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關系芻議

張 偉 田 禾 趙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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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關系芻議

張 偉 田 禾 趙永軍

滾兔嶺文化 鳳林文化 漢魏時期 魏晉南北朝

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是復原東北亞地區漢晉歷史較為重要的支點，但學界對二者之間關系的認識尚不統一。在此重新爬梳學界對這兩支文化的認識歷程，分析二者的年代、地域分布與陶器特征，對這兩支文化的關系進行了再探討。研究認為，鳳林文化分布區域處于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范圍上有重疊之處；滾兔嶺文化的年代為漢魏時期，鳳林文化的年代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年代上是接續發展的；文化因素上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不屬直接發展關系。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地區相繼發現了兩支考古學文化——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有關這兩支文化相互關系的探討一直為學界所關注。由于認識不一，阻延了三江平原地區漢晉時期考古學研究進程，造成了這一地區漢晉歷史研究處于含混狀態。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是復原東北亞地區漢晉歷史較為重要的支點。本文在深入分析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從新的視角出發對上述兩種文化的關系加以解讀。

一、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時空分布與特征

三江平原，即東北平原東北部，由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匯流、沖積而成。三江平原位于黑龍江右岸的黑龍江省東部，北起黑龍江，南抵興凱湖，西鄰小興安嶺，東至烏蘇里江。西、南各有群山環繞，松花江橫貫其中。完達山脈將三江平原分為南北兩部分，完達山以北是松花江、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匯流沖積而成的沼澤化低平原，即狹義的三江平原；山南是烏蘇里江及其支流與興凱湖共同形成的沖積—湖積沼澤化低平原，稱穆棱河—興凱湖平原。

根據考古學研究，狹義三江平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以松花江為分界線。漢魏至北朝時期，松花江以南地區接續分布有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松花江以北地區則分布有波爾采文化①與同仁文化②(圖一)。

(一)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地域分布

1.滾兔嶺文化因位于松花江支流的雙鴨山滾兔嶺遺址③的發掘而得名，以安邦河、七星河中上游和倭肯河為中心分布區；南界基本與團結文化接壤，可達雞西、林口一帶；西界達張廣才嶺東側；北界到松花江南岸；東部大體止于撓力河流域④。經過發掘的倭肯河流域的樺南小八浪遺址也屬滾兔嶺文化⑤。

2.鳳林文化因位于烏蘇里江二級支流七星河中游的友誼鳳林城址的發掘而得名⑥。其分布范圍大致在七星河中游地區。鳳林文化的分布區與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重疊⑦。經過發掘的友誼鳳林城址、雙鴨山保安二號城址⑧、寶清炮臺山城址⑨等地點均發現了早期屬于滾兔嶺文化遺存、晚期屬于鳳林文化遺存的直接疊壓堆積。

(二)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年代判定

圖一 黑龍江中游地區考古文化格局分布圖

1.滾兔嶺遺址測年數據在公元前2世紀—公元2世紀，相當于兩漢時期⑩；小八浪遺址的樹輪校正年代為公元72—320年，年代下限比滾兔嶺遺址要晚，相當于漢魏時期。筆者認為滾兔嶺文化的年代屬漢魏時期。

2.鳳林文化的年代，發掘者前期認為屬魏晉時期；隨著研究的深入，發掘者認為屬魏晉十六國時期，另有學者認為年代下限應進入北朝時期。筆者認為其年代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在年代上是接續的，其中部分年代應是重合的。

(三)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陶器特征

1.滾兔嶺文化陶器皆為夾砂陶，呈紅褐、灰褐色等，少量紅衣陶。制法皆為手制，器壁厚薄不均。以素面陶占大宗，有極少量的附加堆紋、凸弦紋等。流行角狀把手，多裝于罐或杯的一側頸腹部位。主要器類有甕、罐、壺、碗、缽、杯等，還有少量的紡輪和陶豬塑(圖二)。

