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中折射的荀子語言觀研究:回顧與反思

趙幫華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 管理學院，重慶 401520)

《正名》中折射的荀子語言觀研究:回顧與反思

趙幫華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 管理學院，重慶 401520)

先秦語言思想是中國語言思想的發軔期，沒有受到異域學術理論的影響。其中，荀子的《正名》所折射出的荀子的語言觀是學者討論的熱點。近現代以來，隨著西方語言理論的傳入，部分學者把荀子的語言觀和索緒爾的語言觀相比附，產生一些錯誤理解和知錯而錯的現象。本文梳理了近現代學者對《正名》里常被引用的語句的解讀，發現：(1)學者把“約定俗成”等同于任意性的原因要么是曲解荀子的思想，要么是將錯就錯地續引前人的錯誤解讀；(2)當且僅當“名”和“能指”都指語言符號的語音，“實”和“所指”都指語言符號所指稱的內容時，二者才具有同樣的意義。因此學界應以客觀和不卑不亢的態度對待西方學術理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本土科學研究。

荀子；語言；正名；任意性；約定俗成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戰國末期人，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其著作集《荀子》中的《正名》一篇為中國語言理論研究的必讀篇目。

荀子在《正名》中說道：“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后世學者[1～4]以此為據，把他認定為唯名論者。唯名論思想在語言學中體現為：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名”與“實”之間或“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任何理據關系。但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認知語言學發展得如火如荼，不少學者通過研讀《正名》和荀子的其他著作，得出相反的結論: 荀子的觀點具有明顯的體驗認知觀，與認知語言學秉持的“現實——認知——語言”語言觀相一致，應該稱其為唯識論者。此外，隨著國人對西方語言理論的接觸和理解加深，常將“名——實”和“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相提并論，并產生了一些錯誤理解。李葆嘉先生[5]1986年曾著《荀子的王者制名論與約定俗成》一文認為胡適等人以西方學術框架觀照先秦子學，扭曲了先秦子學，并蔓延到語言學界，導致后世學人不加鑒別地接受任意性原則。1994年又作《論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失誤與復歸》[6]一文，對任意性原則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探討，由此引發了學界的語言觀大討論。因此，有必要對有關荀子的語言觀研究加以整理并對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進行糾正。

一、基本概念：“名”與“實”

“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7]

“名”, 指稱客觀事物的各種形式，如聲音、書寫等；“實”是“名”所指稱的客觀存在?！懊笔侨祟悶槭挛锼x予的語言符號,是人類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是人類認識事物的結果。通過對語言學和名學研究的重要文獻的梳理與分析，“名”涵蓋的內容可以歸納為:詞、名詞、名稱、語音、語言、概念等?！懊本哂兄饔^色彩,和“實”相對?！懊敝阜Q“實”,“實”靠“名”來表征[8]。但是，“名”不應該包括“字”，因為“名”涉及到的是語言和邏輯問題，而不是文字問題[9]?？傊?，“實”是客觀存在，“名”是主觀認識。

二、《正名》中折射的荀子語言觀

《正名》的主要內容包括“制名”的意義、原則、方法，以及“名”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從“制名”的原則和方法兩個角度對《正名》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荀子始終認為語言是體驗認知的結果。

荀子認為“制名”的原則有兩個[10]。一個是感官的體驗認知(“緣天官”)。也就是說，要通過人與客觀世界的互動形成體驗認知作為“制名”的前提。后文的“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進一步顯示了人類涉身經驗的共通性?！爸泼钡牧硪粋€原則是“約定俗成”。荀子認為“名”的產生是由王者約定、民眾俗成的，一般人沒有隨便“制名”的權力(為便于行文，后文將詳細論述“約定”與“俗成”的真正含義)。王者約定后，大家都要遵守，才能“俗成”。只有王者才能“制名”這種說法就是要控制話語權和解釋權，通過控制語言以控制民眾的思想，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

荀子還提出了“制名”的方法。一是實體相同的共用同一個名稱，實體不同的則使用不同的名稱。二是省力原則。單名能夠指稱的就不用兼名，單名和兼名無法指稱的用共名。三是從上下義的角度看，可以用“共名”和“別名”等對“名”和“實”對概念和客觀事物進行不斷地范疇化?？梢?，“共名”和“別名”由認知產生，又能反過來指導認知，直接映合了語言是人類經驗結構的符號化表征系統。

通過對《正名》內容的總結與分析，不難看出，認知是連接語言與客觀世界的橋梁，語言既是認知的符號表征又是認知的結果，因此荀子堅持的也是“現實——認知——語言”的語言觀。

不少學者將荀子的“約定俗成”說和索緒爾的“任意性原則”相比附，認為二者的概念內涵是一樣的。但嚴格來講，二者有一些不同之處。下文專門論述二者的原始含義并對比它們之間的差異。

三、任意性、約定俗成和理據性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

任意性和理據性是一組相對的概念。任意性可以理解為“不可論證”，即“能指”和“所指”的之間的關系無法作出有理據的解釋[6,11]。而理據性的含義正好相反，認為形義之間具有某種必然的聯系。

語言學界之所以常將約定俗成(convention)與任意性(arbitrariness)理解為意義相同的概念，一個原因是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在其著作中混同使用這兩個術語[12],鑒于其權威性，后世學者便不加鑒別；另一個原因是學界對“約定俗成”說作斷章取義的理解與引用。

