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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的“第五權力”研究與反思?

2017-01-26 17:05秦博昱
中國媒體發展研究報告 2017年0期
關鍵詞:麗江輿情話語

肖 珺 胡 躍 秦博昱??

W.Dutton認為 “第五權力” (the fifth estate)是相對于大眾媒體為代表的“第四權力”而出現的新的社會力量①Dutton, W, “The fifth estate: the internet's gift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termedia (2013):41.,其主要用來指涉社會大眾通過互聯網的使用所帶來的深刻社會影響,尤其是政治影響。當下,中國社會不斷涌現的網絡輿情事件時常顯示 “第五權力”理論的實踐意義,在這些事件中,以普通公民為網絡輿論發起者和信息中心的輿情演變通常會對社會現實產生明顯的推動作用,有些還最終影響了事件的結果。2016年11月發生在云南麗江,后由當事人2017年1月通過微博發文引發的 “麗江女游客被打”網絡事件可為一例。

2017年1月24日,微博用戶 “琳噠是我”發文稱其去年11月在麗江一家燒烤店吃飯時,遭到十余陌生男子毆打半個小時之久,施暴者還用碎酒瓶劃傷了她的臉部,并在拍攝視頻和言語威脅后揚長而去。1月25日早,“琳噠是我”又連發五條微博,曬出多張面部受傷的照片,并曝光案發時的視頻,質疑當地警方的不作為,隨即引發廣泛的輿論關注。2月18日,麗江市古城區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對董女士作出輕傷二級的鑒定意見,被害人張某、孫某的傷情被評定為輕微傷。3月9日,麗江市古城區人民檢察院對和榮松等六人以故意傷害罪向麗江市古城區人民法院提請公訴。

在該事件發酵的整個過程中,社會公眾通過新媒體平臺生產和傳播的公共輿論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替代了專業化媒體作為 “第四權力”的傳統社會力量,“第五權力”開始呈現其公共權力監督者的積極角色。本文以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為案例,以 “第五權力”理論為基礎,試圖厘清該輿情事件中 “第五權力”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形式,并對 “第五權力”延伸的相關問題進行反思。

一 “第五權力”: 網絡社會中的個人權力與雙向賦權

(一)“第五權力”:網絡社會中的個人權力與政治參與

大眾媒體曾被認為是 “第四權力”,這一概念最初由美國思想家杰弗遜提出。杰弗遜認為,如果一個政府在批評面前站不住腳,就理應垮臺,而(美國)聯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眾的批評,而且有能力抵擋批評。自由報刊應是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制衡作用的 “第四權力”①劉國瑛:《新聞傳媒制衡美國的第四權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23頁。。麥奎爾認為媒體代表了社會上無法直接參與到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普通大眾,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種權力之外,形成了社會生活中的 “第四權力”。專業新聞媒體雖然沒有像其他三權一樣發展成一個嚴密的權力體系,但對政府、各種組織、個人行使權力和權利時的監督制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它既監督政府部門的權力運作,也監督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行為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比其他機構擁有更廣泛的權力②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第45頁。。

有些學者曾強烈抨擊 “第四權力”理論,認為 “華盛頓的新聞記者團”實際上并不是對其他三權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與三權并存的“政府的第四個部門”③陳力丹:《“第四權力”》,《新聞傳播》2003年第3期。。所謂民主社會卻普遍存在著媒體與民主的悖論,進而導致 “富媒體窮民主”④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新華出版社,2004,導言。的社會真實,資本的力量決定著媒介內容,而媒介的監察功能也被認為是 “有選擇的”和 “無關痛癢的”,所以 “第四權力”被斥之為 “偽權力”。正如??略?《規訓與懲罰》所指出的,權力在意識形態的支持下隱匿并蔓延于全社會,話語權仍被牢牢掌握在少數人手中⑤米歇爾·??? 《規訓與懲罰》,劉北成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31頁。。

