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蒲凌波++王萍

內容摘要：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系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產生，以經營性為重要特征，且行為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應根據合同詐騙罪客觀行為的邏輯順序，運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詐騙罪與保險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騙取出口退稅罪是包容競合關系，應依照重罪優于輕罪的原則，擇一重者適用法條。實務中還需注意從主、客觀兩個方面把握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及合同欺詐的界限。

關鍵詞：合同詐騙 合同 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一]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初，被告人雷某在A省甲市天和力德鋼管制造有限公司（下稱天和公司）從事鋼管銷售工作，與B省乙市銀宇通集團素有業務往來。2016年2月1日，雷某離職。2016年3月22日，雷某為償還賭債，在明知自己已不能代表天和公司對外締約的情況下，仍聯系銀宇通集團采購員劉某，謊稱手頭有一批特價鋼管銷售。雷、劉二人按交易慣例口頭協商了購銷鋼管的數量、運費、交貨日期、總價。2天后，雷某誘騙劉某將20萬元預付貨款匯至其私人賬戶。劉某因到期遲遲未收到鋼管，多次聯系雷某發貨，未果。劉某調查后方知雷某早已離職，遂聯系其返還貨款，雷某在返還了其中1萬元貨款后攜余款逃匿。

[案例二]2014年6月，劉某在A省丙市某村承包建房。同年7月16日，劉某與該村村民吳某達成口頭協議，稱其可以幫助吳某翻修房屋，在取得吳某信任后，劉某以施工需要購買樓板為由騙取吳某現金6000元；7月26日，劉某以同樣理由騙取該村村民丁某現金6000元；8月16日，劉某再次以同樣理由騙取鄰村村民張某現金7000元，全部用于償還私人債務，并拒不歸還。

上述二個案例案情大致相同，即行為人均是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但結論卻不盡相同。筆者認為，案例一雷某的行為應當定性為合同詐騙罪，案例二劉某的行為應當定性為詐騙罪。

一、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理解

從合同詐騙罪的歷史沿革來看，該罪名系1997年修改后《刑法》的新增罪名，隸屬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僅要體現《合同法》第2條有關“合同”含義的一般性規定，還要能夠體現市場秩序。因此，本文的邏輯出發點是：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是發生于平等主體之間，與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有關，并且不屬于身份協議。

界定了“合同”的定義，那么需要界定接下來的問題，即口頭合同是否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范疇？根據《合同法》第10條規定的精神，“合同”的形式既包括書面形式，又包括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刑事司法領域，書面合同能夠成為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并無異議。但是口頭合同能否成為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卻存在不同觀點。否定者從形式意義上對合同進行界定，認為口說無憑，口頭合同的客觀可見性較差，不利于固定證據，因此合同詐騙罪中所謂的“合同”只能是書面合同。[1]持此觀點的一方還認為，將口頭合同歸入合同詐騙罪之“合同”，有可能造成合同詐騙罪條款架空詐騙罪條款的混亂現象發生。[2]而肯定者從實質意義上界定合同的含義，認為口頭合同大量存在于民商事交易過程當中，其與書面合同都屬于契約的一種，包括口頭合同在內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客觀方面的形式要件。[3]持該觀點的學者還認為，如果利用口頭合同的方式詐騙不定合同詐騙罪，就會造成同樣的行為因為合同的外觀表現形式不一致而區別定罪，甚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同時，從證據角度來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七種證據類型也未將口頭合同排除在外。因此，盡管口頭合同的客觀可見性確實相對較弱，但并非無法證實。從“合同”的應有之義來考察，肯定說似乎更有說服力。

