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網絡輿情新趨勢

單學剛 朱 燕 賈偉民?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第39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數量達到7.31億，上網普及率達到53.2%。其中，手機等移動端上網的網民突破6.95億。2016年，隨著移動輿論場的加速成長，多數熱點事件的輿論生成已不再是單一的中心發散式傳播或一般性的串聯型傳播，而是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新媒體與新媒體、顯性傳播與隱匿圈層傳播之間的交融傳播與整合互動，以最快速度實現最大范圍擴散，迅速釀成公共事件。廣大網民，特別是年輕網民參與話題交流的意愿進一步加強，中國的網絡輿情仍然呈熱點頻發、波瀾起伏之勢。

一 2016年新媒介發展與輿情傳播

2016年，以微博、微信、網絡移動直播、視頻彈幕、表情符號與表情包、知識型社群 （在線問答平臺）等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新傳播形態持續快速發展，其自身特點及對社會信息傳播的影響也發生著變化。

（一）“雙微”:變與不變

1.微博:娛樂化策略成效顯著，技術調整難改公共事件“廣場”的屬性

2016年，微博用戶逐步實現 “70后”“80后”向 “90后”“00后”的代際更迭①CNNIC發布第39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2017/201701/t20170122＿ 66448.htm。，低齡用戶增多使得微博時政類話題的關注度有所下降，泛娛樂化現象嚴重，趙薇事件、王寶強離婚、郭德綱師徒矛盾等均引發 “現象級”傳播，文娛色彩更趨濃厚。代際傳遞之外，娛樂化也是微博自身的策略調整方向。之前幾年，從論壇、博客遷移而來的資深網民在微博扎根，這一代網民對公共事務有較高關注熱情，微博的開放性討論空間成了其絕佳 “棲身”之所，一個個百萬乃至千萬級粉絲的知名博主誕生，在微博輿論場中呼風喚雨。但正如秦漢兩朝對 “游俠”的態度一樣，所謂的 “大V治國”注定是一部分技術主義者眼前的幻象。在有關管理部門著手整頓微博亂象后，微博自身也加快轉型步伐，娛樂、生活漸漸成為主題。等距抽樣2016年100天的微博熱搜前十話題，娛樂、生活、體育話題占比達到76%，且高居熱搜榜前茅，時事熱點類議題不足20%。

內容結構的變化使微博基本實現了 “去時政化”，但這并沒有實質性改變微博平臺屬性本身造就的，在公共熱點事件中的 “廣場效應”。2016年，微博在短視頻、直播、網紅經濟等領域持續發力，年底的月活躍用戶數達3.13億，日均活躍用戶數達1.39億，同比增加都在三成以上①《微博 2016 年度財報》， http://news.pedaily.cn/201702/20170223409255.shtml。。隨著用戶回暖，微博在突發事件中的信息優勢和輿情發酵能力重現:北京和頤酒店女子遇襲事件中，相關微博話題的閱讀總數近28億人次；麗江女游客遭毆打被毀容，將麗江的旅游亂象問題推向關注高點……不管事件或話題發源于什么媒介，微博的充分參與是其升級為全民熱議焦點的保證。

2016年11月，微博面向全部用戶放開140字限制。適應用戶表達需求，增強平臺活躍度，保證微博在熱點跟進和輸出上的優勢是其主要目的。同時，隨著視頻、圖片、動圖等的擴容，社交和生活體驗增強，內容門檻降低，微博用戶整體表達風格將迎來一個轉變。這一轉變的最終特征尚難確定，但表達形式和風格可能接近被稱 “老少通吃”的微信。

2.微信:封閉社交形成輿論潛流，朋友圈成半公開化場所

據騰訊2016年第三季度財報②《騰訊2016 年第三季度財報》， http://news.mydrivers.com/1/508/508012.htm。，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躍賬戶已突破8.46億，繼續保持國內最大的移動社交應用的地位。2016年是微信從單純社交媒體向平臺化發展的重要一年，其將人與社會、行業相連接，構建了平臺化的商業形態和服務模式，從一個單純的社交APP，升級為移動互聯網的入口平臺。然而，微信的 “初心”是社交，有別于微博、BBS等公開的“廣場式”討論，其以社交關系為核心的私密性平臺，使得用戶對公共話題的意見下沉到私密的 “茶館式”輿論場中，是 “有限表達場域”，形成輿論的潛流。

