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交易與網絡生產
——以皖南某種養大戶為例

王毅杰，茆農非

(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8)

關系交易與網絡生產
——以皖南某種養大戶為例

王毅杰，茆農非

(河海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8)

以關系交易為理論出發點，本文分析了家庭規?；洜I何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和鄉土社會雙重背景下存續的問題。研究發現：第一，規?；洜I的農業大戶保留著傳統小農的某些特征：保守求穩，蠻干死做，過于依賴個人和家庭勞動力；但與此同時，其經營行為也在由“求穩”逐漸向“謀利”、由“農民”向“老板”轉變。第二，家庭規?；洜I行為嵌入在鄉土社會關系網絡中。農業大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與自己關系遠近親疏的交易對象實行差異化的交易策略，并建構一套較穩定的生產網絡。第三，盡管“嵌入式經營”可以為農業大戶帶來便利，但也會約束大戶的行動，限制了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此外，農業大戶處于“一對多”的關系格局中，所經營的情感性關系和工具性關系并非靜態的，而是有一個動態轉化的平衡，許多工具性關系通過大戶的維持成為情感性關系。為了維持整個關系網絡的穩定性，就需要大戶花費更多的精力維持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各種關系。

規模經營；土地流轉；農業生產；關系交易；生產網絡

一、問題的提出

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生產經營規模狹小，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農民種田的效益始終得不到提高，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得不開始流向城鎮打工謀生，帶來的后果便是農業勞動力的“離農”、“脫農”現象非常嚴重。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和定居，使得土地和農業資源以各種方式向農村中的種、養、加大戶及“能手”身上轉移。農業的規?；洜I將是今后農業發展的趨勢，這不僅是提高農民收入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經營效率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規模農業的發展存在三種形式——農業企業、農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1]。其中，農業企業發展的動力源于城市工商資本對農業領域的進軍，而由企業主導的規?；r業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2]；農業合作組織被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農業改造的理想模式；家庭農場在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環境下具有堅韌性，恰亞諾夫、黃宗智、周其仁等人的研究均證實小農家庭經營的頑強競爭力。令人詫異的是，家庭規模經營大戶大多是土生土長的普通農民，缺乏生產管理經驗、專業技能低下、資金能力薄弱，那么他們是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立足？其生產經營有何奧秘？

二、關系交易：作為農民經濟行為的解釋路徑

(一) 規?；洜I中的“小農”

家庭規模經營大戶大多從傳統農民(或小農)演變而來，因此，有必要對“小農”的概念進行梳理和界定，從而與其他農業群體進行區分。恰亞諾夫將“小農”作為一種具體而獨特的經濟類型，并且強調家庭規模與家庭結構對農民行為的影響。他描述了一種小農經濟系統：根據家庭發展的自然過程，土地、勞動力和生產方式三者結合在一起，唯一可能的收入來源是家庭提供的勞動力[3]，由此也引發了一場是否存在小農生產方式的理論論戰。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在借鑒和吸收恰亞諾夫的小農生產模式的基礎上認為，小農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家庭生產，而不是獲得利潤[4]。海頓(Goran Hyden)從“小農生產模式”和“情感經濟”維度對小農進行了詮釋，小農生產模式主要特征表現為：依賴家庭勞動力、農業知識本土化、經驗世襲化，生產工具簡單，基本生活必需品自產并與其他小農的極少交易[5]。

圍繞小農的經濟行為，學界形成了兩種頗具影響力的理論解釋。一種是以舒爾茨(Schultz)和波普金(Popkin)為代表的“理性小農”，該觀點認為農民在進行經濟交往、社會交往以及對農業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等問題上，呈現出了十分理性的狀態，小農始終關注著成本以及收益的計算，力求實現個人和家庭的利益最大化。一種是以恰亞諾夫和斯科特等為代表的“生存小農”，該學派認為“理性小農”觀點悖離了農業經濟的實際狀態，農民的經濟行為受到來自生存理性、鄉土倫理、文化習俗等觀念的規定。他們對于安全、風險、道義的考慮往往勝過營利動機，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是為了家庭自足和生計需要。而黃宗智認為要認識中國的小農，需要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他認為小農既是利潤的追求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者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了小農的總體特征[6]。

(二) 農業規模經營的解釋路徑

規模經營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馬克思指出，要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取決于生產規模[7]。在古典經濟學看來，市場價格理論是其討論的核心內容，農業大戶規?；洜I實質上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交易雙方關系主要也是圍繞供求關系展開論述的，其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供給問題，因此，研究視野也就局限在了生產領域。新古典經濟學受這一思路的影響，加入“邊際”及“替代”的概念，交易問題完全被抽象為冰冷的數學模型。隨著研究的深入，阿克爾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在1970年研究舊車市場的案例中提出了“檸檬”模型，涉及交易雙方關系問題的理論便被提出——信息不對稱理論，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總有一方會因為獲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對交易缺乏信心，增加了商品交易過程中的成本。到了近代，經濟學家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對交易過程的關注，如科斯(Ronald H.Coase)從微觀視角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認為交易費用源于不確定性，這種交易不確定性受到了有限理性和投機行為的影響，威廉姆森(Williamson)從行動策略的角度分析了組織機構治理問題，不同的交易性質也會面臨不同的交易類型，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降低交易成本達到效益最大化。

