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徙、延續與我群意識建構：美國舊金山灣區華人穆斯林研究

于嘉明

(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臺灣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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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延續與我群意識建構：美國舊金山灣區華人穆斯林研究

于嘉明①

(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臺灣臺北)

20世紀80年代以降,以移居美國的華人穆斯林移民社群,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區逐漸形成特殊的發展態勢。華人穆斯林雖然背景各異,但在美國的大環境中,共同面臨文化與宗教傳承的問題與挑戰,他們在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中建構出了我群意識的各種面向。

華人穆斯林；遷徙；延續；我群意識

一、美國舊金山灣區華人穆斯林的組成

人群遷移是人類歷史推演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現象,從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到如今全球化所帶動的人口遷徙,均可說明人類因日常所需或為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而離開家鄉，前往另一片新天地。對于移民的研究,傳統多以“推拉理論”作為解釋與理解移民現象的途徑,該理論認為，遷徙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成，并假設人的遷移行為是經過理性的選擇,而遷移者對原住地及目的地有某種程度的了解。由于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加上主觀的感受與判斷,最后才決定是否遷移[1](94～95)。

1847年,第一位中國人踏上美國土地后,即揭開了華人赴美僑居移民的序幕。由于清季末葉民生凋敝、政治動蕩,加上淘金潮的吸引與勞動需求,華人開始赴美追求財富與就業機會；隨后，美國展開鐵路鋪筑工程,亦有大量華工投入,然而這些人赴美的目的多為暫時性打工,身邊亦無家眷,因此尚未形成移民群體[2](95～97)。20世紀以降,美國移民法規經過數度變革,曾一度推行排華政策,直至二戰后，對華人赴美的限制才完全解除,自此，愈來愈多的華人移往美國。1984年起,同時開放中國大陸與臺灣每年兩萬人赴美名額,在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德克薩斯州這些華人較多的區域,乃至其他城市,都看得到華人的足跡與事業[3](15～18)。20世紀下半葉起,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學術等方面,均在國際社會取得領先地位，而在移民政策逐步寬松的同時,各高等學府以獎學金吸引大量優秀留學生赴美深造,亦開啟此等人才續留當地發展貢獻之機會。此外，美國自建國起即是多元文化匯集的民族“大熔爐”,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因此，即使原鄉的條件不至于將人往外推,但在美國深具吸引力的“拉力”牽引下,也會有更多的人以求學、工作之目的前往,甚至舉家移民等方式啟程追尋“美國夢”。

加利福尼亞州于1850年正式成為美國一州,當地族群包括美洲原住民、白人、墨西哥人等。由于淘金潮的吸引，以及地處太平洋沿岸之便,包括華人等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人群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州落戶。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降信息科技時代的來臨,硅谷科技園區在舊金山灣區興起,各類計算機軟硬件產業與科技人才紛紛進駐,除了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亦因生活質量的提升吸引了更多外來人口的移入,其中當然也包括華人穆斯林移民。20世紀80年代,有些年輕的臺灣穆斯林(回族)開始來到美國,他們當時赴美的目的多半是為了求學,希望獲取更廣博精深的學識。雖然一開始沒有更長遠的計劃,但卻在求學生涯結束后選擇繼續留在美國生活,甚至取得了美國公民的身份。此外，亦因為信息與計算機相關科系和職業逐漸興起,擁有該背景的穆斯林即選擇舊金山灣區為工作與定居之所。至于自中國大陸赴美的回族穆斯林,則幾乎是2000年之后才開始形成。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入佳境，老百姓有經濟能力出國留學；另一方面，整體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在社會中嶄露頭角，硅谷所提供的機會同樣成為擁有相關專業背景的佼佼者選擇的環境，部分在中國大陸完成學業或是在美國取得高學歷的中國穆斯林,即在灣區成家立業。來自中國大陸或臺灣的穆斯林落戶美國后,至今已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繁衍,因此，所謂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在華人穆斯林社群中自然地出現。雖然他們受美國教育長大,但在家中長輩的刻意培養下,部分在美國出生的中國大陸和臺灣穆斯林后裔對于伊斯蘭教信仰與中華文化仍然重視并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灣區華人穆斯林群體中的皈依穆斯林,他們的族群背景橫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地。其中，部分因婚姻而改信伊斯蘭教，但亦出現經由認識伊斯蘭教后產生進一步了解的期待,進而接受并歸信的例子。無論因何種原因歸信伊斯蘭教,該群體不乏對信仰相當虔誠之人，在個人實踐宗教功修與對外宣揚伊斯蘭文化上多有付出。