當然，微信輿論場顯性與隱性并存，也在互相轉化。按照私密程度劃分，從隱性向顯性的過渡依次是 “一對一對話→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微信公眾號”。微信公眾號的內容可以公開查看，其轉發、點贊數也可以被外界監測，屬于顯性輿論。朋友圈則因承載的社交關系正不斷擴展、不斷復雜化，表現出社交泛化的趨勢，可以視為半隱性空間。相比之下，微信社群仍具有較高私密性，但社群成員越復雜，社群的私密性就越無法保證，社群信息可能向朋友圈、公眾號以及微信外部渠道擴散。例如，2016年12月，某輿情專家在微信群中給官方支著兒 “讓社會、網民跟記者和報社撕” “猛批一下這個記者，把火引到記者身上”，就被截圖后在公共空間擴散，引發輿論的軒然大波。

另一個特點是，隨著微信用戶的無差別化，長輩和領導逐步 “占領”了微信，互動體驗差、心理安全空間逼仄促使年輕一代網民更傾向于多元選擇，其微信使用的活躍度有所下降。

（二）移動網絡直播火爆 亟須監管規范

2016年被稱為 “移動直播元年”，視頻比文字、圖片有天然的傳播優勢，網絡直播使現場變得更加真切，增加了事件傳播者的 “在場”感，讓事件的發展動態呈現得更加具象、立體、透明，改變了信息發布者與受眾的群體行為模式。移動直播通過與微博、微信、客戶端的接入，產生了強分享屬性和跨平臺傳播效果。

各類網絡直播平臺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在這一年中出現，讓普通中國人漸漸習慣坦然面對攝像頭，表現真實的自我。但是，在商業機制的推動下，涉嫌低俗色情、暴食惡搞等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內容也時有出現，引起主流輿論不安。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 “網紅亂象”，據 《2016中國網紅經濟白皮書》①《2016 中國首份網紅經濟白皮書發布》， http://news.ifeng.com/a/20160511/48751924＿0.shtml。顯示，我國的網紅人數超過百萬，越來越多的網絡主播通過粉絲埋單、商家投放廣告獲得收益，社會資本紛紛入場，伴隨 “網紅經濟”一起壯大的，是移動網絡直播亂象頻現。二是個別直播平臺，經常出現吃異物、自殘、干擾警察正常執法、打罵侮辱流浪人員等以極端行為博眼球的內容，沖擊輿論觀感，污染網絡空間，形成了負向信息傳遞。

此外，2016年，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技術也在移動傳播中得到了更為多元的應用，但目前這類技術更多是作為新聞報道中的一個技術環節而不是信息平臺，因此還未對熱點話題的聚焦和傳播產生明顯影響。

（三）視頻彈幕受熱捧背后的群體習慣和社會心理

2016年，彈幕在以往快播CEO庭審、斗魚女主播事件等熱點話題嶄露頭角后，繼續快速壯大，引領年輕一代話語表達。在備受年輕人喜愛的A站 （Acfun）、B站 （Bilibili）、畫風清奇的鬼畜視頻等平臺及內容上，彈幕已不可或缺。彈幕具備亞文化對于已有內容再生產、再解構的核心特征。青年人，特別是成長于互聯網時代、接受碎片化思維的年輕群體是彈幕文化的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彈幕的擴張，不只是推動熱點輿情發酵，更多的意義在于影響網絡表達習慣，進而影響網絡輿論生態。

