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的綜述與展望

陳嬿如+石迪

【摘 要】為了進一步加深對移動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認識，本文對2016年以前的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發現，在研究對象上，移動媒介技術逐漸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普及，其對少數民族群體的影響研究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學界較為缺乏從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的視角對移動媒介使用與影響的長期細致的質化研究。以此為基礎，本文對移動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論視野和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了可行性建議。

【關鍵詞】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移動媒介；綜述

【中圖分類號】 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5 - 0043 - 010

通信是人類生活所有活動的核心。進入新世紀以來，信息技術革命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等新媒體技術迅猛發展，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1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56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僅通過手機上網的網民占比達到24.5%，網民上網設備進一步向移動端集中。隨著移動通信網絡環境的不斷完善以及智能手機的進一步普及，移動互聯網應用向用戶各類生活需求深入滲透，促進手機上網使用率增長?！?[1 ] 移動媒介的普及與應用，不僅提升了人們的信息溝通能力，擴展了人們的社會交往范圍，而且還引起人們交往方式、經驗基礎、社會時空和權力結構等方面的變遷。

在這次技術變革中，移動通信和移動媒介的影響不僅發生在城市，也擴展到了邊遠的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其對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家庭等各個方面帶來的深刻、潛在的影響已經超乎想象，同時也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挑戰。以典型的多民族共居的省份貴州省為例，其共有民族成分56個，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9%，而這些少數民族的76.1%集中在農村社區。據統計，貴州省在2014年底就實現移動電話用戶數突破3000萬，達到3053萬戶，并實現所有鄉鎮覆蓋4G網絡。截止到2013年底，貴州省的電話普及率（包括移動電話）為93.25部/百人，其中移動電話普及率為82.78%。[2 ]258移動媒介的普及，對少數民族群體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以往交通和信息都極為不便的內陸山區中的少數民族群體而言尤其如此。這些聚居在農村社區的少數民族群體的媒介使用、信息獲求和文化變遷，將對全省乃至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本文對2016年以前的移動媒介和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國內外進行文獻梳理和評價，試圖在介紹與評述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為移動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的理論選擇、研究方法適用性與未來方向展望提供支持與建議。

一、概念的厘定與澄清

（一）少數民族農村社區。在對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研究進行耙梳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社區”和“農村社區”的定義。當前，許多學者對此概念模糊、語焉不詳，甚至國家民政部下達的兩個全國性指導文件① 也沒有進行明確界定。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曾把“社區”定義為“那些有著相同價值取向、人口同質性較強的社會共同體，其體現的人際關系是一種親密無間、守望相助、服從權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風俗習慣的人際關系，它不是社會分工的結果而是由傳統的血緣、地緣和文化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其外延主要限于傳統的鄉村社區”[3 ] 53-94?！吨袊蟀倏迫珪穭t把社區定義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區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盵4 ] 356我們認為，社區概念不僅應該強調其屬于地域上的共同體范疇，還應指出其在共同的物質與精神利益上的歸屬感。因此，我們認同學者師鳳蓮對“社區”的定義，即認為“社區是通過社會交往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識的一定區域內的社會生活共同體”[5 ]。

對于“農村社區”概念而言，也有學者提出了不一樣的界定。蓋爾平認為，“農村社區是由一個交易中心與其周圍散居的農家合成的。要劃定這樣一個社區，最好是利用那個交易中心的交易行為所能達到的距離，在其最遠處劃下記號。將這些記號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圓圈，圓圈以內就是一個農村社區?！?[6 ] 113費孝通在《鄉土社會》中認為農村社區是：“禮治秩序，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及熟人社會；無為政治，基層社會結構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構成的網絡?！盵7 ] 22我們認為，學者葉劍平等人的研究定義較為符合本文的研究范疇，即將農村社區定義為“一定范圍區域內的農民共同生活、農習、工作和棲息的一個有秩序的空間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緣的農村文化、習俗、信仰、價值觀念、消費習慣、基本生活設施、經濟社會生活所構成的地域空間”[8 ]。