綜上所述,今日在舊金山灣區生活的華人穆斯林大致可分為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臺灣移民、2000年前后自中國大陸遷徙至美國的回族穆斯林,以及由于不同原因歸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無論是早期赴美求學后于當地繼續發展,還是希望前往美國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華人穆斯林在美國雖然不是穆斯林社群中的主流,但依然遍布全美,在不同的領域為世俗及宗教生活而努力。在美國這個大環境中,他們同時擁有“華人”與“穆斯林”兩種身份,如何應對環境的挑戰、族群與宗教認同的形塑,乃至對于伊斯蘭文化與教育的傳承,均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二、中華文化與宗教信仰的延續

在文化與信仰傳承上,即使是在美國出生的已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新生代華人穆斯林,接受的雖是美國當地教育,華人穆斯林依然強調中華文化的延續,最明顯的例子即為中文能力的傳承。家長在家中與子女以漢語溝通,或是將孩子送往中文學校學習,培育聽說讀寫的能力，亦在生活習慣與道德倫理方面,灌輸中華文化優良的價值觀,希望下一代即使身處西方世界,也能具備中華傳統思想與文化特質。

中華文化重視群體與家庭,強調人際關系中的倫理及情誼,與西方重視個人價值與競爭,強調科學與邏輯的文化相距甚遠,因此，對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適應這樣的文化是困難的[4]。然而在美國生長的第二代華人,無論是從小接受當地教育、適應當地生活,或是長輩刻意鼓勵孩子完全投入美國文化,均導致他們在心理意識與外顯行為上逐漸拋棄華人傳統特質。相對地,由于中華傳統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兼容性與相似性,穆斯林不僅著重于力行伊斯蘭教的信德,亦將中華傳統美德吸納進我群意識與文化脈絡中。因此，華人穆斯林秉持這種傳統,相較于普通華僑，他們更重視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從年輕一輩的身上也可看出對中華文化更深的保留與實踐。

伊斯蘭教的傳承與延續是穆斯林自古至今的重要使命,無論是家庭中的潛移默化,還是將下一代送到清真寺接受經學教育。在灣區的華人穆斯林,由于生活在非伊斯蘭國家,當地世俗化程度相當高,為了使子女延續信仰、遵守宗教規范,并建立正確的判斷力與價值觀,家長們無不重視宗教教育的落實,其中最普遍的方式即屬清真寺的經學班(Sunday School)。在孩童四五歲時,穆斯林家長便開始將他們送往清真寺學習阿拉伯語、宗教知識，背誦《古蘭經》。由于一周一次的課程時間有限,家長便在課余陪同孩子復習所學知識,并利用童書、影片或在車上播放《古蘭經》等方式，培養孩子學習宗教知識的興趣與習慣,而更重要的則是以身言教，將伊斯蘭的教導灌輸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從家庭生活中自然習得宗教知識并實踐宗教規范。