伴隨數字新媒體的出現與普及,被網絡技術賦權的普通公眾開始擁有發聲的渠道和平臺。數字新媒體更新換代,它們均采用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和傳播信息的技術,并成為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網絡傳播的基本載體⑥肖珺:《新媒體與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脈絡》,《武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2015年第4期。。W.Dutton認為互聯網的本質與傳統媒介是不同的,隨之出現的 “第五權力”也是區別于 “第四權力”①Dutton W.H., “Through the Network of Networks?The Fifth Estat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7) .?;ヂ摼W憑借其技術的革新性、平等化和網絡化提高了用戶的交際能力,無論是組織的還是個人的,此外,互聯網還重新配置了 “第五權力”的渠道②Dutton W.H., “The fifth estate emerging through the network of networks”, Prometheus (2009),p.27.。用戶可以重新配置對信息、技術、人員的訪問,個人通過互聯網構筑 “第五權力”,互聯網則成為一個獨立的、橫跨多個領域的社會責任來源③Dutton W.H., “The fifth estate: Democratic social accountability through the emerging network of networks”, Prometheus (2007), p.27.。

“第五權力”依賴于獨立的個人發布、收集、利用信息和關系的能力,并建立起另外一個權力基礎。他們通過利用互聯網提供的高速化、全球化交流能力和形成社會紐帶分析信息資源的能力,將新的信息和觀點帶入特定的政策討論或者決策中,生成區別于其他權力的多元化呼聲,改變力量平衡④Dubois E.and Dutton W.H., The Fifth Estate in Internet Governance: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of A Canadian Policy Initiative (Paris: Belin, 2012), pp.81 -97.。

(二)“第五權力”的中國實踐與雙向賦權

從理論產生的歷史土壤看,“第五權力”是西方三權分立政治生態的產物,最初脫胎于西方國家的互聯網政治發展與實踐,那么,它能否解釋中國實踐呢?

回顧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互聯網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技術工具已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改革進程,在改善社會治理和促進公民政治參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博客、微博、微信等各類數字新媒體的普及正在推動傳播主體的多元化與權力轉移,權力的想象與實踐成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有中國學者闡述了 “第五權力”的內涵,提出其是相對于 “第四權力”的概念,“即相對于 ‘第四權力’的各種依托于網絡平臺的網民輿論或網絡話語權”①劉暢:《第五種權力》,《書屋》2008年第12期。。以往傳統的新聞媒體具有的輿論監督權力正在向網絡輿論或網絡話語權悄然轉變;且因為任何人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參與、表達與互動,所以 “第五權力”具有自由的天性,是信息自由之子。由此,網絡輿論可以被定性為 “第五權力”,因 “它可以聚攏網民意愿,在傳統媒體之外單獨設置社會議題,引導公眾輿論,最后達到一定社會效果”②劉暢:《多維視角下的新聞傳播理論新探》,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第46頁。。這表明,一方面,互聯網不斷提供新的信息來源和公民參與的渠道,其對社會公眾的賦權極大地推動了公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能力;另一方面,中國的互聯網也對國家賦權。這種同時對國家和社會的賦權被稱為 “雙向賦權”③鄭永年:《技術賦權》,東方出版社,2014,第18頁。。

“雙向賦權”為 “第五權力”的中國實踐解釋力提供了理論依據。從政治修辭的角度看,“第五權力”開始以 “網絡輿論”“互聯網監督”等話語表達方式轉化到中央政府的講話精神、政策決議中。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同志 《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建設網絡良好生態,發揮網絡引導輿論、反映民意的作用”,里面說道:“很多網民稱自己為 ‘草根’,那網絡就是現在的一個 ‘草野’。網民來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W民大多數是普通群眾,來自四面八方,各自經歷不同,觀點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門的,不能要求他們對所有問題都看得那么準、說得那么對?!褭嗔﹃P進制度的籠子里,一個重要手段就是發揮輿論監督包括互聯網監督作用?!瓕W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評,對互聯網監督,不論是對黨和政府工作提的還是對領導干部個人提的,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我們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p>

這表明,國家不僅重視互聯網這個與人民群眾溝通的平臺,更充分正視人民群眾利用互聯網表達觀點、進行監督的政治權力,反復強調互聯網監督對于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正面意義。這既是執政黨對于群眾路線的堅守,本質上也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良性互動,通過 “對話、監督、改善、提升”的動態循環,共同促進國家穩定發展、社會不斷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第五權力”在中國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 “雙向賦權”,其推動雙方在互聯網這一平臺上互動和相互改造,這也正是 “第五權力”的現實意義。

