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像：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和平使者”

◇ 仇盛 吳曉歐

屈原（約前340—前278）是中國文學史上愛國主義與浪漫主義并存的詩人，也是一位具有悲劇命運的諫臣。屈原留下以《離騷》為代表作的詩歌二十五篇，作為寶貴的文學財富，后世知識分子無不從這些詩篇中得到精神與文化滋養。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并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精神來激勵自己。普通民眾更是在每年的端午節寄予對屈原的追思與紀念。從文化傳播的廣度、深度來講，“屈原”這一符號形象在中國社會各階層深入人心。新中國成立之初，國際局勢依然緊張，國內環境也錯綜復雜，并不安定太平。在爭取和平穩定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努力在國內和國際上開展維護和平之事務，1949年10月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成立，郭沫若（1892—1978）任主席，又在1950年11月參加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并加入同年成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法國人F.約里奧·居里（1900—1958）任主席，中國人郭沫若等其他國家的和平人士任副主席。在郭沫若等人的推動下，借“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評選的機會將屈原這一愛國詩人，介紹到世界舞臺。在推舉屈原這一形象的過程中，藝術家蔣兆和（1904—1986）、傅抱石（1904—1965）、劉旦宅（1931—2011）等人均為外交需要或個人理想追求繪制屈原像，由此屈原像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世界舞臺上的“和平使者”名片。

一、蔣兆和《屈原像》與世界和平理事會

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和平理事會可以說是一個政治性組織，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世界和平理事會及其世界和平大會一直是中國政府重要的外交舞臺。1953年，正值屈原逝世2230周年，此時郭沫若正任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副主席，加之他對屈原已有較長時間的關注與研究，便極力在世界范圍內宣傳屈原這一歷史人物。該年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將屈原與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1473—1543）、法國文學家拉伯雷（1494—1553）、古巴作家何塞·馬蒂（1853—1895）作為年度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并在各國展開了一系列紀念活動。根據1953年《光明日報》報道顯示：會場懸掛了由蔣兆和繪制的巨幅《屈原像》，這也是蔣兆和所繪屈原形象在國際舞臺上的首次亮相。從報紙上可知會場懸掛的《屈原像》為半身像，而非蔣兆和所繪制作的屈原全身像。同年9月，世界四位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馬蒂紀念展覽會在北京圖書館開幕，1953年9月29日的《光明日報》報道情況：

傅抱石 屈原像圖卷 58.2cm×83.7cm 紙本設色 1942年 南京博物院藏

在北京圖書館展出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紀念展覽會已在二十八日開幕。展覽廳的正中懸掛著屈原、哥白尼、拉伯雷、馬蒂四幅巨大的畫像，畫像下面布滿了鮮花。在這里陳列了近百幅有關這四位文化名人的圖片和著作、他們的原著和各國文字的譯本。這些圖片、書籍都有詳細的說明和解釋。

展覽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屈原的圖片。其中有蔣兆和繪的屈原像和木刻的屈原像，有清代門應兆繪的屈原的《離騷》插圖多幅……

可以得知蔣兆和所繪《屈原像》再次在國內展出。借此大會，中國郵電部發行了紀念郵票《C25K世界文化名人》，由孔紹惠、唐霖坤雕刻制版，該版郵票的屈原形象則直接取貌于刊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歷代古人像贊》中的屈原形象。

郭沫若題劉旦宅畫屈原像 1957年

蔣兆和 屈原像圖軸 紙本設色 1954年

蔣兆和之所以繪制屈原像，且繪制多幅，起因與郭沫若的邀請密切相關。謝蔚明（1917—2008）的回憶文集《雜七雜八集》和《那些人 那些事》有如下記載：

……紀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大會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主辦單位是中國和大、全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等五個團體。郭老（沫若）是中國和大主席，又是全國文聯主席，1951年底他繼宋慶齡副主席后獲得“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獎金”，蜚聲國內外，所以由他親自抓這件事。9月下旬開會，會場上要掛屈原的畫像，本來是請蔣兆和（中央美院教授）畫好的，郭老看后認為不理想……為什么不滿意這幅畫呢？郭沫若說：“蔣兆和畫了不少很好的人物畫，在國畫界也是大家，這次請他畫屈原像，他也盡了很大努力，連畫了好幾幅，這一幅就是從中挑選出來的，人物氣質性格都表現出來了，筆墨技巧也好。我覺得美中不足的是，從人體解剖學角度看，人物肢體的長短比例，是經不起推敲的?！惫粢贿呏v，一邊指點著讓兩人看，談話大約近一小時，結論是時間緊迫，趕快把蔣兆和找來，請他按照人體比例把這幅畫修訂好使用?！?〕

