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余華《活著》中死亡的救贖性

歐陽熾玉

一、《活著》中救贖性的體現

1.“絕對逆境”中的“他殺”

在小說中，人物一次次的死亡讓讀者仿佛置身于深潭之中，感受到了窒息的痛苦與絕望。對其中人物而言，這種痛苦與絕望卻包含著更多的意義，它還夾雜了一種救贖性。這也許要從這些死亡的共性說起。

首先便是這些人物都死在“絕對逆境”當中?！敖^對逆境”即主人公生存的社會大環境極為惡劣，導致他與他周遭的人物人生異?？部?，這個名詞詞義與基督教的某些教義有著雷同之處。在基督教傳說中，夏娃亞當偷食禁果，犯下了罪孽，上帝為了懲罰他們將世界由“樂園”變為“苦?！?，并對夏娃說，“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又對亞當說，“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于是他們的子孫——也就是后世的人類，因祖先犯下的過錯而生來便有罪，只能世世代代在“苦?！敝薪浭苣ルy，償還罪過并期望通過信仰而得到寬恕與救贖。后來這個說法被稱為“原罪說”。這里的“苦?！迸c“絕對逆境”非常相似，他們都將世界設定為一個惡劣而殘忍的環境。

雖然《活著》中的“絕對逆境”與基督教的“苦?！痹O定相似，但是造成世界環境惡劣的原因卻是不大相同的。

基督教的“原罪說”讓信徒相信，自己的人生會經歷那么多苦難是因為自己有罪，只要相信上帝，死后便會回到“樂園”中。因此，基督教徒在面對凄苦的人生經歷時，心態更為平和，他們相信受苦是應該的，并且苦難終究會結束。所以，基督教之所以用“苦?！眮碓O定人世，從“原罪說”出發，是因為“上帝不肯寬恕人類出生之罪”；從社會歷史角度出發，則是帶有維穩的目的性。

而《活著》將世界設定為“絕對逆境”的前提卻是“上帝死了”?！吧系鬯懒恕边@個概念曾有兩位哲學家提起過。一位是黑格爾，他認為人的意識在發展中會進入苦惱意識階段，希望通過信仰來安撫自己的靈魂，卻感到痛苦，因為上帝本身死了。這里的上帝死了多少帶有原有信仰因時代改變而崩塌的意思，廣義的信仰便是指深植人們腦海的固有觀念。在《活著》中，“絕對逆境”產生的原因之一便是人們固有觀念還在，世界卻已經大大不同，人們觀念的改變永遠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比如當主人公福貴費力地適應了一個政策之后，馬上又有新的政策出現并影響他的生活，他想用“踏實地做事便能活下去”的想法安慰自己，但是卻發現這個觀念拯救不了他凄慘的生活和親人的性命。又再如，春生適應了軍人刀口舔血的生活，當上了縣長飛入云端，但好景不長，時代的劇變卻將他打入懸崖摔得粉身碎骨。

第二位提出“上帝死了”的哲學家是尼采，他在《快樂的科學》第三卷第一百零八節中宣布，“上帝死了，但是人們同樣也會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來展示他的幻影”。尼采所說的“上帝”與黑格爾不同，他的“上帝”泛指一切神明。他認為“上帝死了”的原因是上帝是個多愁善感的造物主，他同情人類，卻無法拯救人類，因此上帝便死了，而他的位置將被“超人”代替，超人便是那些遠遠勝過普通人的強者。他的觀點，對基督教可以說是一種否定，因為人們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正是希望能被上帝拯救，而尼采卻說上帝救不了人，并且這位上帝正是將人罰入苦海，又見證了人類幾千年的罪惡文明的上帝。每一個民族都有這樣的“上帝”，他讓這個民族的文明起源，并見證其千百年的發展，然而那些隨著文明的發展而滋生的罪惡和道德淪喪，早已違背他最初存在的意義，最終他便滅亡了。在我國，封建文明便是這樣一個“上帝”，當“超人”們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國家幾千年來的發展規律突然改變了，進入了新時代。而這正是舊時代的人們難以適應的，他們習慣了舊時代的發展規律，新時代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他們無法回歸舊時代，又無法適應新時代，所以對他們而言世界便是“絕對逆境”。而《活著》恰好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上，“超人”剛剛替代了“上帝”，正處于新舊交替的時代，而主人公和他的家族正是那些無法回到舊時代，又無法適應新時代的人。

