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中亞常識重建：機遇、挑戰和對策

勵 軒

(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四川成都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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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中亞常識重建：機遇、挑戰和對策

勵 軒

(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四川成都610065)

中亞研究基礎的薄弱、當代中亞研究的敏感以及未來學術發展的不確定性，都不利于中國學人進行中亞常識的重建。利用好中國中亞和海外中亞地區兩個智力資源庫，將有利于部分克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實現中亞常識的重建。

“一帶一路”；中國；中亞；常識重建

自從2013年中央提出要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之后，“一帶一路”倡議迅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知識界也立刻對這一國家戰略構想做出熱烈回應。從2014年1月到2016年4月，中國知網共收錄近1.2萬篇題目包含“一帶一路”的各類文章。然而，當知識界在熱烈討論“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可以明顯感受到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知識儲備是十分有限的。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中亞區域研究人才的培養在我國長期是受到忽視的。以北京的高校為例，北京大學近年才開設土耳其語專業，而另外三所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沒有開設除俄語以外的任何與中亞有關的語言課程，甚至連我們自己的維吾爾語課程也只有中央民族大學一處有。這種對中亞地區的忽視，與我們對歐美的極端重視形成截然相反的對比。昝濤博士認為之所以產生這一現象，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視野主要地集中于西方、海洋文明(或曰藍色文明)、發達國家的身上；所以，學英語、去美國留學一直是主流。體現在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上，就是長期偏重于西學”[1](15)。袁劍博士則認為：“我們對中亞地區的認識不足，與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全球視野，與我們在處理好自身問題的基礎上認識和面對來自域外的機遇與挑戰的反應能力是難以契合的?！盵2](13)進一步講，兩位學者都提出我們應該重建對中亞的常識性認識。本文將沿著他們的思路，探討中國學者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重建中亞常識性認識中遇到的機遇和挑戰以及可能的對策。

一、作為知識富礦的中亞地區

中亞的定義一般分為狹義中亞和廣義中亞。前者包括蘇聯時期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后者的定義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中亞五國的范圍延伸到蒙古、中國的西藏和新疆、漢地西北、東北伊朗、南西伯利亞、印度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些學者認為，后者更適用“大中亞”(Greater Central Asia)這一稱呼[3]。無論是狹義的中亞還是大中亞，顯而易見，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這里成為眾多學者心目中的亞洲腹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將略廣于大中亞的區域稱為樞紐區域(Pivot Area)[4](312)，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則將中亞視為世界歷史和文明的中心[5](44)，以凸顯這塊區域在歷史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因為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中亞地區在前工業化時代發生了大量舉世矚目的歷史事件和人類活動。就以改變傳統中國歷史進程的事件而言，就包括匈奴崛起和此后數百年的匈奴—漢朝戰爭、五胡亂華、隋唐和突厥戰爭、契丹興起、蒙古西征、清朝—準格爾戰爭。所有這些重大事件都改變了傳統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進程，并且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對傳統中國的歷史記憶。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盡管中亞的戰略地位較以往有所下降，但該地區的變動還是對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存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外蒙古的獨立使得清代奠定的帝國基本版圖不再完整，而西藏和新疆在中華民國時期的疏離使國家的領土完整遭受持續性挑戰。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事實上與蘇聯在中亞地區存在著長期對峙，雙方一度沿著中國西北邊界屯駐重兵。所有這些都構成近現代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超越中國和中亞關系的視角，我們還可以發現中亞在世界史上的意義。中亞河中地區崛起的突厥化蒙古貴族帖木兒在14世紀通過征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1402年，帖木兒在安卡拉戰役中大敗如日沖天的奧斯曼帝國，將其蘇丹俘虜[6](197～201)，阻擋了后者東擴，也減輕了伊斯蘭文化對基督教歐洲侵蝕的壓力。如果不是帖木兒在東征途中去世，帖木兒帝國將跟東方的大明發生一場改變東亞地緣政治的戰爭。在帖木兒之后，他的五世孫巴布爾則從中亞進發征服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進入20世紀，奉行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的蘇聯在其統治的中亞地區實行民族識別的實驗，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拋棄了賈迪德運動(Jadidism)所倡導的泛突厥主義，從而防止了統一突厥語伊斯蘭國家的出現，為今日中亞五國版圖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同時也為中國新疆的民族識別提供了樣本。1979年開始，蘇聯對阿富汗長達10年的入侵，由于深陷戰爭泥淖，蘇聯國力遭到大大削弱，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這個世界級霸權國家的崩潰。此后，世界大國對中亞事務的覬覦或干涉并沒有因為蘇聯的解體而停止，2001年，美軍對阿富汗的入侵又讓中亞地區再次成為全球的焦點，而這場戰爭已經部分地改變了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并對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要沖擊。

