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層應對公共壓力的環境信息披露策略：基于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的理論框架

姚 圣

(中國礦業大學 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企業管理層應對公共壓力的環境信息披露策略：基于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的理論框架

姚 圣

(中國礦業大學 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通過構建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對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機會主義行為影響的短期模型與長期趨勢模型，分析得到的結論：外部公共壓力通過提升同業模仿來提升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質量，但由于企業在地理位置上的異質性，企業管理層在應對外部公共壓力方便表現出不同的應對策略。為了保持合法性，距離監管部門較近的企業一般會選擇使用模仿同行業的披露平均水平來應對外部公共壓力，而距離較遠的企業往往會利用空間距離來緩解外部公共壓力，處于遠近之間的企業管理層則會在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之間尋找平衡點，以獲得最大化的環境信息披露收益。

空間距離；同業模仿；公共壓力；環境信息披露；效用

引 言

隨著社會公眾對企業環境信息的日益關注，企業管理層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所面臨的公共壓力越來越大，常常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應采用怎樣的披露策略來應對日益增長的公共壓力。在目前環境信息還沒有被要求強制性披露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環境信息的負面影響是企業管理層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決策的首要考慮目標，因此，生態機會主義行為在環境信息披露決策中比較常見。但企業管理層采用怎樣的路徑來實現該行為在現有文獻中卻很少涉及，這也是本文著力研究的主要問題。

生態機會主義行為來源于人的有限理性與信息不對稱，人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一覽無余，不可能獲得關于環境現在和將來變化的所有信息，也就不可能對其進行全面有效地監控。所以，企業管理層就可能利用如環境信息不對稱等有利的信息條件，向環境保護部門或其他利益關系人隱瞞相關的環境信息，從而逃避環境保護部門的監管，欺騙他人而獲得私利，被稱為生態機會主義[1]?；谏鷳B機會主義的管理層機會披露行為突出表現為環境信息披露戰略與具體披露內容、方式的選擇性,很多管理層認為，企業信息披露政策是一種戰略工具，如運用得當，能夠獲得經濟利益。管理層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特別敏感，原因在于如果他們疏忽環境或者對企業與環境之間的作用不重視，會引發巨大的成本。這些成本來自于對不同環境群體的游說成本或者是對顧客、員工、債權人與供應商失去聲譽所造成的成本[2]。Cormier等人研究結果表明，信息成本與企業財務狀況直接影響環境披露水平，因為公司管理層在決定環境披露戰略時，會權衡股東信息成本與企業財務狀況[3]。而Buysse和Verbeke研究認為，企業管理層一般會采取兩種環境信息披露戰略，分別為適應性戰略與防御性戰略[4]。適應性戰略是對外部利益相關者需求與政府作出回應，以便獲得更多利益相關者的支持。而防御性戰略是指利用表面上的回應來維持與利益相關者的良好關系，并減少信息產生不利市場反應的可能性[5]。在缺乏外部有效監督的情況下，企業管理層有動力權衡自愿信息披露成本與收益以獲得最優的信息披露水平[6]。Li等人研究認為，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會嚴格遵守披露標準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特別是對環境負債信息披露時具有一定的戰術性[7]。在某種程度上，環境信息固有的不確定性讓管理者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決定要具體披露什么以及披露到什么程度。其他的研究也認為環境信息披露要求的確增加了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總量，但是企業對披露標準上存在不同的解釋，同時在數據的提供上存在一定的選擇性[8]。而在環境信息披露選擇的方向上，信息披露所帶來的法律或政治潛在成本導致企業盡量少地披露信息。事實上，一個公司可能有較強的抵制傾向去披露有關其環?；顒拥男畔2]。

