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與國際化人才培養
—— 第四屆“國際化人才之路”論壇摘錄

文/本刊記者

外教與國際化人才培養
—— 第四屆“國際化人才之路”論壇摘錄

文/本刊記者

主持人：梁伯樞 《國際人才交流》雜志總編輯

嘉 賓：邱旭生 國家外國專家局教科文衛專家司管理處處長王秀梅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任鴻鴿 楓葉國際學校研究院長、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孫江宇 昆明外國語學校國際部外籍副校長、教務主任

第四屆“國際化人才之路”論壇現場

外教如何影響中國學生？中國如何影響外教？如何找到好外教？外教是否需要行為規范，以防范有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何挖掘外教的潛力？2016年5月29日，第四屆“國際化人才之路”論壇圍繞以上話題展開了討論。

外教的“雙面”影響

主持人：2015年，在華外教數量達23萬余人次。那么多的外教,他們對學生學業、人生發展、職業選擇等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影響。

任鴻鴿：我從1999年到楓葉，第一次接觸到外教。這么多年來，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影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他們打開了我的想象空間。

我記得從公立學校進入楓葉之后，有一位外教在數學課上介紹了一個概念，一下子激發了我的想象力。受他的啟發，我在高一就寫了第一篇論文，介紹怎么樣把全世界的人聯系起來。沒想到多年之后真的出現了一個公司叫linkedin（領英），這個職業社交網站的理念，和我當年論文所寫的想法不謀而合。

王秀梅：提到外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外語。其實，外教的影響遠不限于外語教學。前不久，科學網的一篇博文介紹：一個學生物的大學生到煙臺上大學，第一個學期讀完以后，回家跟父母說要退學。家人當然不同意?；氐酱髮W，在海灘上散步的時候，她碰到了外教蘇珊，喜歡上了英文。這個同學后來到廣州讀研究生，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博士后。一個原本想退學的大學生，因為外教，改變了人生航向，兩人也成了好朋友。這就好比一個好苗子，遇上伯樂，改變了人生。

中國的老師一樣也能對學生產生類似的影響。外教在這方面有什么獨特之處呢？青少年充滿了好奇心，外教身上的新穎性、趣味性、還有異域風情會激起學生的好奇心，滿足他們對新、異、趣的追求。這是外教和中國教師有所不同的地方。

主持人：說到影響，其實是雙向的。外教在華也受中國學生和老師影響。孫校長是昆明外國語學校最受歡迎的外教之一。他來到中國后的一大改變，就是把自己名字改了，原來叫Zachary Snover，現在叫“孫江宇”，一個非常地道的中國名字。

孫江宇：好多外教都是直接把英文名字翻譯成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翻譯過來有點難聽，就改了一個中國名字。為什么選“孫”？第一中國歷史名人有孫中山，第二是孫悟空，還有孫子兵法也有“孫”字。改名“孫江宇”，當然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也代表我對中國文化的一些看法。

我在中國一方面是老師，另一方面也是學生，學到了很多，改變了很多。我個人在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培養了耐心，提高了理解他人的能力。我在昆明外國語學校也做管理工作，通過管理工作，我在中方老師和外籍老師之間建立了一個溝通的橋梁。

如何找到好外教

主持人：管理部門、學校、學生和家長都希望能找到優秀的外教，好外教怎么找？又應該如何防范“黑外教”“狼外教”陷阱？

王秀梅：找到好外教真的很有難度。我們現在已有一些途徑。一是通過國外的合作伙伴，教師之間的合作交流，了解對方在專業領域等的聲譽。二是通過國際會議專家在大會上的發言去認識他們，在午餐、茶歇等場合通過閑聊了解更多想知道的內容。三是通過教授私人之間的交流。北師大一年有1500多人次的教授出訪，他們除了學術交流等，還帶著一項任務，那就是把好的專家帶回來。

邱旭生：說到外教管理，我想第一是制定標準。要制定外籍教師的資格認證和準入標準。這個應該也是國家外專局未來一段時間跟教育部門共同推進的一項工作。第二是要有暢通的渠道。外教需求現在非常剛性，但是渠道不暢。國外有很多年輕人很有意愿和興趣來中國工作，但是他們不容易得到相關的聘用信息。我們將進一步培育國內外文教專家的服務類機構，引導支持他們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第三搭建一個工作經驗交流的平臺，請管理水平高的外教聘請單位與大家分享管理經驗，共同提升管理服務水平。

任鴻鴿：從學校角度來說，第一要練內功，有了品牌和規模，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外教，就有機會挑選到最好的外教。第二是要建立規范的流程，從應聘、招聘一直到手續辦理、后續服務，全面規范化。楓葉在招聘外教的時候，會嚴格審核對方相關的資質，比如，需要對方持有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第二語言）證書。第三一定要給外教提供相應的服務，讓他們更好地融入中國的環境。