各國政治力量在中亞地區的碰撞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考古遺跡和書面記載，給了學者們通過發掘這些寶藏以重新考量歷史的機會。僅以蒙古地區為例，就擁有大量與古代中國有關的考古遺跡。19世紀末由俄國考古學家雅德林采夫(Nikolay Yadrintsev)在蒙古所發現的鄂爾渾碑銘(Orkhon inscriptions)*即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是兩塊紀念第二突厥汗國時期突厥貴族闕特勤及毗伽可汗的碑文。兩塊碑均刻有漢文和古突厥文，漢文應是唐人所做，古突厥文則是毗伽可汗之侄夜落紇特勤所撰。漢文內容和古突厥文存在較大差異，前者著重講述唐朝和突厥的友好交往，而后者則記錄了毗伽可汗對唐朝的負面看法[7](861～876)。這兩塊碑文的發現，使得學術界可以重新審視當時唐與突厥的關系以及突厥貴族對兩者關系表述的處理。蒙古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轉型后，改變了原來封閉的狀態，使得域外學者去國立中央檔案館和地方檔案館挖掘歷史遺留下來的巨量一手文獻變得不再困難[8]。2007年美國藏學家史伯嶺(Elliot Sperling)在一處蒙古國檔案館發現了《1913年蒙藏條約》(TreatyofFriendshipandAlliancebetweentheGovernmentofMongoliaandTibet)藏文原版[9],不僅解決了該條約是否存在藏文版的歷史疑惑，也使得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辛亥革命后波詭云譎的中國邊疆政治。

20世紀90年代初中亞地區的大規模政治轉型，不僅讓域外學者可以有更多機會利用蒙古國的檔案遺存，也讓許多學者可以更便捷地接觸原蘇聯中亞五國的檔案。在當下海外的新疆研究中，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使用中亞五國檔案去還原新疆歷史方面的作用。哈佛大學博士大衛·布羅費(David Brophy)的博士論文探討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起源，在這篇論文中，他使用了哈薩克斯坦國家檔案館的一手文獻去厘清七河地區(Semireche)塔蘭奇人從“十月革命”前到20世紀20年代的變化。此外，他還使用了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去處理俄國突厥斯坦邊界清俄官員之間的關系[10](8～9)。2015年的費正清獎獲得者新奧爾良洛約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萊恩·瑟姆(Rian Thum)在其獲獎著作《維吾爾歷史的宗教路徑》中，也使用了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必如尼東方研究所(Al-Biruni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的檔案[11](257)。

中亞所蘊藏的知識富礦絕不僅僅只有歷史遺存或文獻，對于從事現實問題的學者來說，正在中亞地區發生的事本身就是亟待開采的知識礦產。在當下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和個人要去中亞地區投資或開拓市場，必然要牽涉到摸清中亞地區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并需要緊跟中亞地區社會發展的走向?？梢哉f，中國社會對中亞地區現實狀況的強烈知識需求甚至遠勝于對歷史遺存和古典文獻，這對意欲從事當代中亞區域研究的中國學者來說，無疑是大好消息。

二、中亞常識重建的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體現了中國希望更加積極參與周邊國際事務的愿望。不過這種積極進取的姿態，很容易招致大國對中國試圖改變地區秩序的擔憂。美國已經注意到中國在中亞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并開始研究如何應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增強[12]。俄羅斯和中國的高層有著比美國更親密的關系，而且目前莫斯科和中國表面上看起來在中亞事務上有較多合作。但是中亞傳統上深受俄羅斯的影響，其在中亞五國還是有著較大的利益存在。伴隨著中國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的日趨增強，俄羅斯可能因此感受到地緣政治壓力。當然，美俄現實的政治憂慮是否會成為阻礙中國學者重建中亞常識的一個因素，還難以研判，即使會成為阻礙因素，也很難說是主要的。