基督教原罪的“苦?！迸c《活著》的“絕對逆境”有不相同之處，卻也有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具有針對性，不管是“苦?！边€是“絕對逆境”都更多地指向非特權階級的生活。在歷史中，基督教國家的特權階級甚少受到“苦?！钡恼勰?，在歐洲古代貴族與教廷更多的是享受到宗教控制帶來的福利。而在《活著》中，展現的更多也是針對底層民眾和基層官員生活狀態的描述，而對上層的描寫則是隱晦的，小說中難以掌握的一個個“命運”便是代替了“上帝”的“超人”所作出的決策造成的。

正是因為主人公和他的家人生活在“絕對逆境”當中，他們的生活像是綿延持久的哀樂，信仰拯救不了他們，絕望不會終結，因此他們的死亡便成了唯一的救贖。

從他們死亡的性質來看，這些死亡的第二個共性便是都是“他殺”?！八麣ⅰ笔且粋€特殊定義，并不完全指一個人被其他人殺死，它更接近于基督教所定義的“他殺”。它涵蓋了除了自殺以外的一切死亡，包括意外死亡，自然死亡等。在許多文明當中自殺都被視為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惡。同根同源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中都有明確不允許自殺行為的規定?；浇淌]中第六誡中便規定“不可殺人”，這個“人”中當然也包括了自己，而在基督教長年累月的發展中“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惡”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終于在主后553年的亞勒兒會議中明確規定自殺為“罪”，宗教會議頒布禁止為自殺致死者禱告，并且自殺的人無法在教堂中舉行葬禮，自殺罪是不可饒恕的，自殺者沒有懺悔的機會，直到現代社會這一規定才有所松動。佛教中也有類似的法則，“不殺”的范圍也包括自己，犯了該戒律的人會墮入地獄。

對比自殺者凄慘的下場，被“他殺”的人可以說是幸福的。在基督教中，被“他殺”而又虔誠的信徒可以上天堂。伊斯蘭教認為信徒死后會在后世復活，所謂的后世是人最后的歸屬，在這個后世中同時存在樂園與火獄兩個境地，被“他殺”又沒有違反教規的虔誠信徒死后會在后世的樂園里復活，自殺而死的人卻會下火獄。再結合信徒信教的目的來看，大部分教徒是為了死后能夠上天堂或者樂園而信教。死亡在這些宗教中有著救贖的意義，因為只有死后才能到達天堂和樂園這樣美好的地方，而人們生活的凡世則是處處皆苦。死亡的救贖性僅限于被“他殺”者，自殺者是無法獲得救贖的，自殺者的死亡只會讓他墮入地獄。

這種“自殺是罪惡，‘他殺’則不是”的思想深刻影響著余華，以至于在《活著》中，所有主要人物的死亡都被他設計為“他殺”，比如主人公福貴母親和妻子的病逝，福貴女婿的意外身亡。而這些人也的的確確生活在痛苦的“絕對逆境”當中，所以“他殺”實際將他們從“絕對逆境”中拯救了。因此，可以說《活著》中的死亡帶有濃濃的救贖性質。

2.救贖性的具體體現

在《活著》中，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福貴，福貴的妻子家珍，福貴的父母，福貴的一雙兒女鳳霞和有慶，福貴的女婿二喜和福貴的孫子苦根。這些人物除了福貴以外結局皆為死亡。這些死亡出現的時機，以及死亡的形式，死亡的原因都經過作者的精心安排，成為文本中最主要也是最能讓人感觸至深的看點。如果沒有死亡的對比，那么活著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沒有這些人物的死亡來襯托，那么主人公的活著也不會顯得那樣深刻而意味深長。因此，每一次死亡都值得細細地探究，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充分了解這些死亡的救贖性質，并得以管窺作者的死亡觀。

首先，根據人物境遇的凄慘程度來看，在小說中越早死去的人經受的苦難越少。福貴的父母是最先死去的，他們大半生富貴無憂，所經歷的最大苦難不過是福貴敗完祖產后那幾乎只有一瞬的貧苦生活?？墒?，這時的貧困與后期福貴一家所經歷過的貧困和饑荒比起來卻算不了什么了。在小說較后部分死去的家珍，她過了大半生貧困交加的日子，最后得了重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親眼看見自己的一雙兒女魂歸黃泉，這是怎樣的折磨？小說中倒數第二個死去的二喜，年少殘疾不知受了多少欺辱，后又親眼看見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年輕的妻子生產時大出血死去，寒苦良久好不容易得來的人生的春天卻以荒誕的悲劇收場。最后一個死去的苦根，見證了自己三個直系血親的死亡，父親，母親和奶奶，跟著年邁的爺爺勉強度日，成日處于高體力勞作和饑餓當中，可以說從降生開始便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唯一一次吃飽便將自己撐死了。越早死去，卻受苦越少，剩下的人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等待死亡到來，從苦難中將他們救贖。長長地活著的，卻不如一早死了的，這是多么諷刺，又是多么無奈。

