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像民族志
——古滇青銅器呈現的歷史現場

鄧啟耀

(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鑄像民族志
——古滇青銅器呈現的歷史現場

鄧啟耀

(中山大學 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從視覺人類學角度，把古滇青銅器看做一種視覺性歷史文獻閱讀。這些青銅器大多為祭器、禮器或包含較多社會文化信息的飾品。在銅鼓、貯貝器蓋的鑄像、刻紋及大量青銅扣飾上，以直觀寫實的具象性敘事形式，呈現了關于古代滇人及其他族群生產、生活、族群關系、戰爭、祭祀等歷史現場。通過對它們的再度觀看，討論古代民族以鑄像(包括鐫刻)形式進行“類民族志書寫”的敘事特點。這種“書寫”，主體是寫實的，它們真實還原了古滇族群的社會生活，許多情景仍然可以和現代的民族志調查形成互文關系；其次，銅片上的圖像記事展示了古滇族群以圖敘事的傳統，它們為圖畫文字的形成打下了基礎，至今某些民族還在使用的圖畫文字與此一脈相承；最后，正如那個時代流行的敘事風格一樣，它們又兼是和神話、巫術與信仰雜糅在一起的，以具象鑄像暗示特定象征意味的寫意性視覺表達。

古滇青銅器;鑄像;歷史現場;類民族志書寫

中國青銅時代，因區域和族群文化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造型系統。如殷商青銅器，多以饕餮、云雷紋等抽象夸張的象征方式傳遞其權力、信仰和倫理觀念等信息；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面具，在具象與變形之間讓看到它們的每一個人感到莫名震撼，那些詭異的面孔使虛幻的神話變得觸手可及；古滇青銅器以直觀寫實的方式描述那個時代各民族生活、戰爭、信仰和民俗等內容，造像具有強烈的現場感和濃厚的鄉土氣息，讓人如同看到兩千多年前銅鑄的民族志立體“老照片”。

在云南省博物館和云南江川青銅器博物館，帶著崇敬，我為云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古滇青銅器深深折腰。細細觀摩這些貯貝器和銅鼓上的造像，一個個具體實在的古代部落社會的生活場景，活生生呈現在我們面前。不用推論，不用猜測，記敘的人物事件明明白白，連細節都刻畫得清清楚楚。這是置身歷史現場的人們留下的重要視覺“文獻”。

我們不妨瀏覽一下古代滇人用青銅敘錄的鑄像文本，看他們究竟“書寫”了一些什么內容。

一、古滇青銅鑄像呈現的歷史現場

(一) 生境與生計模式

對考古學資料的物候學解讀，可以幫助我們還原過去時空中的許多情況。物候學家竺可楨通過對黃河流域生物化石等考古資料的研究，推斷黃土高原早期的生態狀況。那里曾經是綠洲，出現過一些只有在水草豐茂的環境中才能生存的動物。[1]由物候讀自然史，故“花香鳥語，草長鶯飛，都是大自然的語言”*此處參考竺可楨《一門豐產的科學——物候學》一文，刊于《科學大眾》1963年第1期；后改寫為《大自然的語言》收入中學教科書。。古滇青銅器十分寫實地表現了大量具有區域性物候特征的動物，以及一些鐫刻的針葉、闊葉類樹木和卷草、荷葉等植物。這些物種在亞洲南部較為常見。透過這些物種，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云南的生態狀況。那一定是一個森林茂密、漫山遍野都是野生動物的世界。

鑄造古滇青銅器的匠人十分熟悉的造型對象是虎、豹、狼、熊、狐、貍、蛇、鹿、巖羊、野豬、水獺、蜥蜴、孔雀、鶴、雉雞、布谷、鴛鴦、犀鳥、鵜鶘、鷂鷹、貓頭鷹、鷺、鶯、燕、雀、鷗、穿山甲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珍禽異獸，各種水鳥、魚、蝦、蛙、蚌、螺、兔、鼠、蟬、蜜蜂、蜈蚣、甲蟲等更是信手拈來。動物鑄像多采用圓雕和高浮雕的形式表現，或以飾紋刻劃的形式出現在各種器物的表面。用各種動物裝飾的青銅器，也在各種器物中出現，如銅鼓面常有蛙、翔鷺等裝飾，甚至如針線盒和針線筒那樣極小的器物上竟也鑄以動物裝飾。而一些器物的整體結構則直接利用動物形狀造型，如?；~案、二牛頭二臥牛銅扣飾，三水鳥銅扣飾等。