然而，不論是肯定說還是否定說，都未能從該罪的保護法益出發，結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從刑法解釋的角度對合同詐騙罪的“合同”進行準確界定。應當看到，合同詐騙罪隸屬于《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其保護的法益是雙重客體，即市場經濟秩序和公私財物所有權。因此，本文的觀點是判斷“合同”是否屬于合同詐騙犯罪所包涵的“合同”范疇，不能僅僅局限于合同的形式是否為書面形式，而應當從刑法罪名解釋的角度出發，結合案件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合同詐騙罪之“合同”，應當系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產生，參與者至少有一方是市場交易主體，并應當以經營性為重要特征，而且行為必須是發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就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而言，合同的形式當然可以以《合同法》的規定為準，關鍵是要分析犯罪行為對法益侵害的不同情況，也就是說，如果行為所侵害的法益主要為市場經濟秩序，且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那么只要存在協議，不論合同的表現形式是口頭形式、書面形式還是其他形式，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二、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前文對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界定問題作了總結梳理，也提出了從法益解釋角度認識“合同”。然而，具備“合同”這一形式要件的詐騙行為不必然構成合同詐騙犯罪。原因在于，對詐騙類犯罪中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判定一直都是實踐中把握的難點和重點，且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類犯罪的犯罪構成有諸多相似之處，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本身就不是非常明了，加之實踐中個案案情千差萬別，行為究竟應當定性為合同詐騙罪、其他詐騙類犯罪，還是定性為民事糾紛都頗有爭議，在實踐操作中難度較大。本文的觀點是，通過把握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方法，從犯罪構成角度分析合同詐騙罪與其他金融類詐騙罪的區別，并甄別合同詐騙罪與普通合同糾紛，我們仍能夠對合同詐騙罪作比較準確的把握。因此，實踐中應當采取綜合判定的方法，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運用刑法、證據法的相關理論對案件事實及證據進行準確分析，進而對行為進行準確定性。綜合來看，準確認定合同詐騙罪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根據合同詐騙罪客觀行為的邏輯順序，運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認定合同詐騙罪，最重要的是考量行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屬于主觀意圖，它存在于人的大腦中，無法直接從思維中剝離出來加以認證，往往只能依靠行為人的自我敘述。在實踐中，隨著案件訴訟程序的進行，行為人的主觀心態也在不斷變化，從辦理合同詐騙犯罪案件來看，行為人在偵查機關將其抓獲時，尚能如實供述其犯罪的主觀想法，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出于逃避追究或對懲罰的畏懼，越到司法程序的后期，行為人否認其有罪供述的可能性越大，其辯解的真實性越值得懷疑。因此，不能僅僅依靠行為人的自我敘述判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是要根據行為人的客觀行為，結合其他客觀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才能得出較準確、客觀的結論。具體認定時，要根據行為人的行為方式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們認為，可以將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刑法》第224條規定的幾種方式騙取他人財物，同時造成對方較大財物損失的行為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體分析時，要結合案情，尤其要注意合同詐騙行為的前后邏輯順序。通常認為，合同詐騙罪客觀行為的邏輯順序應當包括以下四個部分：1.虛假（假意）簽訂、履行合同的行為；2.使他人造成錯覺，認真準備履行合同；3.使他人履行合同，并處分財產；4.行為人非法獲取了財物。假如客觀事實不是按照這一因果關系順序進行的，其行為就不宜推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實踐中，有的省份也結合司法實踐，通過列舉的方式，具體規定了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為我們判定合同詐騙的“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參考路徑。比如，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安徽省公安廳2014年12月31日聯合出臺的《關于印發<關于辦理合同詐騙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且行為人不能提出合理辯解，一般應當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用于非法經營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導致財物不能返還的；2.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3.隱匿、銷毀賬目，以逃避返還資金的；4.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條件，而騙取他人資金不返還的；5.隱瞞合同標的已出賣或抵押的事實，與他人簽訂買賣合同，收取貨款不返還的；6.采用“借新債還舊債”方式循環騙取他人資金，導致資金不能歸還的；7.收到對方款物后，不履行合同義務，主要用于揮霍，高利貸等非法投資活動，導致資金不能歸還的；8.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變賣貨物，導致不能歸還貨款的；9.其他非法占有款物，不能返還的行為。

另外，根據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關于申付強詐騙案如何認定詐騙數額問題的電話答復》的精神，在經濟合同簽訂、履行等引發的詐騙案件中，應當將案發前已被追回的被騙款項扣除，按實際詐騙所得認定犯罪金額。因為這樣的認定標準符合合同詐騙罪主客觀相一致的認定原則，具有合理和可操作性。因此，若前次被騙財物得到歸還或部分歸還，就可推定行為人對于已歸還部分不再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體認定合同詐騙犯罪數額時，應把案發前已被追回的被騙款額扣除，按最后實際詐騙所得數額計算。

（二）正確處理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特殊詐騙罪的競合關系

本文的觀點是，合同詐騙罪與保險詐騙罪、貸款詐騙罪、集資詐騙罪、騙取出口退稅罪是包容競合關系。如果行為既符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也符合后四種罪中某種罪的構成要件時，應按照特殊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不能定為合同詐騙，而應定性為后四種罪中的某一罪名；合同詐騙罪與票據詐騙罪、金融票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則是交叉競合關系。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后五種罪中某種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依照重罪優于輕罪的原則，根據具體情形擇一重者適用法條。