其次，從死亡原因來看，《活著》中主要人物的死亡原因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意外身亡，另一種則是被貧苦折磨到疾病纏身而死。屬于第一種死亡的有這些，福貴的父親跌下糞缸摔死，有慶為輸血救縣長夫人被活活抽干血而死，鳳霞生孩子大出血死去，二喜做搬運工工作時被貨物砸死，苦根唯一一次被允許敞開肚子吃東西便將自己撐死。屬于第二種死亡的則是福貴母親和家珍病逝。作者對這兩種死亡的描寫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種，因為是意外，所以來得突然，整個過程或荒誕或詭異，彌漫著陰暗和詭秘的幽默感。第二種，因為是病逝，所以整個被疾病的折磨的過程可以看做一個完整的死亡過程，整個過程冗長，并且彌漫著痛苦、悲傷與無奈。第二種死亡原因，在生活中并不少見，經過作者的敘述，讓人感到無比真實。而第一種死亡原因顯得荒誕和偶然，卻又將人拉出現實。這樣，讀者便在荒誕和現實中游走，卻并不停留在任何一方?；恼Q的部分，因為死亡來得太突然太詭異，所以顯得活著是那樣不易，從死的角度詮釋了想要活下去的艱難。而現實的部分，則更完整地顯示了人物生不如死的生存狀態，結合荒誕部分來看，要想一直活著，不被命運戲弄是那么難，活下來是那樣痛苦。這時，死亡的救贖性，再次得以呈現。

這些死亡的時機也安排得十分巧妙，每一次死亡都對情節產生了很大推動作用。福貴的父親意外身亡之后，福貴一家損失了一大勞動力，如果他一直活著，那么在福貴強征入伍之后，有了他的勞動力幫助，家珍和福貴之母也不至于過得如此辛苦，福貴之母也不會累出病來。隨后，福貴之母也病逝了。原本兩個女人干著重體力活，辛苦支撐生計，還養著兩個幼孩，這就很不容易了，福貴之母一死，便只剩家珍一個，這艱難的程度就更甚了。接著，有慶死了。福貴和家珍是多么看重這個兒子，不惜賣掉大女兒鳳霞為婢也要供他讀書，而鳳霞和有慶從小相依為命的感情又是多么深刻，有慶一走，在這些人心中留下的裂痕，是永遠無法填補的深壑。然后，鳳霞也死了，福貴夫婦本就這一雙兒女，現在全走了。而鳳霞一走，她的丈夫二喜的靈魂似乎也陪著她走了，二喜從此好似行尸走肉。接著，家珍也死了。她陪伴了福貴一生，她也是唯一可以代替鳳霞履行母親職責的女人，她死去，福貴失去了一生的伴侶，苦根徹底失去了得到“母愛”的可能。再后來，二喜也死了，獨留苦根一個年幼的孩子，跟著年邁的福貴，一起過著有上頓無下頓的日子。最后，苦根也死了。福貴最后的精神依靠也終于離他而去，他成了孤身一人。這些死亡一環扣一環，把命運之輪展現在讀者眼前，對于死去的人，苦難結束了，但他們的死亡卻讓活著的人陷入更深的黑暗之淵。作者將他們的死亡全部設定為對親人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也即，他們的死亡只拯救了他們自己，卻讓了他們的親人落入更加痛苦的深淵。由此可見，作者所表現的死亡的隱藏含義是，對自己而言是拯救，對親屬而言卻是無盡的折磨。光看見死亡的救贖性是不夠的，只有認識到死亡的救贖性只針對死去的人自己，才能知道，雖然作者認為死亡是救贖，但他并不認為死亡是逃脫苦海的正確方式和唯一選擇，因為死亡只能拯救一個人，拯救不了所有人。因此，作者雖賦予了死亡救贖的意義，但是靠著死亡來拯救，作者卻是不那么贊同的。這是作者的矛盾之處，他一方面讓人格中悲觀絕望的一面寫出死亡的救贖性這樣絕望的主題，而一方面，在這絕望當中，他雖然沒有明確找到希望，卻希冀著希望的存在。所以，他沒有給予人物除死亡以外的救贖方式，卻也沒有完全肯定死亡這樣令人窒息的解救方式。

