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兼容道德、正義的三個理由

武鐵傳

[摘要]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正義的兼容關系，不是一個簡單明了的陳述性問題，它的證立需要得到文本、邏輯和哲學精神的可靠支持?？贾T經典文本，道德、正義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有豐富的文本依據；考察邏輯方法，道德、正義是馬克思慣用的從抽象到具體方法的老道運用；探賾哲學精神，道德、正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三維兼容。馬克思與恩格斯并不是冷酷無情的理論家，而是兼具縝密思維的理論家和崇高道義情懷的偉大革命家。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道德正義 兼容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6）06-0102-10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社會批判理論是否兼容道德、正義？這個問題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層次問題，也是中國傳統哲學創新發展的基本問題。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關于該問題的討論一直存續不斷。從討論的總體情況看，形勢似乎更傾向于持否定立場一邊。早在第二國際時期，曾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考茨基就提出，唯物史觀的產生之所以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就是因為它第一次完全地棄絕了虛幻的道德正義理念，從而教會我們只是從物質基礎來推演我們的社會目的。后來，德國思想家維爾納·桑巴特也以異?？隙ǖ目跉庹f，全部馬克思主義自始至終沒有絲毫的道德正義成分，既沒有道德判斷也沒有道德假設。當代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在其《當代政治哲學》中也說，歷史的運動演化是受制于歷史規律的線性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具有客觀必然性，完全不需要通過道德正義來調節，道德正義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認定的客觀必然性那里，沒有任何立足之地！“當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社會主義是必然的（inevitable），就沒有必要去解釋社會主義為什么是合意的（desirable）……作為革命基礎的，是經濟矛盾而非道德依據?！泵绹固垢４髮W、印第安納大學哲學系教授艾倫·伍德聲稱，馬克思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有關正義的道德觀，馬克思的思想是一種與道德無關的非道德論，他甚至拋出馬克思承認“資本主義剝削是正義的”的論點。國內的情況更加復雜，有的學者承認二者的兼容，但又拿不出足夠的證據，有的學者否定二者的兼容，更多的人則對該問題保持沉默，不置可否。然而，這個問題是困擾馬克思主義深層次中國化和中國文化創新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需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筆者依據三方面的理由明確肯定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正義的兼容性。

