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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外留學生群體的歸國浪潮

2016-12-19 01:22左玲
西部學刊 2016年19期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面對著國際、國內的復雜局勢,新中國采取多種途徑有力爭取海外學子早日回國、報效國家,掀起了海外留學生群體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三波歸國浪潮。1949-1951年為高潮階段,1952-1954年是受阻階段,1955-1956年為回暖階段。歸國后,這一群體為新中國的科技、教育、經濟、文化、外交和國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豐功偉績,在中國海外留學生歸國史上書寫了生動而絢麗的華章。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歸國留學生群體;歸國浪潮

中圖分類號:K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1-0034-05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如何在生產力異常落后、經濟基礎異常薄弱的條件下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促進中國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和國防事業的快速發展,爭取尚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學子回國服務是重點之一。為此,新中國制定了一系列廣泛爭取海外留學生踴躍回國、積極投身國家建設的方針、政策和措施,甚至采取強有力的外交手段,掀起了海外留學生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三波歸國浪潮,在中國海外留學生歸國史上書寫了絢麗的華章?!澳侨鴳燕l的情思,那投奔光明的激動,那建設一個繁榮富強自由民主的新中華的志向”,[1]3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至今仍熠熠生輝、璀璨閃耀。

一、1949-1951年:高潮階段

面對著新政權和祖國人民的呼喚,“在祖國大好形勢的感召下,受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和留美科協等團體的多年來舉辦愛國活動以及兩會負責成員陸續回國的影響,尤其是受周恩來總理號召留學生歸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鼓舞”,[2]27加之在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拉攏搖擺”政策的影響下,一大批海外留學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毅然放棄西方國家優厚的物資待遇回國服務。1950年以前,以美國移民局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國留學生回國,并向中國海外學子表示:他們“同情”這些“將不被共產黨政府所歡迎的留學生”(把有中國國籍的留學生列為“無國籍”的人),通過給中國留學生提供回國差旅費,企圖拉攏留美生對美國發生好感,回國后散布親美影響。從1949年4月開始,美國國務院就撥款50萬美元。10月,美國國會同意從原來準備給國民黨政府的援助資金里撥出400萬美元用于救濟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195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1950年中國地區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1950),同意政府撥款600萬美元用于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的救濟,這些資助一直持續到1955年。從1948年到1955年,美國共花費800萬美元左右。[3]423美國給予中國留學生的這些資助,使一大批留美生得以順利回國,美國的打算遭到失敗。于是,以美國國務院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希望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并下令驅逐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回國。從1949年8月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開始接待歸國留學生開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國司法部移民局明確禁止中國留學生離境,上千位海外學子回國效力,掀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第一波海外留學生歸國潮。

(一)新中國成立伊始海外留學生的總體分布

從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陳蘭彬和容閎率領詹天佑、梁郭彥等30位幼童赴美留學開始,①到抗日戰爭末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面對著國內外的復雜局勢、國民黨政府的落后腐朽和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一大批知識分子懷著“實業報國”、“科技報國”的目的,以“留學”、“講學”、“考察”、“實習”和“參觀”等名義到歐、美、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人數數以萬計。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學習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者約占80%?!盵3]8

有出國就有歸國。在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后,中國知識分子到西方國家的留學浪潮嘎然而止。趙忠堯、蔡鎦生、張世勛、關肇直、王湘浩、王淦昌、錢三強、何澤慧、梁思成、林徽因、江澤涵和盧慶駿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留學生陸續回國。根據相關資料統計,受宏微觀因素影響,到1950年夏,尚在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等學校留學或講學的留學生、教授和各種專門人才大概有5541人,②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在5541位海外留學生中,歐美國家留學生人數最多,占77.5%。其中留美生3500人,占63.17%,留歐生約占11%。留日生占21.66%,“2/3是由臺灣赴日,1/3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由華北和武漢等偽政府派出?!盵4]2當然,這只是大致統計,實際人數會遠大于5541人。根據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計,新中國成立時海外留學生大約有“七千余人,其中在美國有五千人,英國七百余人,日本一千余人,法國三百余人”。[5]24數以千計的海外留學生是中國政府的一筆寶貴財富和急需爭取的有生力量。