（二）移動媒介。關于移動媒介的定義，盡管就移動的字面意思而言，可以囊括一系列潛在的移動或者便攜的媒體，比如收音機、報紙、書籍、手持便攜式數字輔助設備（電子閱讀器等），但國外學者一般都基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給出了較為清晰的界定，如Gerard Goggin認為：“關于‘移動媒體我主要的意思是基于蜂窩式移動電話，設備和網絡的類型的介質?！盵9 ] 6而國內的相關專家和學者還沒有對“移動媒介”這一概念進行準確的定義，大都在論述時語焉不詳，因此在核心概念上模糊而混亂。要對“移動媒介”進行定義，首先要從“媒介”說起，因為從較近的源頭看，主要源于國內對“媒體”和“媒介”兩個概念的使用混淆所致，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部分學者認為，“媒體”和“媒介”兩個詞語都來自英文單詞中的“media/medium”，兩者并無概念上的區別，只是使用習慣上有細微的差別。[10 ] 1一部分學者認為作為大眾傳播學的基本概念，“媒體”和“媒介”二者存在著差異。趙炎秋說：“應將傳播媒介與作為傳播機構的媒體區別開來?！盵11] 李煒和謝娟認為，“媒介”和“媒質”、“介質”一起，構成了側重和偏向傳播物質載體方面的含義；“媒體”則多用于社會的“機體”層面，因而“媒體”也更多帶有具體的傳播者、傳播機構、傳播制度等社會機體方面的意味。[12 ]

而學者楊鵬認為：“‘媒體特指大眾傳播媒介，概念的外延較‘媒介稍狹窄一些。（‘媒介的泛指意味濃厚一些，在寬泛意義上還有可能包括親身傳播媒介甚至物理傳播、生物傳播的介質。）此外，‘媒體的‘體字有‘機體、‘個體之意，所以更多的是指大眾傳播媒介的組織結構層面，即特定的一個媒介機構，又可籠統地涵蓋其組織結構和傳播的渠道設施兩大部分?！盵13 ]

我們認為，從概念意義上來討論，作為移動媒介而言，凡是可稱之為移動媒介的載體，都應該具備兩方面的屬性。首先是具備“媒介”的物質屬性特質，即它是移動的、便攜式的信息符號的傳播載體，即通常我們所說的硬件和設備。正如保羅·萊文森所認為的：“無論新舊媒介或介乎其間的東西都需要設備或硬件。思想需要大腦方能傳播和維持。不在腦子里的信息需要設備去創造、儲存、傳播、接收和維持?！盵14 ] 其次是軟件，移動設備終端中各種第三方應用程序，如我們非常熟悉的微博、微信、臉書、推特等社交媒介軟件——現在我們經常稱之為“社交媒體”。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它們只是一種媒介形態和樣式，是我們傳播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并不屬于相對具有主觀性和社會性的傳播機構——媒體。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移動媒介主要指的是連通網絡的、隨身攜帶的、具有可進行大眾傳播應用程序的接入終端，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閱讀器等智能終端是其典型代表，移動媒介能把分散的人群、流動的時空以及海量的信息匯合到一起，徹底改寫了信息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限制，也改變了信息傳播和接受的時空限制，是在較長時期內人類會持續使用與發展的主要媒介形式之一。

二、研究文獻綜述

（一）大眾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的大眾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自傳播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大陸被引進，有關于大眾媒介與農村社會發展的研究問題，就進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1982年開始的有關傳播事業現狀、受眾與傳播效果等諸多調查研究中，均涉及鄉村地區的大眾傳播的問題。[15 ] 2早期的媒介與農村社會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祝建華等對上海郊區農村進行的傳播網絡調查；[16 ] 張學洪等（1988）對江蘇農村進行的關于新聞傳播效力的受眾調查；[17 ] 裘正義對大眾傳播與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研究[15 ]。這些研究大都以量化研究為主，研究結果偏向一般性的描述分析，或是從發展傳播學的理論視角入手，偏重大眾傳播對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以來，大眾媒介與農村社會發展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研究路徑主要有：

1. 從理論上討論大眾媒介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以方曉紅對蘇南農村受眾與大眾傳播媒介接觸狀態的發展關系調查為代表。[18 ] 較為重要的還有：復旦大學與云南大學聯合開展的“云南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關系研究”、 李雙龍的對江南農村家庭的傳播網絡進行研究的“上海青浦調查” [19 ]、緱博和譚英等對全國27個省市區農戶的電視文化傳播進行的研究 [20 ]、張國良主持開展“國家發展與大眾傳播研究” [21 ] 等；