外教的“行為規范”

主持人：接下來這個話題討論有點難度。今年3月，天津一所大學被自媒體曝光，兩個外教在課堂上播放“色情”和“反華”視頻，遭到網絡批評。但是他們的學生卻極力維護這兩個外教，說視頻是學生自己選擇的，外教對待學生非常認真負責，特別喜愛中國，所播內容并非所報道的那樣“涉黃”“反華”。孫校長本人就是外教，你怎么看這件事？你在課堂上有過觸碰中西文化和政治差異“高壓線”這一類的困惑嗎?

孫江宇：既然視頻是學生自己選擇的，而且是在大學課堂里面發生的，我想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了，應該沒有太大問題。但是對于初高中學生來說，這個問題需要嚴格把控。學校的管理制度要把這些敏感的問題說清楚，并制定相關的行為準則。我經常跟學校的外教說，你要給學生看一個視頻，如果不好把握或者意識到有些問題，至少應該跟中方老師先討論一下，要用一些比較專業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困惑。

主持人：武漢理工大學有一位一米九的外教跪在學生課桌旁邊上課，曾經引起廣泛的討論。也有人說中國歷來尊師重道，老師作為尊者長者，跪的動作不太妥當。

王秀梅：這里存在著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中國，我們講跪父母、跪天地，但是老師不會給學生下跪。我在國外聽過課、講過課，也請外國教授到北師大給學生講課，感覺外教的講課方式是非常隨意的。這與中國不同，我記得我剛留校的時候，我的老師就告訴我說，一定要守住三尺講臺。

外教想給學生一種親和的感覺，希望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講課時愿意與學生互動。我遇到很多不僅僅是跪著，一只腳踩在椅子上，一屁股坐在學生的課桌上種種方式都有。我自己能接受這些方式。我們的教學在改革，既然能夠接受多元的教學內容，為什么不能接受多元的教學方式？教學方法不一定有一個標準，靈活的教學方式，可能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不埋頭玩電腦、玩手機。我現在講課也是滿堂轉，我可以隨便站到某個學生身邊，他會緊張，會認真聽課。我覺得外教教學可以采用一個多元的教學方式。

主持人：有沒有必要建立外教的行為準則？如果有，相應的標準應該是什么樣的？

邱旭生：有必要考慮兩個方面。第一是“底線管理”標準。無論是中教還是外教，在中國學校里面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如《教育法》規定的教育與宗教分離的原則。第二，目前從大學到中小學、到培訓機構在評價一個外教教學水平和能力方面還是有所欠缺，我個人更傾向于學生評價為主。國內對教師的評價，更多是教育行政部門、用人單位自上而下的評價，當然現在逐漸也有學生評價的內容。我認為開放的、國際化的教育，應該以學生評價為主，在學生評價基礎上再作綜合評定。

孫江宇認為自己在中國學到了很多

如何挖掘外教潛力

主持人：曾經有外教抱怨，中國同事每天與他的對話只限“早上好”、“下午好”這些內容。學生下課之后也不跟他交流。他很困惑，中國人愿意掏錢去很貴的學校上外語補習班，為什么外教在眼前卻不愿交流練習？

孫江宇：學習一種語言很困難，特別是剛開始的時候。學生緊張，不敢開口，這很正常。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更自信。我認為，一定要講究方式，一方面要讓學生感覺舒服，愿意與你接觸。強扭的瓜不甜。另一方面，我覺得中國老師和家長過于看重外語考試，有些學生聽力和閱讀比較好，口語和寫作不行。他們聽得懂，但是說不出來。所以，中國學生也要改變態度，不要害怕說錯。我自己學中文那么多年，經常會出很多錯誤。但是我不怕，我還是堅持要說。

在教學生方面，外教需要多一些思考。比如，如何吸納好的中式教育？怎么與西式教育相結合？不能簡單地說素質教育好，應試教育不好。中國給我們外教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想辦法把中外特點結合起來。

主持人：廣東有一個號稱全中國最牛的外教，當高三的班主任，他班上的 45名學生高考都上了重點線。學校在他身上挖掘出了一般的外教并不擅長的潛力。

任鴻鴿：這的確是比較少見的例子，但并不奇怪。我認為，中西教育優化結合，無論中西，只要是好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它最終的目標都是把學生培養成才。那個最牛外教班主任的情況，我簡單了解一下，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生，本身素質就非常高，非常熱愛教育事業。他會引導學生，幫助學生找到學習動力，是個出色的外教。學校讓他擔任班主任，正好發揮了他的作用，挖掘了他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