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不確定性與消費行為研究
——基于2014年全國五省農民工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李隆玲，田 甜，武拉平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83）

城鎮化、不確定性與消費行為研究
——基于2014年全國五省農民工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李隆玲，田 甜，武拉平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100083）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時期，農民工消費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陬A防性理論，從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了一個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消費框架，并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實證分析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研究表明：收入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消費水平越低或收入水平越低，抑制作用越強。醫療和子女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也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工作，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能夠減少農民工面臨的不確定性，進而提升農民工的消費預期，釋放農民工的消費潛力，提高農民工的生活水平。

城鎮化；農民工；消費行為；收入和支出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一個既不同于農村居民又區別于城市居民的農民工群體相伴而生，中國由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為城鎮居民、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的“三元”結構，三者占比分別達到35．92%、20．19%和43．90%。2015年中國農民工人數達到2．78億，接近美國總人口，他們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最活躍和最具潛力的群體。農民工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其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收支不確定性較大，消費動力依然不足。農民工的消費行為，既影響到其勞動力的供給，又影響到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同時也對全國居民總消費產生重要影響。因而，研究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于農民工消費的已有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農民工的消費特點明顯有別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從可支配收入來講，農民工雖然比農村居民高，卻比城鎮居民低。從平均消費傾向來講，農民工比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都低［1］。收入的暫時性和較強的流動約束性大大削弱了農民工的消費傾向［2］。農民工消費具有暫時性、維持性和最小化的特點［3］。二是農民工消費的制約因素主要包括：收入不穩定，制度障礙，傳統的鄉村意識等。農民工就業不穩定，收入沒有保障，使得他們的消費更加謹慎和保守［4］。有學者指出抑制農民工消費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制約［5］［6］。受傳統消費習慣的影響，農民工長期的節儉意識限制了其對娛樂休閑的消費支出［7］?？紫槔退诰暾J為農民工消費受到經濟、社會及個人三維條件的約束［8］。三是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支出占總消費的比重較高，消費結構比較簡單。雖然農民工的打工收入比在農村務農有較大提高，但與城鎮居民相比依然比較低，消費結構單一［9］。褚榮偉和張曉東調查發現，食品消費支出和房租在農民工的總消費支出中占較大的份額［10］。錢雪飛認為消費在農民工收入中的比重較高，消費結構具體表現為恩格爾系數失靈、儲蓄傾向偏高、人情往來支出較大、教育培訓支出不足等特征［11］。四是在消費觀念方面，老一代農民工受傳統文化觀念影響較大，新生代農民工更易接受新事物，受城鎮居民消費的“示范效應”較大，代際差異日益明顯。蔡昉認為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受不確定性的影響相對較?。?2］。冷雄輝和易娜認為農民工內部消費結構存在代際差異，特別是在電子產品、休閑娛樂等方面［13］。農民工消費具有節儉（與城鎮居民相比）和炫耀（與農村居民相比）的雙重特征［14］。

綜上來看，關于農民工消費的已有研究往往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定性分析和文獻綜述為主，定量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同時，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缺乏從城鎮化和不確定性的角度來分析農民工的消費行為。本文運用2014年筆者對全國五省3994個農民工的實地調查數據，基于收支不確定性和預防性理論，構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消費框架，為有效釋放農民工消費潛力提供參考依據。

一、分析框架

預防性理論認為，由于存在不確定性，居民的消費并不平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預期未來的風險越大，消費者的儲蓄動機就越強。Carroll等認為收入不確定性對消費有重要影響［15］。羅楚亮、楊汝岱和劉靈芝等認為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都對消費有重要影響［16］［17］［18］。本文選取預防性理論作為分析框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國現階段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時期，不確定性因素不可避免；第二，農民工進城務工后，不僅收入水平提高，而且收入不確定性也大大提高，其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消費特征明顯有別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第三，進城農民工由于身份歧視，難以享受到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面臨很大的支出不確定性。

基于此，本文從收入和支出兩個層面探討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并將支出細化為醫療和子女教育支出兩個方面。具體地，本文從收入不確定性、醫療支出不確定性、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個體及家庭特征等四個方面構建影響農民工消費的理論分析框架，并分別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第一，收入不確定性。絕大部分農民工雖然進城就業，但由于沒有真正落戶城鎮，工作沒有保障。由于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或勞動合同不規范，經常面臨工資拖欠，沒有失業保險，缺乏勞動權益保障等問題，以工資性收入為主的農民工的收入不確定性較高［19］。本文用是否擔心工資拖欠、是否有失業保險來衡量收入不確定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收入不確定性會對消費產生負向影響，即擔心工資拖欠和沒有失業保險的農民工的消費支出將較少。