對 “第五權力”理論的適用性認知需要依托在地實踐和社會語境,亦需要建構全球化、數字化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全局視野?!暗谖鍣嗔Α辈粦獌H僅是三權分立政治制度的產物或衍生品,其更大的理論意義在于,抽象出描述公民依托互聯網平臺積極進行政治參與的特定修辭。

可見,“第五權力”理論強調互聯網塑造的區別于 “第四權力”的政治權力,它是分散的個人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由于共同的目的和自發的互聯網使用行為而實際形成的話語表達與社會監督權力,個人的行動是自發而主動的,權力的形成通過多元化的個體話語匯聚而成?;诖?,本文對“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的網絡輿情形成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1:個人如何實現 “第五權力”,即個人通過互聯網使用如何呈現其話語權、監督權。

問題2:“第五權力”的傳播過程有何特點。

二 案例分析:“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與話語研究相結合的方法。

第一,對于微博出現的涉及該輿情事件的話語進行抽樣以獲取話語素材??偟膩砜?,微博涉及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的話語主體包括以下三類:(1)“琳噠是我”,其為事件當事人話語主體,主要通過微博進行事件的陳述并發布個人訴求。(2)“云南麗江警方”和 “古宣發布”。其為政府話語主體,主要通過微博進行公開的信息發布和輿情回應。(3)社會公眾,廣大網民作為社會公眾,積極地以轉發、評論、發帖討論、熱評留言、參與話題等方式深入地進行原創性高的內容生產和推廣。

第二,話語素材的選取過程。本文先是將前兩類話語主體—— “琳噠是我”“云南麗江警方”及 “古宣發布”在2017年1月23日至2月27日所發布的微博文本進行記錄保存,共得到微博文本124條。接著,將社會公眾對前兩類主體所發布信息的回應作為話語樣本,借鑒現有的微博輿情研究框架①謝耘耕、榮婷:《微博傳播的關鍵節點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30起重大輿情事件微博熱帖的實證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3期。,選取前兩類主體在2017年1月23日至2月27日所發布且評論量超過500條以上的微博帖文,從每條帖文中抽取前10條熱門評論,得到539名輿情主體、550條評論文本。為保證一致性和時效性,數據在研究變量確定后的2017年9月統一采集。

第三,新媒體話語框架的建構。借鑒已有研究中的新媒體話語分析框架,將所選取的話語素材分類為:(1)個人信息類;(2)專業人士信息類;(3)集體信息類;(4)組織信息類。②李戰子:《話語分析與新媒體研究》,《當代修辭學》2016年第4期。據此在研究過程中,對不同話語類型的話語素材進行差異化處理。

綜上,本文結合輿情案例分析和新媒體話語分析,建立網絡輿情話語分析框架,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 (1)輿情事件分析。從時間維度出發,對于輿情事件與主體的發展變化以及不同人物、組織和群體進行縱向研究。(2)輿情話語分析。在輿情分析的基礎上,針對每一類的輿情話語,從“言論主體身份特征” “話語評價” “網絡敘事風格”等多個維度進行定性分析?;诖藢蓚€研究問題進行深入解析。

(一)個人如何實現“第五權力”

1.話語權

新媒體為公民提供的現實之外的解決路徑,本質上就是一種賦權,即話語權。而當這種權利得到使用后,由此引發的公共討論和話語表征,最后匯聚成為權力。從權利到權力的轉變,不僅是個體的政治參與和權利意識的覺醒,更折射出社會權力階層的深刻變革。

本次輿情事件中,微博作為直接引爆輿情話題的新媒體平臺,不僅是事件的主要報道者,更是公眾討論、發表意見的核心場所。網民們的參與不僅體現在對事件的關注和閱讀上,更反映在微博熱門話題榜單和相關熱門微博的評論中。且網民有意識地利用微博的熱度機制,通過不斷的評論、轉發、刷話題,擴大事件影響力。清博輿情數據顯示,截至1月25日14時,“琳噠是我”所發布的第一條微博被轉發374843條,評論276982條,微博話題#女子麗江遭暴打#閱讀量達3471.5萬。1月25日,麗江警方發布 《關于網曝 “麗江發生打人事件”調查情況的通報》,引爆此事件的輿情,通報全文如下:

關于網曝 “麗江發生打人事件”調查情況的通報

1月24日晚,新浪微博用戶發布 “麗江旅游被當地人故意毀容”信息后,麗江市公安局高度重視,立即組成工作組專門就網絡反映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

經調查,2016年11月11日5時58分許,麗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祥和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110指令稱古城區祥和路一燒烤店門口有人打架,值班民警迅速趕至燒烤店門口,發現董某某、孫某受傷,隨即與120一道將董某某、孫某送往醫院救治。同時,麗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刑偵大隊民警對現場進行勘驗,并對該案進行立案調查。

經古城公安分局調查,2016年11月11日5時58分許,董某某、孫某、張某在燒烤店吃燒烤時,被在燒烤店吃燒烤的幾名男子毆打,造成董某某、孫某不同程度受傷,隨即古城分局陸續傳喚了6名嫌疑人進行調查,2017年1月20日,麗江市古城區司法鑒定中心對孫某的傷情鑒定為輕微傷。目前,案件事實清楚,主要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依照法律程序辦理中。

對董某某的傷情,根據 《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4.2.2條,以容貌損害或者組織器官功能障礙為主要鑒定依據的,在損傷90日后鑒定。公安機關將根據董某的傷情鑒定結果依法辦理案件。

麗江市公安局新聞辦

2017年1月25日

這條微博通報表明,麗江警方因為公眾通過微博釋放出的強大輿論而采取了 “立即”且 “高度重視”的調查核實行動,許多網民在該微博的跟帖評論中對麗江警方處理此事的速度及回應表達不滿,如網友 “男荒”留言“發微博比報警有用”,被點贊119045次并登上熱門評論;還有網友質疑“輕微傷”的鑒定結果,網友 “GLOSSYBB”在評論中反問 “輕微傷?哪個鑒定的出來我們給你打成這樣的輕微傷?!边@些話語不僅形成個體的意見表達,同時通過微博的熱門評論機制,影響了網民對于事件的初始判斷,也激發了更多人對事件進行討論。

另外,不少網友組成了 “自來水”①網絡用語,指網友自發組成的免費水軍,形容自發地為某種事物或行為進行宣傳。,自發地在各熱門微博的評論中傳播該事件,如 “請關注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自覺抵制麗江!” “這輩子再也不會去麗江旅游。同意的請舉手!”等言論被廣泛地復制和轉帖,#網友抵制去麗江#也一度登上微博話題熱搜榜單,使得 “麗江女游客被打”這一話題實現病毒式傳播效果。有別于傳統輿情事件中的意見領袖,“自來水”的出現,不僅是網民自發進行意見表達的自我賦權行為,更是新媒體事件中大V式意見領袖式微的體現。個體自發地進行傳播的行為,取代了傳統意見領袖所扮演的輿情 “放大器”和 “傳聲筒”的角色,使輿情事件呈現出無意見領袖和自發行動的特點,這正是 “第五權力”的核心特征。

類似意見的公開表達和網民的自發行動,離不開新媒體平臺所賦予的話語權,而隨著網民媒介素養的不斷提升,他們更能主動地利用話語權來傳播意見,推動公共輿論的形成。個人利用信息和關系,通過積極發布回復相關信息參與輿論,形成社會紐帶,提高個人和整個事件的傳播力??梢哉f,話語權作為 “第五權力”的基礎和推動力在該輿情事件中得到充分展現。

2.監督權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作為網民的社會公眾一直對政府的言論和采取的行動自發地進行監督,由于輿論主體的群體數量龐大、媒介使用時間碎片化等特征,這種監督呈現全天候、長時期、高密度的新媒體特色。該事件中,最典型的監督權實踐是麗江當地官方微博回應不當引起的輿論爭議。