一、馬克思主義兼容道德、正義的文本依據

回答馬克思理論與正義的關系，我們不能孤立地就事論事，需要引入道德、自由、平等等概念。在西方哲學史上，正義一直是作為道德之核心內容被述說的，文藝復興前的哲學家將正義與智慧、勇敢、節制并列為四達德，文藝復興后的哲學家只要論及道德正義總是離不開對自由、平等的討論，他們追求道德正義其實是要在自由與平等中間找到一種合理的張力，這樣，既可滿足自由與平等雙方的需要，又能將雙方限制在合適的范圍內，不致超出自己的邊界而對對方造成侵害，這便是正義之德。因此，道德、正義、自由、平等幾個概念總是纏結在一起，無法分割。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如果不談所謂自由意志、人的責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關系等問題，就不能很好地議論道德和法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批判理論是否兼容道德正義？對這個問題的最直接也是最有說服力的回答，當然要通過文本考據?？贾T文本，我們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不是冷酷無情的理論家，道德正義一直伴隨著他們的思維活動。以馬克思為例，中學時期的馬克思曾立志選擇“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崇尚“為大家而作出的犧牲”，“寧愿被縛在崖石上，也不為父親宙斯效忠”，這種“普羅米修斯”精神彰顯著青年馬克思濃烈的道義擔當和使命意識?！?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集中討論資本主義異化問題的著作。馬克思通過它揭露并譴責了資本主義社會里異化勞動所造成的全面對立：（1）人與物的對立：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越多，套在勞動者身上的枷鎖卻越重；（2）人與人的對立：勞動者與管理層之間理應平等友好的關系演變成相互利用、相互敵對的階級關系；（3）人與自然的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和自然界都不過是資本家賺取利潤的工具，對自然資源的征服奴役導致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斷裂。馬克思怒斥道：資本主義的“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缎氯R茵報》時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經常使用“良心”一詞，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表達自己的道德正義感。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脫離現實的、只是由幻想產生的理論”，并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批判德國那些“有教養”的人違背“理智和良心”，去迎合統治他們的暴君。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露了資本家大量雇傭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進行剝削的殘酷事實，“在某些部門中，少女和婦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工作”，按照軍隊方式一律用鐘聲來指揮勞動的期間、界限和休息，這樣的勞動失去了起碼的道德良知，馬克思使用“丟掉良心”“昧于良心”和“出賣良心”等飽含強烈義憤的詞句對資本家及其代言人進行駁斥：“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后一點羞恥心和良心?！贝送?，“剝削”“奴役”“卑劣”“騙子”“強盜”“劫掠”“歷史禍害”等也是馬克思常用來譴責資本家雇傭勞動的極具道德色彩的詞匯，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說，現代工業已經使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取代了家長式的師傅的小作坊，這些大工廠就是一所所軍營，擠在工廠里的工人就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不得不受著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八麄儾粌H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經營工廠的資產者本人的奴役。這種專制制度越是公開地把營利宣布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有人認為，道德正義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最多是一種“內隱性存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并未明確肯定過道德正義，關于馬克思兼容道德正義的判斷只能建立在這種帶有讀者情緒嵌入因素的“內隱精神”的基礎上。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對道德正義的態度不只是停留于字里行間，更不是讀者嵌入自己情緒的主觀詮釋。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從不隱瞞自己的道義立場。在制定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時，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加入協會的一切團體和個人，承認真理、正義和道德是他們彼此間和對一切人的關系的基礎，而不分膚色、信仰或民族?！瘪R克思甚至使用了諸如“極端不義的戰爭”“海盜式戰爭”“海盜式的敵對行動”“海盜式的侵略”等字眼來刻畫英國對華貿易中的種種丑惡行徑。恩格斯在寫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指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觀念，不同的習俗和道德原則，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痹凇都彝?、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結尾處，恩格斯引用《古代社會》作者摩爾根的話強調：“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痹凇斗炊帕终摗分?，為批判杜林關于強者對弱者的暴力壓服是必要的、道德的謬論，恩格斯說：“按照這種道德，各文明掠奪國對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恥行徑，直到俄國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都可以認為是正當的?！?/p>

不必再引述更多的文本材料，這些就足以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缺乏道德正義感的冷酷無情的思想家?？锓稣x是馬克思恩格斯自青年時期開始就已經秉持并在隨后的思想演化中不斷堅守和發展的責任和使命。雖然它的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會隨著形勢的發展產生一些變化，但面向大眾幸福，推翻異化社會，實現自由生活，是始終縈繞在從青年直到晚年馬克思、恩格斯腦海中的道義理想?？梢哉f，正是有了這一崇高的道德情懷，馬克思與恩格斯才有博覽群書的動力去揭示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規律，才有放棄養尊處優生活的決心去追求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價值理想，才會冒著背井離鄉、被反動政府屢次驅逐、懸賞通緝甚至殺頭的危險流亡國外去組織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道德情懷與現實聯姻產生正義激情，正義激情與實踐聯姻推動理論研究和革命行動，離開了道德正義，我們將無所適從，既難以理解理論家的馬克思，也難以認識革命家的馬克思！如同別爾嘉耶夫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全部道德激情都以反對這種異化和非人化的斗爭為基礎?！?/p>