經濟學對于這種交易行為的分析始終關注的是交易本身，從交易的發生、過程到交易的結果，交易關系消解在供給與需求的預設當中，忽視了交易雙方關系的建立、維持、消解等過程。鑒于此，社會學家開始將“嵌入性”引入到經濟行為的分析當中，波蘭尼認為經濟是緊緊附屬于整體社會的，市場是社會的一部分，它蘊藏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并體現出一定社會性的特征[8]。嵌入性經過格拉諾維特發展成為了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他認為個體在做出一項經濟行為時，固然有自己的理性算計和個人偏好，但這種理性和偏好是在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中做出的，行動者即是自由的，也“鑲嵌”在一定的網絡當中，受到社會脈絡的制約[9]。

然而，運用嵌入性視角來研究農民經濟行為已呈現出泛化之勢，其內涵以及適用范圍受到質疑，同時，市場交易行為與社會關系之間又是彼此互嵌的。因此，筆者嘗試以經濟社會學中“關系交易”為切入點進行分析?！瓣P系交易”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麥克尼爾(Ian R.Macneil)，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包括交易成本學對于關系契約的研究建立在了“孤立的”或“分散的”的概念基礎上，他們關注的重點是交換而非交換賴以發生的關系環境，為此，他分了兩種交易類型：個別性交易與關系型交易。個別性交易就是孤立的一次性交易，關系型交易是具有一種持久關系的彈性的交易方式。這兩種交易類型同時也分別對應兩種契約形態，即個別性契約與關系型契約。個別性契約是交易雙方除了單純的物品交易外，不存在任何的關系；關系型契約則意味著交易并非一次個別的交換，涉及種種關系[10]。

“關系交易”作為本文分析的核心和重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學只偏重生產者研究的傾向。在農業大戶規?；洜I的過程中，尤其是村莊內部的農業大戶，會根據與普通農戶關系的親疏遠近，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和互動模式，這對生產網絡的建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生產網絡一經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生產網絡并非自然存在的，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建構——社會網絡中的核心人員與其響應者彼此間的互動建構。

三、袁村的王喜及其農業生產特點

(一) 個案背景

周村總面積3.4平方千米，由12個村民小組組成，其中耕地2085畝，農戶647戶，人口2359人。相比周邊的村莊，耕地面積并不大，平均到每個自然村大概200畝左右。村內規模以上農業承包大戶7人(面積均在100畝以上)，耕地面積的限制造成了多數農戶的土地耕種面積集中在100畝到200畝之間，筆者所調查的個案王喜就居住在袁村，該村民小組目前約有50戶人家，常住人口145人，搬出或常年在外務工人員49人。村中以“王”姓、“袁”村民居多，各占40%左右，組內耕地面積約300畝，人均耕地面積2畝左右，王喜是目前小組內唯一的農業大戶，承包了140多畝的土地。王喜是土生土長的農家人，只有小學的文化程度，從學校出來就步入社會開始闖蕩，雖然當時年紀很小，但是家庭條件的艱苦迫使他學會了許多謀生的本領，同時也塑造了他敢拼敢闖、吃苦耐勞的性格，在聊天的過程中，王喜多次跟我說道他為人處世的價值觀念：

你要想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下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做人，只有把人做好了，你再去想掙錢的事，我自己沒什么文化，家里面也沒有什么人，這么多年的生活經歷給我的體會是，凡事都是要靠自己，不能總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現在所獲得的東西都是靠自己雙手拼出來的。(王喜，140814)

(二) 經營行為特征

從普通農戶變為農業大戶，在身份轉變的同時也帶來其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在剛開始承包土地的時，王喜的農業規模經營行為呈現出了兩個較為顯著的特征。

保守求穩。農民面對市場風險的沖擊，會選擇風險最小化的方式經營?！霸诰徛兓纳鐣斨?，人們更為關切地是維護傳統，而不是彈性和適應，對他們來說，離開常規，就等于在冒險，就感到自己是赤手空拳的?！盵11]在承包土地的三年當中，前兩年田地的安排基本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主要是以水稻、小麥和油菜為主。

上半年主要種的有水稻、小麥、油菜，到小麥收割之后，就種植水稻了，水稻第一年栽了一半的雜交稻，撒了一半梗稻，單晚基本都是散播的，去年開蝦塘的地方，全部都是早稻。后面還種了西瓜。等稻子都收上來之后都是種的小麥，去年種了點油菜也沒有種植好，沒有管理好。一年兩季，一個雜交稻加一個小麥、油菜，正常豐產的話，每畝能搞到500塊錢利潤的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了。(王喜，140813)