2. 從后現代的文化批判角度，展開大眾媒介影響人們精神生活的文化批判。代表性研究有王曉明的《底層與關于底層的表述（續）——L縣問答》[22 ]、石勇的《被“文化殖民”的農村》[23 ]、趙勇的《印刷媒介與中國大眾文化批判》[24 ] 以及禹建強和李永斌展開的媒體制造大眾文化的批判和論述 [25 ] 等；

3. 從少數民族農村的多元性和異質性出發，對大眾媒介滲入少數民族生活的過程和影響進行研究。代表性研究有：郭建斌[26 ] 和吳飛 [27 ] 對電視與云南獨龍江少數民族社區進行的質化研究；李春霞從儀式的理論角度入手，用民族志的方式呈現彝族社區草壩子的結構及其組織模式的調適；[28 ]姚玉芹通過對內蒙古鄂溫克族牧民的民族志調查，分析電視對鄂溫克人的影響；[29 ] 李苓和陳昌文則通過對中國西部15個鄉寨進行實地調查，對漢藏羌地區媒介使用與社會效應進行了全景描述。[30 ]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呈現了大眾媒介、農村社區或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發展與變遷的整體面貌，但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還不夠，理論視野也欠開闊，難以深描傳播技術變革下社會結構發展的本質問題。此外，電視等媒介進入少數民族農村社會已有較長時間，其媒介影響已經自然化，而對移動媒介的研究還廖廖無幾。

國外的大眾媒介對不同種姓和民族的農村社區的問題研究，因為文化和地域關系，和中國的少數民族農村社區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具體來說代表性研究有：

Kirk Johnson對印度兩個村莊的電視與鄉村社會變遷的民族志調查，分析了電視對農村社區的心理和結構兩方面社會變遷的影響；美國人類學家Hortense Powdermaker在非洲的贊比亞開掘銅礦的小鎮開展了關于廣播和電影的民族志研究； [31 ] Worth S和Adair J在20世紀70年代對居住在美國新墨西哥、亞利桑那、猶他等州的印第安人中的諾瓦霍人的影像實踐進行過研究，提出了“原住民媒體”的概念；[32 ] Kent研究了電視對瓦那霍印第安人鄉村家庭的跨文化影響，發現看電視減少了人們的各種活動；Hartmann和他的研究團隊，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眾傳播媒介對印度鄉村社會的變遷進行了較大型的研究，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媒介的教育功能之上。[33 ] Faye D.Ginsburg則對加拿大因紐特人和澳洲原住民的媒體實踐進行了研究，她把原住民用影像方式所記錄下來的內容稱為“熒幕記憶”，認為“原住民并不使用熒幕媒體來遮蓋過去，而是用來恢復它們的集體故事和歷史”。[34 ]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自我模式和社會認同的視角出發，研究墨西哥裔觀眾和美國白人在收看電視新聞方面的差異等問題。

總的來說，國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播方面的研究，要少于針對其他主流群體的研究。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要少于對本國的研究。

（二）移動媒介研究綜述

國內移動媒介研究綜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手機的普及和應用推動了移動媒介研究的興起，隨著移動網絡和智能手機的應用擴散全球，移動媒介成了又一新興研究領域。世界學術出版排名第五的SAGE出版社，2013年創辦了《移動媒介與傳播》（Mobile Media&Communication）雜志，這份刊物的創刊，代表著學界對一個研究領域的認同和接受，也證明研究者們對移動媒介研究的日益重視。

對于國內早期的移動媒介研究來說，主要集中在：

1. 對手機的概述性研究上。代表性研究有：靖鳴和劉銳對手機的傳播規律進行了論述；[35 ] 田青毅、張小琴把手機作為人類傳播行為的一環，將其置于人類傳播史的進程中，對手機進行研究和考察，并對手機的未來進行研究和判斷；[36 ] 匡文波就手機的相關功能對社會生活以及新聞傳播研究領域產生的影響做了剖析；[37 ] 胡春陽對手機傳播鍛造人們生活和關系的方式，手機技術在人際互動當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細致研究；[38 ] 劉德寰等人進行的“手機人”系列研究，通過對“手機人”族群的深刻描摹，分析手機對于手機人的真實社會意義，窺探這一族群背后所代表的市場趨勢和社會洞見；[39 ] 王萍以中國當代社會為語境，以手機文化為對象，用社會學的視野、歷史學的方法、文化學的思考對手機文化進行全面深刻的闡釋，為我們提供解讀手機媒介的一種角度和這種角度下的即時觀察。[40 ]