二、馬克思主義兼容道德、正義的邏輯依據

黑格爾說過，理論要有說服力就要系統化、體系化，否則它只能表示個人的主觀心情，它的內容只能是偶然性的東西。這里的系統化、體系化主要是從內隱于文字材料背后的邏輯方法而言的，科學的理論總是通過某種邏輯線索將各種材料組織在一起的。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道德正義進行的文本批判與其理論成熟期一以貫之的方法論批判是相輔相成的。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道德立場及其道德立場與歷史唯物主義能否兼容的問題爭論不休，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方法論立場。一是非此即彼的一點論立場。該立場要么根本排斥道德正義在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任何地位，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經濟（物質）決定論，而經濟（物質）決定論從來不相信任何蒼白無力的道德眼淚，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凡是涉及道德正義的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尚未形成時期的不成熟的東西，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則根本拋棄了它們。第二國際和蘇聯的一些理論家就屬于其典型代表，即使如波普爾、阿倫特等以追求自由、反對極權并著力構建價值世界的學者也將馬克思描繪為用事實來消解價值的“實證主義者”。有些學者則將馬克思主義完全等同于人道主義，堅決反對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化改造。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就完全拒斥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認為雖然馬克思首先是從“現有的經濟事實出發”來揭露異化現象，但是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卻完全超出了經濟范圍，它深入到“人作為人的本質和現實”、作為“總體的人的存在”中去了。因此，馬克思主義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是簡單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而是異化與反異化的矛盾，在馬克思的思想邏輯中，社會的進步在于異化與反異化矛盾斗爭的真正解決。二是平行并列的二元論立場。它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邏輯中，存在平行演進的兩條線，馬克思與恩格斯既肯定社會演進的客觀歷史進程及其規律性，又崇尚理想的道德正義，歷史尺度和道德尺度并存于馬克思那里，道德正義與歷史評價不分伯仲皆為馬克思、恩格斯所用的社會批判尺度。兩者的理論淵源不同，前者隸屬于規范性道德哲學，后者則隸屬于實證性科學；兩者所分屬的領域也不同，領域之間又互不涵融，既不能互相推論，也不能互相否定，總之，兩者如井水與河水，互不侵染。第三種是歷史尺度統攝價值尺度的決定論立場。它既反對一點論的絕對化態度，又試圖超越二元論的森然對立，力主歷史唯物主義對道德正義、歷史尺度對價值尺度的融貫性。照此觀點，道德正義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中雖不無意義，但其意義深受歷史尺度的節制，唯歷史尺度的馬首是瞻，歷史尺度方為根本尺度。關于第一種觀點，上節中筆者已經通過大量文本材料予以否定，此不贅述。第二種觀點也嫌牽強。它無異于將科學與人文人為割裂，把歷史唯物主義等同于與道德哲學毫無干系的實證經濟學。事實上，不僅科學與人文無法割裂，實證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也不可能互不干涉。眾所周知，中國哲學強調義利統一，一直反對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所以然與所當然的人為割裂，縱使西方國家，直到19世紀以前也注重義利的統一。亞里士多德強調經濟學從屬于道德哲學，認為財富根本不是人們真正追求的對象，人們追求財富只是為了達到別的目，它只具有工具價值。整個歐洲中世紀所流布的是基督教教義，經濟學在此長達千年的過程中也只是充當宗教神學的一個配角。文藝復興發現了人的同時也發現了自然，人的物質欲望被有效激發，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逐漸確立，但即使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人亞當·斯密也不認為經濟學與倫理學是絕對分立的。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倡人應當具有三類美德：精明審慎，勤儉與節欲；正義與博愛；仁愛心。他的《國富論》雖然作為一本經濟學著作問世，但目的卻是為了實現這三種美德。被譽為19世紀初數學天才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堅持認為經濟學就是道德哲學。從穆勒、邊沁開始，盡管他們強調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應徹底分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經濟科學和應用數學，但這也只是就經濟活動本身而言，經濟學的倫理前提和價值結論卻一直蘊含在它的概念、判斷和推理之中，是幾乎所有經濟學家揮之不去的價值情結。在馬克思那里，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是纏結在一起的，馬克思多次反對將二者絕對對立的做法。馬克思批評說，自然科學是人的科學的基礎，“說生活還有別的什么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么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盡管自然科學不同于人文科學，一個主要關涉到事實，一個則主要關涉到價值，但這兩種科學的精神是統一的，統一于人的生活世界，統一于人的實踐活動。因此，“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種種亂象時，馬克思指出，“國民經濟學和道德之間的對立也只是一種表象……國民經濟學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現道德規律”。我們再來看第三種立場。毫無疑問，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偉大發現，馬克思、恩格斯的確重視歷史尺度。但重視歷史尺度不一定非得以貶抑價值尺度為條件，不必將價值尺度踩在歷史尺度的腳下或者把歷史尺度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依據多年來的研究，筆者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從未將歷史尺度凌駕于道德尺度之上，也未說過歷史尺度高于倫理價值尺度或決定倫理價值尺度。其實，歷史決定論者證立自己觀點的論據帶有明顯的主觀臆測性，它來自于一個對馬克思誤讀誤釋的理論前提：道德正義的意識形態化。他們以為，道德正義具有階級性，是統治階級利益的理論表現，這是馬克思、恩格斯不厭其煩反復聲明的觀點。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真的如此認為嗎？道德正義只是反映當前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嗎？除了現實性、經驗性的一面，道德正義有沒有理想性、超越性的一面呢？筆者認可下面的說法。加拿大學者凱·尼爾森是西方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分為兩個層面：一為道德社會學，一為道德哲學。馬克思在不同的語境下分別作出不同的道德正義判斷，我們研究馬克思的文本，必須注意相關語境，弄清馬克思到底是在何種語境或哪個層面上談論道德正義的。處于為工人階級斗爭服務的政治環境，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時間去完整系統地精雕細刻自己的道德哲學體系，只是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中，這種情勢必然促使馬克思、恩格斯更加注重道德正義的社會學角度及其意識形態性，他們的文本更加注重從現實性、經驗性、時代性層面論述道德正義的階級性、變動性及其受制于特定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性。當馬克思說道德正義是“虛假之物”“意識形態垃圾”這些話的時候，他正是立足于這種道德的意識形態立場，這在當時無疑也是最為恰當的做法。然而，我們不能由此推出馬克思拒斥道德哲學或棄絕任何超越性道德的結論。其實，馬克思并沒有將道德正義完全關進道德社會學的籠子，將其與意識形態完全等同，恩格斯也如此。且不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否定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道德的存在及意義，就是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他們也不否認非意識形態性道德的存在。在論說階級社會里人的共同本質、本性時，馬克思曾說：“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弊匀槐厝煌鯂锏淖杂芍荒苁恰昂侠淼卣{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這里的“人的一般本性”“人類本性”難道不包括超越性的道德正義原則嗎？共同的人類本性體現在欲求上必然包含公共的道德正義，正像文學領域中的山水詩、抒情詩因反映和表現人類共同生活情趣而很少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形態色彩一樣，人類在自己的道德領域里也同樣存在著反映和表現人類共同理想的道德正義和道德公理，如仁愛、尊重等這些道德正義規范或信念并不固定屬于哪個特定階級，既可以服務于統治階級，也可以為被統治階級使用，既可以為當下社會的各階級階層人們所肯認，還能跨越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對后人依然產生強大引力，惟其如此，恩格斯高度評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偉大思想家，認為資產階級的偉大人物并不僅僅屬于他自己的階級，他們還屬于整個人類。

