品中呈現的城鄉之間的沖突，其實是“前現代”與現代沖突的表征。而鄉村文明的危機又是現代社會發展進程的整體危機的一個側面，文學對這種合目的性的現代性發展路徑與中國特殊的傳統文化心理的抵牾的表現，隱含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復雜和曲折的歷程，從而具有了民族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意義。在《怎樣講述當下中國的鄉村故事——新世紀長篇小說中的鄉村變革》③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41-53、64-81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中，孟繁華先生歸納了新世紀文學講述鄉村故事的敘事方式。首先他發現了對鄉村中國的“整體性”敘事的瓦解已成為普遍態勢，這之后，作家講述鄉村的故事多采用碎片化的書寫方式，在這樣的講述中，日常的敘事取代了宏大敘事，對生活片段的書寫取代了對整體性與合目的性的歷史的呈現，瑣碎無聊的庸常生活取代了總體性的歷史進程，通過這樣的講述，作家呈現了鄉村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尖銳對立，表達了其對當下鄉村現代性發展的反思和困惑。除此之外，孟繁華先生指出，在當下的長篇小說創作當中，也有人拒絕對鄉村進行碎片化的書寫，而致力于對鄉村中國“整體性”敘事的重建。他以周大新和關仁山為例，通過對其文本的精到分析，認為他們雖然明了中國鄉土社會深層結構的堅固和蛻變的艱難，但當下鄉村的變革所透露出的微亮曙光使他們對于中國鄉村的未來滿懷渴望與期待。在文章中，孟繁華先生還總結了新世紀文學中作家對鄉村的第三種敘事態度，那就是在“潰敗”和重建之間的猶豫不決。他以賈平凹的《高興》和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為對象，指出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在被迫由鄉村進入城市后，并沒有得到城市的接納，他們是生活在城市中無關緊要的配角，是遭到城市冷遇的一群尷尬邊緣人。他們即使重返故鄉，也必然帶回在城里留下的酸澀與傷痛，對于他們來說，鄉村生活只可追憶而難能經驗，他們無處安身，更無法安置自己的心靈，漫無邊際的困惑和迷?；\著他們，讓他們孤獨而無助。孟繁華先生認為，作品中人物在城鄉之間的尷尬處境和無辜無助隱約地透露著作家們遲疑矛盾、猶豫不決的創作心理，更表達著他們對當下鄉村變革方式的彷徨和踟躕。由此他認為，作家書寫中國的鄉村，對當下鄉村變革的不同態度導致了不同敘述方式的選擇，現實的復雜性導致了作家觀念的分化，迥異的邏輯和思想作用于寫作，導致了不同的鄉村書寫的形成，它們千姿百態，異彩紛呈，共同構成有關鄉村的新世紀的中國文學經驗。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帶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最終導致了鄉村文明的潰敗。在《鄉村文明的變異與“五○后”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②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219-235、236-251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中，孟繁華先生通過文化研究和對當代文學文本的解讀，勾勒出了這一歷史情境的樣貌。他同時指出，鄉村文明崩潰之后是的新的文明的崛起，對這種由鄉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轉型的文學敘述，是孟繁華先生著意發現的中國經驗。由于這一變化的切近，他沒有急于對其進行命名，他認為以都市文化為核心的新文明還沒建構起來，屬于這種文明形態的新的文學也尚在孕育之中，只有通過都市文化經驗的建構，才能促成都市文學的發展。而由誰來通過作品建構新的都市文化經驗？孟繁華先生認為從八十年代至今占據文壇統治地位的“五○后”作家難以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他們過于珍惜來之不易的成就，在寫作中為了“安全”的考慮而固守過去的“鄉土中國”，刻意回避面對新的現實，他們的謹小慎微讓他們喪失了表達新的現實和新的精神問題的能力和愿望。而在這一方面，“六○后”與“七○后”作家卻表現出了與之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在創作中表現出的時代感與批判意識讓人感到了建構中國的都市文化經驗的可能。