可以看出，大規模傳統糧食作物的種植和經營，不僅耗時耗力，而且經濟效益還非常低下。但對于剛開始從事大規模種植的“小農”王喜來說，種植水稻、油菜等傳統農作物無疑是最有保障的做法，無論是種植技術,還是生產經驗都要豐富很多，所面臨的風險也相對較少，至少不是虧本的買賣，最大程度的規避風險是王喜最初規模經營時最主要的原則。

蠻干死做。勞動力是農業大戶的重要生產成本之一，但農戶通常不把自家的勞動力計入在生產成本之內，時常選擇“死做”的行為方式降低生產成本。王喜的“蠻干死做”表現在靠自己的勤勞降低勞動力成本，家庭勞動力多勞動減少雇工數量，以達到節約生產成本的目的。

自從承包土地之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日沒夜地盯在土地上，什么都是自己干，農忙的時候，家里全體出動，每到七八月收稻子的時候，那是一年當中最忙的時候，全家人都出動，老婆跟我一起，我兒子暑假放假沒事，我就把他喊到地里干活，女兒干不動體力活，就讓她在家賣菜燒飯做家務。自己也累得要死，那時候也沒想著要雇工人，總不想把錢給別人掙走了吧，自己能干的還是盡量自己干，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是這樣苦過來的。(王喜，140813)

(三) 經營行為轉變

由“求穩”轉向“謀利”。在前兩年土地經營的基礎上，王喜獲得一定的生產經驗，同時也在改變自己的策略。2014年王喜在土地利用的方式上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見表1)，增加了蝦塘的面積，同時新增了苗木花卉的種植。隨著生產經驗的增加，生產技術的改善，王喜在田地的管理上似乎也變得“游刃有余”起來。在最初的經營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到“不虧”，在熟悉經營規則的基礎上，也在向“掙大錢”*據王喜的介紹：按正常的年收成來算，水稻每年凈利潤大約每畝500元，蝦苗養殖每年凈利潤每畝2000元，苗木雖然成長周期較慢，但每年利潤卻高達每畝10000元。的路上邁進。

表1 2014～2015年土地使用情況

從“農民”到“老板”。正如每個工人心中都有一個老板夢一樣。剛開始王喜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所有事情都是親歷親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己的身體承受不了如此高強度的勞動，在逐漸轉變了自己的角色及觀念。

剛開始，我自己腦子也是夠笨的，要不怎么說像我一輩子都發不了大財呢，田間的事情都由自己來打理完成，盡管錢會多掙，但自己身體早晚會累垮掉，到后來，我也想開了，自己不想干的，就花錢找人幫著干，田間日常管理后來我專門找人幫我干，這樣我自己就能把心思集中在魚、蝦塘這塊，我自己也享受享受這當老板的滋味。(王喜，140813)

從“農民”向“老板”的轉變，體現的是隨著生產和管理經驗的增加農民心態的一種變化過程，這也是傳統小農轉變為職業大戶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對于小農來說，他們本身就是農民，吃過很多苦，清楚生活的辛酸苦辣與不易，因此對待給自己干活的工人非常友好。

四、農業生產經營中關系策略

(一) 土地流轉之術

費孝通在論及中國人的社會關系時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農村社會中，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特點，這也深深的影響著個體行動策略的選擇。土地流轉涉及承包戶和出租戶兩個主體，主體雙方的社會關系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流轉策略。筆者從調查中了解到，王喜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對村莊中和自己關系的遠近不同的人采用了差異化的方式，筆者根據與王喜關系的遠近親疏，將流轉土地的農戶分為兩個梯隊(見表2)，針對這兩個梯隊采用了不同的土地流轉策略：

袁村以“王”姓和“袁”姓村民居多，占到全村人口的80%，很多村民之間是親戚關系，即便不是親戚，村民之間的關系也較為熟悉，這也為王喜的土地承包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尤其和王喜關系比較親近的人，流轉土地只需口頭上說一說就能達成協議。在這種流轉策略中，往往不需要訂立正式契約，口頭的約定成為主要的合約手段，這種熟人群體之間信任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此外，這種信任可以減少信息的非對稱性，維持高效的市場運行[12]，轉出農地農戶可以利用熟人社會甄別出值得信任的流轉對象[13]，筆者稱之為情感型策略。從實質上來說，情感型的資源動員手段源于一種血緣關系和關系系統，在此過程中彼此間的信息溝通呈現出了低成本的狀態，從而降低流轉中的交易談判成本，因此，情感型策略的組織動員能力較強，而通過這一策略，完成了總規模中約80%的土地。