2月25日晚,微博上出現一張截圖,截圖中的網友 “記住她的好”留言稱 “永遠不會去的地方就是麗江”,微博認證為 “云南麗江市古城區委宣傳部官方微博”的賬號 “古宣發布”回復說,“你最好別來!有你不多無你不少!”這一言論被網友們挖出后,迅速引來大批網友圍觀和評論。網友“作業的火”評論說 “充分體現了權力有多傲慢”。2月26日一早, “古宣發布”發布消息,否認相關不當言論是區委宣傳部所為,稱 “我部官微僅用于通過正面渠道傳播官方聲音,與網友互動過程中一直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網傳截圖之言并非我部所為?!钡斒氯?“@記住她的好”卻并不認可這一說法,并在回復中表示,“評論是我發的,圖也是我截的。你部微博管理員回復了我和部分網友的評論后又迅速刪除,本人都有截圖?!毕鄬τ谌狈毠澋墓俜酵▓?,這一清晰有力的回應在網絡輿論場上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并最終迫使政府進行二次回應。2月27日下午,“古宣發布”又發出消息,通報對 “古宣發布”此前回復網友 “你最好永遠別來”等不當言論一事的處理結果: “古城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和儉、外宣辦主任李國璋停職檢查,并進行黨紀立案?!?/p>

在整個輿情發酵的過程中,網民個體密切地關注著政府的態度及行動,他們作為政務監督主體一直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在最初階段,網民對政府發布的信息進行集體式圍觀,并通過各種電子參與使相關言論被迅速放大,進而推動該事件成為特級輿情事件。在圍觀的基礎上,他們通過話語權的釋放進行密集而嚴厲的政務批評,如網友 “記者庶民”在 “古宣發布”微博下留言 “如今全國人民都在關注麗江,也是麗江傷害游客心后的結果!你們官方應該清醒地知道是游客養育了你們,是游客鑄就了你們的輝煌和繁榮,假如網傳截圖真是你們的回復,你們這叫 ‘忘本’!”網友們對政府官微 “古宣發布”的激烈質疑凸顯出他們對傲慢的地方政府所給予的監督權反擊。此外,社會公眾表現出理性化的監督行動,他們對政府公布的解釋結果的 “質疑”并非一味地感性批評,而是在網民自發提供的大量證據基礎上,表達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如網友 “王瑤912”就 “古宣發布”微博落款時間錯誤的細節質疑 “可以看到素質問題,日期落款都能弄錯,足以看出對工作的認真程度,對老百姓還會比這更認真嗎?”這種理性化的監督最終推動和迫使地方政府進行進一步的自我審查和處理。

社會公眾借由互聯網使用行為積極地進行政務監督實踐,網民不僅始終高度關注政府在新媒體平臺上的信息發布,更聚焦于事件發生后政府的危機應對和行動。圍觀、批評、克制而理性的監督行動都體現出作為監督者的話語權力實踐。這種監督權的實踐,有別于公民被法律賦予的批評建議權、控告檢舉權和申訴權,也有別于作為 “第四權力”的媒體監督,它是網絡社會中的個人通過互聯網行動而建構的 “第五權力”。

(二)“第五權力”的傳播過程的特點

1.“第四權力”與“第五權力”的合作性生產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 “第四權力”與 “第五權力”呈現良好的互動與融合。社會公眾生產的網絡輿論在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扮演主要推動力量,但以傳統媒體為代表的 “第四權力”仍然活躍,并在輿情發展和事件處置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在監督政府行為中呈現出關鍵性作用。

1月25日,即微博輿情引爆的第二天,《華西都市報》記者聯系當事人“@琳噠是我”進行專訪,發布了第一篇報道 《專訪在麗江被暴打女子:“警方近日將上門做傷情鑒定”》,這是傳統媒體介入該輿情事件的標志之一。隨后,人民網、騰訊網等網絡媒體開始進行轉載報道,并將原標題修改為 《麗江遭暴打女子:無法接受毀容事實已擬好遺書》等較具有奇異性、煽動性的標題,促使該新聞事件在各大傳播渠道迅速擴散,僅騰訊網對該事件的再編輯稿件就得到12793條評論。隨后,多家傳統媒體紛紛加入深度調查的行列,《法制晚報》 《人民日報》等均對事件當事人和地方政府進行采訪。其中,《法制晚報》的報道 《麗江亂象背后:3名旅游官員受處分,國企曝窩案》還特別關注到此前麗江紀檢監察部門發布的反腐成績單,提及3名旅游系統的領導干部曾受處分。這一報道將該事件與 “官員腐敗”“反腐”等公眾高度關注的議題結合起來,“第四權力”不僅主動設置了 “反腐”的議程框架,也表現出從 “反腐”角度開展輿論監督的目標。