社會的形態決定了文學的面貌與發展走向，鄉土文明的潰敗必然導致文學關注的焦點由鄉村向城市的轉移。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孟繁華先生自然地將關注的目光從新鄉土文學延伸至中國的城市文學。他認為這個正在生發和成長中的文學樣態還很不成熟，作家對都市生活經驗的表達還處在艱難的探索期，表現在作品數量上的創作的繁榮難以掩蓋其反映都市生活還處在表面上的事實，都市生活的深層經驗還有待挖掘。在《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②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論稿——文學思潮》，第219-235、236-251頁，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這篇文章中，孟繁華先生指出了新世紀文學中存在的幾個對都市書寫的問題，既是對城市文學寫作的鞭策，也是對城市文學新的增長點和生長空間的探索和想象。問題之一是新世紀的城市文學中還沒有表征性的人物，作家往往接續“社會問題小說”的創作理路，致力于反映文化轉型期出現的新的現實問題，而忽略了對于具有“共名性”的文學人物的塑造，孟繁華先生希望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和文化生活的多樣性不要成為作家塑造典型人物的障礙，作家應該在雜亂而豐富的現實中發現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所共同面對的精神問題，以此來創造出能代表這個時代的、能讓人們記住的文學人物。其二，他認為新世紀的城市文學中沒有青春。從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開始，具有豐沛的生長力量的朝氣蓬勃的少年形象逐漸被國人確立為想象中國的標準范式?！拔逅摹睍r期，革命風潮中的社會和文學將對少年的想象化作了對青年的呼喚?！笆吣晡膶W”和八十年代的文學雖然源自不同思想資源的規訓和指導，但它們對于青年的關注是一以貫之的。在不同的時代，青年都被作為一種新生的具備無限的創造力和可能性的力量而備受關注，但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在新世紀的城市文學中，青年形象消失了。方方筆下的那個備受關注的形象涂自強，面對失落的愛情他沒有痛苦，面對不公的命運他沒有憤怒和咆哮，他以無可奈何的淡定從容接受了命運強加給他的一切，在這個意義上，他不是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他是一個有著中年心態的年輕人。激情、絕望、痛苦與迷茫，這些文學所表達的基本的情感方式都與青年有關，文學遺忘青年就是遺忘文學自身，孟繁華先生在文章中通過對方方作品的解讀闡述了文學關注青春的重要，因為“一個沒有青春的時代，就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時代”。此外，他還在文章中揭示了新世紀的城市文學的“紀實性”困境。孟繁華先生認為，文學是虛構藝術，生活現實是文學的必要素材，但文學追求的是想象力的卓越展現，當下的文學創作還沒有刺入生活的表層，探究生活的肌理，關于時代文化的深層結構應該是文學表現的對象，但目前的城市文學所呈現出的非虛構性質和報告文學特征表明其距離這一目標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新世紀的城市文學雖然有如此種種的缺陷和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孟繁華先生并沒有表現出失望或者憤怒，他像關愛一個孩子一樣呵護它的成長，他相信城市文學目前雖然步履蹣跚，但一定會頑強地生長，他雖然不確定城市文學未來成熟時的樣態，但他堅信它代表著新世紀文學的發展方向，它將創造出獨特而富有魅力的“中國經驗”。

為了避免被“世界文化”吞噬，“地方文化”必須凸顯自身的異質性和獨特性，這樣在遭遇具有所謂“普遍性”的文化時，才能體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從而獲得生存的空間。中國在西方建構的世界體系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這種特殊性在正是由“中國經驗”而逐步體現和揭示出來。然而，中國，在面對西方時，它在文化的意義上是一個整體，但進入它的內部，其遼闊的疆域和悠久的歷史孕育了多種的文化類型，在很長的一個時間段內，在現代性目的論的規約下，這些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被隱藏或者遮蔽了，但隨著以“不確定性”為特征的后現代時代的到來，總體性不復存在，隱匿的地域文化又顯露出了其獨特的價值。這些地域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拼圖被打撈和發現，成為新世紀以來獨特的文化景觀。為了表現“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豐富性，孟繁華先生也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在文學的視域內，發現獨特的地方文化經驗。