表2 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梯隊與流轉策略

除了情感型的土地流轉方式之外，王喜還需要解決村內與自己沒有血緣以及親緣關系的其他村民的土地流轉問題，具體來說，土地承包方與出租方之間并不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是一般的村民關系，平時接觸甚少，且關系較為陌生。在這種策略之中，情感、關系、人情的因素考慮相對較少，人們的交易行為中經濟利益的考慮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也就形成了與情感型不同的土地流轉策略，筆者稱之為混合型策略。村莊是每個農民聚居生活的地方，空間相對較為狹小，平時接觸較為頻繁，即便不熟悉，也不至于完全陌生，因此，在混合型的土地流轉方式中，交易頻率小，交易對象陌生，但其中仍然包含著一種鄉土的情感成分。筆者在調查村莊當中一農戶的過程中就了解到，“因為我常年在外打工，和王喜平時接觸的不是很多，也就過年回來的時候能和村里人碰個面，怎么說呢？畢竟是一個村里面的，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把地給他種，至少不會出現像有些外地人沒錢付地租而拍拍屁股走人的情況?！?ZDD，140815)*ZDD，男，46歲，本村村民，瓦匠。在這一策略之中，更多的是理性個體之間的談判協商，談判的核心問題在于地租的高低，地租水平是根據市場情況來確定的，并不是固定的。正是因為涉及了地租的問題，因此簽訂正式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合同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以此明確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土地流轉的年限，有利于規避因土地利益而產生的糾紛[14]。

(二) 雇傭生產之道

隨著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雇傭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就顯得尤為必要了，它不僅是傳統社會中重要的生產經營方式，更是一種擴大生產經營的重要手段。雇傭對于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 雇傭的目標群體及原則

在開始農業生產之前，雇主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到底雇哪些人？即雇主想要雇傭誰？調查發現，王喜雇傭的目標群體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村里的人，主要包括親戚、朋友、鄰居、老雇工等熟人群體；另一部分則是村外的人，基本上是都是隔壁村莊的農民，這些人的雇傭一般都由一個包工頭或者中間人負責(見表3)。在起初承包田地的兩年里，王喜說自己真的很累，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和家里人干，很少請人干活。不同的農活安排不同的人，同時也根據不同人的特點安排不同的農活：對技術要求不高(不影響農業產量)、勞動強度低的農活，這種掙錢的機會優先考慮自己的親朋好友；而質量要求高的、比較累的活就直接找外村的人干。

在雇用親戚和熟人的時候，有點比較麻煩，因為有的時候做工的質量也不能保證，村里的人怎么好意思說的呢，但是不說吧就影響收成，說了吧，害怕得罪人，所以說嘛，就直接用外村的人。熟人朋友臨時性比較強，一些家務事、雜事(放學接孩子)可能會提前走人，也不好說什么。雇傭那些外村的老雇工，這些人啊算不上很熟悉，不僅可以“明算賬”，而且當做得不好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指出來說一下，不用顧慮太多。而且在有的時候，自己不說，老雇工就會出面說說，但是這樣的老雇工很少，誰都不愿意得罪人。雇傭他們有一個不利的地方，就是快下班的時候，就都拍拍屁股走人了，那些生產工具還得自己收拾，很少有幾個雇工會幫你收拾。(王喜，140816)

王喜雇工總體上的策略就是在不“得罪”村里人的情況下，盡可能選擇到合適的雇工進行農業生產，但是在規?；洜I的過程中，僅憑王喜個人之力根本不可能經營管理好規模如此之大的田地，既有種植業也有養殖業，這就需要長期性的雇工來協助管理，王喜對長期性雇工的要求相比一般的雇工高很多。

我雇長工的時候，就希望他們把我讓他們做的田當作自己家的一樣，知道每天干什么事，什么時候除草打農藥，不需要我說就知道做，不要像算盤珠子一樣，撥一下動一下。之前我們家里面也雇過長工，屬于常年雇傭的那種，商量好了一年給兩萬塊錢，也就農忙的時候忙點，平時還算比較清閑，想讓他幫忙照顧一下種植方面的事情，我自己一個人管理養殖方面的事情，這樣人也會輕松不少，但這個人干事矮呆(辦事死板、不靈活)得很，我自己脾氣也比較暴躁，心想請一個人干事情就是想自己快活一點，這個人干事一點都不上心，什么事都要我說，他才知道去做，后來我罵了他一頓，他一氣之下就沒有干了，我自己也不想讓他繼續干下去了。(王喜，140816)

表3 雇傭情況表

由此可見，雇主對雇工選擇的原則與策略中，在質量要求高的、比較累的活就安排外村的人做，這主要是出于對經濟利益的考慮，保持一種“工具性關系”。而在質量要求不高、技術含量低的農活，就安排和自己關系好的熟人、朋友等強關系群體，這是基于當地鄉村社會的血緣關系網絡以及人情因素的考慮，因而對村內雇工始終維持一種“情感型關系”?？傮w而言，王喜的雇傭目標群體呈現了一種“人情關系”和“利益關系”的相穿插的局面。

2. 雇傭方式

(1) 親自上門找。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了解到，王喜親自找的雇工主要面對的是村里的人，看在親戚朋友的面子和關系上，上門主動尋找親戚朋友以及家門口的鄰居，詢問是否有意愿來自己家做工。另外，在尋找雇工的過程中，不僅考慮到雇工的能力，還要考慮到雇工的在當地的影響力，即雇工的人際交往圈以及在百姓心目中的“口碑”如何，雇工的影響力的大小也會影響到雇主再次尋找雇工的時間成本，雇主通過雇工的影響力，可以找到更多的雇工，尤其在農忙時節，通過這些精英雇工，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雇工，而雇工也會看在精英的面子上，即使在農忙時也會抽出時間來幫雇主，從而避免雇主在農忙時無人可尋的困境。