可以得知這是蔣兆和為“世界四位文化名人大會”繪制屈原像之后再次為“紀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大會”所作的屈原全身像。大會上展出的《屈原像》的具體面貌因材料缺失無從觀其真容，但我們從帶有郭沫若1953年題詞的《屈原像》便可知一二。此畫作中屈原的形象更接近于明代陳洪綬（1599—1652）的木刻版畫《屈子行吟圖》中的屈原，在無背景襯托下著重對人物進行寫真式的描繪。蔣兆和筆下的屈原面貌清癯，眉宇間匯集著愁滿山澤的糾結，人物因內心活動而牽連的面部表情的細微變化，蔣兆和將其躍然紙上。這種表現手法是蔣兆和進行歷史人物創作的慣用方式，從他的著述中便可見其心跡：

塑造一個形象，和社會有關系，當然在造型上怎樣體現個人情感是主要的。用舊形式倒無所謂，但現代畫家畫古人，不管從造型上、手法上都要有時代精神。畫古人也要從生活出發，離開了現實生活，就不能體會古人的思想感情?？筛鶕F實人物的形象，修改、充實其內在精神，不然就是一個概念的形象，畫出來就不能感人?！?〕

蔣兆和受世界和平理事會之托創作的多幅《屈原像》，一方面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確立新中國愛好和平及文化悠長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蔣兆和創作的單幅《屈原像》被印制成宣傳畫全國發行，也滿足了社會公眾對屈原這一愛國詩人的喜愛和敬仰之情，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國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形象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的文化自信。

二、傅抱石《屈子行吟圖》與郭沫若之屈原研究

如果說蔣兆和所繪制的《屈原像》是應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命題創作，那么傅抱石所繪的多幅《屈子行吟圖》則是他個人對屈原歷史價值之認同，也是對郭沫若研究屈原、積極宣傳推廣屈原文化的反映。傅抱石首幅有關屈原形象的畫作靈感來源并不是受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倡導影響，早在1942年便創作了多幅《屈原像》，其中之一現藏南京博物院。首幅《屈原像》的創作動機與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息息相關。1942年“在《屈原》劇本完成后的兩三個月間，郭沫若又完成了系統的長篇著作《屈原研究》，并將《離騷》譯成白話文，顯示出過人的才情和旺盛精力。為了表達對郭沫若的支持和對國家的熱愛，傅抱石在《屈原》公演不久后，深受鼓舞，產生了強烈的情感共鳴。兩個月后，他苦心經營了他生平第一幅《屈原像》，旨在共同喚醒國民的抗戰情緒與民族精神”〔3〕。同年7月，傅抱石邀請郭沫若為該幅《屈原像》題跋：“拙作《屈原像》大幅，曾四易其稿，畫屈原之江濱將投入前情景也?！笋岩蜒b成，擬求公賜長題?！薄?〕郭沫若欣然接受了傅抱石的請求，遂即興創作三十八句五言長詩：

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三戶可亡秦，奈何不奮起？吁嗟懷與襄，父子皆萎靡。有國半華夏，篳路所經紀。既隳前代功，終遺后人恥。昔年在壽春，熊悍幽宮圮。銅器八百余，無計璧與珥。江淮富麗地，諛墓亦何侈！無怪昏庸人，難敵暴秦詭。生民復何辜，涂炭兩千祀？斯文遭斫喪，焚坑相表里。向使王者明，屈子不讒毀。致民堯舜民，仁義為范軌。天下安有秦？遑論魏晉氏。嗚呼一人亡，中國留污史。既見鹿為馬，常驚朱變紫。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國決不亡，屈子芳無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

此后，傅抱石將屈原這一歷史形象及其文學作品作為他藝術創作的重要線索。每逢端午節，以示對屈子紀念，傅抱石多創作“屈原像”，幾乎已成習慣。1953年，在郭沫若等人推舉下屈原入選當年度世界文化名人，作為好友的傅抱石隨即便做出反應。傅抱石1955年10月曾給郭沫若夫婦書信：

沫公、立群夫人：

……上月廿六日晚，又一次光榮地接受了保加利亞畫家韋涅夫同志、詩人彼得若夫同志（得以五五年文化協定的執行來華訪問參觀）的專誠訪問，對我□公四二年賜題之《屈原像》（畫像已換，用□公原題，重裱）及五三年所作的《搶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諸拙畫，備至稱許。因曾索觀五四年、五五年的創作，晚今年無所成，只舉去年為“和大”諸作，謂現在北京云。順此奉聞，想必邀嘉許也?！?〕

傅抱石將1953年創作的《屈子行吟圖》與1942年郭沫若所題的五言長詩重新裱為一體，常年留存身邊。

通過對比傅抱石分別于1942年創作的和1953年創作的《屈子行吟圖》可以發現：二者皆將主人公形象定格在《楚辭·漁夫》之“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句上，但構圖形式與空間表現則完全不同。前者《屈原像》將屈原置身于蔥郁雜亂的蘆草叢中，蘆草幾乎掩住人物的三分之一，屈原披發行吟淹沒在占據畫面二分之一的“滄浪之水”與蘆草叢中，畫面籠罩著凝重蒼涼的氣氛，屈原被放置在一個被仰視的角度，中鋒用筆，具有沉重的力量感，傅抱石通過透徹了解和嚴謹創作表達了對屈原的仰慕和崇敬。后者《屈子行吟圖》則明顯具有陳洪綬之遺風，人物形象偏于清瘦修長，弱化了之前江水和蘆草叢占據畫面的空間范圍與表現程度，以接近于平視的視角著重刻畫屈原的面部表情與精神狀態。在此畫中可看出傅抱石一改之前的中鋒用筆，而是用其擅長的散鋒，以松動的筆意，描繪出屈原心中的憤懣，較1942年的《屈原像》更為深沉含蓄，直抵屈原的內在精神境界。

