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西方犯罪理論體系之構造

馬鳳鳴

山西財經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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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西方犯罪理論體系之構造

馬鳳鳴

山西財經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犯罪理論體系是犯罪成立要件的體系，是認定罪與非罪的工具性體系。以德日為代表的大陸法系犯罪理論體系有很強的階層性與邏輯性，以英美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雙層次犯罪理論體系具有很強的對抗屬性。本文闡釋了英美法系犯罪理論的辯護機制和大陸法系犯罪理論的階層式結構，以期對我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犯罪理論體系；階層化；出罪機制

一、英美法系犯罪理論體系之構造

由于普通法傳統的影響，英美法系的國家對犯罪理論的抽象研究很少，而是具體的技術研究比較多，認為犯罪的成立要具備諸多的要素。比如有的學者主張，一個行為只有具備了以下七個要素時才能被認為成立犯罪：(1)危害，即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對社會關系的破壞；(2)法定性，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要求，認為犯罪行為所引起的危害應當是刑法禁止的，且刑法不具有事后的溯及力；(3)行為，具體意思是刑法只約束人的行為，思想在所不問；(4)罪過；(5)因果關系，刑法所規定的危害結果由行為引起或導致；(6)一致性，指犯罪行為和罪過同時存在且同時發生。以《模范刑法典》為代表的美國刑法將犯罪心態分為四種：蓄意，即自覺希望發生某種特定結果；明知，就是認識到行為的性質并且自覺去實施這種行為；輕率，指已經認識到并且自覺地漠視犯罪結果可能發生的危險，雖然對此結果持否定態度，但還是實施了產生此種結果的行為；疏忽，相當于我國的過失，指行為人沒有意識到而疏忽大意導致了危害結果的發生。①英美法系的雙層次犯罪理論體系是普通法傳統實踐的產物，其本身與英美追究犯罪的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自然而然地緊密契合。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強調控辯雙方當事人訴訟程序的主導作用，強調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審判機關處于居中公斷的地位，審判活動則依據控方的舉證與辯方的主張進行。被告方在被賦予更多權利的同時也被要求承擔更多的義務，控方只需要證明犯罪的本體條件，辯方則必須證明自己的行為無危害性或者不該負刑事責任?？梢?，英美法系的雙層次犯罪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其司法實踐的基礎上的，才使得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能夠相互制約，達到刑法的秩序價值與自由價值的內在統一。

二、大陸法系犯罪理論體系之構造

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是德國與日本，是以三階層的犯罪構成理論來認定罪與非罪的。根據三階層犯罪構成理論，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經過三個層次的判斷，即只有符合構成要件，違法且有責的行為，才能成立犯罪。②第一層次的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要求犯罪行為必須是符合刑法明文規定的某種犯罪行為，這一層次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相呼應的，是罪刑法定原則在犯罪構成理論中的量化。罪刑法定原則旨在保護國民的人權，禁止刑罰權的恣意與泛濫，決定了犯罪行為不僅是一種危害社會關系的行為，而且必須是符合刑法法規明文規定的構成要件的行為。構成要件是由構成要素組合而成的，構成要素又分為客觀要素與主觀要素。第二層次的判斷，違法性。即犯罪應當具有違法性，這是比事實判斷更進一步的價值判斷。第三層次的判斷，有責性。對于缺乏責任能力或者由于意外導致危害結果出現的行為主體，就不能為之穿上犯罪的斗篷，也就是說，存在責任阻卻事由的場合，行為不成立犯罪。

隨著刑法理論的不斷發展，三階層犯罪構成理論的內涵也發生著變化，進而形成了古典的犯罪構成體系與目的主義的犯罪構成體系兩大代表。古典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的創立者貝林格指出，構成要件符合性是純客觀的評價，并不評價行為的價值，更不評價行為人的內心。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有責性并沒有實質上的交集。而是當行為在符合了構成要件之后，再評價該行為的價值是否違法，從而再進一步評價行為人的責任。古典犯罪理論體系構成要件的純客觀性，使構成要件的內容失之寬泛，降低了其框定類型性犯罪的作用，給滿足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帶來了困難，因為一個客觀行為可能符合數個罪的構成要件，這樣就給司法機關評價犯罪行為的具體類型帶來了困難。針對古典犯罪理論體系中因果行為論的不足，德國刑法學者威爾澤爾提出了目的行為論，創立了目的主義的犯罪理論體系。目的主義的犯罪構成理論，將行為人的主觀內容納入到構成要件之中，也就是說行為人的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必須考慮到行為人的主觀方面。

三、對西方犯罪論體系構建的簡要評價

筆者認為目的主義的犯罪理論體系使三階層體系得到了發展。目的論犯罪體系在進行構成要件符合性時，已經暗含著進行部分有責性的評價，導致三階層逐步評價的順序并未得到嚴格遵守，故該體系在內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筆者認為這樣評價目的主義的犯罪論體系，是因為其認識不到“客觀”與“主觀”的相對性。犯罪理論體系是判斷罪與非罪的工具，判斷的對象是犯罪行為，此時行為主體所表現出來的身體動靜，以及行為主體的主觀意識，相對于判斷者來說，恰好應當是客觀存在并緊密相聯的，行為主體的主觀意識就像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磁場一樣，是真真切切地客觀存在的。而此處對行為人主觀意識的評價，旨在評價行為(包括主觀意識與身體動靜)的類型，從而在否認違法阻卻事由后進一步客觀地，以大眾的標準，來認定行為的危害性，即違法性。當行為具有違法性時，再進一步考慮對行為主體的非難。此時，“違法性”中的“故意與過失”恰恰是對行為主體非難的依據，方才需要考慮到主體的責任能力。綜上，筆者并不認為目的主義的犯罪理論體系存在內在邏輯上的問題。

[ 注 釋 ]

①于改之，郭獻朝.兩大法系犯罪論體系的比較與借鑒[J].法學論壇，2006(6)：7.

②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7.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馮亞東，鄧君韜.德國犯罪論體系對中國之啟示[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9(1).

[4]周光權.犯罪論體系在中國的論爭與發展[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1).

馬鳳鳴(1991-)，女，漢族，山西陽城人，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專業法學碩士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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