(2) 通過中間人或者包工頭找。通過調查發現，目前在農村社會中，尤其在農業大戶的圈子里，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雇傭關系模式“中間人制”或者“外包制”，類似于中介機構的性質。這種現象是在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日益分工的背景下產生的，雇主在種植時節將地里的活，談好價格后，直接外包給中間人或者包工頭，待雇主核實工作質量后，就結賬，后面再有活的話就直接聯系中間人或者包工頭。隨著農業規?；洜I趨勢的加強，對勞動力需求擴大的情況下，這種雇傭方式有利于農忙時節勞動資源的合理流動，提高了生產效率、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例如，剛開始種地時，大規模農作物的收割、播種等農忙階段勞動力緊缺，王喜通過聯系中間人的方式渡過了短暫的用工荒，“請了人，一般正常的都是喊外面的人來，種水稻的時候最需要人，當時60畝水稻田，栽了三天時間，一共請了十幾個人，這些人都是我們附近幾個村子的，120塊錢/天，栽一天田120塊錢，不管栽多少都是120塊錢，這是第一年，去年(2012)雙晚都是栽的，全部是承包給別人的，230塊錢一畝，總共是兩幫人來做的，去年栽田加起來總共有12個人……?！?王喜，140816)

還有就是種樹苗的時候，需要雇外面的人干，或者直接承包給外面的中間人或者包工頭。種樹苗的時候需要的人手多，工作量大，還要保證種的質量，村里面能干活的人不多，請外面人來干省去了我在農忙時節到處“請”村里人做工的煩惱。

3. 雇傭雙方策略性博弈

除了雇傭工人，還需要維持與雇工之間的關系，在村內勞動力大多外出的情況下，可以雇傭過來進行農業生產的工人并不多，在農忙的時候，勞動力資源短缺的情況更加明顯，因此，維持與工人之間長期的雇傭關系顯得十分必要。請吃飯、煙酒等一些小恩小惠成為了王喜維持彼此關系的重要策略，以便在農忙時更好地找到雇工。

在年末結賬的時候，我也會帶著一些小禮品連同工資一塊送到雇員家里，并和他們說定來年再到我家里干活。尤其對于那些干得好的雇工，我會更加重視，除了工資高一些，還會給點小恩小惠，送煙、請吃飯什么的，而且我還會主動和雇工“攀親戚”，平時他們家的一些紅白喜事，我都會送禮，從而使得該雇工礙于面子會繼續在我那里打工，主要是為了應對農忙時節。在農忙時節不好找人，所以要提前做準備。(王喜，140816)

我們知道，雇傭關系是雙向性的，除了雇主如何選擇雇工外，雇工也有自己的理性選擇。調查發現，村內雇工與村外雇工在對待雇主的態度上，村內的人仍然把人情因素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他一個需要注意的因素，王喜作為農業大戶，在村內的經濟地位相比一般的村民較高，人脈也比較廣，在村內雇工的內心當中，和王喜這樣的鄉村“精英”搞好關系，絕對是沒有壞處的，萬一以后自己遇到一些困難，還可以通過他來得到一些幫助。而村外的人更注重的是經濟利益，他們與王喜之間的關系是陌生的，人情因素的考慮則淡薄一些。

我要是在兩個雇主之間進行選擇的話，肯定是考慮關系好的、有親戚關系的，怎么可能去其他地方嘛 ，那樣的話，會讓自家人說閑話的，說自己不顧情面，光看著錢了，就把關系弄僵了，親戚面上不說，但還是比較尷尬的。有不少雇主會來找我，讓我幫他們除草、打農藥啥的，但是我還是在我親戚家干，可能別的地方比王喜給的工資高一點，我也沒去，畢竟大家都有這層關系在，當然我也不是不考慮經濟利益的因素，比如覺得工資給的少的時候，私下閑聊的時候我也會和他提一下，王喜是個聰明細心的人，他也知道，會適當的增加一些工資。(WDM，140817)*WDM，女，57歲，村內農民。

我一般就是看工資，誰給的工資高就去哪里，當然前提是把活給干好了，要不雇主就不找我們了，就找村里的人了。咱不得長久啊，盡管不沾親帶故的，但是好好做，回頭雇主不是還會想著咱嘛，干活還是長長遠遠的好。(XZ，140817)*XZ，男，48歲，村外雇工。

除了雇工，中間人和包工頭對待雇主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做我們這一行，首先你得門路熟，知道哪家需要雇工，還得講信用，不講信用的話，人家雇主后面就不理你了，別的雇主也就不用了。還要和雇主搞好關系，找的工人一定要干活好的，肯吃苦的，還有一點就是有交通工具。這個營生也不是經常干，也就是在農忙的時候，就開車拉著一伙人，到田間地頭，和雇主談好價格就行。這里面有的時候流動性比較大，我也是找外村的人，不怎么找村里的，村里的有的時候不太好說話，誰干活好，我就找誰。(SYF，140818)*SYF，男，43歲，雇工介紹人。