2.鳳林文化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次之。陶色表現為黑褐、灰褐、紅褐，還有紅衣陶和黑皮陶，部分陶器和陶片上存留有煙炱及熏烤痕跡。陶器均為手制，但一般經慢輪修整。多為素面，個別有少量的裝飾，裝飾方法包括彩繪、磨光、貼塑及施按壓、弦紋、戳印等紋飾，彩繪陶器數量極少，紋樣有窄條帶紋和鏃形紋組成的復合紋飾等，顏色為黑灰色。器類有甕、壺、罐、缽、盆、碗、豆、甑、杯、盅、器蓋等(圖三)。

圖二 滾兔嶺文化陶器圖

二、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關系的認識歷程

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關系，學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由于鳳林城址經過1998—2000年三個年度的連續發掘，其考古資料整理是逐步開展的，因而對鳳林文化的認識是隨著鳳林城址考古資料整理的深入而不斷改變的。前期是認同鳳林城址1998年發掘得出的初步結論，認為鳳林文化是在滾兔嶺文化的基礎上直接發展而來的，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是同一文化系統的不同發展階段，滾兔嶺文化向鳳林文化的轉變主要受到團結文化和江北文化因素的影響。近期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前后相接，并表現出一定的傳承關系，但兩者并非簡單的一脈相傳，而應當是融入了其他文化因素所導致的重構?？梢妼W界對鳳林城址基于1998年發掘成果得出的結論有不同的理解，認識逐步深化了。根據鳳林城址2000年的發掘成果，辨識出鳳林城址第七城區晚期遺存中含有俄羅斯濱海地區奧利加文化(波爾采第三期文化)因素和泡子沿上層文化因素。認為鳳林文化是由本地區及周邊地區多種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多種文化因素在第七城區內有所體現，雖有差異，但相互借鑒、相互融合，共同促進了鳳林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但對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的關系沒有提出明確的看法。

圖三 鳳林文化陶器圖(13、24.保安東遺址 余為鳳林遺址)

三、滾兔嶺文化與鳳林文化關系再認識

近年來，筆者對鳳林城址及鳳林文化的相關考古資料作了進一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的認識，又對東北亞地區漢唐時期相關考古學文化進行了梳理。在此基礎上重新解讀了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關系。

1.通過對鳳林文化的構成因素進行分析，發現該文化由5種文化因素構成，包括4種以往發現的考古學文化的因素和1種新見的文化因素。主要是從陶器的器表裝飾和器形來看，第1種屬于吉林市泡子沿文化相關的文化因素，第2種屬于俄羅斯濱海地區南部的奧利加文化因素，第3種屬于本地的滾兔嶺文化因素，第4種是綏芬河流域的團結文化相關的文化因素(圖四)，第5種是鳳林文化自身的因素(圖三，1～4)。1種考古學文化由5種地域相距很遠的文化因素所構成的情況實不多見，說明其是在長期、持續的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構成鳳林文化的5種文化因素主要體現在器物上；5種文化因素基本獨立存在，除見有少量的鳳林自身因素的陶器施加滾兔嶺文化因素的把手外，很少見兩種以上因素在同一件器物上共出的現象；幾乎每座房址內都出現代表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沒有特定的組合。上述現象可以理解為，這5種文化因素所代表的人群在鳳林文化中的相處形式屬于雜居，在生活習俗上遵循著各自的傳統。在對這5種文化因素進一步考察分析后，單從器物上看，泡子沿文化相關的文化因素和滾兔嶺文化因素所占比重較大，如果再結合房屋結構，發現奧利加文化因素是以較為完整的形式體現的，包括構成該文化的主要因素，如三類主要陶器和“┏”形曲尺火炕的半地穴房址等；其他文化因素體現的只是各自文化的片段。這樣，從考古學文化研究視角看，在鳳林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奧利加文化因素應是其主流；滾兔嶺文化因素只是其構成因素之一，不占主導地位。由此可見，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僅具一定的傳承關系。