隨著移動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影響的不斷拓展，關于移動媒介的研究也越來越廣泛和深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

2. 對iPad等移動媒介的研究。景義新以保羅·萊文森的媒介進化論為理論視角，對iPad的人性化使用與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 [41 ] 另外還有范東升 [42 ]、彭蘭 [43 ] 和石長順 [44 ] 等學者對iPad進行了考察和研究。

3. 移動媒介對個人日常和社會生活的影響研究。如：丁未對生活在深圳的攸縣的哥村中的攸縣司機的ICT實踐進行了跟蹤研究，探尋攸縣司機在掌握了新媒介技術之后如何建構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在ICT基礎上的身份共同體對這個流動民工社群的價值和意義；[45 ] 許璇以社會資本理論為基礎，從深層考察用戶人口統計學特征、移動社會化媒介使用狀況與個人社會資本的相關性；[46 ] 王偉、周浩、雷靂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考察了青少年自我認同與移動媒介使用依賴之間動機的中介作用。[47 ] 值得一提的是，學者孫信茹對云南箐口哈尼族村寨的手機使用進行了傳播人類學的考察，分析了箐口村民手機使用的獨特語境，以及在獨特語境中呈現出的不同社會活動和文化表現。[48 ]

4. 移動媒介對時間和空間的影響研究。如雷蔚真、何睿探討了新技術的產生，尤其是移動媒介的出現和使用，是如何進一步影響了人們的時間觀念以及時間使用方式；[49 ]黃佩、張蓁研究了移動媒介與城市空間的社會生產——創意產業的問題；[50 ]柳慶勇、張金海認為人對自由的追求、對時空自由的信息傳播活動的追求，是推動媒介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對媒介發展遵循時空自由的邏輯進行了探討。[51 ]

5. 移動媒介對學習行為的影響研究。代表研究有：王雙雙的《信息傳播視角下移動學習的影響因素研究》；[52 ] 鄭深的《基于微博的移動學習策略研究》[53 ] 等。

6. 移動媒介的媒介生態問題研究。代表性研究有：蓋納德·高金文、任增強探討與移動技術相關涉的受眾的演變史，重點探討了移動媒介語境中的受眾生態問題。 [54 ]

7. 移動媒介的信息傳播策略與輿論引導研究。如雷霞研究了移動新媒體時代的輿論引導；[55 ] 劉琴以2012年總統選舉為例研究了美國政治選舉中的移動媒體策略；[56 ] 李芳、楊帆則從技術博弈與場景依賴的角度探討了體育傳播移動化探析。 [57 ]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移動媒介技術擴散的普及性相對較高，國外對移動媒介的研究時間也較早，視野更為寬闊，也相對較為成熟。主要研究議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對手機的研究?；羧A德·萊茵戈德在《聰明暴民：下一次社會革命》一書中，論述了互聯網的強大的邏輯和力量從電腦轉移至手機后，產生的全新的溝通模式?；羧A德·萊茵戈德認為：“因為手機的出現，改變了以互聯網為中心的媒體格局，因為手機信息傳播的便捷性，改變了既往的信息傳播模式?！盵58 ] 保羅·萊文森是對手機進行深入研究的開創性學者之一，在《手機：擋不住的呼喚》中，保羅·萊文森將手機比喻為細胞，認為無論走到哪里，手機都能生成新的社會、新的可能和新的關系，同時他也把手機比喻成牢房，使我們無處藏身、隨時待命的囚籠。以手機媒介這把雙刃劍為切入口，萊文森進一步探討了手機和家庭生活的關系。[59 ] 日本也是世界上手機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之一，學者伊藤瑞子研究了日本的手機文化，認為手機傳播強化了親朋好友之間的聯系，并在緊密型社會群體中產生了“電信繭化”效應。[60 ] 美國學者里奇·凌在《新技術、新聯系：移動傳播如何重塑社會凝聚》一書中，研究了在挪威社會里，手機和iPod等移動裝置對都市小群體的公共空間中互動的影響。[61 ] 因手機與人類生活的聯系日漸緊密，延伸出的研究議題還有手機使用、手機短信、手機依賴、手機成癮、手機消費等。