此外，讓孩童接受更全面的伊斯蘭教育也是一種途徑。舉例來說,在灣區的圣克拉拉市(Santa Clara)的MCA中心(Muslim Community Association)設有自小學至高中的全日制私立學校Granada Islamic School,使學生得以在伊斯蘭環境中接受正規教育,同時學習宗教知識及阿拉伯語。對于已將孩子送往該校學習,以及計劃讓孩子接受類似教育的華人穆斯林所言,孩子就讀伊斯蘭學校是為了全面學習伊斯蘭教知識,從小避免世俗影響，此外，亦希望借此機會,讓下一代從小融入穆斯林主流群體,結交穆斯林朋友,更重要的是正面認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建立自我認同*2016年2月16日筆者與報導人Khadija女士訪談內容。。而且即使念伊斯蘭學校,家長相信孩子將來還是可以很優秀,因為伊斯蘭文化可以與任何文化交融,從小學習宗教知識的孩子,勢必可以在今后適應其他文化與環境*2016年2月6日筆者與報導人Othman先生訪談內容。?；谏鲜鲈?加上此類教育形態確實帶給下一代良好的學習效果,灣區的華人穆斯林家長中已開始出現舍棄美國普通教育的現象,而讓子女接受伊斯蘭學校教育。家長不僅希望下一代過得更好,更期盼他們擁有更多的宗教知識和在大環境中堅守自身信仰的能力。

許多在美國的穆斯林父母有這樣的擔心：如果將孩子隔離到伊斯蘭學?；蛟诩医逃?他們便無法獲得參與多文化、多宗教和競爭性世俗社會的必要知識與經驗,而他們成年后若要在美國生存,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識與經驗。故此,許多穆斯林家長也選擇將子女送往公立學校讀書,但此舉又常常使父母擔心子女的伊斯蘭信仰教育問題[5](141)。如同前述,在一般的受教育環境中,容易受到世俗文化與同儕的影響,甚至導致思想與行為出現偏差,因此，華人穆斯林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和煩惱自不待言,需要考慮的面向相當復雜,包括如何兼顧一般學科與宗教知識，評估學校的地理環境與教育氛圍，篩選子女們接觸的文化與人、事、物,以及品格養成等面向。

然而除了宗教傳承的根本問題,孩子們在學習宗教中延伸出的問題以及來自外界的挑戰更需要克服。例如在清真寺學習班中,某些占當地多數人口的印巴與中東穆斯林小朋友便會對華人產生排擠,對中國人的身份投以嘲笑或歧視的態度,由此導致孩子心中出現困惑,不知道自己的定位*2016年2月6日筆者與報導人Muhammed先生訪談內容。。這表明華人穆斯林在融入當地主流穆斯林社群中遭遇困境,盡管只是尚未涉世的孩童間的往來,但仍顯現出我群與他群間的差異。這樣的問題隨著年輕一代逐漸成長,當地穆斯林社群對華人穆斯林更加理解,華人本身也以更開放的胸襟結交了不同民族的朋友后,穆斯林間在宗教教育環境因為族群差異而產生的不兼容即逐漸化解*2016年2月17日筆者與報導人Aisha小姐訪談內容。。年輕穆斯林也因為在學習環境結識更多朋友,并對宗教學習產生興趣,擁有更豐富的知識,從而使他們對伊斯蘭教建立更強的認同感以及對社群更高的向心力。

華人穆斯林在對下一代的教育工作上,面臨著與美國大環境中三種力量的“拔河”,這三種力量分別是代表當地文化的正規學校教育、中華文化的延續,以及伊斯蘭信仰的傳承。家長所持的立場無非是希望子女在美國安居樂業，在無縫接軌當地社會的同時,也在家庭中承續中華文化,將宗教信仰與實踐延續下去,因此竭盡所能地讓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讓他們從小接觸并學習宗教知識和文化。然而這樣的努力拉扯不見得能達到平衡的結果,甚至家長所盼望的結果本來就不只是三種力量形式上的平衡,而是偏向于某一文化。其中，對宗教信仰特別強調的家長當然期望和要求下一代必須重視宗教信仰與實踐，但是周圍環境的推波助瀾,以及形塑于新生代身上的自我實踐與價值判斷,往往讓他們的發展方向不若長輩所希望或掌握的那樣。在充滿挑戰與傳承危機的環境中凸顯教育與文化的延續，不僅需要長輩對小輩的灌輸與教化,亦需要自下而上形成認同意識,并將所承接的知識與文化加以實踐,如此，其期待才能徹底落實。