綜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道德正義是一直活躍于馬克思、恩格斯心靈之中的溫馨話題，“千百萬人幸?！钡钠樟_米修斯情結也一直是馬克思、恩格斯高度向往的價值理想，當馬克思與恩格斯將自己的理論觸角伸向現實或歷史的時候，“普羅米修斯”情結并未游移出他們的視野，準確地講，正是這一正義情結牽引著馬克思、恩格斯將自己的肉體和精神全部投入到現實活動中去。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理論之所以影響巨大，不是因為它拋棄了道德關懷和正義追求，而是因為它實現了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的合理統一。筆者認為，道德尺度是貫穿于馬克思、恩格斯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條價值紅線，這根紅線作為經線與歷史的情境緯線交織合成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獨特的哲學認識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應該說，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源自黑格爾哲學，但在黑格爾那里，它不是以人為主體的方法，而是“無人身的”絕對理性的不斷外化，人不過是這一絕對理性實現自己的外在表象而已。馬克思顛倒和改造了黑格爾哲學方法的唯心主義，在實踐唯物主義的新視野內，使“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回歸大地，回歸人身，成為人類思維方式與生存方式的白化過程。在這里，“抽象”意味著道德正義的超越性價值存在，“具體”則表示對當下性、階段性境遇的關照?！皬某橄笊仙骄唧w”就是指把抽象的、超越性的道德正義精神貫穿于、落實于不同條件、不同境遇的實踐場域。筆者之所以說這種哲學認識方法實現了歷史尺度和道義尺度的科學統一，就是因為它肯定了“抽象”與“具體”各自的價值存在，肯定二者是相互涵攝、相輔相成、互相發明、互相照應的關系，有效避免了兩種極端傾向，起到了兩方面的矯正作用：既矯正了那種脫離具體而止于抽象的道德感傷主義的蒼白無力、凌空蹈虛，又矯正了缺乏激情的機械決定論對世間苦難的冷漠無情、袖手旁觀。這樣，歷史尺度與道義尺度的邏輯關系是順當的，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矛盾對立如科學性與批判性、手段性與目的性、外在理論表現與內在精神實質等，也有了合理的解決，而伴隨著道德正義與客觀歷史兩種尺度本然關系的朗現，不僅它們之間森然的對立消失了，而且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正義的兼容性問題也就在該方法論基礎上統一起來了。