傅抱石在屈原這一形象塑造上，一方面集結了他對歷史人物畫創作的深刻體驗，這離不開他對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了解古人思想而萌生的心靈互動，他曾言：“刻畫歷史人物，有它的方便之處，也有它的困難之處，畫家只有通過長期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體會，心儀其人，凝成而像，所謂得知于心，然后形之以筆，把每個人的精神氣質性格特征表現出來?！薄?〕另一方面，有郭沫若這樣在世界上大力推舉屈原作為和平與文化使者形象的摯友高頻度的研究與宣傳，傅抱石對屈原及其文學作品的關注與創作熱情只增不減，推動了屈原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和平使者”形象的進程。

劉旦宅繪《屈原》連環畫泰文版本內頁

三、劉旦宅《屈原》連環畫與和平外交政策

劉旦宅與蔣兆和、傅抱石相比，按年齡應屬晚輩。因其畫工精良，20世紀50年代初他進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供職，1954年劉旦宅為該社繪制《屈原》連環畫，并于1955年連續出版了中文、英文、泰文三個版本。50年代初正值郭沫若為宣傳屈原的炙熱時期，根據《郭沫若題畫詩存》記載：“回風暗淡，洞庭落木，問天天無語。愿吐盡心頭烈火，焚卻宇宙之索莫。一九五七年秋題劉旦宅同志所畫屈原像?！薄?〕身處上海的劉旦宅也因創作屈原像而引起郭沫若的注意，并為其畫作題詞。

結合劉旦宅《屈原》連環畫的創作時間和發行時間的國內與國際時局背景來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發行行為，為屈原這一歷史人物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和平使者”名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內傳與輸出的作用。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在1953年以來國內“屈原熱”的大文化背景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55年發行的《屈原》連環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的一部介紹屈原生平的圖文并茂的連環畫冊，在為社會民眾普及文史知識的同時樹立了愛國典范，為國內自上而下的屈原宣傳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其二，該社出版發行的連環畫內文語種：英語、泰語，似乎與當時的國際時局有著密切的聯系。使用英語發行，相對比較容易理解，為了與歐美國家進一步在文化上進行溝通，作為一種文化輸出的手段，用歐美國家慣用的英文發行，在文化接受與辨識上更為便捷，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為何用泰語發行，可能與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外交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20世紀50年代，中泰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分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美國在東南亞組建集體防務條約組織，總部設在曼谷。泰國披汶·頌堪政府追隨美國，并不承認新中國。根據新華網報道：“1954年10月和1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會見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時，請他們轉告泰國政府，中國愿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泰國建立和平友好關系?！薄?〕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努力向近鄰泰國伸出橄欖枝。1955年萬隆會議后，同年12月中國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和泰國總理披汶·頌堪的首席顧問?！づ了Z泰在仰光簽署了共同聲明。聲明指出：“中泰兩國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系?！薄?〕

通過以上中國與泰國的外交背景的分析，可以明確一點，新中國在成立初期積極向近鄰國家建立和平共處的外交關系，借用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平臺，以屈原形象為使者，中國已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內的國家樹立了“和平外交”的形象。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發行的泰文版《屈原》連環畫便合乎情理，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

綜上，無論是1953年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特向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贈送由徐燕孫所作的《屈原像》〔10〕，還是世界和平理事會會場上頻頻出現的蔣兆和所作《屈原像》，乃至傅抱石受郭沫若鼓舞所作多幅《屈子行吟圖》以及為和平外交做出努力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劉旦宅所繪泰文版《屈原》連環畫，都可以看出藝術作品參與社會生活的作用，中國古代屈原這一歷史人物，轉換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和平外交的一張名片，圓滿完成了其“和平使者”的使命，從這個角度來講，圖像的力量是偉大的。

注釋：

〔1〕謝蔚明《雜七雜八集》，武漢出版社2000年3月版。

〔2〕蔣兆和《名家講稿—蔣兆和寫生講義》，蔣代平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8—19頁。

〔3〕萬新華《傅抱石繪畫研究（1949—1965）》，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85頁。

〔4〕郭平英《郭沫若與傅抱石：交相輝映詩畫魂》，《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6期，第61頁。

〔5〕葉宗鎬《傅抱石美術文集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550頁。

〔6〕傅抱石《陳老蓮〈水滸葉子〉序》，《傅抱石美術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49頁。

〔7〕郭平英《郭沫若題畫詩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0頁。

〔8〕〔9〕 新 華 網 國 際 頻 道，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23/c_127725553.htm。

〔10〕魏洲平《向世界和平大會贈送屈原畫像始末》，《中華讀書報》，1999年8月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