在披露戰略的指導下，管理層在具體披露內容與形式上也存在一定的選擇性。選擇性信息披露的理論原理來源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理論。該理論認為，在任何環境下人們總是試圖通過自己的行為給他人留下盡可能好的印象。Leary和Kowalski的研究表明，正確的印象管理可增加達到理想結果和避免不理想結果的可能性[9]。選擇性披露突出表現為披露時機選擇與可讀性選擇，時機選擇弱化了公眾對公司負面信息的關注[10],而可讀性選擇降低了公眾對公司運營風險的了解[11]。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環境表現管理層會進行不同的選擇性披露傾向。當企業環境績效較好時，在環境信息的撰寫中運用通俗明了的語言，提高環境信息的可讀性。而在環境污染指標較高時，為了掩蓋負面信息，會在環境信息撰寫中有意運用更為抽象的專業術語，用復雜的句式，降低信息的可讀性。為了進一步劃分選擇性披露類型，Darrell和Schwartz[12],Freedman和Stagliano[13]以及Patten[14]將環境信息披露分為三種選擇性披露傾向：披露顯著性、披露數量性與披露時間性。所謂披露顯著性是指將環境信息是選擇在顯著位置(如財務部分)上披露，還是在非顯著位置上披露；披露數量性是指環境信息選擇使用數量與貨幣來披露，還是選擇使用文字來披露；披露時間性是指選擇披露較多現在信息，還是選擇披露較多的過去信息。國內學者基本也是采用這種衡量模式，并作為環境信息披露總量衡量方式的補充[15-16]?，F有文獻對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動機與表現形式研究得較多，但僅有動機是遠遠不夠的，要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要同時具備實施機會主義行為的機會或路徑才可以?，F有文獻對此研究不夠深入，很多研究變量具有很強的內生性，諸如規模與行業性質影響。在企業面臨的環境信息披露壓力日益增加的情況下，選擇從企業外部尋找影響變量可能更能夠準確地解釋與規范管理層的環境信息機會主義披露行為。

本文擬從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兩個外部影響變量來研究企業管理層在面對公共壓力所采取的應對策略。之所以選擇這兩個變量來研究企業管理層的環境信息機會主義披露行為，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地域遼闊，企業與監管者的空間距離會顯著影響企業管理層的各種決策，當然包括更難進行驗證的環境信息披露；另一方面，我國企業間的學習能力較強，特別是同行業企業更為顯著。行業內多數企業的通行做法往往會成為具體某個企業在決策時采用的方式。對環境信息披露而言，既然不是強制性披露，企業管理層勢必會在環境信息披露決策時參考行業內通行的做法[17]。但這兩個變量并非單獨對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決策產生作用，往往是相互影響共同起作用的。因此，本文擬圍繞著這兩個變量構建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的理論框架，以便確定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對企業管理層披露行為的影響機理，進而尋找規范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的應對措施。

一、文獻回顧

(一) 關于公共壓力的研究

Darrell和Schwartz認為，外部公共壓力的增加可能來自于社會公眾本身的不滿意，或來自于新的政治行動實施，或來自于增加的監管力度[12]。Neu等人研究認為環境信息披露是管理層應對外部壓力的一種反應，也是一種不必改變組織經濟模式就可以維持組織合法性的方法[18]。已有研究還認為，企業管理層應對外部壓力一般會采取適應性戰略，即對外部利益相關者需求與政府作出積極回應，以便獲得更多利益相關者的支持[4]。在外部公共壓力突然增強的情況下，企業會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Darrell和Schwartz研究表明，企業會通過增加環境信息披露的方式緩解來自外部的壓力，以樹立并維持其良好的社會形象，避免陷入政府、法律規章制度的處罰及社會公眾的抵制[12]。其他的研究也認為企業管理層通過調整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內容與質量來應對外部公共壓力[19-20]。然而，公共壓力究竟是通過怎樣的途徑驅動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質量的，在現有文獻中較少涉及。同時，也未將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納入該研究中。

已有文獻對外部公共壓力的界定包括三種方式：(1) 新法律法規的頒布。Patten(2002)選擇美國1986年《應急計劃與社區知情權法案》(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頒布作為公共壓力增加的標志。由于該法案第一次要求美國制造業企業按照超過300種有毒化學排放目錄進行披露，因此，會對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產生較大的影響[14]。(2) 環境事件的發生。Darrell和Schwartz采用Exxon公司Valdez油輪原油泄漏事件發生作為外部公共壓力的判斷標準。由于環境事件的發生會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因此會對環境事件發生的相關行業形成公共壓力[12]。國內也有相似的研究，肖華和張國清以“松花江事件”的發生作為外部壓力增加的參照，研究了該事件發生后的化工類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變化。(3) 媒體的曝光。Brown和Deegan研究結論表明，媒體關注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戰略具有密切聯系，特別是負面媒體曝光會促使企業披露環境信息來消除或者減輕潛在的負面影響。因此，媒體曝光會對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產生一定的外部公共壓力[19]。針對第三種衡量方式，現有文獻對其具有很大的爭議，Patten研究結果表明，媒體關注并不是導致公共政策壓力的必要因素[14]。同時，Deegan等人也認為，媒體監督可以影響文化環境，但是否導致公共壓力目前還并不清楚[21]。而對于第二種衡量方式，常常需要與第三種衡量方式即媒體曝光相結合才能形成真正的公共壓力。Deegan等人的研究還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污染事件都最終形成公共壓力，沒有得到媒體充分關注或者媒體提前關注過多都可能無法形成最終公共壓力[21]。相比較而言，第一種衡量方式環境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具有較強的強制性，比環境事件影響力度大，且不需要媒體曝光就可以獨立起作用[14]。