三、馬克思主義兼容道德、正義的哲學依據

馬克思主義兼容道德、正義，最有說服力的理由當來自哲學精神的融貫性。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是革命性、實踐性，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范疇，那么，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踐范疇與道德、正義概念是否兼容？如何兼容？對此，我們可以從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存在論三個層面具體分析。

首先，實踐是生成道德、正義思想的客觀基礎。討論道德正義思想的生成，我們不得不回到馬克思的那條基本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里的社會存在主要指人們的實踐活動而不是教科書中所講的地理環境、人口因素等東西，社會意識當然包括道德正義在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條原理，可以上下其說，即既可以從小實踐、小文化的形下層面理解，也可以從大實踐、大文化的形上層面來理解。所謂小實踐、小文化指主體改造客觀世界以滿足當下需求的對象化活動及反映該實踐活動的意識形式；大實踐、大文化是指共同體的歷史性實踐活動及反映該實踐活動的社會意識。一般而言，由于“小實踐”直接表現當下人們豐富多彩的對象化活動，與實踐主體的利益關系比較直接，因此，階級社會里反映“小實踐”的“小文化”便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以道德正義為例，歷史進入階級社會后的每個時期、每個發展階段，無論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幾乎都會從自己階級的利益出發提出相應的道義要求，他們所高舉的有別于其他時期和其他階段的道義旗幟與喊出的有別于其他時期和其他階段的道義口號，最明顯地表現出其階級性或意識形態性。因此，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材料》中深刻揭示了從古希臘羅馬人到新興資產階級的平等觀的演化過程。在古希臘羅馬人看來，文明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本國人和外國人、公民和被保護民等一切人的平等，“不僅是發瘋的，而且是犯罪的”。到中世紀，在基督教那里，平等最初也只是“一切人作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極的平等，以及更狹隘意義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過來的上帝的孩子們的平等”，它體現的是奴隸、被放逐者、遭排擠者、受迫害者、被壓迫者的道義訴求，后來，“隨著城市的興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發展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因素的相應出現，作為資產階級存在條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漸地再度提出，而與此相聯的必然是無產階級從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會平等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道德正義的歷史性、階級性源自人們實踐活動的相應特性，道義價值觀的奧秘深藏于現實生活領域。由于物質生產實踐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因此，從物質生產實踐出發揭示道德正義的意識形態性局限，構成了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批判理論的獨有視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瘪R克思的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正義與實踐的基本關系。正是從實踐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生活的眾多領域（包括政治領域和倫理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人們社會交往中形成的眾多社會關系（包括政治關系和道德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并將生產關系當作決定其余一切社會關系的最基本、最原始的關系，進而將包括道德關系在內的一切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將生產關系歸結為生產力的高度，社會形態的發展才被科學地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僅人們的社會意識有了產生和發展的根基，而且人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獲得了牢靠的基礎，隨著歷史之謎被馬克思恩格斯破天荒地揭開后，道德正義的基礎之謎也自然霧水盡逝了。