在整個輿情事件中,“第四權力”與 “第五權力”的合作性生產效果明顯。他們都聚焦于社會現實,在輿情發酵的過程中實現 “接力”,深度揭示整個輿情事件的真相?!暗谖鍣嗔Α蓖ㄟ^鼠標、拇指將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推送到微博排名前列的熱門話題#女子麗江遭暴打#,“第四權力”的傳統媒體則通過深入的專業采訪,貢獻更多的事實細節,并設置 “反腐”議程框架。兩種權力的合作性生產共同引導輿論,并對政府行為進行多角度的監督。這種交替引爆、共同監督、輿論引導的傳播過程表明,單純地將“第五權力”視為 “第四權力”的權力轉移無法客觀全面地反映社會現實。本案例顯示,“第五權力”視為 “第四權力”并非一種轉移過程,而是共生與融合關系,它們共同實踐的政務監督對事件處置,乃至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公民政治參與產生影響。

2.從解放的權力到權力的無序

“第五權力”在互聯網時代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第五權力”中的信息傳播大多處于一種自發自由的狀態,然而解放的權力也有可能帶來權力的無序。

在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許多網民發布與事實不符的 “小道消息”或 “真相”,如有網友傳言 “打人男子是麗江公安局長的親戚”,也有網友稱 “被打女子是因為個人的感情生活遭毆打”,這些網絡謠言對于司法機關的調查結果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網民的非理性情緒。曾有網民對事件當事人進行人肉搜索,將 “@琳噠是我”的個人信息,甚至酒店住宿記錄公開,并配上文字 “原來 ‘琳噠是我’在麗江背著男朋友用陌陌約炮被打的?真的浪蕩?值得同情嗎?”,將原本聚焦政務監督的網絡輿論導向個人私生活。這一現象表明,網民個體在行使 “第五權力”時,容易被隱私、色情、暴力或戲劇性細節的渲染引導,導致 “第五權力”從政務監督轉移到對個人隱私的消費,私人領域被置于公眾意見的炙烤之下,從而延伸出侵犯個人隱私等權力的無序現象。

3.“第五權力”的內部分化、轉向與再次聚焦

在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的起初,輿論呈現高度一致性。但隨著事件的發展和多方觀點的碰撞,輿情也在發生轉變,權力內部產生分化。

以這一事件中關于傷情鑒定的輿情為例,“琳噠是我”于1月27日凌晨發布微博表示質疑傷情鑒定的程序和結果,且帶有明顯的情感導向:

法醫說了:面部傷情要90天以后鑒定、那么繼續問了、那么身上的傷要什么時候鑒定?法醫說了、民警說傷情在臉部?當時住院有CT,出院有病例,那么身上的傷情是根據病例做的?以后受傷就看病例不需要見傷者本人了?那么到底是鑒定人還是鑒定病例?以后是不是醫院的大夫就可以取締法醫了;民警可以取代大夫?

這一連串的質疑引起了軒然大波,網友緊跟著當事人對當地警方及法醫鑒定的行為提出質疑。緊接著微博知名專業賬號 “法醫秦明”在1月27日上午就傷情鑒定的程序和結果,進行了專業性的回應:

1.法醫鑒定以原發性損傷及其并發癥作為鑒定依據的,鑒定時應以損傷當時傷情為主,損傷的后果為輔,綜合鑒定。有傷時檢查資料,即便愈合好了也不會影響鑒定結論。2.鼻骨骨折伴鼻中隔骨折構成輕傷二級。我之前說過,面部損傷也至少構成輕傷。3.等90天再做面部鑒定是鑒定標準的規定,無論輿論有多熱也不能違反。而且等90天是為了看能不能構成重傷,并不會影響輕傷結論。4.面部如果有明顯疤痕,面部條狀瘢痕 (50%以上位于中心區),單條長度10.0cm以上,或者兩條以上長度累計15.0cm以上構成重傷二級。5.法醫鑒定是需要根據法醫測量明顯疤痕部分的數據進行。醫生對傷口長度大多是估計,只能作為參考,并不能成為鑒定依據。不論多自信,通過照片來估測長度都是不科學不準確的。6.輕傷是劃定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界限依據。是使人肢體或者容貌損害,聽覺、視覺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礙或者其他對于人身健康有中度傷害的損傷。比如斷胳膊斷腿什么的。構成輕傷即為刑事案件。所以,輕傷不輕。