彈幕的表達風格跳躍、粗暴甚至無厘頭，文字經常充斥大量重復的單詞、短語甚至字母、數字，這些詞匯充滿了年輕群體心領神會的特定意義，自成一套話語體系。彈幕話語上述特點的形成，除了當前互聯網環境下的年輕群體自身偏向于直接、情緒化表達的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彈幕的使用場景——B站等興趣 “部落”及非主流平臺內容。兩者結合，讓彈幕語言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宣泄特征。與2015年相比，2016年彈幕語言夸張、極端、重口，符號化、隱喻化、場景化的趨勢和特點仍未改變，但彈幕語言從小眾向外輻射，向主流語境進行語義輸出的進程顯著加快。

知名彈幕視頻網站B站2017年的 “拜年祭”（以日本文化中的 “祭り”字為眼，形式上更接近于 “集會”“廟會”之類的文化慶典活動）就既包括來自 “二次元世界”（即二維世界，泛指動漫作品中的幻想世界）的動畫短片、游戲劇場、Vocaloid音樂、鬼畜、宅舞等B站招牌節目，也向2016年熱門的里約奧運會、papi醬、AlphaGo、我在故宮修文物等 “三次元世界”（即真實的三維世界）的熱點敞開大門，成為一場展示新生代年輕人想法、才華與創造力的文化盛事①張欣:《彈幕與網絡語言研究報告》，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資料。。

（四）表情符號與表情包“沖出”網絡社群

2016年，全球最大輸入法公司Kika發布 《Emoji，新世界語的崛起》報告，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移動互聯網用戶的Emoji（即表情符號，來自日語詞 “繪文字”）使用行為進行研究，中國使用最多的表情符號是 “齜牙”，這引發不少媒體及網民的關注與好奇。表情符號風靡的原因，是其使用超越了語言的界限，不僅帶給人新奇感覺，也帶來了交流的方便快捷，比使用文字更加直觀和簡潔。不過，表情符號在交流溝通中泛濫，可能對語言使用造成傷害，一定程度上會弱化網民的語言能力，特別是在情感部分的文字表達質量。此外，表情符號使語言這個文化載體變得簡單化，讓它背后所隱藏的文化從此消失。

表情包，是表情符號與圖片、文字結合的衍生形式。其在一張圖片中匯集了詼諧搞笑的圖像與言簡意賅又戳中笑點的文字，成為方便的表達工具。但表情包在社群溝通中廣泛使用，可以增進溝通的幽默、詼諧氛圍，但將雙方或多方交流建立在一個直白表達情緒的表情包之上，也潛在地影響到溝通參與者對話語的充分理解和有效表達。2016年，表情包的上述特征已經沖出社群，在更大范圍的重大公共事件中嶄露頭角。表情包中嵌入的圖文，往往與熱點人物、熱點事件息息相關，有時候也成為政治互動和文化交流的工具。在這一系列沖突與交流中，年輕網民海量的表情包引發各界關注，其中不乏認為表情包在溝通中欠缺充分理解與表達的聲音。

（五）知識型社群在公共事件中的議程設置能力提升

2016年，知識型社群和在線問答平臺高速發展，大放異彩，包括定向問答平臺 （澎湃 “問吧”、UC“問啊”等）、公共問答平臺 （知乎、果殼、百度知道、360問答、搜搜問問、天涯問答、頭條問答等）和付費問答平臺（值乎、知乎live、分答等）等紛紛趨于活躍，吸引了大量年輕網民的使用。它們雖非傳統意義上核心的輿論集散地，但在越來越多的熱點事件中，這些游離在輿論主場的外圍或邊緣、與時政熱點關聯并不緊密的平臺，依托專業定位以及對特定群體的影響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設置公眾議程，并在特定議題上 （如以知乎為源頭的魏則西事件、雷洋事件等）分享話語權，影響公共議題的走向。