從字面上來看約定俗成的過程必然會涉及到怎樣約定名與實的關系。如若名與實之間有較強的聯系，名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實，這種約定便易于人們接受；假使名與實之間毫無關系，這種約定的可接受性就比較低。某些詞匯與意義之間的關系(理據性)始終處于變化的狀態[13]，有可能不斷減弱或逐漸被發現，也就是說，此刻看不出任何理據，不等于說當初就一定是任意的。當然，也有些名和實之間的關系或許是完全任意的，是規定性的約定俗成。因此，約定俗成應該介于理據性和任意性之間，而不是等同于任意性。這樣，名與實關系的本質便可以用“任意性——約定俗成——理據性”這個連續統(continuum)來表示。

另外，由于有意無意地對荀子的話加以斷章取義地引用，導致(或許)未加查證的學者被動地混淆了約定俗成論與任意性的概念。荀子在說了“名無固宜, 約之以命, 約定俗成謂之宜, 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 約之以命實, 約定俗成謂之實名”之后, 緊接著又說了“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學者[8，14～16]對這句話的理解雖略有差異,但基本相同：一個實體可能有多個名稱, 有的好，有的不好，直接易懂不違反客觀事實的就被稱作好名字。不違反客觀事實也就說，名稱和實體有一定的關系，存在理據的就是好名字。荀子的這幾句話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沒有間隔地說出來的，據此可以看出，荀子認為語言中存在任意性，但更強調了其理據性。

那么，為什么后世學者總是引用前兩句話，丟掉第三句話，只強調他的唯名論觀點，卻無視他的唯實論說法呢？李葆嘉等學者[5～17]查證出始作俑者是胡適[1]，他在其《先秦名學史》(脫胎于其博士論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文對譯為《中國古代邏輯方法的發展》)中做了如此引用。加之20世紀中葉開始，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理論傳入我國，而國內學者不假思索，為了比附其理論，文獻資料更是肆無忌憚地出現這樣的斷章取義的引用方式。針對這種現象，王寅先生在行文中用了近十處嘆號，顯示其對這種治學態度不嚴謹現象的憤慨。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語言學界早期全盤接受了索氏的任意性原則后，只要提到語言符號的性質，就會把索氏的論斷視為金科玉律，而且還要曲解荀子的“約定俗成說”加以證明，認為約定俗成說等同于任意性原則。即使把“約定俗成”理解為介于任意性和理據性之間的想法，在李葆嘉先生[16]和馮友蘭[17]看來也是有問題的。他們用訓詁的方式得出：約定即制定；俗，隨君相效；成，推廣。根據語境特點，“約定俗成” 的真正含義應該是“王者約定、其民俗成”，帝王約定并昭告推行，遵從帝王約定的名是適宜的，與帝王約定的不同的名就是不適宜的。

四、“名——實”與“能指——所指”的關系

不少學者將荀子的約定俗成論等同于索氏的任意性原則的同時，也將“名——實”和“能指——所指”之間的關系劃上了等號。

王寅[8]通過對文獻資料[18,19]的總結，認為“實”就是實物，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名”在語言學中可指字、詞、名詞、名稱、語音、語言、概念等?！皩崱本哂锌陀^性，“名”具有主觀性，“名”由“實”通過心智活動產生。二者是相對的。

索氏提出的“能指”指的是符號的聲響形象(sound image)，而“所指”指的是概念內涵，不論聲響形象還是概念內涵，它們都是純心理現象。隨著研究的推進，不少國外語言學家認為“能指”不僅僅只限于“聲響形象”，也指“書寫形式”[20,21], “所指”也可以指“所指物、信息、思想、功能等”。因此，“能指”和“所指”這對概念現在被更多地用于指“形式”和“意義”[22]?？梢钥闯?，“能指”與“所指”和“名”與“實”的意義并不等同?！澳苤浮焙汀八浮倍际羌冃睦淼?、概念性的；而“名”是心理現象，“實”既可以是心理現象，也可以是物理實體或現象。當且僅當“名”和“能指”都指語言符號的語音，“實”和“所指”都指語言符號所指稱的內容時，二者才具有同樣的意義。

兩組關系的區別還體現在二者的理論淵源不同。索氏為了徹底和經驗論、實體論決裂，引領了語言研究的系統論轉向，將語言研究嚴格限定在語言系統之內，隔斷語言和人類生活之間聯系，因此他的理論不可能放在語言與現實的關系上。而我國古代先賢一般是從“指稱論”的角度看待語言文字。指稱論認為語言形式和它代表的事物之間存在著關系，因此他們天然有著一種理據性的思想。從學科角度來看，二者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懊麑嵵q”與邏輯學、哲學和政治學有關，而“能指”和“所指”僅僅是語言學領域里的概念[8]。

五、反思

綜觀中外古今研究形義關系的角度,學者們的觀點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任意性原則,認為形義之間沒有必然、約定的關系,具有不可論證性;一派主張理據論,認為形和義之間存在必然、約定的關系,具有可論證性。不少學人未經嚴肅考察就將荀子的“約定俗成”與索緒爾的任意性原則草率地劃上等號，并把“名——實”等同于“能指——所指”。王寅先生[8]在談到這種輕率的治學態度時多處使用了嘆號表達自己的憤慨，并呼吁我們“在科學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據實還實的態度!”

其次，在對待任意性和理據性的態度上，學界也曾盲目崇拜西方學術理論，出現一邊倒的傾向。實質上，任意性和理據性是互相補充的，它們也不會損害彼此的重要性，它們共同作用于語言的產生和進化。因此，在對待看似權威的學術觀點時，還是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

最后，我國古代學者對語言的本質探討較少，偶有涉及，如“名實之辯”，也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衍生品。和西方語言探索相比，具有明顯的實用傾向，這種傾向一直引領著我國語言研究的發展，如學習訓詁是為了解讀經典，研究音韻是為了寫作詩歌，與西方的理性傾向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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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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