相比于來自美俄的政治壓力，中亞研究基礎的薄弱反倒是一個更值得我們憂慮的現實。盡管在大中亞地區并沒有太多的戰略利益，但美國對該地區的整體性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就已開始。已有近七十年歷史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有能力開設中央歐亞地區幾乎所有語言課程，匯聚了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跨學科人才，成為向政界、學界、軍方、商界輸送中亞區域人才的重要機構。而正在積極倡導“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顯然沒有做很好的知識準備，雖然我們有幾個研究中亞的基地，卻鮮有從事現實問題研究的專家能夠同時掌握俄語和中亞當地的語言文字，很多學者不得不依靠二手甚至三手資料來獲取關于中亞地區的信息，這為挖掘中亞這座知識上的富礦帶來了巨大挑戰。

更大的挑戰還不是我們在工具上準備不足，而是這座知識富礦本身也是險象環生之地。目前中亞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由威權政府統治，他們并不太喜歡學者碰觸本國或地區的當代政治議題，即使是嚴肅的學術研究看起來也不被鼓勵。2015年8月，烏茲別克斯坦政府以政治學不包括烏茲別克斯坦發展模式為由宣布禁止教授該門課程，現在該科目已經被替換為專講烏茲別克斯坦模式的“建設烏茲別克斯坦民主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國外的研究者則可能因其研究內容的敏感而會被直接禁止入境。同樣是在去年8月，烏茲別克斯坦禁止俄國人類學家謝爾蓋·阿巴辛(Sergei Abashin)入境，雖然沒有給出具體理由，但應跟他所從事烏茲別克斯坦民族問題研究有關[13]。以上還不是最壞情況，2014年，有一位留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塔吉克斯坦籍博士生回到塔吉克斯坦少數民族地區做田野調查時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和間諜罪[14]。

這些學者在中亞所碰到的窘境不一定就是中國學者就會面對的，不過他們的遭遇卻給我們提了一個醒。要讓“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光是研究這些地區的歷史是遠遠不夠的。這些地區存在的哪些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可能會對中國企業在中亞的投資或市場開拓構成危險，才是必須被認真檢視和探討的。如此一來，研究當代中亞地區的中國學者也需要直面該地區并不太樂觀的學術環境，將自己可能要冒的政治風險考慮進來。

除了政治風險，從事中亞地區研究的學者還得考量區域研究未來的發展前景。以美國學術界為例，區域研究受到來自政府和各類民間基金會的支持在日漸減少。一方面，傳統學科搶奪了區域研究的地盤，畢竟一位政治學家可以同時是一位中亞研究者，并能在政治學和區域研究期刊上發表論文，而一位中亞研究者卻未必會是一位政治學家，論文發表也較受局限。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區域研究的需求在下降。這與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此區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有所緩和有關，美國也就失去了投入大量資源去推動區域研究的動力。盡管中美國情不同，不過中國的區域研究者也可以從美國的經驗中吸取一些教訓。目前“一帶一路”儼然成為一種學術狂潮，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都紛紛投身到中亞的區域研究中來?？扇f一形勢發生變化，這種學術狂潮能否持續下去也是有疑問的。

三、如何應對挑戰

美俄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日漸壯大的擔憂主要還在于這可能會損害到兩國自身在該地區的利益。因此，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時，需要通過一些利益置換將美俄的這種擔心消減，以最大程度緩解來自他們的壓力。鑒于美方目前在中亞地區的利益存在有限*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區。，我們也許更需要顧忌俄方的感受。后者由于近幾年深陷烏克蘭危機而遭西方世界制裁，對中亞地區的關注可能會減少，因而，中國為擴大在中亞影響力而需付出的代價相對也會少一些。