不過，從小實踐、小文化層面言說馬克思道德正義觀的這種下行路線并非沒有風險，稍有差錯便會陷入機械決定論的泥潭，將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存在（實踐）決定社會意識（道德正義）”的原理世俗化，遮蔽其浪漫主義情懷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把馬克思、恩格斯描述成冷酷無情的理論家。因此，我們不應忽視從大實踐、大文化層面的理解維度，這一維度有助于澄清人們頭腦中那些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道德正義觀念的來源問題，有助于完整地把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所謂大實踐、大文化，是指超越當下有限范圍的個體實踐，反映共同體的歷史性實踐活動及其產生的文化成果。這種文化成果在個體頭腦中的形成機制比較復雜，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由欲望、需要、信仰等組成的價值和信念結構，由直覺、靈感、悟性、感性、知性、理性、知識水平組成的解釋和智能結構，由情感、想象、聯想、幻想等組成的情感和審美結構，由自發性、自主性、自覺性、主動性、堅忍性及其表現程度所體現的行為模式，由生理遺傳、社會環境、文化傳統、“集體無意識”等所造成的“心理積淀”等，這眾多因素對大文化的產生、形成、選擇、定向都會產生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正義思想的產生并未脫離西方思想史的影響，它與古希臘和希伯來文化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理念沒有一刀兩斷，甚至與近代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也存在著難以割舍的理論聯系?，F代西方哲學家如克羅齊、盧卡奇、施米特、伯林、鮑德里亞、維塞爾、亞歷山大、泰勒、麥克萊倫、羅蒂、克拉科夫斯基等，都不否認馬克思與浪漫主義的密切關系。歌德、席勒、謝林、荷爾德林等浪漫主義思潮對完整人性的弘揚、對分裂人格的鄙夷，啟發了馬克思對異化的認識，促使馬克思反思感性與理性、經驗與超驗、有限與無限、自由與必然、現象與本體、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問題。當然，馬克思也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浪漫主義者。不過，無論如何，那種將馬克思與浪漫主義一刀兩斷的觀點，終究是缺乏理論依據的。因此，那些具有超越性的大文化理念的形成雖然受當下社會實踐活動的影響，但也離不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而歷史文化遺產雖然不是從當下實踐中直接產生的，但也不是理論家腦子里固有或自生的，其源頭仍然在人們的實踐中。從現有引出應有，從塵世引出天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馬克思、恩格斯畢生所堅持的邏輯方法。恩格斯之所以批判康德的“先驗范疇”和杜林的“抽象原則”，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是脫離實踐活動的神秘的“無人身的理性”，他們之所以批判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道德正義觀，也是由于圣西門、傅立葉等人所宣揚的“永恒的正義理性”失卻了實踐性、歷史性的根基。恩格斯說：“如果想把平等一正義當成是最高的原則和最終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僅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對立中，正義僅僅存在于同非正義的對立中，因此，它們還擺脫不了同以往舊歷史的對立，就是說擺脫不了舊社會本身。這就已經使得它們不能成為永恒的正義和真理?！逼降群驼x，“決不是什么永恒真理”，不是自古以來就作為真理而存在的，“而是歷史的產物和一定的歷史狀況的特征”，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除了在歷史回憶的廢物庫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兒還有呢？”可見，人類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的、終極的、超歷史的道德正義，作為一種價值意識，任何道德正義都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對社會實踐的反映。只是對此我們不能作機械式的理解，認為任何人頭腦里的任何道德正義觀念都只能以自己當下的生活實踐為來源，都必須與他的實踐活動一一對應，既不能繼承前人實踐的智慧，也不能超出現實對未來的道德正義進行合理性預期。馬克思曾說過：“困難不在于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碧热羲囆g（社會意識）所代表的人類精神完全受制于歷史條件的制約和決定，那么當歷史條件不復存在時，為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藝術精神何以能夠仍然具有作為“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價值？