古滇青銅動物的造型除了一些單獨某一種動物的圓雕之外，還有不少動物群的組合，表現動物界互為生克的關系。各種動物相與搏擊的形象，被刻畫得具體生動，透露出一股濃烈的荒野氣息，鑄造者應該也是個見多識廣的好獵手。如二獸噬鹿銅扣飾、三虎背牛銅扣飾、二豹襲豬銅扣飾、三獸襲羊銅扣飾、猛虎襲牛枕、虎牛銅案、水鳥捕魚銅扣飾等等。尤其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臂甲，其上鐫刻著許多動物。這些動物之間互有關聯：公雞啄食蜥蜴，豹子吃雞，野豬咬住老虎的尾巴，老虎撲向有叉角利爪和扇尾的不明動物，倉皇躲避的鹿和猴子似又控制著魚蝦……它們處于某種相互依存、弱肉強食、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鏈”關系之中。

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使狩獵仍然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獵殺在古滇青銅器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晉寧石寨山17號墓出土的“獵虎銅扣飾”敘述了一次奇特的獵虎經歷：獵者八人(其中一人殘失)，均身著虎皮或豹皮制的獵裝，髻飾也是數尺長的翎飾(看來長翎之飾是當時的時尚)，佩戴大耳環和多道手鐲。其中四人以長矛戳伏一虎?；⑸硪褞в写┐绦馗购秃笸鹊膬擅患?。一人被虎咬住倒地，但手中的短劍仍刺入虎頸。一人以雙手拖拽虎尾，一犬撲虎背。另一人操一弓，高蹲于一橫木之上。最為特別的是，其中四人均騰出左手，三人各撫住左耳后側的翎飾，一人用手閑搭于另一人肩上。如此緊迫形勢，這幾位老兄還那么著意保持長翎冠冕的堂皇儀容――形勢再亂，“發型”不能亂，難道也是那個時代的追求？“野豬銅扣飾”的獵手就沒有那么從容不迫文質彬彬了，正如滄源巖畫上那個被野豬追咬的倒霉獵手一樣，這枚扣飾敘述的是一次得失摻半的獵事：狂怒的野豬咬住一獵者，獵者雙手緊抱獵犬，但已求救無效；另一獵者持匕首猛刺野豬后腿，一獵犬則拼命撕咬野豬腹部。兩獵者均梳螺狀高髻，佩戴大耳環和多道手鐲，身著系腰長褂，有深條塊形紋飾，似為皮甲。膝下系飾獸尾，光著腳丫，腳下飾一長蛇。

江川李家山13號墓出土的“獵鹿銅扣飾”是兩位滇人獵手的狩獵紀事：兩人高髻長翎，悠然而有貴族氣派。他們騎馬持矛，帶著獵犬追擊獵物，長矛已經同時刺進了鹿的身體。

盡管狩獵是一個頗具刺激性的題材，農耕與畜牧，卻是滇人成熟的生計模式，已經相當發達并與相應的社會組織和祭祀儀式結合在一起，成為國之大事。古滇青銅器敘述的農耕大事紀有：

春耕與“祈年”。春耕是所有農業族群極為重視的農事，也是權力、科技和信仰集中體現的時刻。因此，上至帝王，下至鄉村或部落酋領，誰卜算節令和時辰，誰保管和分發種子，誰第一個破土撒種，使用什么祭器和農具，都有詳細規定。石寨山銅鼓型貯貝器器身鐫刻的春耕圖，已為考古學家反復論證并與民族學調查資料形成互文關系，如“初耕儀”“籍田”“親耕”，均為春耕與“祈年”的重要儀式。[2]

秋收與“報祭”。石寨山一件貯貝器上，鐫刻了滇人集體勞動運糧入倉的情景：畫幅左面兩位身穿條紋半長衣的婦女，從兩堆糧囤上取下糧包，交給一些穿同樣衣服、光腿赤足的婦女。唯其中一位穿長裙披裹長披風，與眾不同。她們或直接把一兩包糧包頂在頭上，或用籮筐裝盛數包再用頭箍頂著運送。糧食運送到右側井干式建筑的倉前，側面入口處一位男子接糧入倉。屋頂有鳥歡鳴，倉側有母雞帶著小雞啄食撒落地上的谷粒。從男子腳下用獨木砍鑿的樓梯看，糧倉應處于較高位置。這與《史記·西南夷傳》載滇中一帶民族過著“耕田有邑聚”[3]的農耕生活完全吻合，和當代云南濕熱地區少數民族儲藏糧食的情況也很相似：脫粒、揚場、晾曬一般在田地附近，糧倉在村寨里。為防潮濕和鼠害，糧食都堆放在樓上，樓下通風并設有防止老鼠上樓入倉的隔離裝置，樓梯用獨木砍鑿。