2. 移動媒介與社會關系、社會變遷研究。代表性研究有：里奇·凌通過對移動媒介技術的考察認為，人類必然要利用移動性的啟示，因為它是導致提高社會凝聚力的網絡關系之一[61 ] 10。Gerard Goggin以全球多個地區的實地考察和蘋果手機作為案例，初次研究了移動媒介在當代文化、經濟和政治的交流和互動之間起的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10 ] 1-9曼紐爾·卡斯特等從世界各地的獲取大量經驗研究數據和事實出發，探討新型的通信技術與處于世界各個不同地區文化和組織之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人類生活的相互影響，并試圖研究隨著無線通信手段、人類行為和社會組織的緊密聯系，因此而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環境中人類行為、社會組織出現的新模式[62 ] 2。李·雷尼和巴里·威爾曼認為社交網絡革命、互聯網革命和移動革命這三重革命正在我們身邊發生，并運用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案例全面闡釋了在網絡化個人主義時代人們的生活發生的深刻變革。[63 ] 93-95這類研究以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作為研究中心，關注了技術和人類之間的永恒話題，全球化的視野是中國學者少有具備的。

3. 移動媒介與政治參與和表達研究。這些研究者的主要觀點是：手機短信、拍照、上網和各種社交媒體軟件在社會行動中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因此將改變政治參與和發展的模式。一些著名的案例也使得這種觀點得到了印證，如2005年的倫敦地鐵爆炸案[64 ] 23-40，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案件等，公民普遍參與新聞運動成了移動媒介時代的新特征。魏然認為“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移動傳播者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社會”[65 ] 50-56。另外，還有一些研究關注了移動媒介如何為政府服務，如何加強和市民之間的互動，如何幫助競選等。

4. 移動媒介與青少年文化研究。如伊藤瑞子發現，日本青年的手機使用被掌握在地方權力的幾何結構下，因此，手機和移動通信的特性不是設備中固有的，而由社會和文化背景與權力的關系來確定。[66 ] 曼紐爾·卡斯特也對全世界各個地區的移動青年文化的經驗數據進行了研究，認為娛樂、游戲以及媒體是青年文化的重要因素，“永久在線”的網絡社交則建構了同齡群體，有機會用不同的方法來聯系對青年人的交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62 ] 109-144除此之外，青年的集體認同、時尚觀、主動性的構建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也需要關注在移動通信時代出生的兒童的移動媒介使用情況。

5. 移動媒介與隱私、安全、社會與個人記憶研究。如Oscar Westlund [67 ]（2015）、Didem zkul [68 ]（2015）、Jordan Frith [69 ]（2016）等學者都關注了移動媒介與記憶的關系，Didem重點探索了移動媒介、地方和記憶的相互塑造，Jordan Frith探討了基于位置的移動媒體技術，如何影響個人、媒介內存和地方之間的關系。Dong-Hoo Lee 研究了“移動快照”和私人/公共邊界的問題，他在韓國首爾研究人們如何通過拍照手機拍攝照片并在網絡上分享和流傳，而其觸及的私人和公共邊界的問題是研究的重點。 [70 ]

6. 移動媒介與發展中國家研究。移動媒介在發展中國家的高普及率，使得研究者非常關注這個議題。Jonathan Donner對200多篇發展中國家的移動媒介使用的研究進行分析認為，這些研究主要分為移動媒介使用、影響和互動關系三大方面，范圍則廣泛涉及中國的城市打工者、菲律賓中產階級、尼日利亞企業主等，細致觀察和解釋移動媒介對大規模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71 ] 比如Anna Cristina Pertierra用參與式觀察和訪談法研究了21世紀古巴的移動媒介網絡活動，信息和通信管控下的古巴人民是如何通過移動媒體，快速獲取西方世界的信息和娛樂資料的。[72 ] 英國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對牙買加兩個低收入社區進行了有關手機的調查，并撰寫了《手機：一項傳播人類學的研究》的民族志，深入研究了牙買加社區中，手機作為新的傳播媒介對低收入牙買加人的意義。[73 ] 學者鄒軍認為：“近年來的移動傳播研究，最大的亮點就在這里，因為多數研究都以發展中國家為對象，研究者的視野也超越了移動科技本身，借此來探討發展、現代化和全球化等話題?！盵74 ] 對于中國的研究者來說，本土化的移動傳播問題也可說是絕佳的研究對象。