除這些主要人物的死亡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文中唯一自殺身亡的人——春生。他為什么會成為唯一自殺的人呢，這和有慶的死亡有關系。春生是福貴以前的戰友，也是后來的縣長，他的妻子在生產時大出血，需要大量輸血，剛好有慶的血型可以配上，便捐血了，可是醫生卻為了救縣長的妻子，罔顧有慶的性命，將有慶活活抽死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抽血的醫生是殺人者；但是從社會根源來看，若春生不是縣長，那么醫生會為了救他的妻子而罔顧人命么？所以，春生可以說是間接殺死有慶的兇手。作者對春生是否有罪，非常矛盾，這體現在家珍和福貴對兒子的死亡不同的看法上。福貴不斷在文章中強調，其實有慶的死不怪春生，但是家珍卻是一直認為他有罪的。作者最后還是選擇站在家珍那邊。首先，春生在知道有慶死了之后對福貴說“怎么會是你兒子”。這表示，春生內疚的是殺了福貴的兒子，而不是為救妻子而殺了人，作者設計了這句話，就是對春生的道德性有了一個交代。其次，因為春生是縣長，所以他可以為救妻子默認醫生罔顧人命，也因為他是縣長，才會在文革期間被人批判折磨，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作者以因果循環的模式懲罰了春生。最后，春生遭遇的是和所有人物都不一樣的死亡方式——自殺。因為有罪，所以被安排了自殺的結局，但是這次死亡依舊是帶有救贖性的，從無盡的批判地獄中拯救了春生，作者還是允許春生被拯救了。因為福貴說不怪他，所以讓他脫離了苦海，又因為家珍覺得他有罪，所以讓他以自殺的方式走向死亡，這次帶著救贖性的自殺，其實是作者對春生這個人物看法矛盾的體現。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活著》中死亡的救贖性都體現得十分明顯，乃至作者有些矛盾的觀點也在這些死亡中體現了。這些死亡的描寫，無疑是小說中最成功的一部分。

二、“活”的二重形態

——群居與麻木地成為世界的零件

“死”與“活”是人的生命的兩種完全對立的形態。這兩種形態非此即彼，互相關聯，在研究死亡的意義時，只看“死”顯然是不夠全面的，“活”的意義也需要探究。就《活著》而言，關于“活”，最需要探究的便是為什么活著了。

1.微觀的角度——群居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這是在許多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的文獻中常被提及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它意味著人類會被社會所影響。關于“社會影響”的定義，借用E·阿倫森《社會性動物》中的說法，即“人們對他人的想法或者行為所產生的影響”。無論從科學理論還是日常體驗來說，人的想法和行為被社會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而個體的想法和行為也會反作用于社會，因此，人的精神難以脫離社會存在。這也可以理解為，人的心理對社會有著很高的需求，為求心靈健康，人難以孤獨存在。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它又意味著人對于形成社會共同求存的生理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的群體生活建立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人的生理條件決定了人難以單獨存活于世界上，因此人類結成了族群，共同求存。人類不是唯一的群居動物，狼、獅子、蜜蜂、螞蟻等也是群居動物。我們會發現，這些動物脫離族群后，大都難以獨自生存，包括非常兇猛的獵食者狼與獅。無論從心理還是生理角度來說，人類都是難以獨自存活的，人類是適合群居的動物，人類的生理和心理都有著這樣的迫切需求。

在《活著》中，人類對于群居的需求體現得淋漓盡致。福貴一家子在家產敗落后依靠種田過活，他的家庭可以看作一個小族群。這個族群中，每每失去一個勞動力生活質量便明顯下降，每每將幼崽撫育長大成為勞動力，生活質量便有所提高。

比如福貴曾回想，“鳳霞那時也才十二三歲，雖說也能幫我干點田里活，幫家珍干些家里活，可總還是要靠我們養活”。為了讓小兒子有慶生活質量上升，甚至想要將鳳霞送人?？墒菐啄赀^去后福貴對鳳霞的想法卻變成了“好在鳳霞長大了，鳳霞在女人里面算是力氣大的，她每天能掙七個工分”。由福貴的前后態度對比可見幼崽長成后對族群生活的影響，更進一步也能看出整個族群成員相互的需求。