有意思的是，鑄像或刻紋中農具的圖像，可以和考古發掘的農具完全互證。這些農具大都有云紋、回紋、蛇紋、孔雀紋、牛頭紋、人頭紋裝飾，有的更直接把銅斧做成魚的造型，把農具做成了藝術品。

養殖和畜牧，像牛、馬、豬、狗、羊、雞鴨六畜，在古滇青銅器里也有較多反映，馴馬、牧牛、養雞、帶狗狩獵，是貯貝器、扣飾等經常表現的題材。其中，牛在青銅器中出現頻繁，作為財富象征和祭祀大牲，牛的養殖似乎成為滇人的一件大事，直到現在也是這樣。

在手工業、工具及其技術方面，青銅器鑄造自然是那個時代頂尖的技術。人們用石頭和火，鑄造了輝煌千年的青銅時代。據考古學家研究，古滇青銅器的鑄造工藝主要有范模鑄造、懸模鑄造、套接鑄造和失蠟法鑄造幾種。鑄造器型復雜或人物動物活動場景時，失蠟法是滇國工匠的一個創新[4]14-16，這種工藝長于鑄造型制精細的群像，使敘事性鑄像成為可能。在古滇青銅器的主要出土地之一云南江川縣，民間工匠至今還在沿用傳統的鑄造工藝，生產青銅器仿制品。

紡織。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的紡織場面貯貝器，直觀地雕鑄出那個時代紡織生產的情形。在一身份特殊的婦女的監督下，身穿各式服裝、梳扎不同發式的一群婦女坐在地上，或繞線，或提綜打緯，或用腰機踞織。這種踞織技術，所織布料幅面較窄，多以毛麻為原料，織物厚實。這樣的腰織機，至今仍在云南獨龍族、阿昌族、景頗族等一些少數民族中使用。

編織。藤竹籮筐在石寨山貯貝器側面刻鑄的運糧上倉圖像上有清晰表現?；j筐用于盛裝谷物，以竹片加固，配一個墊底的頭箍，頂在頭上搬運。

建筑。干欄式建筑作為南方濕熱地區的標志性建筑樣式，在云南青銅時代已有成熟的表現，直到現在還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傳統民居的標準樣式。較為特殊的器物是祥云大波那銅棺墓發現的銅制房屋模型。房屋頂部兩角高翹，即所謂“馬鞍形”屋，仿房屋形制的銅棺的蓋也作此形，也許是當時流行的房屋形式。

工具器物決定或影響了技術的程度和生活的質量。古滇青銅器工具器物的形制和種類，生產工具有鋤、鏟、鐮、銅爪鐮、鋸、鑿、斧、削、魚鉤、蛇形網狀銅器、點種棒、針、錐及成套紡織工具等；生活用具有壺、洗、釜、甑、尊、罐、爐、鼎、耳杯、案、碗、盆、盤、盒、勺、匕、盉、鐎斗、貯貝器、傘蓋、枕、鏡、帶鉤、印章等；樂器有鼓、編鐘、葫蘆笙、長簫等；兵器有劍、矛、戈、斧、啄、干戚、狼牙棒、叉、弓箭、弩機、鏈、營機、盔甲、臂甲、杖頭、鉞等；刑具有腳枷、繩索等；祭器有祭壇、祭柱、銅鼓等。此外，還有大量形制獨特的工藝品和裝飾品，如馬飾、手鐲、鑲嵌扣飾，以及有各種人物、動物活動場面的浮雕或圓雕裝飾品及一些器物的裝飾附件，如虎鈕圓銎鉞、虎鈕方銎鉞、虎鈕方銎斧、虎噬牛圖半圓蛩斧、虎噬雞長銎戈、牛頭紋方銎斧、蛇形銎鉞、蛇身鼠頭紋頸三叉格劍、水鳥鈕斧、人面紋鉞、人面紋戈、人面紋矛、人形鈕方銎斧等。