與國外情況相比，我國市場經濟尚不夠發達，在市場環境、法律制度、投資者素質與企業家責任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公共壓力構成中的“社會期望、傳導機制與市場選擇”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1) 在社會期望方面，我國尚未形成對企業環保行為具有影響力的綠色環保組織或其他類似組織，難以形成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較高期望值；(2) 在傳導機制方面，由于我國社會力量的缺失，社會公眾一般無法通過媒體監督來影響立法，媒體更多的是吸引政府的關注，由政府賦予直接的影響；(3) 在市場選擇方面，我國尚未形成基于環境信息的有效市場選擇機制，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取“融資正當性”，即滿足環保部和證監會的環境信息披露要求。因此，相對于國外環境事件與媒體監督的兩條途徑，我國企業受到的公共壓力更多來自于政府，即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形式實現的直接壓力。而社會公眾通過社會輿論或是市場選擇行為來實現的間接壓力在我國無法獲得預期的效力。因此，本文選擇2008年頒布實施的直接針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規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作為外部公共壓力變化的參照，能夠得到相對可靠的研究結論。

(二) 關于空間距離的研究

已有文獻對空間距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債務融資、股利發放與股權投資三個方面。(1) 在債務融資方面，Brickley等人認為，當銀行與借款企業之間距離較短的時候，銀行能夠收到來自于借款企業的精確信號，而如果距離較遠，銀行難以獲取借款企業的準確信息或者付出信息收集成本過大[28]。為了規避借款風險，銀行一般要求較高的利率與苛刻的借款條件[29-30]。Rauterkus和Munchus研究表明，地理位置對貸款否決的可能性具有顯著影響，位于鄉村的企業貸款被否決的可能性遠大于城市企業[31]。而為了獲得貸款，距離較遠的企業一般負擔較多的利息與更多的約束條件[28]。Degryse和Ongena的研究同樣證明該結論，認為交通成本與借款利率呈正向關系[32]。然而，從企業的角度看，更希望從距離自己較遠的銀行獲得貸款。Petersen和Rajan從美國中小企業的角度研究認為，中小企業越來越傾向于選擇距離較遠的銀行進行貸款[33]。(2) 在股利發放方面，John等人在研究企業空間距離與股利發放時指出，不管信息技術多么發達，距離仍然會影響分析師和投資者的信息成本。因此，企業空間距離顯著影響企業的股利發放，距離較遠的企業傾向于發放較多的現金股利[23]。(3) 在股權投資方面，Lerner(1995)從風險投資者監督的視角來研究距離，認為監督成本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增加[34]?，F有研究也表明投資者在投資組合中表現出較強的地方標準，基金經理和個人投資者都表現出在地理上鄰近投資的偏好[24]。其他研究也認為基金經理和分析師對本地股票具有信息優勢，因此偏好本地股票和大城市股票[25，35]。

現有文獻未涉及空間距離在環境領域的應用，但實際上，由于環境信息具有可驗證性差的特點，再加上環境監管部門有限的人力與物力，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與質量難以有效驗證。特別是當企業距離監管部門距離越遠，驗證效率越低，即使企業管理層進行選擇性披露也難以覺察，因此，空間距離可能會顯著影響管理層機會主義披露行為。與已有研究不同的是，環境信息機會主義披露行為除了受直線距離或者交通距離影響之外，還會受到人口密度、交通擁堵程度、交通可達性、當地市場化程度等因素的影響，因此，需要在直接距離或交通距離的基礎上調整其他影響因素獲得反映綜合信息的空間距離變量，然后再進行與環境信息機會主義披露行為關系的研究。

