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奈達翻譯理論之屬性

楊司桂

(遵義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貴州 遵義 563002)

再論奈達翻譯理論之屬性

楊司桂

(遵義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貴州 遵義 563002)

自本世紀初以降，中國譯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奈達翻譯理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具有靜止性、封閉性以及自足性等缺點，這樣，奈達翻譯理論也具有結構主義語言學所帶來的種種缺陷，在當下的譯學研究中已經過時。然而，通過研究發現：奈達的語言觀與結構主義語言觀有著許多根本性的不同，不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此外，奈達的翻譯理論與結構主義翻譯觀也有著很多根本性的差異。職是之故，我們認為奈達翻譯理論不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最后指出，對于奈達及其翻譯理論的認知，不能平面化，而應立體化，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去綜合關照。

奈達翻譯理論；結構主義語言學；結構主義翻譯研究；綜合關照

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4)是美國當代著名的語言學家、文化人類學家以及翻譯理論家，其翻譯理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中國譯界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然而，自本世紀初以降，中國譯界“常常對奈達的一些核心理論橫加批評、甚至徹底否定”，[1] 4大有全盤否定之趨勢，理由是：奈達翻譯理論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范式的翻譯觀，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具有靜止性、封閉性以及自主性等缺點，因而奈達的翻譯理論具有與之相應的種種弊端，如：“很難適應翻譯中靈活多變、有具體語境的語言實際應用的情況，”[2] 174“整個翻譯過程被簡單化、機械化以及程式化，……沒有考慮翻譯過程中的語用維度、語用意義以及文本的社會及文化語境，”[3]195“以科學主義的思想統治了翻譯活動，把翻譯活動變成了一種純語言的操作，忽視了其人文性和社會性的一面；”[4] 54或認為奈達的翻譯理論受喬姆斯基語言觀很大的影響，因而具有科學性，屬于純語言的翻譯轉換；[5-6]甚至還有人認為“奈達翻譯理論屬于結構主義的翻譯理論，在解構主義面前已經過時”，等，不一而足。國內其他學者如王東風、[7-9]孫會軍、[10]徐嵐、[11]林克難、[12]盧玉卿和溫秀穎、[13]李菁、[14]楊曉榮、[15]陳偉和廖美珍、[16]王恩科[17]等在其論文或專著中，也提到過與此相同的觀點。事實果真如此嗎？本著學術爭鳴之精神，筆者不揣淺陋，愿就“奈達翻譯理論的歸屬”問題求教于大方：

一

奈達一開始只是一名語言學家，從事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后來受到美國《圣經》學會的邀請，才去從事《圣經》翻譯實踐研究。之后，在結合自己對語言學以及《圣經》翻譯實踐之研究，奈達構建了一套完備且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奈達的語言觀對其翻譯理論的構建起了很大的作用，進而言之，奈達的語言觀可以說是其翻譯理論的構建基石。職是之故，我們要認識奈達翻譯理論之屬性，要了解這一理論是不是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先看看奈達的語言觀是否屬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然而，通過比較，我們發現：

第一，兩者對語言“形式”及“功能”的認識不同。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與名稱，而是概念與音響形象?！盵18]101加上語言的符號是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結合，而與外部世界無涉，所以索緒爾關注的是語言形式，而不是其它的東西，用索緒爾的話說，關注的是“語言是形式，而不是實質”，[18]169至于語言的功能，索緒爾沒有論及，因為索緒爾對語言符號的研究都限制在靜態的語言系統內，而與具有實質內容的外界無涉；奈達則認為，要了解翻譯原則的基本含義，就要關注語言的各種交際功能以及這些功能在語言的運用中是如何產生的。他從翻譯原則的角度，把語言功能分為表達功能、認知功能、人際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移情功能、交感功能、施變功能、審美功能等，并對之進行了深入詳細的闡述。[19]25-32