其次，實踐是實現道德、正義理想的根本路徑。實踐是指人的對象化的客觀物質活動，它既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從現實的角度去理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實踐包括前人的一切對象性物質活動，它是我們正確認識前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這種歷史性眼光側重于實踐的認識論意義；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實踐主要指當下主體的存在方式，是我們實現某種價值目的的實際行動，它綜合關于事物本質規律的認識、主體自身的需要欲求、知識能力以及主客相互作用的中介工具、技術手段，以實現人的目的性為核心，這種現實性眼光側重于實踐的方法論意義。作為實踐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體現為這種現實性眼光。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最后一條中說，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對實踐而言，馬克思首先看中的正是它的“改變世界”的“革命化”力量，馬克思、恩格斯的卓越之處也正在于發現和運用了這一“改變世界”的“革命化”力量。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焙诟駹柕木裾軐W雖然也是關于人的自由、尊嚴的理論體系——黑格爾想通過對象化、對象性以及勞動概念為人的自由、尊嚴奠基，但由于受絕對精神的操控，這些具有道德正義性的概念無法突破抽象思維的強硬外殼。因而，在黑格爾那里，對象性關系從來不是現實的對象性關系，對象性活動從來不是客觀的物質活動，勞動概念也只能是在自我意識內部進行的根本無法觸動現實的思想運動。以鮑威爾兄弟為代表的德國青年黑格爾派也頗具道義感，在19世紀40年代曾氣勢洶洶地要對德國進行一場“精神的批判”，以此改變德國的現實。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語言革命”極為憤懣，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馬克思認為，“思想永遠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就“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費爾巴哈曾通過《基督教的本質》顛覆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致思理路，將人從神那里解放出來，恢復了感性的人的最高權威，這種人本主義內含著道德正義精神。但是，費爾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他的哲學中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直觀的人。馬克思則既是一位理論家，也是一位革命家。他十分清楚，為使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獲得成功，首先需要一支日漸成熟強大起來的無產階級隊伍，而要形成這樣一支革命的隊伍，既要通過革命的實踐——無產階級要在革命實踐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的東西，從而成為社會的新基礎，同時也要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宣傳，以使無產階級深刻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使命，從一個自在的階級發展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這就促成了革命家與理論家在馬克思那里的有機統一。恩格斯卻說：“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瘪R克思“首先”是作為“革命家”出場，然后才進行他的“理論”研究，換言之，作為“理論家”或“思想家”的馬克思是為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服務的，是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的“理論論證”，這種理論論證可以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社會學等多個領域，但都是以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道義目標為根本價值理念的。

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理論論證析分為兩條戰線。一條是歷史哲學戰線。為使工人實際地行動起來，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需要使工人階級普遍地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獲得解放的條件。為此，馬克思重視理論研究，從歷史哲學角度深入批判傳統形而上學，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指明階級斗爭在文明以來的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揭橥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被剝削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說，對資本主義靠文字斗爭和聲淚俱下的控訴，靠唱唱詛咒他們的歌，并“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或試圖“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卻“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不是靠任何人的憐憫、眼淚或抽象的道德義憤來實現的，而要通過工人階級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實際運動，在革命實踐中實現。另一條是政治社會學戰線。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社會革命形勢日漸成熟，革命者組織武裝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從而徹底消滅私有制，解放自己的形勢基本成熟。這時，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認清形勢，乘勢而上，引導工人階級行動起來，實現歷史賦予自己的光榮使命。馬克思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边@里的“實際行動”當然是指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運動。然而，在歐洲工人隊伍中卻不斷出現各種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潮，它們或者像普魯東那樣推崇用所謂的“文火”逐漸消滅大資本，或者與拉薩爾一起高喊“干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口號，他們不是將工人的行動導向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根本問題，而是導向分配方式的枝節領域；不是利用恰當的革命形勢通過暴力革命推翻維護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試圖通過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等方式建構所謂的沒有任何政權甚至權威存在的絕對自由狀態。這種行動主張對已經組織起來的如火如荼的歐洲工人運動，除了混淆視聽、擾亂陣腳以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最終只會葬送工人運動的生命。正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才予以嚴厲的批判?？梢?，無論是從歷史哲學戰線還是從政治社會學戰線來維護無產階級的道德正義，馬克思都是圍繞革命實踐這一核心任務展開的，離開這一點，我們既不能理解馬克思歷史哲學與政治社會學兩條戰線的統一，也無法理解革命家的馬克思與理論家的馬克思的統一。