(三) 關于同業模仿的研究

在環境領域，很多重污染企業，為了與制度環境認同而獲得合法性，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采用了彼此相似的做法，存在明顯的趨同性[36]。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稱之為“羊群行為”，但環境信息披露行為并非簡單的跟隨行為，在制度理論上稱為“制度性同形”。DiMaggio和Powell將其進一步劃分為三種類型：強制性同形、規范性同形與模仿性同形，并認為模仿性同形源于對不確定性進行合乎公認的反應，當一個組織對外部不確定性難以把握的時候，很可能會以其他組織作為參照模型來建立自己的制度結構[37]。由于對企業而言，環境信息披露的成本與收益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同業模仿在環境信息披露中得到了較多的運用。Aerts等人以加拿大、法國和德國三個國家共1058家大型上市公司6年的年報和環境報告中披露的環境信息為研究對象，借助回歸分析確定影響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相似度的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同行業中其他企業的相似度水平和企業上一年度與同行業企業的相似度水平會顯著影響企業當期的相似度水平，并認為模仿行為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符合模仿性同形的制度理論解釋[17]。雖然Lieberman和Abasa研究認為規模較大、較為成功或者較有聲望的企業更容易成為模仿的對象[38]，但實際上，限于財力與技術能力，一般企業很可能采用防御性策略，即“頻率模仿”，也就是企業的模仿行為受到其他組織采納過同樣行為的“頻率”的影響，原因是采用這種做法的組織越多，越說明這一行為被普遍接受的事實[39-40]。國內沈洪濤和蘇亮德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結論，他們以我國重污染上市公司2006～2010年年報披露的環境信息數量為研究對象，分別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同形性以及環境信息披露過程中的模仿行為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著明顯的趨同現象，且在環境信息披露過程中存在著顯著的模仿行為，但主要進行的是其他企業平均水平的頻率模仿，而不是模仿領先者[36]。同業模仿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的趨同性，且這種趨同并非向領先者趨同，而是基于均值趨同。說明在外部環境信息披露壓力并不確定的情況下，多數管理層會選擇與一般企業沒有本質區別的披露方式，是一種理性行為，更是一種機會主義披露行為。

二、基于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的理論分析框架

本部分主要基于公共壓力變化的背景下，構建空間距離和同業模仿影響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的理論框架。理論模型的構建背景是2008年頒布實施的《辦法》，該《辦法》加強了對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的規制力度。具體的變量定義為：EIDO表示企業管理層的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具體表現為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與質量。其中：EID代表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EID_sig,EID_amount與EID_time代表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分別對應代表環境信息披露的顯著性(是否在顯著位置披露)、環境信息披露的數量性(是否使用數量性的信息進行披露)與環境信息披露時間性(是否披露的是及時信息)。在面臨巨大環境信息披露壓力的情況下，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主要體現在披露較低水平的環境信息，同時還可能降低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即不在顯著位置進行披露，或者多采用文字性披露，或者披露的信息多是過去的信息。Distance代表企業所在地到所屬監管部門的空間距離，Imitation代表同業模仿影響。本部分主要構建四個理論模型，分別為：空間距離對EIDO影響模型、同業模仿對EIDO影響模型與空間距離、同業模仿對EIDO共同影響模型，以及長期趨勢變化模型。

(1) 空間距離對EIDO影響模型

由于限于監管部門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現有勘測技術，監管部門監管效力具有一定的區域性，超過一定的區域后監管效力開始下降，而管理層可能利用這一點進行機會主義披露。但《辦法》頒布實施后，監管部門監管力度增強，監管有效范圍也會加大。如某些企業管理層存在機會主義行為，這些企業在地理位置上會比《辦法》頒布實施前要遠。分別構建《辦法》頒布實施前后的二次方程。具體為：

EID0(EID_sig0,EID_amount0,EID_time0)

=α0Distance2+b0Distance+c0

(11)

EID1(EID_sig1,EID_amount1,EID_time1)

=α1Distance2+b1Distance+c1

(12)

圖1 空間距離、同業模仿對EIDO影響模型(二次曲線a<0,一次直線b>0的情況)

(2) 同業模仿對EIDO影響模型

對某個具體上市公司而言，環境信息披露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基本披露內容，一般是按照強制性要求或者鼓勵性要求的條目進行披露的；二是模仿同業企業所進行的額外信息披露。依據《辦法》頒布實施前后，構建以下兩個研究模型：

EID0(EID_sig0,EID_amount0,EID_time0)

=α0+b0Imitation

(13)

EID1(EID_sig1,EID_amount1,EID_time1)

=α1+b1Imitation

(14)

其中：a代表基本披露內容，b代表同業模仿的方向與程度，根據b的方式可以區分三種模仿模型，分別為：正向模仿模型(b>0)、負向模仿模型(b<0)與零模仿模型(b=0)。根據理論模型推理，對比《辦法》頒布前后，除了零模仿之外，同業模仿程度提高了，即|b1|>|b0|(具體如圖1所示)。