7. 移動媒介與地方空間、時間的問題研究。Alison Gazzard研究了通過移動技術（如全球定位系統）我們如何重新定義我們的地方，并解釋了隨著改變，我們與地方空間的關系如何。[75 ] Daniel M. Sutko 和Adriana等以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理論、齊美爾的社交性理論和萊赫托寧的街頭社交性理論為視角，探討位置感知的移動媒介，怎樣改變了人們對于城市社交能力的理解，人們又是如何通過其在公共場所協調和溝通的。[76 ] 這樣的研究以人的感知為中心，探討了在移動中時間和空間的相對性，但研究對象多集中在城市，缺少廣泛性，也缺少在多種文化中對這類問題的深入探索。

8. 傳統媒介向移動媒介發展和轉型問題。這是各個國家媒體都面對的共同問題，如Oscar Westlund等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年齡組對單一媒體、跨媒體和不使用之間的差別，探索了傳統新聞媒體如何利用移動設備，抓住新的發展機遇。 [77 ]

9. 移動媒介對傳播研究的重構問題研究。移動媒介不同于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其傳播路徑是橫向的，與大眾傳播的垂直傳播相比是一種人類傳播的新范式。從這個角度出發，一些學者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國內學者鄒軍就移動傳播對傳播研究的重構進行了思考。國外則更為深入，如Klaus Bruhn Jenson認為移動媒介時代一個新的研究范式應該是：誰，做什么，和誰，在什么情境下，為傳播者、情境和傳播幫助維系的社會關系帶來了什么效果；[78 ]李·雷尼和巴里·威爾曼則對社交網絡革命、互聯網革命和移動革命三重革命進行了深入考察。 [63 ]

三、現有研究的綜合評價

（一）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綜合評價

從國內研究來看，我國的大眾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研究因天然便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以近十多年為最，從各自的學科角度和學術視野對其現狀、發展和變遷做出了深入研究，但同時，相對于漢族農村社區，仍存在較大差距，理論水平和研究廣度上都顯得落后甚多。具體來說主要在于：

一是研究深度停留在社會文化的調查和民族志的淺層建構階段，進行田野調查后的成果多呈現為淺層描述性資料，還沒有上升到反思性的深層解釋階段；二是缺乏相應的規范方法，量化研究很少，質化研究使用不夠規范；三是多借用國外理論研究，缺乏本土理論的升華和深化，對少數民族文化主體能動性重視不夠。

而國外的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研究，則有以下特點：

一是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更偏重于實證研究；二是從研究問題取向上來看，更關注少數民族群體的實際利益和薄弱落后方面的問題研究，大多數研究問題都更多從價值關懷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和探討，但是，這些問題大都缺少自下而上的視角，這些問題的研究出發點不是從少數民族內部和本身的立場出發，是以解決西方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困境為起始點的，這不僅無法解決其本土少數民族或發展中國家少數民族本身面臨的困境，也是其理論研究視野和空間的狹隘之處。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國內外的大眾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研究都具有學科交叉研究的性質，而傳播學者在其中做出了出色的貢獻。社區是傳播的基礎單元之一，正如施拉姆所說：“沒有傳播，就不會有社區；同樣，沒有社區，也不會有傳播。使人類有別于其他動物社會的主要區別是人類傳播的特定特性?！盵79 ] 3對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傳播學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文化群體對媒介傳播行為的接受、發展和影響。然而，隨著傳播技術的變革，移動媒介技術逐漸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普及，其對少數民族群體的影響研究可以說還是一片有待開發的學術領地，成了亟待解決的研究問題之一。

（二）移動媒介研究綜合評價

從國內現有的對移動媒介的研究來看，大概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與不足：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規范性的論文較少。除了王偉等人使用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方法從心理學視角研究了青少年對移動媒介的依賴問題，許璇用問卷調查、訪談等方法調查移動社會化媒介使用對用戶社會資本的影響，丁未用田野調查的質化研究方法研究深圳的攸縣出租車司機的ICT實踐等，其他大都以論述為主；二是大都從宏觀層面對移動媒介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雖然研究議題較為廣泛，但缺少以個體差異作為區分的特殊性研究；三是大都關注城市、城市群體或個人的移動媒介使用和影響，或者是媒體機構的移動媒介實踐，對農村或者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移動媒介的使用與發展研究不多；四是研究立足于中國本土問題，但缺少對新的傳播方式變革和社會變遷的整體觀照視角。