在這條微博發出后,關于傷情鑒定的輿情產生了明顯分化, “琳噠是我”原微博下的評論以偏向受害者的情感化質疑傷情鑒定為主,話語感情色彩上以 “肯定”和 “支持”等正面基調為主,如網友 “全是串”就留言稱 “幾億網友在你身后”;“法醫秦明”微博下的評論則以理性討論和情感化質疑 “琳噠是我”為主,呈現出 “否定”和 “反感”等負面色彩,如網友 “姚_翼”質疑 “這幾天一直在看她各種可憐拉熱門,攻擊說她的人,引輿論導向,本來覺得她超可憐,現在也開始反感她”。

而隨著類似 “法醫秦明”的科普影響力的擴大,分化變成了轉向。一開始覺得 “輕傷”結果不可理喻的網民也逐漸接受法律上的定義和日常語言中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 “琳噠是我”2月23日轉發的自己的傷情報告的新聞微博下,關于結果中的 “輕傷”,評論中網友質疑變少,部分網友認識到 “輕傷不輕”并積極在回復中科普。如,“快手_網紅揭秘”質疑:“我不太明白的是為什么傷成這個樣子還是輕傷,臉部毀容,眼睛打成那個樣子,為啥是輕傷?這能行嗎?你們怎么看?大家怎么看待這件事情,希望國家重視一點可以嗎??”網友 “刀馬啦啦啦”回復他:“司法鑒定的輕傷,和我們日常用語里面的輕傷不一樣。輕傷已經可以判刑了?!焙笃?,隨著傷情鑒定的矛盾減弱,輿論的關注點更加集中,討論的話題又呈現一致性明顯提高。

“第五權力”依賴個人能力來發布、收集、利用互聯網信息和關系,并把信息和關系轉化為傳播能力和監督行為。在同一事件中,由個人匯集的有影響力的聲音往往不止一種,輿論內部也會有分化和轉向??梢?,“第五權力”形成中還是無法完全擺脫意見領袖的影響。換句話說,傳播能力強的個體,其建構的話語權會更加強勢,也能更實質地行使監督權,進而對輿情發展的實際影響更大,這對分散、弱小的個體話語將會產生引導、排斥或同化的作用。隨后,聚合而統一的 “第五權力”話語逐漸趨向平靜。

三 結論

(一)“第五權力”:權力的動態變遷與雙向賦權

傳統輿情分析框架中,輿情事件的主要參與者包括當事人、公眾、媒體與政府機構,其中,媒體作為輿情產生的平臺和工具,政府機構則作為輿情事件的影響對象①王平、謝耘耕:《突發公共事件網絡輿情的形成及演變機制研究》,《現代傳播》2013年第3期。。在新媒體輿情事件中,個體、媒介、公眾和政府機構間的關系則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并呈現權力動態變遷的過程。

首先,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作為話語主體的個人更多地接觸和使用數字化新媒體,并學習利用新媒體發表觀點、爭取個人權益,這實質上是個體接受新媒體賦權的過程,是 “民意走上網絡”的過程,也是 “第五權力”得以產生的根基。此外,社會公眾媒介使用路徑和習慣的轉型,使得新媒體越來越多地成為民意產生的主要平臺和工具,傳統媒體更多地扮演 “擴音器”角色。本文研究更發現,從 “第四權力”到 “第五權力”并非一種轉移過程,而是共生與融合的關系,它們共同實踐的政務監督對事件處置,乃至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公民政治參與產生影響。

其次,社會公眾更多地以網民的身份彰顯自身的 “第五權力”,他們扮演著發聲者和監督者的實質性角色,在輿情發酵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形成相對一致性的公眾輿論和圍觀、批評、克制而理性的監督行動,對不信任的公共機構施加壓力,倒逼當地政府機構進行回應并采取行動。本案例研究發現,互聯網將獨立的、分散的個人行為匯集成有影響力的聲音,“第五權力”在話語權賦予、監督權實踐等方面得到鮮明的體現??梢?,“第五權力”亦能凝聚社會共識并對國家產生作用。輿論監督和互聯網監督,反映的是人民群眾的呼聲,這對國家發展顯然具有積極意義。整個輿論事件的過程,正是 “第五權力”聚集形成、產生作用并實現對國家和社會 “雙向賦權”的過程。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權力并不是絕對和穩定的。