改善我國的中亞研究亟待我們行動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利用好兩方面的優勢。第一個方面是利用好中國中亞部分的智力資源庫。以新疆為例，它是大中亞地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通往中亞五國、阿富汗，甚至是蒙古國的窗口。作為新疆主要民族的維吾爾族絕大多數人是講突厥語的穆斯林，與中亞各突厥語民族在歷史上就有著密切的文化、經濟和政治聯系。維吾爾族對中國來說，是擴大在中亞地區影響力的極好智力資源庫，中國應該善于開發這個資源庫，培養通曉大中亞事務的維吾爾精英，努力創造條件使他們中的部分人成長為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精英，使他們參與到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進程中來。

第二個方面則是要利用好來自中亞地區的外部智力資源。以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為例，該系邀請來自中亞地區的語言學家專門擔任本系的語言講師，負責教授中亞地區的語言。此外，該系每年還會從中亞地區招聘若干學生教學助理，輔助語言講師教授中亞地區的語言。盡管該系從事中亞研究的所有教授都會精通至少一門以上中亞地區的語言，但他們并不承擔語言教學的任務。這么安排的原因之一是為了保證學生能夠跟母語人士學習語言，從而更有利于前者掌握所學語言的發音。再以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中亞項目(Central Asia Program)為例，該項目每年會邀請來自中亞地區的社會精英來華盛頓D.C.作為訪問學者，通過學術交流幫助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者更好地了解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中國一些意欲開拓中亞研究的學術機構完全可以借鑒印第安納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成熟模式，通過引進中亞地區的外部智力資源，來加快培養自己的中亞區域專家。

至于如何規避在中亞從事田野調查的政治風險，這會是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者需要認真考慮的。盡量不碰觸敏感問題當然是一種保身之道，但我們也需要想象得到最壞的情況。在最壞情況發生時，身處海外的學者往往是很無力的，這就需要本國政府的強力支持。鑒于中國國力日漸上升，我們的政府有責任去保護在海外從事田野調查的學者，并在學者受到外部壓力時及時給予必要的援助和支持，畢竟這些學者的工作說到底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不過國家并非萬能，不可能幫助學者克服所有挑戰?！耙粠б宦贰背h帶來的中亞研究熱退去后該如何自處應是學者自己的事，對此，每一個學者現在就應有自己的選擇。

[1] 昝濤.“一帶一路”給我們的智識挑戰[J].經濟科學，2015(3).

[2] 袁劍.“一帶一路”中的中國—中亞關系:常識重建與互為契機[J].中國圖書評論，2015(9).

[3] 張信剛.大中亞與新絲綢之路[J].財經，2013(25).

[4]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J].Geographical Journal, 1904(4).

[5] Andre Gunder Frank.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J].Studies in History, 1992(1).

[6] Christopher Beckwith.EmpiresoftheSilkRoad:AHistoryofCentralEurasiafromtheBronzeAgetothePresent[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7] E.Denison Ross，Vilhelm Thomsen.The Orkhon Inscriptio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Professor Vilhelm Thomsen’s Final Danish Rendering[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0(4).

[8] Wei-chieh Tasi.Mongolian National Central Archives[N].Dissertation Review,2014-12-02.

[9] Elliot Sperling.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Tibeto-Mongol Treaty of 1913[J].Lungta,2013(17).

[10] David Brophy.TendingtoUnite?TheOriginsofUyghurNationalism[D].Harvard University, 2011.

[11] Thum, Rian.TheSacredRoutesofUyghurHistor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R].Hearing on Looking 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2015.

[13] Uzbek President Bans Teaching of Political Science[N].The Guardian, 2015-09-05.

[14] Jennifer Clibbon.How Alexander Sodiqov was Freed Following Espionage Charges[N].CBC News,2014-09-23.

【責任編輯 楊德亮】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Xu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s Western Frontie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The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facts of weak foundation,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ensitivity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studies. The challenges will be overcome by making use of the two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overseas, it will help to overcom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nd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on sense in Central Asia, the China and overseas intellectual resource databas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Central Asia; General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2016-09-10

勵軒(1985-)，男，浙江寧波人，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邊疆研究。

F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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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627(2016)06-00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