第二，兩者對語言系統的認識也有所不同，這主要體現在語言系統是封閉的還是開放的。由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是脫胎于傳統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認為傳統的語言學對語言的本體關注不夠，沒有本學科自己的自主地位，因而，索緒爾主張關起“門”來在語言系統內對語符進行靜態研究，所以，索緒爾研究的語言系統是封閉的，與外界無涉；奈達對語言系統沒有提及過，但從其對詞語意義主要是聯想意義的闡述以及對語言功能觀之論述，可以得知：奈達主張語言系統應與外部世界接觸，主要是與語言使用者進行接觸，并認為：一個語符的實際意義取決于它所在的語境，包括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20]31而這一點在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中是沒有涉及的，我國學者趙艷說過，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最大缺陷就是對時間維度與人的因素沒有關注。[21]65-66

第三，兩者對語言的意義觀之認識也存在巨大差異。這一點是確定奈達翻譯理論是否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或結構主義譯論的關鍵之所在，因為意義觀是結構主義語言學與翻譯研究之間存在的最大“交集”，而翻譯說到底還是譯意。那么，索緒爾的意義觀與奈達的意義觀有什么不同呢？索緒爾對意義的相應闡述，僅僅停留在語符的價值層面之上，認為語符的價值是意義的一個要素，與其它語符價值相對立而存在，“它們不是積極地由它們的內容，而是消極地由它們跟系統中其它要素的關系確定的。它們的最確切的特征是：它們不是別的東西?！盵18] 163由于索緒爾對語言的研究僅限于與外界無涉、與時間無關以及沒有人為因素介入的真空狀態下的語言系統內，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語言系統，因而系統內的語符價值當然是靜止的、恒定不變的，因而其意義也是靜態的，語符存在一個永恒的“邏各斯”意義。與索緒爾對語符價值論述不同的是：奈達對意義的研究不僅局限于語言系統內，而更為關注語言系統外的諸多因素如人為因素、文化因素、人類學因素等。這樣，語符除了存在一個所指價值(即所指意義，相當于索緒爾所說的與外界無涉的靜態的語符價值)外，還有一個聯想意義或曰語用意義，該意義之強弱與其所指價值或意義非常不成比例，[22]35而與語言的使用者以及語境有關。顯然，奈達看重的是意義的語用層面，即語用意義，因為任何成功的交際在于接受者能否成功地理解說話者所說的語用意義。[22]36此外，奈達在其專著《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中，對意義與語境之關系進行了深入翔實的闡釋。[20]157由于奈達的意義觀牽涉到了語符的使用者以及語境等其動態因素，故其意義觀應該是動態的意義觀。而國內一些學者把奈達的意義觀定為是靜態的，并認為奈達本人在翻譯時追求的是一種永恒的邏各斯意義，這種觀點顯然與事實不符。

從以上幾個比較維度來看，奈達的語言觀與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觀是不一樣的，不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因而，把奈達的翻譯理論歸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是不恰當的，是對奈達翻譯理論的一種誤解。

二

有學者認為，奈達翻譯理論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或結構主義譯論是因為：奈達借用了喬姆斯基語言觀中的相關術語，而喬姆斯基又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所以奈達翻譯理論應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國內學者持這種觀點的原因可能是受了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影響。在《當代翻譯理論》第三章對奈達的翻譯理論進行評論時，根茨勒認為，由于奈達翻譯理論借用了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中的“深層結構”“表層結構”“核心句”等概念術語，因而奈達的翻譯理論具有結構主義科學性這一性質。事實果真如此嗎？那么，奈達借用的這些概念與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的中的這些概念是不是一樣的呢？奈達借用這些概念與喬姆斯基使用這些概念的目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對于這個問題，馬會娟在其專著《奈達翻譯理論研究》中進行了較為翔實的闡述，[23]69認為奈達借用這些術語是為了探討翻譯的過程，且其翻譯模式與喬姆斯基的轉換模式也不相同；除此之外，奈達借用這些概念是為了解決翻譯中的語義問題，而喬姆斯基是為了探究句法形式問題。[23] 82此外，就理論性質而言，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也不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兩者非常對立：喬姆斯基的基本立場是唯理主義的形式化，而結構主義則是經驗主義的描寫。我們知道，喬姆斯基的老師哈利斯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家，但喬姆斯基卻完全不是，所繼承的只是對結構的關注而已。有趣的是，盡管根茨勒談到了奈達翻譯理論之結構主義科學性這一性質，但是在《當代翻譯理論》(第二版)這本書中，還是贊同蘇珊·巴斯內特的說法，把奈達的翻譯研究歸為翻譯研究的文化階段，而把佐哈爾與圖里的翻譯研究納入翻譯研究的結構主義階段。[24]194