首先,在多元開放的新媒體時代,輿情事件中的話語往往呈現割裂的狀態,現實中的群體沖突投射到網絡社會中,往往會形成沖突、割裂和破碎的話語現狀,無法形成統一的公眾輿論,權力自然無從談起。其次,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公眾對于話題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暫、稍縱即逝的,在新的輿情事件發生后,舊的輿情事件往往被網民們置之腦后,很多網絡輿情事件最后是“一地雞毛”式的結局。在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中,事件發生后 “麗江”一詞的百度指數從 “7416”開始急速攀升,并在1月26日達到頂峰指數 “67532”,隨后一路下滑,到2月12日回到 “9744”的非活躍水平,這種 “峰值型”的輿論熱度,也從側面反映出公眾注意力的短暫性。①百度指數: 《以 “麗江” 為關鍵詞的檢索結果》,http:///index.baidu.com/?tpl=trend&type=0&area=0&time=20170101%7C20170228&word=%C0%F6%BD%AD。再次,伴隨著新媒體的娛樂化和明星大V效應日益顯著,嚴肅的社會議題往往在新媒體上被解構,大量的公眾注意力集中在娛樂、游戲等非公共議題上,這使得 “第五權力”的權力基礎被消解。最后,網絡并非法外之地,隨著網信辦出臺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一系列網絡管理新規,新媒體的發聲形式、相關輿論也會更多地受到監管法規的影響,這將導致 “第五權力”作為監督者的角色更加模糊不定,權力作用也會隨之受到影響,“第五權力”能在多大程度和強度上發揮其政治監督的作用,需要持續觀察。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新媒體時代,仍將出現多種權力交織和共同作用的復雜狀況,作為傳統媒體的 “第四權力”和網絡輿論的 “第五權力”將在網絡社會的輿情事件中共存、融合、分化與轉化,“第五權力”作為獨立而穩定的社會力量仍然需要依托傳統社會延續的權力格局。

(二)“第五權力”的風險與規避

“麗江女游客被打”網絡輿情分析顯示,隨著新媒體賦予每個人發言的權力,權力的無序也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進而降低 “第五權力”改造社會的積極效果??偟膩砜?,“第五權力”表現出如下可能風險。

(1)造謠傳謠,擾亂社會秩序?!暗谖鍣嗔Α奔ぐl公眾自主信息發布行為,但與此同時,缺少事實審核、信息把關等亦為造謠傳謠等不良行為提供了便利。本案例中廣為傳播的 “被打女子系私下約炮糾紛”等謠言正是這一問題的鮮明體現。(2)侵犯個人權利,如隱私權?!暗谖鍣嗔Α备嗟貜娬{個人的話語權、監督權,但亦會滋長侵權行為的發生。本案例出現的“人肉搜索”“微博曝光”等行為明顯地侵犯個人隱私,但我國對此尚無針對性的法律規范。(3)對司法獨立的輿論干預。社會公眾對互聯網的使用,特別是對重大社會事件的政治參與有可能導致媒介審判。本案例中,地方政府的話語轉變較為明顯地受到互聯網監督的影響,以此推定,“第五權力”很可能挑戰司法中立原則。(4)民粹主義和極端化傾向顯現?!暗谖鍣嗔Α苯⒃趥€人權力解放的基礎之上,多元而蓬勃的個人權力也容易導致話語權力的分散。與傳統輿論中的 “第四權力”相比,互聯網匿名、隱蔽等特性導致輿論更容易出現極端化的傾向,“沉默的螺旋”和 “群體極化”等傳播現象時有發生,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也時常顯現。在網民對 “麗江女游客被打”事件的評論中,有些將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的批判上升到對于國家體制的不滿,進而散布極端言論,這類極端化的傾向雜糅在整個事件的輿情演變中。

如何保障社會公眾對 “第五權力”的正當使用,又如何限制和規范無序的權力呢?結合本案例,意見領袖可以作為 “第五權力”理性與規范化的突破口。一方面,通過媒介素養等倫理教化和清晰的法律引導,減少和化解意見領袖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針對嚴肅性議題,應充分挖掘和培育專業性意見領袖,通過提供理性思考與專業信息,促使話題討論建設性地解決實際問題,進而避免情緒化的權力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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