知識型社群上的輿論有幾個特點，一是該類社群中職業群體、專業知識群體較多，在微博、微信上得不到充分討論的話題會轉移來此進行更為深入、專業的探討，網民發聲較為理性，思辨能力強。二是往往能將對單一“事件”的討論轉為對更大范圍 “議題”的探討，把討論焦點引向更為廣義的、基礎的、持續的公共事件。三是參與者 （提問者、回答者）均是普通網民，他們拋棄 “宏大話語”的交流更貼近網民真實感受，從而容易在更廣泛的群體中產生共鳴，如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期間，有人提問 “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么關系？”，網友 “荒土”給出回答，以 “南京大屠殺和她又有什么關系？”將張純如的事跡刷屏朋友圈。醫生、律師等專業群體借助知識分享類平臺成為 “知識型網紅”，并通過分答、知乎live專區等實現知識變現的同時，也客觀上起到了在輿論場中捍衛真相、傳播科學的作用。

隨著知識型社群和在線問答平臺的走紅，繼版主、吧主、博主等之后，“答主”作為新的網絡活躍群體出現，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具備很強的網絡影響力，并在以魏則西事件為代表的熱點中試圖發揮作用。預計在未來，他們對中產話題的設置能力還會漸漸加強，值得關注。

二 輿情傳播的新特點與新規律

2016年熱點輿情事件和話題頻發，通過對其傳播過程的分析，也能發現一些值得總結的特點和規律。

（一）突發事件仍是輿情發酵的重要誘因

2016年的熱點輿情中，圍繞對政策措施解讀的，關乎公眾切身利益且產生較大影響的 （教育、衛生、環境、房價等），嚴重沖擊社會道德底線的都有較多數量。從輿情的誘因上看，雖然沒有2015年上海踩踏、天津爆炸、長江沉船、深圳滑坡等重特大安全事故類的突發事件，但涉及自然災害的多地暴雨洪災，涉及公共政策的高考減招風波，涉及個人安全的雷洋事件、和頤酒店女子遇襲事件等也可以歸納為突發事件的范疇。突發事件關注面廣，影響范圍大，一旦出現其傳播力可以用 “全民參與”來概括，盡管在日常性一般輿情中，許多網民選擇沉默，但一旦遇上突發時間，便會集中觸發。

（二）跨媒介融合傳播與溢出效應

多數熱點事件的輿情生成已不再是由單一中心發散式傳播或一般性的串聯型傳播，而是形成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或是不同新媒體之間的交融互動，以最快速度實現最大范圍擴散。2016年的熱點輿情中，魏則西事件由知乎互動引爆，東北女孩怒斥北京廣安門號販子事件因短視頻擴散進入公眾視野，蘇鄂兩省高考 “減招”風波中各種媽媽群、家長群等微信群高度活躍。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微博以其開放性充當了信息的二傳手與觀點交匯的大舞臺，微信朋友圈與微信群扮演了小范圍觀點博弈與情緒趨同整合的角色，傳統媒體則發揮深度調查的優勢，推動事件走向縱深。

（三）群體利益訴求呈頻發多發趨勢

因群體利益問題所引發的輿情事件呈現頻發、多發趨勢，是近年來網絡輿情的另一個現象，與傳統上的通過信訪投訴平臺反映問題，或者借助大眾媒介進行曝光不同，以網絡自媒體為渠道傳播使得更多維權類抗爭前所未有地展示在普通網民面前。繼2015年 “十一”鬧得沸沸揚揚的 “青島大蝦門”，2016年出現哈爾濱天價魚、麗江游客被打等事件，消費者 （游客）權益維護是群體利益訴求中的一個熱點。此外，潛在環境事件 （如化工廠、垃圾場、核項目等）因涉及的人群廣，經濟利益訴求、身心健康訴求以及對知情權的渴求交織，也極易借助互聯網產生輿論壓力，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還有退伍老兵、下崗失業人員、失獨家庭等弱勢維權群體在網絡上的被關注度也明顯提升。