最后，實踐是體現真正道德、正義的理想方式。過去受蘇聯影響，我們只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角度理解實踐概念，忽視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全局性地位，由此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機械化解釋模式，其直接弊端就是無法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所批判的舊唯物主義哲學的本質區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哲學界逐漸擺脫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蘇式詮釋模式影響，許多學者開始認真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這樣，實踐概念的生存論意義開始浮出水面，實踐唯物主義逐漸成了多數中國學者肯認的重新定位馬克思哲學特質的科學結論。按照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優越于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關鍵之處不是因為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有利弊，馬克思、恩格斯通過綜合前者的“基本內核”與后者的“合理內核”，形成了既辯證又唯物的辯證唯物論，而是源自馬克思、恩格斯對人的生存實踐的高度關注。馬克思之所以批判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學，主要是因為它把人之生存的豐富而復雜的現實世界抽象為絕對的、無待的、精神性的終極實體（理念或絕對精神），復雜多樣的現實世界和豐富多彩的人生成了這個終極實體的派生物，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不是作為主體的客觀性的勞動創造，而是對終極實體的順從和崇拜。舊唯物主義則把人理解為完全受外部必然性支配的東西。依照舊唯物主義，人不過是一架精巧的機器，無論聰明與否，都要受先定的必然性規律支配，聰明人順應規律自己往前走，愚鈍者則被必然性規律牽著鼻子往前走。雖然馬克思、恩格斯與西方人文主義思潮一樣，都反對資本對人的統治，但與人文主義根本不同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把人的存在、生存僅僅歸結為個人的生存感受，歸結為孤獨的個體性體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命力主要來自于對人之存在的重視和對人生之謎的破解，其中實踐概念起著擔綱作用。實踐作為對象化的客觀物質活動，一頭連著客觀的、無限的外部自然界，一頭連著現實的、追求生存意義的主體人，作為兩種不同的作用力，兩頭共同牽制著人的實踐活動，使其成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活動。一方面，實踐具有合目的性，所合之目的即人的生存目的和價值需求，實踐以改造周圍的自然使之成為為人服務的東西，變“自然之物”為“為我之物”；另一方面，實踐又是合規律性的，其所合之規律即另一頭的外部自然界的運動規律。在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這兩種不同作用力作用下形成的實踐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方式。

當我們說實踐是體現道德正義的理想方式時，這里的實踐顯然不是指前人的歷史實踐，也不是指我們當下的現實活動，而是超越當下具體對象性而面向長遠未來的一種理想性生存狀態。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這種理想性的生存狀態是通過自由自覺的人類勞動得以呈現的。為說明這一點，馬克思將人類的歷史劃分為兩個階段：歷史必然性階段和歷史必然性結束后進人的真正人類歷史階段。前者相當于資本主義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必然王國階段，該階段的勞動、實踐不是自由自覺的活動，要么如原始人、奴隸和農民那樣不能擺脫對人的血緣或地緣依賴，要么像雇傭工人那樣不能擺脫對物的依賴；后者指共產主義階段，這是道德正義的理想社會，是人類的自由王國，是真正的人的歷史的開始，是道德正義問題的真正解決。為什么處于自由王國里的勞動實踐才是體現道德正義的理想方式呢？這主要取決于這個階段的勞動實踐的如下三個特征。第一，它是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基礎上的勞動實踐。由于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人們的勞動能充分體現其自由性、主體性，才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主體能夠“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第二，它是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勞動者與勞動資料重新結合基礎上的勞動實踐。它克服了前此階段共同體的虛幻性，使新共同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聯合體，它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實現勞動者在更高程度上與生產資料的重新結合，每個勞動者個人都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主人，他所創造的財富可以實現按需分配的正義目標，他所創造的剩余時間可以變成歸自己自由支配、自由享受的自由時間，因而人們不僅在科學、藝術等領域自由發揮自己的潛能，還能在物質生產勞動過程中也充分享受道德正義的價值意義。第三，它是人的本質力量得以實現的自成目的的勞動實踐。在前資本主義階段，無論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還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都只凸顯了勞動的謀生性和創造財富的作用，勞動本身不是目的，不能體現人之為人的存在本性，不能成為表現勞動主體本身“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當32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的情況下，誰會自愿自覺地參加勞動呢？然而，在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中，隨著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重新結合、舊式分32的消除、必要勞動時間的大大縮短以及勞動環境的優化，這時“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腦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就“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結語

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正義的兼容問題是當-V我國理論界的重要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關系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精準把握問題，更重要的是該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遭遇到的深層次難題。我們知道，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須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相遇，實現二者的兼容匯通。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倫理道義精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實踐性，實踐精神與倫理道義精神是何關系？兩者能否兼容，如何兼容？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關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無法深層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創新也就難以向縱深發展。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邏輯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三個層面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正義的兼容性，探索性地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義精神照面，就是希望能夠有益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進程。

責任編輯：陳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