從雇傭關系的表面來看，就是雇主與雇工的人情與利益關系的交換，但從其運行機制來看，其實質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維持與調試。據此可以看出，雇傭雙方涉及的關系維持也是深深地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受到各種復雜關系的影響與制約。但是，隨著市場化經濟體制在農村社會的深入，經濟利益在目前鄉村雇傭關系的維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傳統社會，雇傭關系是嵌套在鄉村社會的關系網絡中的，但現在已經開始出現“脫域”的傾向，逐漸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的方向轉變[15]。雇傭關系實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網絡，這個關系網絡以雇主為中心、雇工為邊緣，既沿著從中心向邊緣的差序格局，也沿著人情與利益的差序格局向外推展，兩者交叉在一起。

(三) 市場經營之策

農產品生產出來，即使擁有再好的品質如果沒有市場銷路的保障，那前期的農業生產也是徒勞的。農業規?；洜I要實現最終盈利，市場銷售網絡的開拓與維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家庭規模經營的農戶來說，特別是像王喜這樣的剛剛邁入農業大戶的小農來說，市場行情以及銷售渠道的信息掌握情況，能在一定程度決定著規?；洜I的成敗。

1. 市場銷售困境

銷售風險也是農業大戶面臨的經營困境之一，通過銷售以便獲取利潤是檢驗農業大戶經營成果的最客觀和最顯著的標準。因此，能否掌握好市場行情和抓住銷售的有利時機，是否擁有暢通的銷售渠道對于農業大戶來說都至關重要，而剛開始從事規?；洜I的王喜在這兩個方面存在面臨諸多不利：

(1) 對銷售時機判斷的水平較低。尤其是蝦苗的銷售體現得更為顯著，蝦是餐桌上的高檔消費品，消費群體很受限制，因此，蝦苗銷售受市場的影響程度最大，價格上升到什么程度算是快到頂了？什么時候價格會不再降了？這些都是未知數，以王喜的知識水平及獲取信息的條件很難作出準確的判斷和預測?！梆B殖蝦苗有時也是碰運氣，你根本不知道每年的行情到底怎么變，這東西(蝦苗)蠻貴的，七八十塊錢一斤，一般人也買不起，其實受國家經濟的影響也蠻大的，國家經濟條件好的時候，老百姓有錢了就好賣，經濟不好的時候，口袋里沒錢，你就賣不上好價錢?！?王喜，150802)

(2) 市場銷售渠道閉塞單一。由于地理條件、銷售量的限制以及市場信息的不暢，王喜的農產品銷售渠道相對來說較為單一。以西瓜種植為例，2013年王喜西瓜種植的面積將近20畝地，西瓜種植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成熟之后保鮮期也較短暫，短期內不銷售出去西瓜的品質就會大大降低。正是因為對市場信息不夠敏感以及銷售渠道的閉塞，導致王喜未能調整好自己的種植策略，使得西瓜銷售的慘痛教訓深深地刻在了王喜的心里，在市場銷售中的不利條件是規?；洜I起步階段不可避免的問題，在銷售成本和市場風險的影響下，王喜又是如何應對的？

2. 交易原則

賣不賣得出去是對農業大戶的經營成果的檢驗。在市場銷售的過程中，往往一個收購商面對多個養殖戶，對于養殖戶而言，此時市場權力掌握在了上游收購商的手中。與收購商建立良好的關系并且維持市場交易中的伙伴關系對于養殖戶至關重要，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會影響王喜對于市場合作伙伴的選擇呢？其背后是否存在一些運行的規則呢？在與王喜的交流過程中，筆者找到了答案，選擇合作伙伴，并非盲目之舉，在王喜心理有自己的一套標準：

(1) 信譽。這是王喜考慮問題的首要標準。對于剛邁入農業大戶行列的王喜來說，對銷售市場相對較為陌生，要與中間收購商建立起市場交易關系，就需要對其信譽有所了解。一般情況下可以采用兩種途徑獲得：第一,市場交往的經驗。對王喜來說，農產品運送到市場進行銷售，會經常與收購商打交道，通過幾次市場上的交往，就可以判斷中間收購商的信用狀況。第二,他人的評價。通過其他人的口碑與評價來得知，在當地摸爬滾打多年，王喜也認識許多人，人脈較為廣闊，通過向熟人和同行打聽，基本上可以準確得知賒款人的信譽度。

(2) 資金實力。資金實力可以直觀地衡量收購商的生意狀況，也可以作為王喜選擇的客觀標準。有些中間收購商盡管信譽度尚可，但可能存在某些特殊的因素，沒有能力支付交易的貨款，或者長時間延遲支付。而資金實力雄厚的收購商，不會因為短期經營不善或者某些市場因素影響到交易資金；反之，如果是遇到資金實力較弱的中間收購商，那么資金的壓力會由自己來承擔，緊接著就會面臨著討賬要賬的繁雜事項。資金實力也在側面反映出一個中間收購商的經營狀況。