在小說最后，只剩福貴和苦根二人，沒有任何壯年勞動力，族群也過于小了，因此他們的生活質量非常低下，以至于“村里誰家的孩子都比苦根過得好，就是豆子，苦根也是難得能吃上”，最后直接導致苦根在獲得可以吃飽的機會時將自己活活撐死。這又能看出，在不能依仗彼此的能力或者只剩下能力較弱的族群成員時，生活是多么凄苦。

家珍是個苦命的女人，在族群急需勞動力時生了重病，失去了勞動力。關于這點，她自己十分懊惱，文中描寫道，“家珍眼淚流了出來，這是她病了以后第一次哭，她覺得自己再也干不了活了，她說：‘我是個廢人了，還有什么指望？’”。她如此看不開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她害怕她只能依靠別人的照顧活下去或者會被嫌棄，她不僅煩惱自己的命運，她也為別人的命運著急，她無法再照顧這些家人，她無法再回應家人的需要，她擔心失去了她的勞動力后族群應該怎么辦。因此，每一個個體，在族群中的需求都不是單向的，他（她）需要族群，而族群也同樣需要他（她）。換句話說，他（她）為了活下去，加入一個族群，而族群亦為了繼續存在而需要他（她）的加入，他（她）為了活著群居，又為了保障群居而活著。

群居的需求不僅體現在生理上，更體現在心理上。

關于這一點，在小說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比如，在為了讓有慶可以讀書，而送走鳳霞時，有慶身為實際得益者卻十分痛苦，因為在數年相依為命的生活中，雖然鳳霞對有慶的生理照顧有限，但是作為弟弟在心理上對姐姐的喜愛與依賴讓他難以忍受。再比如，雖然日子過得苦，家珍也盼望著一家人再也不分開，而福貴在聽了家珍的想法后，也想，“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份了”。也就是說，為了滿足對家人團圓的心理需求，家珍和福貴甚至愿意將生理需要無限放低，足可見他們心理上對群居的渴望。

最能看出對群居的心理渴望的便是福貴和老牛的關系了。這個時候，福貴的家已經完全破敗，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存了很久的錢，打算去市集購買一頭牛來幫助他干活，他買牛時是這樣想的，“牛是半個人，它能替我干活，閑下來時我也有個伴，心里悶了就能和它說話”。這其中包含兩個目的，一是添加一個族群成員進而增加族群勞動力，二是他需要陪伴。于是，哪怕人都死光了，沒有人能夠和他群居了，哪怕是動物，他也需要點什么東西和他居住在一起，緩解他的孤獨。然而如果嚴格地按照他的初衷，那么他應該買一頭年輕力壯的牛，但是真正到了市集之后，他的行為卻產生了偏差，他買了一頭老年的牛，導致這種偏差的原因依然是心理需求的影響。他看見那頭即將被殺的老牛時想到，“我看到這頭老?？薜媚敲磦?，心理怪難受的。想想做牛真是可憐。累死累活替人干了一輩子，老了，力氣小了，就要被人宰掉”。牛的年齡和做了一輩子活最后卻落得悲慘的結局，顯然讓他產生了共鳴，于是他放棄了勞動力更高的年輕牛而選擇了老牛，對群居的心理需求又再一次超越了生理需求。

如果說，生理需求更多體現了人為了活下去需要群居，那么超越了生理需求的心理需求，則偏向體現人活著就是為了群居，換句話說，人活著就是為了滿足自己對于居住在社會中與人為伴的心理需求。但是不管是生理需求還是心理需求，都是對群居的需求。無論哪種更多，哪種更少，人類對群居的需求程度都是非比尋常的。而在《活著》中，隱隱透露出的關于“活”的觀點，便是一直處于群居狀態中是活著的需求，人活著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群居需求，也滿足別人的群居需求。因此，人為了活著而群居，也為了群居而活著。

2.宏觀的角度——麻木地成為世界的零件

在小說中，從個體的角度出發，一個人活著似乎就是為了與人相伴。但是，從社會整體的宏觀角度出發，則有了與群居相關卻不盡一樣的原因。

螞蟻是一種群居動物，在一個巢穴中，一般會有四種不同類型的螞蟻，各有明確分工，這四種工作缺失任何一種都不能保證族群的安全與繁衍。其中，整個巢穴的管理者被稱為蟻后，擁有雌性生殖能力，擔負著繁衍的責任。除此之外，還有負責與蟻后交配的雄蟻，沒有生殖能力、負責建造巢穴和收集食物的工蟻，以及負責保護族群的兵蟻。如果說整個螞蟻的世界是一棟大廈，那么這些個體螞蟻便是構成大廈的一磚一瓦?？梢哉f這些沒有自我意識、遵循本能、盡職盡責的螞蟻，是整個螞蟻世界的零件。