圖四 鳳林文化陶器因素分析圖

2.團結文化，俄羅斯境內稱克羅烏諾夫卡文化，分布范圍包括圖們江流域、綏芬河流域、穆棱河上游，俄羅斯濱海地區南部(興凱湖以南)和朝鮮半島北部，年代為公元前5世紀—公元1世紀，屬戰國兩漢時期。奧利加文化是分布于俄羅斯濱海南部的一支考古學文化，年代在公元3—4世紀，屬于魏晉時期，筆者認為該文化由包括波爾采文化的格拉佐夫卡類型因素、團結文化(克羅烏諾夫卡文化)因素和高句麗文化因素在內的3種文化因素構成(圖五)。

俄羅斯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奧利加文化分布區域與團結文化(克羅烏諾夫卡文化)的是重疊的，前者的范圍遠小于后者，前者的堆積疊壓在后者之上，而且年代是接續的。奧利加文化應是波爾采文化的格拉佐夫卡類型進入到濱海南部，取代了當地的克羅烏諾夫卡文化，并吸收了一些本地因素而形成的。由此可見，在奧利加文化中，波爾采文化的格拉佐夫卡類型因素是占主流的，而團結文化(克羅烏諾夫卡文化)因素和高句麗文化因素是從屬的。

3.滾兔嶺文化的城址，多是山地城址，平原城址數量則極少。在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七星河上中游地區還有些具瞭望、祭祀、要塞功能的特殊遺存交錯分布?！皣笫?，在祀與戎”，上述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城址和瞭望、要塞功能的特殊遺存的設立，說明滾兔嶺文化存在較強的戒備心理。筆者認為，該文化戒備心理存在的原因不是文化內部有對抗的人群，而是外部存在對立的敵人。滾兔嶺文化的城址，主要是要抵御松花江北岸的波爾采文化人群侵擾；也起到了從北、西、南三個方向拱衛滾兔嶺文化時期規模最大的中心聚落鳳林城址的作用。有些城址的修筑可能是為了防御野獸的騷擾，有些可能為體現人群的等級差別。

從鳳林城址發掘的情況看，9個城區中，除七城區為正方形外，其他城區是橢圓形或不規則形(圖六)。研究發現，僅第七城區是鳳林文化時期修筑的，其他城區則修建在滾兔嶺文化時期。七城區位于五城區正中位置，平面呈圓角方形，周長約490米，掘土堆筑，高墻深壕，單墻單壕。城墻四角各有一向外凸出的“角樓”，四面墻的中部各有一向外凸出的“馬面”，屬典型的要塞址。五城區位于鳳林城址的中心位置，分布有滾兔嶺文化時期的最大的面積近700平方米的宮殿式房址，而七城區卻恰好將這一房址覆壓在內。這種現象表明，早期的滾兔嶺文化和晚期的鳳林文化之間是對立的，不具有直接的傳承關系，屬于不同的文化系統。

圖五 奧利加文化陶器圖

圖六 鳳林城址平面圖(1～9.第一至第九城區)

另外，雙鴨山保安東城址是平面呈不規則形、設角樓馬面的平原城址。城內堆積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屬滾兔嶺文化，晚期屬鳳林文化。此城址是鳳林文化時期在滾兔嶺文化遺址上修筑的。

筆者認為鳳林文化是來自俄羅斯濱海南部地區的奧利加文化，在西進的過程中融合了泡子沿文化因素后，入侵到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在征服滾兔嶺文化后又吸收其部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鳳林文化是以奧利加文化因素為主導的，屬于征服者的文化。鳳林城址第七城的修筑，主要是彈壓生活在其他8個城區里的滾兔嶺文化的人群，其次可以震懾周邊地區的滾兔嶺文化人群。而雙鴨山保安東城址是鳳林文化為管控一定區域內的滾兔嶺文化人群而修筑的。