（四）網絡“標簽”影響公眾思維

當網絡上出現一個易于引發公眾關注的話題后，網民看待這一問題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常常會被某些特殊 “標簽”的設定者所吸引或帶動，如雷洋身上的“人大碩士”“初為人父”等標簽，賈敬龍的 “反抗強拆”的定義，無不深刻影響網民的態度及后期事件的發展進程。實際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矛盾都有一定的多重性，往往是先強化某一個角度或方向，那個角度或方向就會產生先入為主的效果。一旦熟練掌握 “標簽”運用，就能瞬間引發網絡刻板印象蔓延，獲得傳播力的提升，于是專門跟蹤社會熱點、利用熱點進行炒作的職業自媒體營銷現象就應運而生。2016年8月的 “甘肅康樂一家六口服毒自殺事件”（據百度百科詞條，即 “楊改蘭事件”）引發關注后，署名 “格隆”的《盛世中的螻蟻》一文刷爆微博、微信，將個案引向 “城鄉差距” “階層固化”“道德淪喪”等議題，根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數據，該文網上相關微博主帖2200多條，數十篇微信公號文章閱讀量達到 “10萬＋”。如何按照自己的思維講好故事，搶 “標簽權”將成為輿情熱點事件博弈中的新課題。

（五）知識型“中V”出現積極改變網絡影響力版圖

在論壇、博客、微博等平臺上，很多活躍度高、影響力大的意見領袖（俗稱 “大V”）習慣于公開討論社會熱點，并引發網民的追捧，他們大都是 “雜家”，雖關注內容廣泛，但并非對每個領域都有專業的研究，對很多公共事務的看法更多是直抒胸臆，甚至信口開河，好勇斗狠。與他們的逐漸衰落相對的是，粉絲數并不很高，卻往往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言的 “中V”群體將崛起，這些人在某一專業有精深研究，能以扎實的學理分析，贏得網民的理性認同，而不是簡單追求 “吸引眼球”。在社會分工更加細化的今天，公眾對專家的期待也客觀上有了更加專業化、精細化的要求，醫生、律師、建筑師，甚至攝影、手工、服裝搭配、裝修、社交心理、演講藝術、新媒體運營等各垂直領域，都逐漸形成自己的 “中V”群體，在專業話題的傳播和輿情引導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三 網絡輿情熱點分布背后的社會特征

從2016年輿情熱點的分布看，熱點由農村向城市擴散、由農民向居民擴散、由傳統弱勢群體向中產或準中產擴散非常明顯。同時，輿情熱點中各種力量發揮的影響，也反映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與社會流動問題。透過輿情熱點可以看出，當前中國社會向后工業化轉型，仍然會創造出再結構化動力，同時，地區、行業、分工等的不平衡，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階層固化等社會問題。

（一）城鎮化和后工業化推動輿情熱點由縣域向大城市擴散

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在2016年前二十大熱點事件①祝華新、潘宇峰、陳曉冉:《2016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載李培林等編 《社會藍皮書——201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229～247頁中，與城市相關的有雷洋事件、A股熔斷機制、山東 “問題疫苗”、網約車新規、校園毒跑道、高考減招風波等，且很多都發生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其關注度也高于在農村、縣域發生的熱點事件。對比前幾年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同類統計數據可見，與城市相關的熱點輿情數量近年來呈逐漸上升之勢，且涉及的城市進一步向一線城市、中心城市集中，而網絡輿論場對縣域及以下地區和境外事件的關注度有所減少。

對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每月熱度排名前50的總共600件輿情熱點事件進行統計，可以測算這一年間各省份的輿情壓力情況，并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2016年，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輿情壓力較上一年度有明顯上升，特別是北京成為輿情高發地區，包括雷洋事件、和頤酒店女生遇襲事件、野生動物園老虎咬人案、女孩痛斥醫院號販子事件等在輿論場上引發強烈爭議的事件，魏則西事件中直接涉事醫院和百度總部也在北京。除了事發地之外，在分布很廣的同一系列事件中，北京、上海引起的爭議和聚焦也最大，如網約車新政、樓市暴漲與調控政策出臺等，而在校園毒跑道系列事件中，雖各地也有發生，但北京學校引起了最大關注。