在《活著》中，人們的生活也與螞蟻有著相似之處。比如，福貴到鎮上走一趟便莫名其妙被抓去當兵，而當兵的過程中他對于為什么打仗等問題一直是迷茫的，不在戰場上過是遵循求生本能和連長的指揮而行動，而連長也是遵循著生存本能戰斗和聽從“上級”的指揮行事。如果說，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是一盤巨大的棋局，那么福貴也好，他的戰友也好，他的上司也好，都不過是一顆微不足道的棋子。因此，小說里的所有人物都不過是整個世界的小小零件，如同個體螞蟻是螞蟻世界的零件。

螞蟻是沒有意識的，因此是完全遵循本能在做世界的零件，可是人類卻并非全無意識。這些意識基本是對于眼前發生的事的一種應急處理。比如，福貴在軍旅生活中，雖然一直處于一種迷茫的狀態，但是卻能夠和人拉幫結派靠著一些小聰明讓自己活得好一些。然而，他的意識是有限的，大部分的時候他只是遵從本能和“上級”的意識麻木行動。

早在魯迅的作品中，便對中國人的“麻木”有著深刻的描寫。無論是《阿Q正傳》還是《狂人日記》，魯迅對于人物的描寫都著重于他們的愚蠢與麻木。這些人物，也是按著“上面”的安排而活著。然而，《活著》中的麻木和魯迅作品中的麻木還是有一定的區別，魯迅作品中的麻木有一種特殊的載體叫做“看客”，他們看似與主人公的命運無關，其實他們便是那導致主人公悲劇收場的“社會大環境”的縮影，比如那些觀看阿Q行刑的人。而《活著》中，更加著重于對于主人公或次要人物麻木的描寫，對于群眾的麻木則是一筆帶過。

這兩種麻木，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一個必然帶有主觀的惡意，另一個則不帶有主觀的惡意。在《阿Q正傳》中那些看阿Q行刑的人，他們不知道阿Q被處死的完整原因，更不知道阿Q是不是該死，他們只知道“上面”說他是個壞人，應該處死，而處死人的血腥景象又可以排解無聊，因此就去觀看了。這里的麻木顯然帶有惡意，人性之惡在此體現，人原始獸性中對于血和暴力的渴望被展現出來，并且為了掩飾這種骯臟的渴望，他們為自己披上一層“正義”的外衣，而這“正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正義”則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內。而在《活著》中，人們只是麻木地活著，這種麻木，在好時節體現出善意，比如二喜和鳳霞的鄰居，城里的女人們，對于鳳霞的關心；又在壞時節表現出惡意，比如饑荒時人人自危的景象。但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善意也好惡意也好，不過是生物為了生存下去而作出的的自然反應罷了。

盡管并不相同，但是這兩種麻木產生的原因卻是差不多的。其一便是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的荒誕導致了民眾神經的麻痹，如果世界都是荒誕的，那么普通民眾還能夠保持清醒嗎？如果觀看血腥的殺人場面，不分是非變成了世界的普遍狀況，那么慢慢地大眾也就適應了這樣的世界。其二是普通民眾所受教育有限，一個人的知識儲備極少，又怎能指望他能夠有著完整的認知能力。無論是福貴的年代，還是阿Q的年代，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都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接受了教育也是初級教育，并不足以讓他們形成一個完整的認知系統。

因此，麻木地成為世界的零件，是《活著》中“活”的第二重形態。

三、《活著》中死亡觀的特性

1.作者死亡觀的改變

余華1993年創作的《活著》和《在細雨中呼喊》，此后4年未有新的作品問世，然后1997年《許三觀賣血記》誕生。這期間，作者的創作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最明顯的，便是作者對主人公人生路的安排，這樣的安排體現了作者對于生與死態度的變化。在《活著》中死亡是一件常見的事，幾乎隔不了多少篇幅便有人死去，而在《許三觀賣血記》中雖然社會大環境依舊艱難，但是死的人卻少了?！痘钪返慕Y局孤寂而絕望，《許三觀賣血記》的結局卻諷刺而帶有幽默。從這些地方可見《活著》中彌漫著的那一股悲傷絕望的氣息在《許三觀賣血記》中減淡了許多，并且增加一些幽默和諷刺成分。死亡數量的下降，是作者心境變化的自然體現，只有心境更加開闊，創造出來的人物才能擺脫悲劇集合體的命運，也因如此，才會有較為緩和的結局安排。