3. 交易策略

經過信譽和資金實力這兩個篩選條件，基本就會確定好自己的交易對象。那么在具體的交易過程中，王喜究竟是如何維持與收購商之間的伙伴關系的呢？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策略(見圖1)：

(1) “吃虧”。對于王喜而言，長期性互惠銷售網絡的建立和維持，需要農業大戶作出一定的努力和犧牲，而在銷售過程中自己吃點虧，讓中間收購商得利，在獲得中間收購商信任的同時，也打開了自己農產品的銷售市場?！棒~蝦在運送的過程中需要增氧，但是這樣蝦苗的死亡率還是蠻高的，中途的運費和死的蝦苗都是我自己的，蝦苗質量不行，所有的損失都是我自己的，比如說送去的蝦苗死了十斤，人家老板說不止死這么多，那這個由誰來作證呢，你如果后面還想跟人家做生意打交道，你也只能讓人家貪點便宜，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不錯還是蠻有誠信的，下次做生意就會好一點。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比如明年人家要一千斤蝦苗，定到我家，那我的蝦苗只要往他一家送就行了，我也不需要往第二家送的了?！?王喜，150802) 王喜通過在交易中自己“吃虧”的方式獲得收購商的青睞和認可，從而為自己未來農產品的銷售獲得在市場上順利銷售的保證，同時也節省了其他的一些銷售成本，例如找買家、中途折損等。

(2) “舍欠”。農業大戶的農產品銷售涉及資金流動量特別大，對于中間商和收購商而言，由于受更上游老板的影響，多數情況下欠農業大戶的資金不能及時予以支付，資金的壓力便層層的壓到了農業大戶的身上?！吧崆贰币馕吨r業大戶愿意將農產品提供給賣家，而不需要對方完全支付貨款，這一策略的運用使得王喜在陌生的銷售市場上獲得收購商的信任。

收購商欠下的貨款會在一年中的某個時間進行結算，這個時間可能是在年底或月底，也可能會在農忙結束之后清算，從而緩解了收購商的短期資金壓力。欠賬行為之所以能夠在收購商和農業大戶之間存在，原因在于，中間商能夠在交易雙方能夠接受的時間范圍及時返還欠款，同時農業大戶與收購商在長期交易過程中建立的市場伙伴關系，彼此的信譽成為交易的基礎，能夠使得欠賬行為成為雙方交易過程中一種常態，長此以往，農業大戶與收購商之間的穩定的互惠性交易網絡便形成了。

(3) “關系保障”。以苗木種植為例，剛開始接觸苗木花卉的時候，王喜也是茫然的，由于種植技術要求高，前期投入的資金和人力成本較大，加上自身又缺少種植技術和管理經驗，他的這次選擇無疑是冒著巨大風險的，此時親朋好友之間的關系，就為王喜帶來了不少的財富，信任如同關系一樣，具有“遞移”的特質，經過一個自己信任的人背書，我們也會信任一個朋友的朋友[16]，以苗木種植為例,妹妹的親自介紹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在種植之前，與投資老板約定前期的成本與苗木種植的費用由二人分攤，投資苗木的老板無償提供技術援助，并且還幫助銷售樹苗。這樣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就通過妹妹建立起來了，這也大大降低了銷售的風險，農產品的銷售也就有了“關系保障”。

(4) “信息共享”。在農閑的時候，同行養殖戶往往會圍繞養殖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交流和討論，在此過程中彼此交往著個人所掌握的信息知識。由于步入養殖大戶的行列時間較短，沒有形成固定的農產品銷售渠道，大戶只能循序漸進地開拓，摸著石頭過河，如何尋找到合適的上游中間商販顯得特別重要。對處于“菜鳥”階段的王喜來說，同行養殖戶成了王喜獲得銷路信息的重要途徑。以蝦苗養殖銷售為例，王喜步入蝦苗養殖行業也是熟人朋友介紹的，養殖蝦苗能掙到錢，熟人之間蝦苗銷售信息也會彼此共享，魚蝦產品的銷售也就有了保障。

圖1 農業大戶市場經營策略

五、小結與討論

在鄉土社會，農業大戶在經營時不僅需要面對同村中關系較為熟悉的人，也需要面對相對陌生的人，關系遠近不同，行動策略也會呈現出差異。本研究探討農業大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與各種人群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同于一般的人與人之間關系，對于農業大戶而言，在不同的生產經營階段會遇見不一樣的人群，一個人需要面對村莊內外的多種關系，如果關系處理得不得當，就會直接影響到規模經營的效果。