三、華人穆斯林我群意識的建構

清真寺雖然是宗教活動的中心，但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各色人群匯集灣區,多元文化的面貌同樣體現在當地穆斯林社群中,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阿拉伯地區、歐亞各國,以及美國當地的非洲裔與白人等背景各異的穆斯林。華人穆斯林對此現象多半持正面態度,認為多元文化共融代表伊斯蘭教講求平等精神,也是“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實踐；同時讓人見識到伊斯蘭教尊重、包容與融合不同文化的核心價值。然而即使伊斯蘭教號召穆斯林不以族群為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但物以類聚的天性使然,穆斯林結交朋友與社交圈對象還是傾向于相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對于其他族群則產生不同程度的疏離感?；诖?華人穆斯林的我群意識與凝聚力便在灣區的穆斯林社群中逐漸形成,并體現為以下幾種面向。

宗教信仰是穆斯林挑選婚姻對象的重要條件,在伊斯蘭教的婚姻規范中,民族甚至種族的差異并不構成雙方結合的阻礙,關鍵是教內婚姻制度僅允許同為穆斯林的男女雙方婚配,若穆斯林欲與非穆斯林結婚,非穆斯林一方須先行改信伊斯蘭教。雖然這是經典上明定的規矩,信仰一致的人才能結為夫妻,但這在家庭生活與宗教文化傳承上,確有其道理。在家庭生活或是親屬間的相處中,相同的宗教信仰會使彼此間的感情與凝聚力更加緊密。因為伊斯蘭教在生活中各個層面都離不開宗教的依歸。因此，若父母親,乃至雙方家族都是相同宗教的信仰者,宗教的延續與傳承將更容易獲得落實[6]。

移居美國的華人穆斯林,在婚姻對象的選擇上,除了宗教的因素,還有文化背景的考慮。筆者訪查發現，他們對于自己的過往以及下一代的婚配對象,均把是否為“中國人”作為優先考慮的因素,不愿意找他族,畢竟人對于未知的人、事、物往往心生恐懼,對婚姻更是不能冒險*2016年2月17日筆者與報導人Halima女士訪談內容。。當然，以信仰來評判婚姻對象是重要的,但如果夫妻間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差異過大,卻可能導致生活上嚴重的摩擦。一位尚未結婚的30多歲的大陸穆斯林直言,他將來的婚姻對象在宗教上不一定需要徹底實踐,但必須從中國人之中找尋,因為一個人的民族是與生俱來的,但宗教卻可以后天再建立與學習*2016年2月15日筆者與報導人Ali先生訪談內容。。

由此可見，華人穆斯林即使生長在美國,仍對中華文化作為我群意識的一環相當重視,反映在婚姻對象選擇上有時甚至超過對宗教的要求。這樣的現象其實并非華人穆斯林特有,某些皈信伊斯蘭教的美國白人在試圖與穆斯林移民女子通婚時是受挫的,原因是女方的家庭不允許。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群,均傾向于與自己同屬一個族群的人結婚[7](112)。筆者認為,灣區的華人穆斯林是當地整體穆斯林社群中的少數,身處美國主流社會以及以南亞人、阿拉伯人為主的穆斯林社群的多元文化環境中,他們更需要尋找與其文化和習俗相近的婚配對象,以減少彼此適應與融合上的困難,以此推動族群文化的持續發展。換言之,穆斯林族群的內部聯姻,最重要的價值便是宗教信仰的延續與族群傳統文化的傳承[6]。