1993年左右，余華作品中的死亡觀與后期的作品是不同的，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

2.《活著》中死亡觀的矛盾性

余華作品中死亡觀的流變，導致每個時期的死亡觀都具有其特殊性。而寫作《活著》的這個時期，作者的死亡觀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作者想表現的死亡觀念和表現出來的死亡觀念的不同上。在《活著》1993年作者的自序中，余華說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于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受老黑奴的樂觀精神影響，想寫下關于人對于苦難的承受力和對世界的樂觀態度的小說。在民歌《老黑奴》中，不斷重復一句話“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老黑奴聽到了親人的呼喚，并且說自己快要到親人那里去了。那么他的親人在哪里呢？歌詞中寫道，“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也就是說老黑奴相信一個類似天堂的存在，他死去的親人朋友都在那個地方等他，也因此他樂觀積極并且相信在自己死后一定可以跟親人團聚。顯然，這種信仰也帶有死亡便是救贖的意思，而《活著》中死亡就是救贖的觀念想必也多少受此影響。然而《活著》中所有對死亡的描述都在死去那一刻停止，從來沒有對死后的設想與描述，這是與《老黑奴》完全不同的。在許多文化中，死后人會怎么樣都是一個重要的部分，比如佛教文化相信六道輪回，道教文化相信投胎轉世，圣經系宗教相信天堂或樂園的存在。之所以人們熱衷于對死后的設想，是因為死亡是令人恐懼的，如果死亡就僅僅是死亡，人的前進就停止在死亡那一刻，這會令人感到恐慌和混亂。也就是說，人們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停止，為了緩解這種恐慌，大部分人愿意相信死亡不是結束而僅僅是另一個開始，因此人們熱衷于探究死后究竟會怎樣。抓住人們對死后世界的關注，也是上述宗教傳教的一大手段。但是《活著》中卻沒有表現“死后”這一部分，因此，《活著》所表現出的死亡觀其實與《老黑奴》的死亡觀是不同的，《活著》更為絕望痛苦。老黑奴與福貴同樣唱著歌微笑著看似很樂觀，但是作為一個讀者，結合老黑奴充滿著死后與親人再度相見的希望來看，會理所當然認為那微笑是真正的微笑，充滿樂觀和希望的微笑。而福貴卻只是麻木的微笑，沒有希望沒有思考，有的只是對過去的回憶，這樣的人物更像是一個畫著笑臉的木偶，只能讓讀者頓感凄涼與壓抑。

出現這種矛盾的原因是作者主觀上想寫出一種樂觀向上的態度來，可是，卻在寫的過程中偏離了這個主題，最后帶給讀者更多的是壓抑和絕望。關于一旦開始寫作情節就不受自己控制這點，作者在《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中說道，“我不再安排敘述中的人物而是去理解。理解福貴或許三觀的一言一行，讓他們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還說道，“事實上作家都是跟著敘述走的，敘述時常會控制一個作家，而且作家樂意被它控制”。因此，作者的敘述方式讓作者本身想要表達的觀念與小說表現出來的觀念之間出現了偏差，本是想寫在生活中屢屢遇見挫折卻始終樂觀的人物，結果卻寫出一個讓人倍感壓抑的故事。

3.《活著》中死亡觀與中國古代死亡觀的對比

儒道佛三家哲學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三教并存共同影響著社會。

漢代董仲舒推行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后，儒家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都占有主導地位。從孔子說的，“未知生，焉知死”，到孟子說的，“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都透露出死亡可避免的觀點。再結合儒家對于生時的社會貢獻的關心，可以得出儒家認為生的時候必須建功立業為社會做貢獻，死則是不可避免也無需害怕的死亡觀。這樣的觀念慢慢發展成為一種死得其所的思想。比如，司馬遷認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表達了人要死得有意義的死亡觀，人們對“以身殉國”和“以死進諫”的肯定態度也說明了這點。但是在此時，儒學對于人死后會怎樣卻沒有直接回答，直到朱熹提出“人死魂升，魄降”的說法。朱熹認為人死后便魂飛魄散了，生命就完全終止于死去的那一刻。但是，儒家有一個“不死”的方式，那便是留名青史，這是幾千年來帝王將相的一大追求，也是儒家建功立業思想體系的一大體現。所以，總體而言，儒家認為人應該生有所為，死得其所，不懼死亡，盡管死就是一切的終點，卻可以通過“留名”獲得新生。