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最值得關注的議題是“關系”和“權力”，這既是中國人的理論問題，也是中國人的實踐問題，更是中國人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的問題[17]，中國人善于把關系的建構作為一種文化策略來調動社會資源藉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達到目標。如此看來，將關系看作研究的起點來考察農戶的經營行為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生產網絡的建構離不開參與者在互動中的策略行動，需要提醒的是，這種策略性的行動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理性的選擇可能會在一次交易或是即時交易當中獲得最大的利益，這種理性策略卻很難使生產網絡中的所有參與者都能長期獲利，生產網絡一旦形成就類似于一種經營管理模式，具有一種內在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生產網絡的維持與運作需要某種確保參與者具有長期性互利預期和彼此信任的內在機制，農業大戶對于關系的維持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人有一套自己的市場實踐理論體系，生產網絡的形成離不開兩個決定性因素——差等性給予和工具化他人[18]。這種分類的范式是根據關系的遠近進行劃分的，根據王喜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表現出的行為特征，筆者將其分為情感型和工具型兩種行為模式，不同模式下的行為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情感性交易主要針對的是關系較為熟悉、親密的人，強調對于具有親近關系的人給予特別的照顧，與關系親近的人交易遵循的是一種義務性的互惠交易原則，這種義務性的互惠實質與莫斯提出的禮物交換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莫斯指出禮物交換表面上看上去是自愿的，但是實際上卻是義務性的和追求利益的，他分析了迫使人們贈予以及受贈者予以回報的道德性力量，特別是在鄉土社會的場域中。義務性的互惠交易雙方的目的在于謀求長期性的總體利益，由于這種交易行為發生在和自己較為熟悉的人群當中，因此會受到熟人社會倫理規范的制約，其中參與農業生產的人并沒有單純地追求經濟利益，也包括對社會利益(地位、面子等)的考慮，在筆者看來，在此交易原則下普通農戶所呈現出的種種行為并非完全屬于感性、懸置經濟利益的，只是在鄉村共同體的非正式約束下，農戶的逐利行為并沒有表現得過于強烈，而是體現出權宜性的特點。在規?；洜I過程中，王喜同幫助其進行農業生產的工人之間的關系運作，促成了其生產網絡的形成，維持這一生產網絡的基礎是彼此間的信任，信任是提供市場交易中的風險擔保。

關系交易的產生不僅僅局限于與自己有特殊關系的群體，也存在與自己關系陌生的群體之間。與情感性策略不同的是，工具型策略針對的關系較為陌生的群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王喜與這類人進行交易，雙方遵循的是一種工具性的互惠交易原則，以追求短期利益為目的，出發點來源于交易雙方的“利己心”，這是大多數一般市場交易行為遵循的邏輯，而生產網絡市場中，王喜期望一種長期性的互惠互利，因此在交易頻率加大和互動增強的情況下，關系也會變得熟悉，工具性互惠交易也會轉化為義務性的互惠交易，從而實現了生產網絡的建構，例如王喜在雇傭工人的時候，如果經常雇傭某個外村人，使得他們的聯系加深，久而久之，就會變為長期性的雇工。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情況，工具性交易原則的雙方對于即時的經濟利益追求高于一切，因而這層交易關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網絡生產的路徑分析如圖2所示。

圖2 網絡生產的路徑分析

在鄉土社會的場域中，農民的行為必然會受到農村社會關系的影響，其經濟行為也是嵌入在農村社會關系網絡中，從王喜的土地規?；洜I過程來看，關系自始至終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影響著農民在經營過程中的各項決策，并通過情感型和工具型兩種途徑形成了自己的生產網絡，生產網絡形成之后就具有一定穩定性，正是這樣一種穩定的關系交易網絡體系才使得小農規?；洜I得以可能。小農家庭規?；洜I的過程中，關系的運用能夠降低交易雙方的風險、達到共贏的效果。但是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農戶之間的“關系”既不再是單純的市場關系，也不再是單純的社會關系，而是二者的疊加，這意味著“關系”中既存在利益互惠的一致性，也存在追求自利的利益沖突性，究竟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需要交易雙方不斷的調試。此外，作為關系交易網絡核心的農業大戶，處于“一對多”的關系格局中，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去維持經濟交易過程中的各種關系，關系的維持更是需要耗費大量的心理和情感成本，正如王喜感嘆的那樣：“我們現在在村里面做事情，要考慮到很多，生怕得罪村里人，和村里人的關系一定要處理好，承包這么多地。我也不想繼續干下去了，太累了?！币虼?，關系在為生產經營者帶來好處和便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煩惱。此外，由于小農的規模經營行為是鑲嵌在農村社會關系中的，這一特征也就決定了小農生產經營雖具生命力但規模是有限的。

從當前我國農村實際發展的情況來看，農業生產中市場化和商品化并行，以家庭為基礎、以生存為導向、以人與自然的互惠為根基的傳統小農農作仍然存在于中國的廣袤村落，成為小農家庭維系生計、應對市場風險的重要策略，由中國傳統農業延續下來的農作模式和農耕文化，為現有的家庭規?；洜I之路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礎，深深影響著家庭小農規模經營的方方面面，小農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所表現的生產特征并不是只留存于過去落后的事物，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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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0

江蘇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項目編號：BRA2015404)資助；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編號：2013B11914、2015B24914)資助。

王毅杰(1973-)，教授、博士生導師，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城鄉社會學； 茆農非(1992-)，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專業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城鄉社會學。

C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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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05X(2017)01-0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