在生活習俗方面，古滇青銅器圖像顯示，稻谷是滇人的主食，并通過采集、狩獵和養殖獲得其他果蔬和肉類。食物加工的方式也比較多樣。蒸煮是滇人常見的烹調方式，石寨山出土的銅房模型中，有人持長棍攪拌鍋中食物，一個小孩伏地吹火；而在另外的地方，則有幾位婦女正在加工團狀食物。如遇盛大祭典，祭獻的供品更加豐盛。石寨山出土的祭祀貯貝器上，參祭者帶來的祭品有牛羊、魚、瓜果等。在李家山出土的祭祀貯貝器上，有數人執壺飲酒的場面，可見釀造技術已經較為成熟。

古滇青銅器描繪的交通工具有舟船、騎馬、轎、輿等類型。其中，騎手多為獵人或戰士，乘坐轎輿者多為權貴，競舟者可能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如送魂儀式，素有“北人賽馬、南人競渡”之說，銅鼓腰部鐫刻的羽人之舟，可能與“魂舟”相關。

(二) 族群關系與部落戰爭

古滇青銅器有眾多的人物形象。人物的裝束打扮，甚至體質特征都可以分為不少族群種類。在江川青銅器博物館，當我貼近一件青銅貯貝器，仔細觀察那些鑄在貯貝器蓋上的人物鑄像的時候，不禁大為驚嘆。鑄像大的不過寸余，小的僅二三公分，但制作工藝極精，連人物頭上纏巾的盤纏樣式，都細致入微。眾多的人物形象之中，人物的裝束打扮可以分為不少種類。從發式上分，有分梳兩辮拖背的，有挽螺髻于頭頂后或額前的，有挽髻偏于右耳上的，有挽盤髻于腦后的。以服飾來分，則有的穿窄長褲，有的穿寬大對襟式外衣，長及膝下，還有的肩著帔巾，長曳于地等，既與人物所屬的族群及身份相應，也與人物的動態環境相配。這些不同的裝束形式，既給人以不同的形象視覺感，又可以區分在同一地區中共同生活的不同民族。在一件被命名為“納貢場面”*筆者對此有另外的看法。詳見筆者著：《五尺道述古》第26頁，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8。的貯貝器上，行走著衣裝和體質特征各異的近十種人。這些人，應當與當時漢武帝極想介入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往來的族群有關。

如果我們把古滇青銅人物圖像中巫舞和樂舞的人物圖像放在一起，就會看到更為多樣的族群特色。例如銅鼓中的“舞人”，頭戴羽冠，有多至近十根的長羽，上身裸露，腰下僅著前短后長的兩幅條裝，后幅拖至腿后，幅的下擺又作三叉形尾飾，舞起來兩幅條“裙”向左右飄拂，露出光光的雙腿。貴族與平民一樣都跣足，但是衣著華麗，裝飾繁瑣。手中或執羽，或持干戚，舞姿剛健有力，舒展自如，似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慶典。她們身上環佩復雜，鑲繡華麗，或吹笙，或歌舞，儀態莊穆。銅俑制作精美，反映出古代云南民族極高的藝術造詣。值得注意的是，古滇青銅器鑄像描述的種群，人種和體質上具有很大的差異。如有的人物高鼻深目、有濃密的絡腮胡，可能來自南亞或更遠的地方。

樂舞扣飾。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樂舞鑄像。 盤舞扣飾。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古滇青銅器呈現了若干有定居農耕，有君長，等級制度嚴密的族群及其社會組織。在貯貝器鑄像群中，無論是戰爭、祭祀大典，還是紡織、農作，常常會出現一個高踞于上，或乘坐轎輿，后有專人舉傘衛護的大人物。為顯示其地位的顯要，這位大人物往往還要鎏金。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個地位顯赫的人物均為女性。這種女性主事的社會組織和親屬制度，直到現在還在西南一些民族中遺存，如川滇交界處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