道教的死亡觀主要體現在追求“不死”之上。歷史上許多皇帝都對“不死”有著很深的執念，如秦始皇尋求不死藥，漢武帝求仙?！稏|漢生死觀》對于這個問題有著詳盡的解釋，“皇帝對道教感興趣，如果說不是唯一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也是他向往獲得形體不死”，“在中國歷史上，道教通過他與朝廷的密切關系在政治進程上發揮這樣或那樣不小的影響是稀松平常的事”。所以，道教的死亡觀最主要的便是死可以避免，生可以延續。

相比之下，佛教的死亡觀更受大眾認可。儒家的死亡觀多是體現在士人身上，而道家的死亡觀更多體現在皇親貴族身上。而佛家因果循環和六道輪回的死亡觀則在平民階層更為深入人心，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死后輪回的具體去向是生前所積下的福報所決定的?？梢哉f，佛教的死亡觀之所以被大眾接受是因為它的訴求更接近于大眾的訴求。畢竟像儒家留名青史和道家“不死”的追求并非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有覺悟或者說有能力去追求的。而佛家認為，只要生前多行善、不作惡，死后便能得到一個好去處，徹底脫離今世的苦難，這無疑比儒家道家的追求更容易令人信服。

這三種學說表面看起來相差甚多其實也有相近之處，他們都追求某種意義上的“不死”。道家追求的是真正的不死，身體和靈魂都不朽，甚至得到升華。佛家的理論，雖說肉體是會滅亡的，但是靈魂卻是永生的，只是會不斷輪回而已。儒家的理論中，雖說肉體靈魂的死都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留名史冊永不被忘記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不死。因此，也可以說他們對生都是有著目的明確的追求的，比如建功立業，比如追求不死，比如行善積德。這種目的性是主觀的，并且對于活著來說并不是必要的，一個人不建功立業不修仙得道不行善積德也可以活下去，所以這種目的可以說是升華了本能的一種追求。而《活著》中，生的目的如上文所說是群居和麻木地成為世界的零件。群居這個目的根源在于人的社會性，無論生理需求還是心理需求都源自于人的群居本能，并且人不群居是難以活下去的，因此群居稱不上是一種追求，也就不是主觀上導致的目的了。麻木地成為世界的零件這個目的是完全宏觀和客觀的，因此與傳統死亡觀中的生的目的更是大不相同。正因為《活著》中的“生”是沒有追求的，所以才讓人感到窒息。

從《活著》中死亡的救贖性來看，雖說讓死亡帶有救贖性的原因與圣經系宗教不同，但是死亡表現出救贖性這點卻是一樣的?！痘钪窡o疑受了西方宗教哲學系統的影響。而死亡，在中國兩個本土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都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名詞，所以人們才會不遺余力地追求“不死”，乞求現世就被拯救，過上快樂的日子，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后的世界。而在外來后被本土化的佛教中，死亡有一定救贖性，但這種救贖性比較微弱，因為輪回后還是要回到現世的，因此這種拯救并不徹底。

晚清以降，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活著》的死亡觀發生的變化和時代變遷，傳統文化控制力下降，西學東漸等原因是有關的。從作者的角度來說，余華本身就是一個受西方文學影響巨大的作家，因此作品中體現大量西方哲學也不足為奇。從讀者的角度來說，社會發生這樣的改變，人的觀念肯定也受了許多這樣的影響，因此對于這樣的作品會產生共鳴。除此之外，《活著》這樣的死亡觀也是對現實的一個真實的反映。余華曾做過一場題為《文學不是空中樓閣》的講座，他提到卡夫卡時是這樣說的，“因為他生活在這么荒謬的環境中，才會有那樣的小說”。因此，《活著》之所以有這樣的死亡觀，也正是因為角色也好作者也好都生活在這樣的年代。這個年代人們逐漸從傳統文化中抽身而出，新的信仰又沒能深植心中，因此活得麻木，被本能驅使，再加上荒謬的歷史和社會環境，死是救贖，生無追求這樣的死亡觀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