再者，由于伊斯蘭傳統對于未婚男女認識對象的教導有別于時下西方的自由戀愛模式,穆斯林結親的過程經常通過介紹的方式?；谌A人穆斯林彼此的熟識,以及通過原鄉親友的人脈網絡,較容易促成同一族群背景的人成婚。舉例來說,臺灣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與赴美發展的中國大陸回族通婚，或是與在臺灣成長的回族穆斯林第三代聯姻,即使雙方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價值觀等方面不完全一致,但廣義上依舊是相同族群背景的結合,雙方在宗教實踐與傳統文化上并無明顯的差異及隔閡?？傊?除了宗教信仰一致,夫妻亦因為族群文化的共通性而融合,華人穆斯林借由我群意識所產生的凝聚力投射在婚姻對象的選擇條件上，相對地,基于婚姻所建構的紐帶關系，更為我群意識提供了穩固的發展平臺。

華人穆斯林除了婚姻對象選擇外,我群意識與凝聚力亦體現于生活的不同層面。他們會不定期組織聚會,約20年前即有臺灣穆斯林移民于清真寺租用場地,舉辦每月一次的聚會活動,活動中針對宗教議題相互分享討論,也為某些在信仰邊緣或是重新回歸教門的人提供了接近宗教的機會*2016年2月17日筆者與報導人Halima女士訪談內容。。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穆斯林移居灣區的人數漸增,至今有150人至200人的規模,他們在開齋節、忠孝節固定舉辦聚會,平時也有家庭聚會以聯絡感情。雖然大陸穆斯林移民仍抱持深刻的回族意識,熱衷參與聚會活動,但這樣較吸引人的聚會以家庭聚會的形式居多,比之于此，大部分人對學習性質的活動不感興趣。

舉辦活動的確兼具有形與無形的凝聚功效,借由親身參與活動,華人穆斯林與群體間的交往互動得以增加,鞏固了情誼，而活動亦會為參與者的心靈帶來慰藉與向心力,盡管只是輕松的家庭和教友聚會,卻能夠讓穆斯林在社會中找到歸屬感。另外，互聯網的社群平臺是近年來普遍的聯系方式,微信成為穆斯林交流訊息的方式,并于該平臺建立伊斯蘭知識數據庫,報導人Othman夫婦就利用他們注冊的微信公眾號,致力于推動北美穆斯林與中國穆斯林的相互認識,并將美國穆斯林學者宣講教義的影片翻譯成中文分享給各地的華人穆斯林*2016年2月6日筆者與報導人Othman先生訪談內容。。

就筆者觀察,在今天這個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充斥的年代,利用網絡平臺發布分享訊息、互通有無的功能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虛擬網絡中交流,甚至逐漸取代與親友面對面的聚首寒暄,當然，這種現象對于族群凝聚與發展的影響仍需要持續探討，而網絡上各種言論、意識形態的自由傳布,是否也會影響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義與文化的認知,甚至因為對問題的看法不一,導致族群內部出現矛盾沖突,則是另一項不可忽視的觀察點。

至于因為我群與他群的差異所形成的族群邊界,不僅是我群意識的建立與鞏固使然,更是由自身或他者釋放的自我優越感與排拒感造成的與“非我族類”無法共融的因素之一。部分阿拉伯人與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有時即自恃宗教知識優越或正統性,而指責與懷疑華人穆斯林；再者，如同孩童在清真寺經學班被人嘲笑排擠的處境,同樣是穆斯林,卻因為語言、文化,乃至對于東方面孔的不熟悉,而被投以獵奇的眼光,甚至做出輕蔑與無禮的言行,這是令人感到不平與心寒的*2016年2月6日筆者與報導人Muhammed先生訪談內容，Muhammed先生曾在穆斯林店家購物時，因華人身份被刻意地插隊；2月6日與報導人Othman先生訪談內容，Othman先生曾在清真寺被人指責不該來寺。。相反,華人穆斯林也會對其他群體產生排拒的負面態度,例如對中東、南亞的穆斯林教育水平、職業類別的負面想象，以及固守傳統地方習俗等刻板印象。這些例子只是個案,華人穆斯林在灣區的清真寺與穆斯林社群中仍普遍獲得尊重與友善的對待,且與不同族群的教友結交朋友。但無可諱言,多位華人穆斯林仍希望將來當地能有愈來愈多同為華人的教友移入,形成更大且更有向心力的社群。報導人Nooh先生甚至希望有朝一日建立一座屬于中國穆斯林的清真寺,這樣一來，宗教便能更好地融入生活,所有華人背景的教友就如同一個大家族*2016年2月11日筆者與報導人Nooh先生訪談內容。。