殺人祭祀貯貝器上乘坐轎與主持祭典的女性頭領(或女巫)。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戰爭是解決族群關系問題和進行社會整合的手段之一。由于古滇鑄像民族志的書寫者是“滇人”族群，在他們的記功書寫里，挽髻的“滇人”好獵善戰，屢屢打敗辮發的敵人“昆明人”。晉寧石寨山13號墓出土的“鎏金俘獲銅扣飾”描述了兩個滇族武士獵頭擄婦、掠奪牲畜的情形。晉寧石寨山6號墓出土的“戰爭場面貯貝器”由兩個紋飾相同的銅鼓改裝而成。蓋上鑄人物22個，馬5匹，表現的是一場惡戰即將結束的場面。其中甲胄乘騎者較其他人為大，當系滇族首領。這是大戰接近結束的瞬間，滇人正在追逐昆明人。勝敗雖已分明，但敵人(即昆明族)尚未完全放下武器。通過騎兵的馳突，敵人的墜地，步兵的舉弩欲射，投降者的跪地告饒，被俘者的雙手被縛，受傷者的伏地掙扎并被揪著頭發拖拉，被殺者的身首分離等細節，把古代族群戰爭的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

鎏金俘獲銅扣飾：一武士戴鴨嘴形頭盔，穿高領甲，戴手鐲，左手提著個人頭，右手牽繩，其后拴著一位背小孩的婦女，顯然是被俘的奴隸。中間有牛、綿羊和山羊各一頭，均為俘獲物。后一武士肩扛靴形斧，左手提人頭。衣飾與前一武士相同，均赤足。下沿倒臥一具無頭尸體，還有一條長蛇纏繞他們腳下。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戰爭場面貯貝器。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戰敗者的命運，也在青銅器鑄像中有所敘述?；驗榕`，或被血祭，那是流行千年的規則?！暗崛恕弊诮躺钪凶盥≈氐膬x式是殺殉，牛是“滇人”最為常用的犧牲，而最高獻祭是人牲。

(三) 信仰與祭祀

云南的人牲之祭充滿血腥氣息，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末。在兩千多年前，這種可怕的祭典卻是某些族群的盛大節日。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殺人祭祀場面貯貝器”，用鑄像的形式記述了兩千多年前那些血腥而真實的祭典：在大巫師選定的日子，人們來到村社廣場有寨樁或祭柱的地方，那是族群的核心之地。廣場中央立著象征神靈和族群權威的銅鼓或者巨柱，柱上纏繞二蛇，頂端立虎，兩側放有通靈神器銅鼓。柱旁的長牌上反臂捆縛著一位雙乳隆起的裸體女人，在她旁邊還有兩位枷足或雙臂反綁的裸體男子。他(她)們均是行將受戮的人牲。柱腳正在吞噬活生生血祭人體的巨蟒，暗示了這些人牲的命運。悲痛欲絕的受難者親屬目睹這一切卻束手無策。環繞祭柱的是參加祭儀的人群，他們手持各種器物，將在祭儀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頭頂種子筐者、肩荷銅鋤者、手執點種棒者，有乘騎的衛士、進食、迎謁的奴仆等，還有穿著打扮迥然有異，可能是來自不同地方應邀參加這個盛大祭典的其他聯盟部落使者。一個滇族女首領(或女巫？)乘坐肩輿來到廣場，人們紛紛向她行禮，或許她就是這次祭典的主持。

晉寧石寨山“殺人祭祀場面貯貝器”正面和背面場景。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晉寧石寨山“殺人祭祀場面貯貝器”局部場景。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晉寧石寨山“殺人祭祀場面貯貝器”局部場景。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在民間文物收藏家朱丹的家里，當我戴著手套把青銅器一個個拿在手中端詳時，那種感覺和在博物館隔著玻璃看大不一樣。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一些有塑形和刻紋的東西。其中一柄人物祭祀劍是他專門從銀行保險庫里拿出來的，形制十分特別。這劍的劍格和劍身的兩面交接處，分別鑄有一男一女兩個裸體人物，他(她)們雙臂向上高舉，雙腿張開下垂，似被繩索懸吊。女性人物盤髻垂發，面帶笑容。她雙乳高聳，陰部顯露。男性人物取同樣姿勢，唯胸腹部被掏開一個大孔，做張嘴大叫狀。此劍劍頭折斷，劍身短而厚實，手感沉重，不像用于實戰之物。朱丹認為這應該是含金量較高的祭祀用劍，祭祀后依慣例要折斷劍頭。

人物祭祀劍及正面、背面局部。古滇青銅器傳世品，朱丹收藏，選自朱丹：《青銅兵器》封面、173、175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還有一種祭獻可能與祖先崇拜有關。在石寨山出土的三件干欄式銅房模型造型中，都出現了上層中央小龕內供有一滇人女性頭顱的鑄像?；蚯坝猩吲?，或樓下炊爨養牲，樓上敲鼓吹笙。汪寧生根據亞洲和太平洋一些島嶼的民族志資料，認為這應是以滇人祖先頭顱制成的模型，房屋本身或為專門供奉祖先頭顱的“神房”，人們奏樂、舞蹈、炊爨，似皆為祭祀自己的祖先。[5]59