國外移動媒介的研究除此之外，還關注了身體、性別、醫療健康、金融支付、融合媒介、媒介設計等方面的議題，研究范圍廣泛而見解深刻。另外，這些研究還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關注的視野廣泛，但不乏“盲點”，如大都關注城市、城市群體或個人的移動媒介使用和影響，缺少對農村或者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研究，這也是以曼紐爾·卡斯特為代表的學者全球經驗數據的“盲點”之一，盡管他把目光投射到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城市當中的亞文化群體，但卻沒有關于少數民族群體的論述和研究；二是研究或采取全球化宏觀視角，或采取個別或少量樣本的微觀視角，中觀的群體和社區的研究不多；三是定量的數據性研究居多，也意味著對媒介效果的研究居多，有關于移動媒介對日常生活的構建的研究偏少；四是從方法上看，現有研究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一部分基于歷史文獻和主觀分析泛泛而談，極小部分使用質化研究方法?；跉v史文獻和主觀分析的研究或者可以將現實狀況的輪廓大致呈現，但是缺少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動媒介的具體描述，同時也缺乏足夠的研究證據；量化研究或者可以體現某一時空凝固點上移動媒介使用和效果的量化統計數據，但是缺乏人們在自然情境下發展變化的生活細節。因此，我們認為，目前研究界較為缺乏從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的視角對移動媒介使用與影響的長期細致的“質化研究”。

卡茨在《為什么美國社會學拋棄了大眾傳播研究》一文中曾尖銳地批評道：“大眾傳播研究在分析大眾媒體時視野狹窄，將社會學的視角拋在一邊。社會情境被忽視，媒體的使用被作為相互隔離的人們之間的孤立行為來進行研究?！盵80 ] 在《移動媒介與傳播》雜志的創刊號里，魏然撰文呼應了卡茨的觀點，認為移動電話作為無線通信系統和人類溝通可攜式平臺的出現似乎已改變大眾傳播的經典定義。[65 ] 因此，移動媒介在具體情境中的使用與影響，已成為大眾傳播學亟須解決的問題。

四、關于未來開展移動媒介與少數民族農村社區問題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在研究方法上，一是可以運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研究。目前，有關于移動媒介的研究主要是量化的經驗研究。研究者試圖把影響移動媒介或受移動媒介影響的變量分離出來。大量的經驗化研究為我們理解移動媒介和社會文化的變遷做了杰出的貢獻。但是，我們同時也需要以質化的，或者說更具有整體性的方法來理解移動媒介的作用，尤其是文化層次相對較低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二是可以拓展優化現有研究方法，比如，可以采用個案研究，也可以使用多案例的田野比較（多點民族志）。比如由英國社會人類學“曼切斯特學派”開創、麥克·布洛維重建和發展的“拓展個案法”，其對個案研究法的擴展體現在四個方面：“從單純的觀察者向參與者拓展，向跨越時空的觀察拓展，從微觀過程向宏觀力量的拓展，理論的拓展?！盵81 ] 擴展個案法不僅可以規范性地描述日常生活這樣的微觀層面，將一般的社會情境作為考察對象，同時還試圖研究這些微觀層面是如何由宏觀層面所形塑和建構的，希冀能突破傳統個案研究無法產生普適性的缺點，用個案來修正現有理論，產生新的一般性理論。

在理論視野上，一是可以帶著理論進入田野。一般來說，學者提倡民族志要兩手空空地入場，在田野中去發現理論和總結理論，但比如麥克·布洛維的擴展個案法的核心特點就是要“將理論帶進田野?！痹跀U展個案發中，理論決定了介入的方式，整個實踐過程需要理論作為指導，重構理論則是最終目的；二是可以運用多種理論視角來對一處田野來進行研究和闡釋，多種理論視角將對個案和單個的田野更具闡釋性，將其放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來獲得更深入的理解。

在未來研究方向上，一是要關注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少數民族農村社區的移動媒介使用；二是關注少數民族農村社區原來的組織結構、權力格局在移動媒介時代的改變，尤其是其中社會資本格局的改變；三是要關注地方性知識和技術社會變革之間始終存在巨大的張力結構，少數民族農村社區將在傳統和技術的互動中，不斷建構新的文化和文化表達方式，這是我們需要理解和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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