(二)第一波歸國留學生的國別分布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轟轟的禮炮聲震撼了整個世界,毛澤東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了舊中國的過去和新中國的開始,古老的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讓旅居海外的留學生們振奮不己,紛紛舉行了各種慶?;顒右员磉_他們心中的喜悅之情。當年,他們懷著各種救國之志遠渡重洋,以期學得西方的先進文化、科學技術來拯救民族危難。然而,在黑暗的舊中國,他們壯志難酬,報國無門。新中國的誕生,使海外學子看到了民族振興的曙光,但國民黨和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宣揚的中國共產黨的“共產”理論讓他們有些卻步,在回國與不回國之間做出抉擇。從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共有1144③位海外留學生響應新中國召喚,毅然回國,為國家各項建設的發展進步拋灑了青春與熱血,作出巨大貢獻。其中留美生人數最多,僅1950年8月31日,由美國途經日本橫濱、開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上,就坐滿了鄧稼先、傅鷹、葉篤正、金蔭昌、鮑文奎、余國琮、莊逢甘、涂光楠及其哥哥涂光熾等128位留美生。1949-1951年從西方國家歸國留學生的詳細分布情況見表2:

在登記的1144位歸國留學生中,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高達821人,④占歸國總人數的71.77%。從歐洲回來的留學生居第二位,主要集中于英國和法國兩個國家,占1/5。其中留英生149人,占歸國留學生總數的13%;留法生59人,占5.16%。留日生第三,占5.77%。這一比例與新中國成立初期5541位在西方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的國別和人數分布基本一致。

(三)第一波歸國留學生中的杰出代表

在1949年到1951年歸國的1144位海外留學生中,涵蓋了一大批在國際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專家學者,如物理學家葛庭燧和何怡貞、黃昆、趙忠堯、朱光亞、鄧稼先和湯定元等;數學家華羅庚、江澤涵、關肇直、盧慶駿、王湘浩、田方增和吳文俊等;化學家傅鷹和張錦夫婦、王世真、彭少逸和侯祥麟等;地質專家李四光、翁文灝和李璞等;大氣物理學家葉篤正、馮慧和顧震潮等;生物學家馬世俊、方文培、何正禮、李肇特和鄭集等;材料學家殷之文、閔嗣桂和嚴東生等;教育學家滕大春和曹孚等。為新中國的教育、醫療衛生、生物化學、能源開采和石油勘探等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1952-1954年:受阻階段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府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政策由“拉攏搖擺”變為禁止回國,“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被懷疑為‘間諜。他們不僅被非法傳訊,不準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6]10月19日,中國志愿軍赴朝鮮戰場,中美關系進入敵對狀態,申請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遭到美國政府的強力限制、百般阻擾和壓迫威脅,甚至拘留迫害,以錢學森為代表的留美生甚至被嚴密監禁起來。1951年10月9日,美國司法部移民局下達“禁止中國學生出境之命令”,違反規定者“將被判處5000美元以下的罰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時予以兩種處分”,命令時限是“直至你接到通知取消此項命令為止”。[5]351954年是美國刁難、迫害中國留學生最嚴重的一年。美國對理工農醫類中國留學生禁止回國,對人文社科類留學生則采用種種間接手段加以阻撓。如美國移民局拖延叼難,沒收中國留學生護照、扣押回國航船,放寬留學生居留和就業限制,華爾街御用機關“華美協進社”和享受美國國務院津貼的“民間組織”對中國留學生進行歪曲宣傳并以幫助解決他們工作問題的方式勸阻其回國。[5]32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中國代表團通過國際輿論對美國政府不斷施壓,強烈抗議美國阻止中國留學生回國行為,多次要求美國允許在美留學生和僑民回國。迫于國際輿論壓力,1955年4月4日,美國才正式宣布撤銷對華留學生的回國禁令,承認在美國的中國人享有返回權利,并采取措施保證他們可順利返回。此后,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不再公開阻難,留美生無須向移民局申請離境,便可直接在輪船公司訂票,掀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外留學生的第二波歸國浪潮。

(一)第二波歸國留學生的國別分布和數量

隨著中美關系的逐步惡化,第二波歸國留學生人數比第一波人數大為減少。根據美國在日內瓦會議談判期間的第204號文件(1954年5月31日,華盛頓)記載,“現在在我們看來目前在美國的5400名中國學生中想回到中國大陸去的人不會超過一打人”。[3]8三年來,歸國留美生的人數僅為116人,占第二波歸國留學生總數280人⑤的41%。留英生、留日生和留法生的回國人數亦大為減少,從1952年1月到1954年12月,海外歸國留學生的詳細人數見表3:

資料來源:參照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的數據整理而成

(二)第二波歸國留學生中的杰出代表

1952年到1954年登記的歸國留學生總數盡管只有280人,但“留學生,特別是留美學生于此時回國,他們的言行,便具有特殊的政治影響”。[5]15當然,也有一些留學生是因為學業還未結束、或是妻子有身孕、孩子太小等原因導致回國較晚或未能回國。這批海外學子歸國時,正值中國貫徹落實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初,以物理學家曹天欽和謝希德夫婦、數學家嚴志達、合成化學家黃鳴龍、藥物化學家嵇汝運、昆蟲學家馬世俊和地貌學家王乃樑等為代表的這批歸國學子,結合自己所學專業,為超前完成“一五”計劃、恢復國民經濟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突出成就已載入共和國史冊。

三、1955-1956年:回暖階段

從1955年4月4日美國政府撤銷對華留學生的回國禁令開始,留美生歸國出現一個小高潮,到1956年9月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錢學森為代表的部分海外留學生終于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掀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外留學生的第三波歸國浪潮。這一波歸國留學生總數相比于第二波人數雖略有回升,但相比于第一波人數來說,仍大為減少。

(一)第三波歸國留學生的數量

1955年到1956年,從西方國家歸國的中國留學生數量并不統一。姚蜀平在《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一文中提出:“1955年1月到11月歸國留學生人數估計有150人;1955年12月到1956年10月歸國留學生人數有158人?!盵7]其中,歸國留美生大約有200余人。[8]據估計,第三波海外歸國留學生的總數大概為308人。

當然,這一波歸國留學生中很多是1952年到1954年滯留于美國或被美國無理扣押的留美生。在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許多愿意回國的留學生的共同努力下,他們陸續回到祖國的懷抱。比如1952年就申請回國的師昌緒,在遭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阻擾后,以他為代表的中國留美生向美國各方人士尋求援助,他們甚至給美國總統和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并通過美國報刊向媒體表達想要回國的強烈愿望。日內瓦會議談判后,美國同意中國政府分批釋放被扣留的中國留學生的要求。1955年4月,包括師昌緒在內的76人被允許回國。同年8月,他們終于踏上祖國的土地。1951年9月20日,乘坐在美國“克利夫蘭總統號”上的王德寶⑥、閔恩澤和謝家麟等8位留美生被美國攔截。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爭取和熱切關心下,1954年王德寶繞道法國才回到闊別八年的祖國。謝家麟到1955年初美國政府讓步后才回國。閔恩澤則是通過朋友為他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后,幾經周折,到1955年10月才回到祖國。

需要強調的是,第三波歸國留學生人數的增加,除了受國際局勢變化發展等宏觀因素的影響外,還與國家建設對人才的發展需要直接相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知識分子問題的專題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向科學進軍”和編制十二年科學技術長遠規劃的戰略任務,[9]132但專門人才的缺乏是中國當時面臨的突出問題,“中國科學院現有的副研究員以上的高級科學研究人員只有401人,全國高等學校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師也只有7000余人?!盵7]面對這種人才狀況,高等教育部在爭取海外留學生歸國的通知中明確指出:1956年“至少爭取一千名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5]24然而,受諸多因素影響,這一計劃并未順利實現。

(二)第三波歸國留學生中的杰出代表

這一時期歸國的308位留學生中,許多是在國際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專家學者。如物理學家王弘立、吳仲華、錢學森、郭可信、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數學家李敏華、周紹棠、郭永懷、廖山濤和許國志等;化學家蔣錫夔、蔣麗金、劉鑄晉、陸婉珍、閔恩澤、肖倫、周同惠、陳家鏞、郭慕孫、侯虞鈞、林一、何炳林和陳茹玉夫婦等⑦;醫學家羅會元、張香桐和黃量等;物理化學家蔡啟瑞和胡日恒等;生物化學家王德寶、鈕經義和張致一等;電子學家童詩白和管理學家劉源張等。

值得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波留學生歸國浪潮,主要是以中美關系的變化發展和留美生歸國數量為劃分依據,這除了與新中國和美國對待留美生的態度和政策緊密相關外,還與留美生始終是建國頭七年歸國留學生中人數最多的群體直接相關。從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三波海外留學生歸國人數的詳細情況見表4:

資料來源:1949年8月到1954年12月的歸國留學生人數,參照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的統計數據。1955年1月到1956年10月的歸國留學生人數,參照姚蜀平撰寫的《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0卷)》,1988年第6期)一文中的統計數字

從表4中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如果按照1949年8月到1950年6月估計人數的中間值“750”人計算,1949-1956年的七年時間中,歸國留學生約有2290人。第一波歸國留學生人數最多,高達1702人,占新中國成立初期歸國留學生總數的74.32%,第二波和第三波歸國留學生人數僅為588人,占25.68%。相比于這一時期未回國的約5100⑨位海外留學生來說,回國率只有45%。1949–1956年海外歸國留學生人數的變化發展趨勢,見曲線圖5:

綜上所述,從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以錢學森、鄧稼先、李四光、華羅庚、傅鷹、葛庭燧、葉篤正、黃昆、趙忠堯、程開甲、謝希德、梁思禮、師昌緒、吳冠中和吳良鏞等為代表的約2290位海外留學生,懷著一顆拳拳報國之心,毅然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豐功偉績。七年來,海外留學生的歸國時間主要集中于前三年,高峰在1952年之前,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三波留學生歸國浪潮的高潮階段。隨后兩年受國內外局勢和各種因素的影響,第二波歸國留學生人數持續走低,直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后,才出現一個小高峰,是三波歸國浪潮的回暖階段??上У氖?,1957年后,海外留學生歸國人數卻逐年下降。⑩到改革開放以后,海外歸國留學生人數才迅速回升,掀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外留學生又一次大規模的歸國熱潮。

注 釋:

① 1868年初容閎向清朝提出的留學教育計劃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1870年獲清政府批準。1871年容閎開始在上海招生,此后每年派遣30人,分四批、共120人至1875年派完。首批30名學生由陳蘭彬任監督、容閎任副監督于1872年啟程赴美,標志著中國近代歷史上首次派遣學生出國留學。

② 目前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后在西方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并不統一。論文采用的是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的統計數字。

③ 參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第59頁的統計數據。這一數據只是從1949年8月開始,自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專門委托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簡稱科代會),暫辦招待回國留學生及職業介紹等事務后,尤其是從1949年12月成立“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簡稱辦委會)”以來,登記的歸國留學生數量,不包括未登記的歸國留學生。據相關部門估計,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歸國留學生總數大約為1600-1700余人。

④ 這一數字只是“科代會”和“辦委會”登記的歸國留學生總數,不包括未登記的歸國留學生,據估計實際歸國人數應大于此數字的一倍左右。

⑤ 從現有資料來看,1952年到1954年在西方國家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并不統一。論文采用的是李滔主編的《中華留學教育史錄(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的統計數字。

⑥ 王德寶,1918年5月生,江蘇泰興人??箲鹎跋橹醒氪髮W學生,畢業后留校任教。1947年赴美留學,1951年至1954年在美工作。1954年回國后在中國科學院任職。

⑦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2300位歸國留學生中,化學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徐飛和卜曉勇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特征狀況的計量分析》(《自然辯證法研究》(第22卷)200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國科學院1955年至2003年選舉產生1026名院士,其中地學部185人,有留學經歷的僅71人,占38.38%,是各部中留學院士所占比例最少的學部。比例最高的是化學部,占71.69%。

⑧ 此表的百分比按照估計的歸國留學生人數計算,1949年8月到1956年6月的歸國人數按照估計數字的中間值750人來計算。

⑨ 這一數字是根據樊洪業主編的《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一書序言第8頁指出當時在美國有5400名中國學生和姚蜀平在《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0卷)》,1988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1955-1956年歸國留學生人數約為308人估算出來的。

⑩ 姚蜀平在《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0卷)》,198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1957年歸國留學生人數為103人,1958年為46人,1959年為18人,1960年1966年總共為61人。也就是說,1957-1966年十年時間中僅有留學生228人回國,1960-1966年的七年時間中只有61人歸國。這一數字與《大批專家學者成為四化建設骨干》(《光明日報》,1989-12-7)一文中提出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約有2500多名民國時期的留學生回到祖國”的觀點基本一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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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洪業.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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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蜀平.留學教育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兼評留學政策[J].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6).

[8]打開留美科學家的塵封往事[N].中國科學報,2014-1-24(13).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作者簡介:左玲(1976-),女,陜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石油大學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科研部教師,主要從事中國當代史研究。

(責任編輯:楊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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