房屋模型：牌狀梯有蟠蛇形浮雕，上層龕下有銅鼓，龕中供人頭。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房屋模型，正中房屋上層正面小龕，供有滇人婦女之頭。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以牛為牲的祭祀在古滇青銅器中出現頻繁。江川李家山24號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晚期云南青銅器中最早用失蠟法鑄造的鑄件――剽牛祭祀銅扣飾：牛的一條前腿被捆于圓柱上，牛角上倒懸一男童，他那歪扭的頭，扭動的身軀，似在痛苦掙扎。柱右側一人緊拉捆牛繩，牛頭前祭柱下有一人與牛一起被繩索所束，似被踐倒或同為祭祀犧牲。牛的右側立一人，一手按牛背，一手拉住捆牛頸之繩；一人雙手緊拽牛尾。從整個場面看，似在作祭祀的準備。下沿為二蛇相糾。左側蛇頭上蹲一蛙，蛇張口咬蛙足。滇族剽牛祭鬼的題材屢見于云南出土的青銅器，當為一種普遍的習俗。晉寧石寨山6號墓出土的“縛牛銅扣飾”也屬這類題材：傘狀祭柱柱頂盤繞一蛇，昂首而視。柱上拴一牛，牛的左側站立兩人，牛后兩人，均頭戴飾羽冕形冠，耳佩圓環，戴圈鐲，穿對襟衣，腰束帶，腹前懸一圓形扣飾，赤足。其中兩人雙手按牛背，一人緊握牛尾，最后一人抱粗繩。牛頸下有一人(已殘)，似在拴繩，亦似被縛于柱上。這類剽牛祭祀的習俗，至今在云南佤族、獨龍族和白族那馬人中依然存在，連捆縛祭牛的方式，也和兩千多年前幾乎一模一樣。

縛?？埏?。云南省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佤族凡舉行重大祭祀儀式，必須剽牛。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縣，1993，鄧啟耀攝。

二、鑄像民族志的敘事特點

古滇青銅器雕鑄或鐫刻的人物活動圖像，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引起了學者的注意，他們對云南青銅器圖像中表現的社會生活場景，曾作出富于啟發性的分析。如馮漢驥關于云南青銅器人物族屬、祈年、播種、孕育、報祭、上倉、詛盟的分析[6]；汪寧生關于石寨山文物所反映滇人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研究[5]42-67等。

筆者今天所做，只是希望通過對它們的再度觀看，討論古滇民族以鑄像形式進行“類民族志書寫”的敘事特點。

近幾十年來，古滇青銅時代的墓葬和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成果，共出土青銅器近百種，上萬件，加上流散的傳世品，數量頗豐。古滇青銅器上雕鑄刻畫的人物形象之多，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僅石寨山出土的8個貯貝器蓋上有關殺人祭祀、戰爭、紡織、納貢或古道貿易的群雕以及腰部圖像，殘留人物形象就達350多人，其中M12，26蓋上鑄塑人物竟多達127人，場面宏大；如果再加上房模型和銅版飾所塑刻的人物，光石寨山出土的人物形象累計就有500多人。[4]3-32古滇青銅器比較常見的青銅扣飾和其他銅飾，也有不少人物和動物圖像，內容十分復雜。加上他們所處環境、相關物候以及使用器物，古滇青銅器給出的自然、人文等方面的歷史信息相當驚人。

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處于特定情境和社會關系中、具有豐富視覺人類學及影像民族志信息的敘事性群像。從這些鑄像群中，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到兩千多年前的生態環境和常見物種，看到古滇各族群的生活習俗、生計模式、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技術水平和藝術表現等真實情況。