(3) 空間距離、同業模仿對EIDO共同影響模型

空間距離、同業模仿對EIDO的共同影響是三維曲面極值問題，參照拉格朗日乘數法，構建具有約束條件的多元函數極值模型。具體為：

(15)

其中，h(x)為Distance與Imitation的關系函數。設置乘數λ，得到乘數方程(16)。

φ(Distance,Imitation,λ)

=(aDistance2+bDistance+c)*(d+eImitation)

+λ(Distance-h(Imitation))

(16)

然后對方程(16)求偏微分，令其值為零，即可得到EIDO最優值(具體如圖1所示)。

(4) 長期趨勢變化分析

由于模型(1)～(3)對比的是公共壓力變化前后，企業管理層環境信息披露行為的變化結果。但這種變化需要一個變化的過程，是基于環境信息披露效用的變化而引起的。假設對政府與社會公眾而言，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效用為U，而U受到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的影響，具體為:

U=U(Distance,Imitation)

(17)

根據無差異效用原理，在《辦法》頒布實施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效用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如式(18)所示：

U0=U(Distance0,Imitation0)

(18)

但《辦法》頒布實施后，主要目的是將環境信息披露的效用提高到一個提高的水平上，如式(19)所示：

U1=U(Distance1,Imitation1) 且U1>U0

(19)

圖2 效用變化圖

如圖2所示，公共壓力增加后，政府與社會公眾期望環境信息披露的效用能從一個低水平轉向一個高水平，即從U0轉移到預期的U1，且U1>U0。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企業管理層面對公共壓力需要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政府通過頒布實施《辦法》，對企業產生作用的主要媒介是同業模仿，整個行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質量提高后，所處該行業的單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效力也會相應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行業內企業并非同質的，距離監管部門遠的企業可以利用空間距離，減少同業模仿程度，進而減少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與質量。具體分析如下：

U1-U0=U(I1-I0,D0)-U(I0,D1-D0)>0

(20)

因此，公共壓力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提升同業模仿的正向作用來抵消空間距離的負向作用。多數的企業會按照U0到U1的變化模式。但對一些具有空間距離優勢的企業而言，情況往往不是這樣的。一般會在U1位置進行短暫停留，然后逐步轉向U2。此時:

U2-U1=U(I2-I1,D1)-U(I1,D2-D1)<0

(21)

從圖2可以看出，此時，空間距離Distance所產生的負向作用起到主導作用，間接帶動同業模仿Imitation下降，這樣，環境信息披露總體效用在下降。隨著空間距離越來越大，這種下降的趨勢繼續發展，但越來越不明顯。即：

(22)

因此，由于空間距離Distance的作用，將預期的U1曲線逐漸拉回到U0，無限接近于U0曲線，這樣，企業管理層就把外部增加的公共壓力所產生的影響逐漸稀釋掉了。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空間距離與同業模仿的理論模型，得到結論：(1) 同業模仿與空間距離是企業管理層應對外部公共壓力、保持合法性的兩種重要手段。(2) 公共壓力增大能夠通過同業模仿有效提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質量，而能夠通過空間距離來抵擋外部壓力的企業，在公共壓力增加后，空間距離進一步拉大了。(3) 在公共壓力增加的情況下，企業發生了分化，不具有空間距離優勢的企業選擇同業模仿決策，而具有空間距離優勢的企業選擇使用空間距離進行規避，將外部產生的公共壓力減少到最小。

根據本文研究結論，為了提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質量，需要在三個方面建立相應的政策措施：(1) 應充分發揮行業模仿的效力，分行業建立嚴格的環境信息披露規范與獎懲條款。(2) 應密切關注空間距離對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產生的負面作用，在監管方面應加強監督。(3) 在環境信息披露要求方面，還需要依據空間距離分布建立環境信息披露規范。在最初階段，可以要求企業在年報中披露距離監管部門的自然公里數，待時機成熟后，應區分空間距離的長遠，要求披露不同詳細程度的環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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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空間距離、同業模仿與環境信息披露機會主義行為：動因、實現路徑與經濟后果”(項目編號：7157218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政治關聯、地方利益與環境業績——基于生存權保障的研究視角”(項目編號：71102163)。

姚圣(1978-) ，博士，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環境規制與環境信息披露。

F275

A

1009-105X(2016)05-0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