第二，醫療支出不確定性。進城農民工難以享受到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工作福利保障。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工作風險高，勞動保障少，醫療支出不確定性大。本文用是否有工傷保險和是否有醫療保險來衡量醫療支出不確定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醫療支出不確定性會對消費產生負向影響，即沒有工傷保險和沒有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的消費支出將較少。

第三，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隨著教育政策（如允許農民工隨遷子女異地高考等）的逐步完善，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讓子女在其務工城鎮就學。由于戶籍歧視，城鎮學校往往對外籍學生進行配額限制或收取額外費用，農民工子女在城鎮就學的支出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20］。本文利用是否繳納額外教育費用、是否繳納額外教育費用與就學子女數量的交叉項來衡量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3：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會對消費產生負向影響，即繳納額外教育費用和就學子女數量多的農民工的消費支出將較少。

第四，個體及家庭特征因素。消費還受到個體及家庭特征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因素也引入模型進行控制。其中，個人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收入水平決定其預算約束從而影響消費。已有實證研究也表明，收入是影響農民工消費需求的最主要因素［21］［22］。此外，其他主要影響因素還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就學子女數量、家庭負擔系數、家庭資產、務工行業及務工地點等。

二、數據概況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概況

本文使用2014年“城鎮外來務工人員就業和消費需求”的調研數據。為確保樣本選擇的有效性，調查采用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首先，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并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習慣的差異，選取的調研地點為廣東、浙江、山東、四川和北京五個輸入農民工較多的?。ㄊ校?。其次，在每個?。ㄊ校┻x取兩個市（縣）：省會城市和農民工分布較多的地（縣）級市。最后，在每個市（縣）按照農民工務工行業結構的比例進行隨機抽樣。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000份，剔除關鍵信息缺失、回答前后矛盾的樣本后，共獲得適用于本研究的有效樣本3800個。借鑒國內同類文獻的處理方法，本文采用寬口徑和窄口徑兩種消費定義，前者指消費支出總額（即總消費），后者僅指食品支出（即食品消費）［23］。變量的定義和賦值詳見表1。

表1 變量賦值及統計描述

（二）模型構建

本文參照現有文獻對于消費函數的定義［24］［25］，考慮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對消費函數進行拓展和改進，設定以下計量模型：

其中，lnC表示個人總消費（或食品消費）的對數，lnY表示個人工資收入的對數，UNI表示收入不確定性，UNM表示醫療支出不確定性，UNE表示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X表示其他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就學子女數量、家庭負擔系數、家庭資產、務工行業和務工地點。ε表示誤差項。

考慮到農民工消費具有異質性，異方差將導致OLS估計的有效性降低，所以本文采用穩健的OLS和分位數回歸方法來處理異方差問題［26］。特別地，分位數回歸方法還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分位數處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的具體影響。

三、實證分析

對方程（1）分別使用穩健的OLS和分位數回歸進行估計，結果見表2和表3（見下頁）。表2和表3分別報告了不確定性影響農民工總消費和食品消費的OLS和分位數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分位數回歸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的準LR檢驗，OLS估計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的F檢驗，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力較強。0．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有差異，說明存在極端值的影響，分位數回歸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一）總消費模型

消費的收入彈性在分位數回歸和OLS估計中的結果相似，0．25、0．5和0．75分位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344、0．298和0．293，OLS的估計結果為0．323，均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隨著農民工消費的增加或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的收入彈性不斷降低并且均小于1，說明了農民工的消費支出基本用于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為了滿足生存需求。

表2 不確定性對農民工總消費的影響

擔心工資拖欠在0．25、0．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5%和10%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負。這說明，擔心工資拖欠對農民工消費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通過比較系數大小可以發現，擔心工資拖欠對低消費水平農民工的抑制作用更強，即擔心工資拖欠對消費的抑制作用隨著消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降低而不斷增強。失業保險無論是在分位數回歸還是在OLS回歸中均不顯著。綜上所述，收入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消費水平越低或收入水平越低，抑制作用越強。因此，從長期來看降低收入不確定性可以有效釋放農民工的消費潛力。

表3 不確定性對農民工食品消費的影響

工傷保險在0．25、0．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0%、1%和1%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正。這說明，工傷保險顯著促進了農民工的消費水平。醫療保險在0．25、0．5、0．7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1%、5%和1%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正。這說明，醫療保險也顯著促進了農民工的消費水平。綜上所述，醫療支出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據統計，被調查者中有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農民工的比例較少，分別為37．8%和18．5%。因此，提高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降低支出不確定性，可以有效促進農民工的消費。

額外教育費用在0．5、0．7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0%、10%和5%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負。這說明，為子女就學繳納額外教育費用對消費水平較高或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民工消費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額外教育費用與就學子女數量的交叉項在0．25、0．7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5%、1%和1%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負。又由系數比較可知，消費水平越高，抑制作用越強。綜上所述，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特別是對高收入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因此，減少或禁止對農民工子女收取額外教育費用，降低子女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可以有效激發農民工的消費潛力。