此外，對喬姆斯基理論的借用情況，奈達在后來的著作中如《從一種語言的另一種語言》、《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等已不再提及，論述的重點明顯偏重于認知語言學及語用學，例如，提到了莫里斯的語用觀，[22] 34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游戲論[25]7語用學中的語境論[20]157認知語言學的原型范疇理論以及象似性理論，等等。職是之故，說奈達翻譯理論借用了喬姆斯基的相關術語，而喬姆斯基又屬于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所以，奈達翻譯理論應屬于結構主義的翻譯觀，這種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三

除此之外，據現有資料考證，沒有哪位國外學者把奈達翻譯理論納入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不過，倒是有學者把奈達翻譯理論納入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而把佐哈爾與圖里的翻譯理論歸入翻譯研究的結構主義學派。[26]131把奈達理論納入文化派主要是因為奈達對文化進行了大量的考察，關注文化的差異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功能對等論，而把佐哈爾與圖里納入翻譯研究的結構主義學派，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源于俄國的形式主義理論，關注重點為語言形式，而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重點也是語言形式間的相互關系，等。

不可否認，奈達的翻譯理論或多或少受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而這只出現在其理論形成的早期階段，這一點，國內學者如譚載喜、[27]馬會娟、[23]劉軍平[28]等在其論文或專著中都已提及。不過，就奈達整個翻譯理論的發生、發展及成熟階段而言，更多的是受到了認知語言學、符號學、社會語言學，尤其是語用思想的影響，例如，奈達在《翻譯科學探索》中多次運用莫里斯的語用觀來闡釋自已的語用意義觀；[20]34利用維特根斯坦的游戲論來論述翻譯就是一種交際，原文與譯文只存在功能上的對等，而不存在一一的匹配關系；[25]7還使用了格萊斯的語用合作原則來說明語言交際與翻譯之關系。[29]24尤為一提的是，奈達運用了語用學中的語境論，濃墨重彩地闡述了語境與意義的關系問題。[20]157這樣，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奈達的翻譯思想就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

四

以上從語言觀的層面對奈達翻譯理論之性質歸屬進行了論述。那么，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具有哪些特征？與奈達的翻譯理論又有著多大的聯系？以下將從翻譯觀這一層面來闡釋奈達翻譯理論的歸屬問題。

國內許多學者認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或譯論是建立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具有結構主義語言學所帶來的一些顯著特征：第一、該翻譯理論具有靜止性、封閉性以及自主性等缺點，很難適應翻譯中靈活多變、有具體語境的語言實際應用的情況；[2]174第二、該理論認為整個翻譯過程被簡單化、機械化以及程式化，……沒有考慮翻譯過程中的語用維度、語用意義以及文本的社會及文化語境；[3]第三、該理論認為，“語言是透明的，意義是通過語言規律設定的，所以譯文與原文是完全可以達到等值的?！盵2] 62那么，奈達的翻譯理論是否具有以上特征呢？我們先來看看奈達的翻譯理論：