以筆者對臺灣的云南籍穆斯林研究作為對照,云南籍穆斯林與臺灣本地穆斯林這樣屬于同一族群架構下的兩個次群體之間確實也存有隔閡,而這種隔閡源自各自背景、生活習慣,乃至與人相處模式的差異,云南籍穆斯林對于臺灣本地穆斯林忽略宗教無法認同,而這樣的差異與隔閡再度形塑出云南籍穆斯林更窄化的族群認同,所謂的祖源、歷史記憶與對我群的歸屬感,即會在此時凸顯出來,形成與其他穆斯林有所區分之界線,對于所謂臺灣穆斯林的整體性便失去認同[6]。

當然，華人穆斯林在灣區的環境與臺灣的穆斯林社群是大相徑庭的,平常與其他群體的接觸互動其實并不頻繁,亦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與宗教文化及其實踐與他者產生對立。況且,灣區穆斯林是大環境中的少數,其組成背景又相當多元,因此，即使華人穆斯林的我群意識濃厚到與其他族群有明顯隔閡,只要擁有些許美國認同,便同樣擁有自己是“美國穆斯林”一員的身份認同。

四、結 論

華人穆斯林一如其他移民群體,必須在美國社會中面對社會融合、傳統文化的變遷與延續等挑戰,而因為同時擁有“華人”與“穆斯林”兩種身份,使他們在生活實踐、文化傳承,乃至認同形塑中,更須維系、凸顯,甚至隱藏這兩種身份。然而在舊金山灣區這樣多元文化薈萃的環境中生活,華人穆斯林不僅擁有開創人生的寬廣空間,也擁有自由發展心靈的環境。換言之,當地穆斯林擁有良好的實踐與學習宗教的環境,也盡最大努力堅持信仰與傳承宗教文化。

當然，華人穆斯林家長希望通過宗教教育使孩子在擁有穆斯林認同的同時承繼傳統文化,然而，民族背景有時卻超過宗教信仰成為挑選婚姻對象的首要標準,這或許有些矛盾。其實這深刻反映出在不同情境下少數族群在大環境中關注的不同面向，亦代表了認同意識的多樣性,舉凡宗教認同、族群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均是華人穆斯林我群認同的內涵。灣區的華人穆斯林在今日已逐漸適應美國社會,也在與當地融合的過程中建立了自身的我群意識與族群認同,并試圖通過不同方式將伊斯蘭信仰與華人傳統文化延續下去。

本研究僅就舊金山灣區華人穆斯林社群的遷徙過程、文化與宗教延續,以及我群意識建構等加以探討,相關未竟之處尚待繼續深入剖析。然而針對美國華人穆斯林的研究,在穆斯林少數族群研究中仍是較少被觸及的領域,無論從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不同社會科學視角,均值得深入觀察該族群在美國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現況。

[1] 廖正宏.人口遷移[M].臺北:三民書局,1985.

[2] 李光華.美國華僑問題與我國僑政措施——美國少數民族移民問題比較研究[M].臺北: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1991.

[3] 司徒政.美國華僑社會現況研究[M].臺北:僑務委員會華僑通訊社,1988.

[4] 徐戴維.談談當代華人移民的適應性問題[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5).

[5] 馬莉.美國穆斯林移民——文化傳統與社會適應[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

[6] 于嘉明.在臺泰緬云南籍穆斯林的族群認同[D].臺灣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7] Smith,Jane I.IslaminAmerica[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責任編輯 海曉紅】

2016-09-10

于嘉明(1982-)，男，山東泰安人，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主要從事海外華人穆斯林族群研究。

B968

A

1674-6627(2016)06-0036-06

① 本研究基于筆者于2016年2月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所做的田野調查，文中的報導人姓名經過變更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