其二，江蘇、河南、廣東、山東四省輿情事件較多，而這四個省在2016年GDP總量排行榜中都位列前五，可見輿情壓力與經濟總量有較大的關聯性。山東問題疫苗、徐玉玉案等電信詐騙事件，雖然爆發地在山東，但由于城市化和各地社會交往的日益密切，其問題的嚴重性往往涉及周邊省市，甚至全國。另外，像江蘇常州毒地事件、高考減招風波、鹽城龍卷風、“連云港反核”群體性事件等，雖然具體事件的發生地和影響地都局限在江蘇省內，但由于全國各地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或風險，因而備受關注。經濟總量較大的省份，在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牽涉面更廣更深，網絡人口更多，網絡素養更高，表達意愿更強，對于其他省份來說，這有一定的啟示和警示意義。

其三，四川、甘肅等內陸省份，伴隨著近年來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成為重點輿情爆發地。比如四川的涼山懸崖村莊、廣元游船翻沉事件，甘肅的楊改蘭事件、隴南 “官方微博與網友掐架”事件，比起北京、上海、江蘇等地，兩省的輿情事件多半仍涉及農村，似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城市化所處進程。

與地域分布特點重合的是，從不同領域輿情熱度的變化看，公共管理，主要是城市社會管理，也成為最主要的輿情壓力。輿情事件從農村轉向城市，且各省輿情壓力與其城市化進程相關，背后反映的是中國社會整體的城鎮化和后工業化的現狀，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和縣域人口進入城市生活，大城市尤甚，與之相伴的則是輿情熱點和輿情風險的轉移。并且，大城市與發達省份由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熱點輿情幾乎都涉及社會管理與法律，處于城市化中期或經濟相對一般的地區，輿情則更可能涉及農業和農村。在農村，遵循更多的是禮俗、鄉土、民俗、鄉土情誼，而城市社會是法治社會和契約社會，遵循更多的是規則、法律，因此，泛司法和政策類輿情熱點也在慢慢增多。

（二）社會分層與“中產階級焦慮”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的數據①CNNIC發布第39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2017/201701/t20170122＿ 66448.htm。顯示，中國的網民結構的代表性日漸增強，年齡結構、學歷結構、職業結構正在將向中國總人口的結構還原，但受到現實中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加大，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及城市房價成本提升，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降低，階層固化等因素的影響，網絡社會階層分野也逐步體現出來，各類人群線上 “朋友圈”難以形成有效的溝通交流，甚至呈現 “物理隔閡”，這使得涉及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等方面的輿情事件一觸即發，矛盾升級。2016年春節期間，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由“上海女孩”拍攝的光線黑暗的江西農村晚餐照片 （最后證明事件屬于假新聞），引發了巨大關注，這原本只是一個個案，卻因觸發社會 “痛點”而迅速發酵成為公共輿論事件，在網絡上形成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激烈爭議，甚至罵戰，成為網上跨階層和群體話語沖突的典型案例。

輿情事件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也伴隨著利益受損群體從傳統的弱勢群體，如農民工、留守兒童、老人兒童等向社會強勢人群的轉移。2016年的輿情事件，更多地涉及城市居民、中等收入階層關注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人格尊嚴和法治保障等領域，而勞資糾紛、未成年人及弱勢群體保護等圍繞弱勢群體的事件，關注度則有降低之勢。而從各政府職能部門的輿情壓力來看，公安、教育機關依然承受著最大的輿情壓力，股市波動、房價上漲使財經管理部門的輿情壓力上升，旅游、醫療衛生、環保等主管部門的輿情也持續高熱，而這些都是城市新興的中等收入階層最關注問題的主管機構。在很多事件發生后，中等收入階層易產生強烈的 “情境共鳴”，安全感不足，形成 “中產階級焦慮”。與農民工習慣與農村的生活進行比較，獲得“相對收益感”不同，中等收入階層往往是將預期收益與實際進行對比，或將自身與所處城市中的更高收入者或更高地位者進行對比，兩者的差距，便是所謂迷茫與焦慮產生的重要根源。與傳統的弱勢群體相比，中等收入階層更善于使用新媒體進行議題設置，作用于相關輿情事件，促使其傳播力度提升。