第一，奈達翻譯理論注重翻譯中的聯想意義，而聯想意義是與語言的使用者以及外部世界相聯系的，[20] 31-33其具體所指要視具體語境而定，包括語言語境與非語言語境，[20]157這樣，奈達的翻譯理論不得不關注語言系統外的諸多因素如人為因素、文化因素、人類學因素等，因而，其翻譯理論是動態的、開放的，是與外面世界相聯系的；此外，奈達翻譯理論是一種交際翻譯理論，為了適應接受者的語言需求與文化期待，[30]29實現其跨文化之交際目的，奈達主張“譯者要做出成千上萬次的涉及選擇與處理的決定，以順應另一種文化，順應另一種語言，順應不同的編輯和出版商，最后還要順應讀者群”。[31]7職是之故，奈達的翻譯理論應是靈活多變的，能適應具體的翻譯語境。

第二，奈達一生致力于翻譯過程之研究，把翻譯過程分為原文分析、意義傳譯、譯文重組及譯文檢驗等四個階段，并努力使之科學化。對于原文分析，奈達在《翻譯理論與實踐》這本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談語義的分析，主要為語法及詞位的所指意義和聯想意義之分析，也談了語言單位之間的語法關系。奈達在《語言與文化——翻譯中的語境》一書中，特別強調語符的意義是靈活的，其具體意義視具體語境而定。[20]157此外，奈達非常重視原文以及譯文中的社會語境和文化語境，特別是文化語境，認為“文本意義與相應的文化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而詞語的最終意義也只有在相應的文化語境中才有意義”，[20] 286并發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譯，掌握兩種文化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才有意義”。[20] 82可見，奈達并沒有把翻譯過程簡單化，更沒有忽略翻譯過程中語用維度、語用意義以及文本的社會及文化語境。

第三，關于原文與譯文的對等情況，奈達從來就沒有說過可以達到完全的等值。早在1964年，奈達就說過，“沒有哪兩種語言是完全一致的，無論是對應符號被賦予的意義還是這些符號排列為詞組和句子的方式，既然如此，就有理由認為語言之間不存在絕對的對等。這樣，也就不存在完全精確的翻譯。[22] 156”此外，奈達分別在1993年及2001年反復強調不要把誤讀了他的對等論，“‘對等’不能理解為數學意義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對等接近程度為依據的近似?！盵25] 117[20] 87由此可知，奈達并不主張譯文與原文是完全可以達到等值的。

綜上所述，說奈達翻譯理論受到了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或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影響，或說與喬姆斯基的理論有很大的聯系，從而認為奈達的翻譯理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觀或結構主義譯學理論，這樣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奈達翻譯理論的發生、發展及成熟，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語用思想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奈達翻譯理論簡單地囿于某一學派或歸屬于某一主義鉗制下的譯學理論，就會把一個立體化的譯學理論做平面化的處理，很難走進奈達的翻譯理論，更談不上獲取其翻譯思想之精髓。我們應該多角度、多元化地深入該理論發生的歷史語境以及社會背景，綜合關照多種因素去了解奈達的翻譯理論，這樣才能接近事實的真相，得出較為準確的判斷。筆者期冀以此為契機，通過對該問題之關照，對我們的譯學研究有所裨益：對某一學者的譯學理論不要輕易貼標簽，更不要臉譜化某一學派或某一學者，而要深入其境，多方位關照某一理論的發生、發展及成熟，這樣才能接近真相之判斷。由于筆者能力有限，以上研究存在不足或缺陷，望起到“瓦器微鳴，以待黃鈡”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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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珂

On the Nature of Nida’s Translation thoery

YANG Sig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2,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century, there exists a prevailing point of view in Chinese translation circle—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is considered to be fallen within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tatic and closed; therefore,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bears various deficiencies relevant to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for this reason,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is viewed as being out of date nowadays. However, Nida’s linguistic theory differs enormously from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besides,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Therefor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regard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as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end, the author stresses that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should be apprecia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ther than two dimensions, and we are supposed to approach Nida and his theory from many perspectives or facets.

Nida’s translation theory; structural linguistics; structuralist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25

2017-01-07

遵義師范學院博士基金項目“奈達翻譯思想再研究”(BS[2015]23)

楊司桂(1972-)，男，湖南懷化人，遵義師范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翻譯與跨文化研究。

H315.9

A

1674-117X(2017)02-01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