中國西部的高山大河與大漠幽谷曾經見證了大秦帝國往日恢弘的氣魄和不朽的榮耀，這里的冰川雪原和遍地的格?；慷弥嵅氐氐募兇馔该骱颓宄河七h，這里隱藏著中華文明絢爛輝煌的過去，也存留著宗教文明的奇異和神秘。對于西部文化資源的發現無疑是對“中國經驗”的填充和豐富，孟繁華先生始終關注著中國這片遼闊而雄渾的疆域，他在文學的領域，用批評的方式，觀察當下文學對西部文化的繼承和拓新?！段鞑课膶W的氣魄和力量》*孟繁華：《堅韌的敘事——新世紀文學真相》，第155-167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就是這樣一篇論述西部文學經驗的文章。在文章中，孟繁華先生通過對書寫西部的文本的解讀，揭示了新世紀文學對西部氣象的傳承方式，以及其對雪域高原這個寧靜祥和的神秘世界的表現方式?！洞笄氐蹏肥且徊慷嗑肀鹃L篇歷史小說，孟繁華先生肯定了作者的藝術勇氣和歷史眼光，認為在消費市場的推動的下，當下很多歷史小說肆意漫話和戲說歷史，在滿足讀者閱讀欲望、營造閱讀快感的同時消費了文學也消費了歷史，歷史在這些肆無忌憚的扭曲和曲解中變成了一個混沌不清的不明之物。而《大秦帝國》的作者以其嚴肅的歷史觀念和對秦帝國歷史的細致研究，以想象的方式復現了秦帝國時代的歷史場景，“為我們重塑了那個遙遠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時代”。在這里，孟繁華先生著重強調了作者孫皓暉的“大秦史觀”的特殊價值，他認為歷史是通過敘述而被建構起來的，而作為敘述的主體，他的歷史觀會直接影響歷史敘述的形成。作者開宗明義地宣布：“大秦帝國是中國文明的正源”，“我對大秦帝國有著一種神圣的崇拜”。事實上，這不是關于中國文明源頭的新論，而是表明了一種以中國西部為中心的歷史視點的確立，在這種史觀的觀照下，中國的西北不再是遙遠的塞外邊地，而中國文明的源頭，更是歷史的起點。姑且不論這種史觀的學理依據或是科學性，這種史觀所表露出的豐沛的自信和驚人的膽魄正是對自秦帝國開始的雄渾的西部氣象的最顯露的繼承。在文章中，孟繁華先生還分析了兩個關于藏地的文本，一個是黨益民的《一路格?；ā?，一個是范穩的《水乳大地》。他認為這兩個小說以不同的方式構筑了一片澄澈透明而又神秘奇異的冰雪圣域。前者描寫的人物，在物質欲望的裹挾下遭遇了深重的情感危機和精神危機，她們進入藏地后發現了另一種人生，滿載著青春、理想和熱血的藏地官兵讓他們見識了一種單純而不貧瘠，安靜而不寥落的人生，正是這片神秘的世界賦予了他們這種明凈的生命形式。他們的藏地旅程讓他們的精神受到了雪域高原的洗禮，讓他們的靈魂得以涅槃。而后者以復雜的故事和眾多的人物，表現了滇藏交界處不同宗教之間的紛爭和沖突。在這片土地上，不同信仰的揪斗以及世俗利益的滲透使這里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局面，但最后信仰戰勝了欲望，寬容戰勝了狹隘，范穩以想象的方式處理了這個復雜而艱難的命題，凸顯了這片信仰高于一切的精神圣地的神圣和偉大。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在論述美國當代文化時指出，隨著自由市場的發展和消費意識的蔓延，新教倫理這種傳統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被享樂主義所取代，而清教精神被消費欲望所置換，他認為如此的社會環境促成了新的文化環境的形成，他稱之為“時尚和時髦的庸俗統治”，而關于時尚的本質，他認為是“將文化淺薄化”。他將改善這種文化環境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他相信“意識到探索世界有其界限的那種文化，會在某個時刻回到彰顯神圣的努力中?！?〔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前言， 嚴蓓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貝爾的分析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有著借鑒意義。孟繁華先生對于新世紀小說中宗教特征的開掘與分析似乎是對貝爾理論的隔空呼應，但孟繁華先生并沒有將宗教作為挽救世風的精神寄托，而是將小說描寫的宗教世界作為現實世界的他者和鏡像，映照現實世界的不堪，為重建一個高揚正義、心存敬畏、追求高尚的文化環境尋找可能。

孟繁華先生以十余年之工關注和研究新世紀文學，可見他對新世紀文學的重視，然而，十年對于新世紀文學來說還只是開始，它必將以不確定性的方式向前發展。我們相信孟繁華先生會一如既往地注目、勘探新世紀文學的動向，為學界提供更多更有價值的發現與參照。

(責任編輯 韓春燕)

張維陽，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