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就學子女數量、負擔系數、家庭資產、務工行業和務工地點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顯著。男性比女性的消費水平高，較年輕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高，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高，家庭就學子女數量較多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高，家庭負擔系數較小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高。家庭資產對農民工消費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特別對低收入農民工消費的促進作用更強。相對于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低。相對于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較低，這主要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緊密相關。

（二）食品消費模型

與總消費模型的估計結果類似，食品消費的收入彈性在0．25、0．5、0．75分位和OLS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387、0．278、0．263和0．319，均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了隨著農民工消費的增加或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費的收入彈性不斷降低并且均小于1。

在食品消費模型中，擔心工資拖欠在0．25、0．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1%和5%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負。失業保險無論是在分位數回歸還是在OLS回歸中均不顯著。估計結果與總消費模型一致，說明了穩健性較好。

醫療支出不確定性的估計結果存在差異：醫療保險在0．25、0．5、0．75分位和OLS估計結果分別通過了水平為10%、1%、1%和1%的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均為正。通過系數比較可知，醫療保險對農民工食品消費的促進作用強于總消費。是否參加工傷保險對農民工食品消費的影響不顯著。

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的估計結果存在差異：無論是在分位數回歸還是在OLS回歸中，額外教育費用、額外教育費用與就學子女數量的交叉項均不顯著?？赡艿脑蚴鞘澄锵M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無論家庭是否有就學子女、是否需要交納額外教育費用，都會首先解決溫飽問題。

與總消費模型的估計結果類似，年齡、就學子女數量、家庭資產、務工行業和務工地點對農民工食品消費具有顯著影響。而與總消費模型的估計結果不同的是，性別、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負擔系數對農民工食品消費的影響不顯著。相對于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和其他行業的農民工的食品消費水平較低，這主要與工作強度有關。從事建筑業的農民工的工作強度大，體能消耗大，食品消費多，相應的食品消費支出也多。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預防性理論，從收入不確定性、醫療支出不確定性和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的角度，構建了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消費問題分析框架，并使用2014年全國農民工問卷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收入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并且消費水平越低或收入水平越低，抑制作用越強。因此，提高農民工的消費水平、改善農民工的生活質量，不僅要提高農民工尤其是低收入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還應該降低其面臨的收入不確定性。應制定和實施公平就業政策，優化就業環境，規范勞動合同，完善政策措施，保障農民工在勞動報酬方面的合法權益。

第二，醫療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不確定性對農民工消費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缺乏社會保障，影響農民工的消費預期，進而影響其消費行為。滿足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降低生活成本、增強消費信心，是改善農民工消費預期，提高其生活質量的重要手段。

第三，提高農民工市民化程度，可以減少農民工面臨的不確定性，有效釋放其消費潛力，進而提高其生活水平。研究發現，農民工收入和支出不確定性的根源在于以戶籍制度為特征的城鄉分割制度。因此，積極構建與人口自由遷徙目標相適應的戶籍制度，在大城市穩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在中小城市實施靈活的戶籍遷移政策，促進社會福利公平，減少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礙，是穩定消費者的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手段，既可以有效激發農民工的消費潛力、拉動經濟增長，又可以使農民工個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更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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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ization，Uncertainty and Consump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grant Workers’Statistics of Five Provinces in 2014

LI Long?ling，TIAN Tian，WU La?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Du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migrant workers’consumption is affected by many uncertain factors．According to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igrant workers’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based on income uncertainty and expenditure uncertainty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children education，and the influ?ences of migrant workers’income uncertainty and expenditure uncertainty on their consumption have been ana?lyzed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The obtain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uncertainty exhibits an obvi?ous adverse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consumption，and the lower the consumption level or income level，the stronger the inhibition effect．Moreover，the expenditure uncertainty in medical treatment and children educa?tion also plays inhibitory roles in migrant workers’consumption．Therefore，promoting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an reduce migrant workers’uncertainty，which will boost their consumer expectations，release their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effectively．

urbanization；migrant worker；consumption；income and expenditure

F063．2；F014．5

：A

：1009－1971（2017）01－0128－07

［責任編輯：王春］

2016－10－08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項目（2012QT025）；農業部辦公廳項目（201401811111363）；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論文獎學金項目（201524）

李隆玲（1986—），女，陜西柞水人，博士研究生，從事農產品貿易、糧食市場與政策研究；田甜（1990—），女，山東濱州人，博士研究生，從事農產品貿易理論與政策研究；武拉平（1969—），男，山西文水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農產品市場和政策、國際貿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