（三）準確把握合同詐騙與普通詐騙之間的差異

第一，要準確理解合同詐騙中的“合同”和“利用合同”的含義。本文第一部分就合同詐騙中的“合同”判定問題做了詳細介紹?？偟膩碚f，至少一方當事人作為市場主體的，才有可能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也只有體現了生產、經營等市場行為的合同（不管是口頭形式、書面形式還是其他形式），才可能歸屬于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疇。其他有關人身性質的勞動、勞務合同及不包含經營內容的合同均不屬于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對于行為人采取與簽訂、履行合同有關的虛假事實騙取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應當以普通詐騙罪論處。

第二，合同的內容必須通過市場交易行為獲得利益。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從而騙取對方信任后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或者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應當定性為普通詐騙。

（四）正確界定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之界限

實踐中還應當注意把握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的界限，雖然二者都有“騙”的含義，但卻有本質的不同，可以從主、客觀方面進行區別?？偟膩碚f大致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合同詐騙只能限定為直接故意，且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欺詐則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范疇，違反的是誠實信用原則，屬于民法上的違約行為。第二，合同詐騙是以簽訂、履行合同為名意圖達到永久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合同欺詐的情形更為復雜?？偟膩碚f，在合同欺詐中，行為人雖然具有欺詐的故意，但并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其雖然也是為了謀取不當利益，但其獲得利益一般是通過履行合同實現的。第三，合同詐騙行為人客觀上基本無履約行為，即使特殊情況下的履約也是為了掩蓋其騙取對方信任誘使對方交付更多財物的目的。合同欺詐行為人大都有履約行為，行為人甚至可以通過后續履約行為完成合同的正常履行，修正其欺詐行為。

三、本文案例定性分析

根據前文提到的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含義，結合合同詐騙罪認定需要把握的幾個關鍵點，我們再回到本文開始提到的兩個案例。

案例一中，雷某雖已離職，但其離職前與銀宇通公司素有鋼管購銷往來，銀宇通公司作為市場交易主體，基于對其銷售員身份的信任，依慣例口頭約定銷售鋼管的數量、價格等關鍵內容，并出于履行合同的目的，以貨款名義將20萬元交付雷某。依據前述“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原則，雷某接受貨款后逃匿的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利用合同實施的詐騙行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正常的市場經營秩序，因此對其行為以合同詐騙罪論處比較適宜，且認定其犯罪數額時應當將雷某已歸還的1萬元扣除。

案例二中，劉某分別向吳某、丁某、張某承諾翻修房屋。從形式上來看，劉某與三人的口頭協議可以視為一個簡易的承攬合同。從案值來看，似乎也不夠合同詐騙犯罪的追訴標準，[4]那么是否就能夠認定劉某的行為無罪呢？筆者認為不盡然。就該案來看，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以翻修房屋為名取得吳某、丁某、張某的信任，又以購買樓板為名，誘騙上述三人向其支付1.9萬元現金用于償還私人債務，且事后拒不歸還上述款項，這一行為不僅違反了民事活動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更使公民合法財產權受到侵害，其行為已經屬于應當由刑事法律予以規制的犯罪行為，其犯罪數額雖未達到合同詐騙罪的要求，但從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權的角度出發，仍然可以對劉某的行為以普通詐騙罪論處。

四、結語

合同詐騙罪是司法實務中的多發性犯罪，其認定也是實踐的重點和難點，探討其認定規則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實踐意義。本文從兩個案例的定性問題出發，探討了合同詐騙罪認定中應當把握的幾個問題，以期為合同詐騙罪在司法實務中的判定提供一定參考路徑。然而，“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樹常青”。認定犯罪的過程是將案件事實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符合性判斷的過程，也是考驗法律人法律素養的過程。這需要法律人在認識制定法的前提下，通過對案件事實的準確認定，“在法律的——規范的觀點之下分析生活事實”。[5]

注釋：

[1]趙秉志、肖中華：《合同詐騙罪中的疑難問題》，載《檢察日報》2002年8月13日。

[2]喻貴英：《<合同法>與合同詐騙罪之“合同”》，載《河北法學》2004年第6期。

[3]莫開勤：《合同詐騙罪問題研究》，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

[4]A省合同詐騙罪的追訴標準為2萬元，詐騙罪的追訴標準為5千元。

[5]張明楷：《犯罪之間的界限與競合》，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