（三）年輕網民群體的崛起及其個性化表達

盡管 “80后”“90后”仍是互聯網應用主體人群，然而 “95后” “00后”等更加年輕的新生代網民在2016年呈進一步崛起和活躍之勢，逐步重塑網絡輿論的形態。以微博為例，綜合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歷年為 《社會藍皮書》撰寫的年度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數據，每年參與熱點輿情事件討論的微博用戶的年齡中位數始終保持在23～25歲。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的數據顯示，我國網民過半數為10～39歲的青少年，其中20～29歲網民達到30%左右①CNNIC發布第39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2017/201701/t20170122＿ 66448.htm。。2016年1月，蔡英文當選臺灣地區新一屆領導人之后，有2400萬注冊用戶的百度貼吧“李毅吧”發起 “帝吧出征 ‘臉書’ （Facebook）”行動，8小時內刷出40000條評論，而 “95后”年輕網民成為主體。值得注意的是，帝吧網民在 “出征”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組織起多個職能性的社交網絡群組，參與者被劃分到不同的群組中，分別負責宣傳召集、信息收集、表情包制作、資料翻譯、監督與引導等工作，分工細致，帶有強烈的自組織色彩。在趙薇電影 《沒有別的愛》選角之爭、南海仲裁事件等事件中，“95后”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再次得以表現。這一群體的父輩大多已經完成從農村到城市的社會流動，因而自身對于社會流動的壓力較小，而他們尚未真正進入工作領域，沒有開啟 “中產階級焦慮”，因此更有意愿自由地、個性地公開發聲，未來幾年，隨著 “95后”的成長，他們在輿論場中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四 網絡輿情的引導和管理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不斷提高對互聯網規律的把握能力、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對信息化發展的駕馭能力、對網絡安全的保障能力。網絡輿論的引導再度被擺在了突出的位置。2016年是 “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管理和引導網絡輿情的 “創新之年”?；ヂ摼W治理之道根基就是堅持依法治網。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 （中央網信辦）成立近三年來，一直在通過 “微信十條”“賬號十條”“約談十條”等管理措施的推出推進依法管網的進程，網絡亂象的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移動直播的空前火爆引發了諸多問題，給引導帶來挑戰，2016年中，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央網信辦、文化部先后從各自管理的角度頒布法規，對其加強管理。已經頒布超過10年的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的修訂征求意見稿也已經正式向社會公布，其實施后將對網絡信息傳播進行有效規制，將對輿論引導產生正向意義。

在復雜多變的網絡輿論場中，建立科學的政務輿情監測和回應機制無疑對引導輿論非常重要。2016年下半年，國務院辦公廳先后發布 《關于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和 《〈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兩個文件，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輿情應對時效和處置原則提出明確具體要求。

做大做強主流媒體的網上傳播力，并發展一批有影響力的政務新媒體是輿論平穩有序的基礎和保障。根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獲得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人民日報微博賬號粉絲已逾6000萬，微信公眾號粉絲700多萬，新聞客戶端下載量超1.5億次，而新浪平臺認證的政務微博達164522個，微信公眾號中政務民生類的總量也超過了8萬個，還有越來越多的黨政機構入駐了企鵝媒體平臺、頭條號等第三方客戶端平臺，這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個人賬號居于網絡傳播主導地位的狀況，正面傳播力顯著提升?！袄茄郎轿鍓咽俊焙笕嗽V “侵害名譽”案，抗美援朝烈士邱少云的弟弟訴 “一般人格權糾紛”案先后勝訴，成為網絡輿論扶正抑偏的典型案例。

在人人參與表達的時代，團結引領更多的社會強勢群體在熱點輿情中理性思考、客觀表達無疑有著很重要的帶動和示范作用。繼2015年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把 “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列為統戰對象，2016年，中央統戰部新成立的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工作對象就包括 “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包括新媒體從業人員和 “意見人士”）。通過有效的溝通和交流，促進這些有影響力的網絡個體多以理性、建設性的觀念參與討論，有助于避免其成為謠言、虛假信息和偏激觀點的傳播者，無疑對輿論場凈化有相當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