有關古滇國的歷史，除了在《史記》這樣來自外部世界的典籍中有些片斷記載，滇國自己卻缺乏本文化的自我敘述，這或許與西南古代族群大多沒有文字有關。但我們知道，沒有文字并不意味著沒有“書寫”。古滇青銅器，就是那個時代“寫文化”的視覺表達方式之一。古滇鑄像民族志的書寫，具體生動，注重細節，人物、動物、器物等的刻畫易于辨識，生活、戰爭和儀式現場狀態真切，族群關系清晰，社會分層也十分明顯，不僅能夠與《史記》等文字史的記錄圖文互證，還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正史記述不足或記述有誤的地方。古代由于族群隔閡，漢文古籍中對西南“人種”的辨識，多以遠觀或傳言形式進行分類，常有粗疏。如《山海經》等典籍對域外方國的認知，實為大而化之偏于想象的敘述?！豆疟旧胶＝泩D說》[7]收集了若干古版書中的插圖，其描繪的海外三十六國“羽民國”“讙頭國”“貫胸國”“不死國”“三首國”“長臂國”“一目國”以及九頭蛇身的相柳氏、人面魚身的氐人國、狗頭人身的犬戎國之類具有奇形異稟、半人半獸的族群，依據的不是傳聞便是神話式想象，和真實情況相差太遠?！妒酚洝穼賴烂C的歷史著作，但對正統之外的“蠻夷”，亦失之粗疏?！妒酚洝の髂弦膫鳌份d滇中一帶有“椎髻”民族，滇西則多“編發”民族。從古滇青銅器上反映的人物形象看，其實遠遠不止這兩類。古滇“鑄像民族志”記錄的族群，種類繁多，各族群體貌特征、衣飾及隨身器物等情況，差異很大，描述得清清楚楚，說明當時各個族群之間的相互交往已十分常見。工匠對人物的熟悉程度，從細節上即可看出，沒有長時間近身觀察，是不可能把不同種群不同衣著的生活現實形態雕鑄明白的。相比而言，這些文字類記述，與古滇青銅器置身歷史現場的田野考察實錄，民族志價值不在一個層面上。如果有可能把這些散落四方的青銅“殘篇斷簡”拼合起來，會是一部青銅鑄造的另類《史記》！

古滇民族以鑄像形式進行的“類民族志書寫”，有以下敘事特點：

1. 具象實錄，注重細節

通過前述青銅器鑄像和鐫刻圖像的瀏覽，我們可以看到，古滇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不同之處在于，古滇青銅器的“書寫”，總體是寫實的和具象的，它們真實還原了古滇族群的社會生活。無論是狩獵、養殖、織造、谷物歸倉，還是戰爭、詛盟、春祈秋報和殺人祭祀，都是現場式實錄風格。我們看到，兩千多年前滇池一帶水草豐茂，森林河道密布，動物種類繁多，族群也十分多樣；他們馴馬遠行，好獵善戰；他們耕作農田，有聚居的村落，住干欄式的房屋；婦女們在女主人的監督下使用腰織機織布；祭祀大典場面宏大，場面血腥神秘，而主持者多為女性；他們以牛為財富的象征，醉心于斗牛娛樂；他們冕冠列坐、吹笙擊鼓的樂師神采飛揚，踏蛇佩劍、托盤歌舞的巫瞽已經進入迷狂狀態……銅鑄人物雖小，但造型生動，風格拙樸，活動復雜，為古滇青銅器之精品，足見滇族當時的鑄像敘事能力，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一個扣飾就是一幕活生生的生活瞬間，一個貯貝器蓋就鋪排開一組社會文化故事，甚至在兵器、法器這樣的實用器物上，人們也要鑄造或鐫刻許多與他們生活朝夕相伴的物像。古滇青銅器造型生動，場面寫實，細部刻畫具體，對部落社會的生活環境、族群關系、經濟形態、社會組織、宗教儀式等的現實情況一一記錄在案，如同一篇篇用青銅鑄造的有關古滇族群生活的民族志報告，展現了古滇族群社會和文化的整體面貌。這種“書寫”真實還原了古滇族群的社會生活，許多情景仍然可以和現代的民族志調查形成互文關系。

2. 以圖記事，從圖畫向文字過渡

在漢字成為古滇地區通行的文字之前，這里的族群善用圖像敘事的方式進行表達。除了鑄像敘事這種最為直觀的摹寫方式，滇人還延伸出一種圖畫文字。關于這種圖畫文字，林聲先生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對鐫刻在一塊銅片上的圖形做了詳細的解讀。[8]銅片上的圖像記事，延續著古滇族群以鑄像民族志記述事件、書寫歷史的傳統，銅片上的圖像記事正在為圖畫文字的形成打下基礎。盡管它們由于漢文字的輸入戛然而止，但它們的存在說明，以圖記事，曾經是無文字民族的傳統，并正在符號化為文字。在云南部分民族的民間信仰中，至今還保留著這種書寫傳統，他們正在使用的圖畫文字與此一脈相承。如納西族的東巴文、摩梭人的達巴文等，由程式化圖像、逐漸類化的象形符號或抽象化符號組成。比較古滇青銅器刻紋銅片圖像和納西族東巴文等的表意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許多有趣的相似點。這是獨立于漢字系統的另外一種象形—圖畫文字，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屬于里程碑式的文化遺跡。