四、結 語

1.考察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的時空分布，鳳林文化分布區域處于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范圍有重疊之處；滾兔嶺文化的年代為漢魏時期，鳳林文化的年代應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年代上是接續發展的。

2.考察二者的文化因素，可以看出滾兔嶺文化和鳳林文化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但不屬直接發展關系。

3.考古學文化之間的關系，應與古代民族之間交流的形式有關。民族關系，一種可稱為擴張型，拓土移民，一個民族占據了另一個民族的領地，并征服了該民族，以外來的人群為主導融合部分當地的人群而形成一個復合人群；二是遷徙型，逐水草而流動，一個民族遷移到另一個民族的地域，外來人群被當地的融合了，形成了以當地人群為主導的復合人群。

鳳林文化的形成，是奧利加文化在西征北討過程中，裹挾團結文化因素、泡子沿文化因素，最后占領了滾兔嶺文化的地域，奧利加文化等征服滾兔嶺文化后，吸收融合部分滾兔嶺文化因素的結果，但其人群還是以奧利加文化為代表。以鳳林文化為代表的民族應屬于擴張型的民族。

4.考古發現表明，滾兔嶺文化遺址包括城址和居住址。其所謂的城址，多是在丘陵山崗和利用自然地勢而簡單加以人工掘壕堆土、構筑所形成的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堡寨，并不是典型意義的城址；明確的只有鳳林城址(除七城區以外的城區)是在平地上人工掘壕堆土構筑的。鳳林文化的遺址包括居住址和城址，以后者為多。城址除炮臺山城址沿用滾兔嶺文化山城外，余皆為在平地上人工掘壕堆土構筑而成的。鳳林文化的城址皆在滾兔嶺文化遺址上修建，規模都小于滾兔嶺文化遺址的規模。

綜上所述，滾兔嶺文化的城址，多是山地城址，在其核心區的七星河上中游地區還交錯分布一些具有瞭望、祭祀、要塞功能的特殊遺存。滾兔嶺文化修筑城址主要是為了抵御松花江北岸的波爾采文化人群侵擾。

鳳林文化占據著滾兔嶺文化的核心區，屬于入侵者的文化，其城址均平地起筑，具有較強的防御功能，目的是為了彈壓滾兔嶺文化人群。滾兔嶺文化隨著鳳林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而消亡，但消亡并不是瞬間完成的，而是經歷了較長的過程。

注 釋：

① 〔俄〕A.Π.杰烈維揚科：《阿穆爾河沿岸(公元前的一千紀)》，新西伯利亞，1976年。

②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綏濱同仁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6年第1期；李英魁：《黑龍江省蘿北縣團結墓葬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蘿北縣團結墓葬發掘》，《考古》1989年第8期。

③⑩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雙鴨山市滾兔嶺遺址發掘報告》，《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④ 趙永軍：《試論滾兔嶺文化》，《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⑥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友誼縣鳳林城址1998年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11期；黑龍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黑龍江省友誼縣鳳林古城址的發掘》，《考古》2004年第12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友誼縣鳳林城址2000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3年第4期。

⑨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寶清炮臺山漢魏城址的試掘》，《文物》2009年第6期。

〔責任編輯、校對 孫 琳〕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untuling Culture and Fenglin Culture

Zhang Wei Tian He Zhao Yongju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untuling and Fenglin Cultures is an important point to restore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 There is no a unified view on the relation mentioned above now. The paper combed those views on the two branch cultures, analyzed the dates, distributing area and pottery feature, and studied agai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 Fenglin Culture is situ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Guntuling Culture, they had some common distributing area. The Guntuling Culture was dated to Han-Wei Period, the Fenglin Culture was dated to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ate is continuous, they have some inherent but not directly cultural factors .

張偉，男，1964年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田禾，男，1973年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趙永軍，男，1969年生，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郵編150008。

K871.41 K871.42

A

1001-0483(2016)04-0028-07

本文為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批準號14BKG007)階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批準號12B063)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