刻紋銅片圖像及譯文。云南省博物館展品及說明文字，2015，鄧啟耀攝。

納西族東巴紙牌畫圖像和圖畫文字。云南民族博物館展品，2015，鄧啟耀攝。

摩梭“達巴”“多瑪”法器上的圖案。云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2015，鄧啟耀攝。

摩梭“達巴”現在還在使用的圖畫文字歷書。云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2015，鄧啟耀攝。

3. 以寫實借喻的象征意象

殷商青銅器多以高度抽象的造型語言，進行象征性表達。古滇青銅器與此不同，總體十分寫實。但基于那個時代的認知模式，滇人眼中的物象，其實既有現實的一面，又有幻化的一面；他們塑造的形象，形是寫實的，但神是寫意的。正如當時流行的敘事風格一樣，這些物象既是身邊習見的日常狀態，又往往和神話、巫術和信仰雜糅在一起。即使是以具象形式，也可能表達著某種特定的意象，進行暗含著象征意味的非視覺邏輯的表達。比如在云南許多青銅制品里，蛇的出現相當頻繁，很多場合都有它的形象，二人獵野豬，有蛇纏咬人和豬；騎手捕鹿，有蛇咬鹿尾或馬腿；四人搏虎，有蛇繞腳下；舞者腳下踏蛇，血祭更有蛇的盤桓……常態的蛇，無論悲劇還是喜劇，它們都反常態地糾纏于人物和動物腳下，在具象的表達中意指著某種不可言說的形而上秘密。古滇青銅器中的蛇，除了在造型上有助于統一構圖和增強動感效果之外，恐怕主要還是作為大地象征及其遠古文化習俗的載體，濃縮了大量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原始內容。[9]牛也一樣，具有多種象征性。牛象征財富，是大典的祭品，在云南現代一些少數民族中依然如故。重要祀典要祭獻牛，牛的頭骨要保存，牛的毛色、旋紋、牛肝、牛舌等，均會兆示一些神秘信息。

古滇青銅器以構思奇異、造型寫實著稱，它以特有的蠻荒氣息和質樸形制而異于中原。崇拜火的山野民族，用火熔煉青銅，鑄出祖先口傳的歷史，鑄出身邊的人物、動物、房屋及其各種事件，鑄出使他們迷惑并畏懼的神異之象，鑄出自己的幻想和崇拜。他們鑄銅鼓以感天通靈，鑄銅棺以送魂壓邪，鑄銅蘆笙以迎生賽神，鑄“殺人祭”以祈報神祗，鑄蛇象征大地，鑄牛象征財富……那些青銅貯貝器、銅鼓和扣飾上的鑄像，具有生動的寫實技巧和強烈的雕塑感；銅棺、銅甲和銅鼓上的紋飾，又有奇異的平面造型構成和富有表現力的裝飾感。這說明，兩千多年前的云南青銅藝術，無論在形式構成能力和精神內涵等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具有較強的張力。在古滇青銅器上大量的人物場景和社會生活場景的寫實鑄像，讓今人清晰地看到古代民族社會生活的實況。它們是一種敘事性鑄像，具有珍貴的視覺人類學和影像民族志價值。青銅鑄造的民族志“老照片”，復原了古遠的記憶，敘錄了一個時代，一個僅靠口述和文字無法復現的時代。

[1] 竺可楨.竺可楨文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2] 馮漢驥.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動圖像試釋[J].考古, 1963(6).

[3] 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4] 張增祺.滇國青銅藝術[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術出版社,2000:14-16.

[5] 云南青銅器論叢編輯組.云南青銅器論叢[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59.

[6] 馮漢驥.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J].考古,1961(9).

[7]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8] 林聲.試釋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片上的圖畫文字[J].文物,1964(5).

[9] 鄧啟耀.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個原始象征[J].民間文藝季刊,1986(3).

2016-11-08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宗教藝術遺產調查與數字化保存整理研究”(批準號11&ZD18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鄧啟耀(1952—)，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媒介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C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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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05X(2017)01-0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