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的“個體性”

趙晶晶

摘 要：家庭分離、社區共同體弱化、社會合作減少、人際關系淡化、社會道德缺失和誠信衰退、個人無安全感和焦慮感增強，這些現象普遍存在于今天的中國社會，藏匿于其中的各種風險，對社會整合構成強大威脅。學者用“社會凝聚”這一概念為社會管理提供了與“個體化”相反的構想。通過對中國“個體化”現狀的考察，并結合貝克等學者的“個體化”理論，探討“個體化”社會再次實現社會凝聚的可能性。

關鍵詞：個體化；風險社會；社會凝聚

當下的中國轉型正在見證并孕育著一種新的個體化進程，這種個體化正在“公開地發揮著影響力”：炫耀型消費、理性計算和利己主義等占據著社會生活的主旋律，貨幣關系取代了人情交往，生活世界在經濟原則下被殖民化，道德宣言空洞無力。再看小的社會單元——家庭，人戶分家、青壯年外出、個人追求隱私都在不斷瓦解著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與人際互動模式，空巢老人、留守兒童、離婚夫妻使得“家庭”不再成為“心靈的港灣”，每一個個體都無著落地在社會中行動，孤獨感在每個人內心不斷增強。

本文從社會凝聚角度出發，從反方向考察中國社會是否具有“個體化”現象，分析中國“個體化”社會特點，并試圖從學者關于社會個體化、社會團結等理論探討實現社會凝聚的可能。

一、“社會凝聚”：對“個體化”的考量

家庭分離、社區共同體弱化、社會合作減少、人際關系淡化、社會道德缺失和誠信衰退、個人無安全感和焦慮感增強，這些普遍存在的現象已經對社會管理構成了強大的風險。

張海東等學者提出社會質量研究，其中社會凝聚是一個重要方面，從社會個體化的反面強調了社會凝聚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性?！吧鐣?，指以團結為基礎的集體認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的社會關系的本質，考察一個社會的社會關系在何種程度上能保有集體性并維系基本的價值規范……社會凝聚指向的是團結和整合問題，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分化或分裂[1]?！?/p>

在張海東教授的研究中，“社會凝聚”成為可量化的指標，指向社會整合程度。社會凝聚程度越低，越能說明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程度。社會凝聚主要受到社會發展和社區、群體、家庭相互作用的影響。從能動的行動者角度出發，社會發展同社區、群體、家庭相互作用產生社會認可，盡管在社會、集體共同構成的框架內，但社會發展與個人發展之間的緊張關系決定了社會凝聚不僅僅關乎社會團結這一宏觀的社會狀態，也對個人的自我實現至關重要。因為社會凝聚連接著社會與社區，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行動都在社區中進行，都是在與其他成員的互動中實現其社會性的價值。

具體到“社會凝聚”中，有多個子域：信任、寬容、社會契約、社會網絡、國家以及地區和人際關系認同。歐洲與亞洲國家在具體指標設置中會因為社會背景差異而做出細微調整，但大致看來，依然體現出社會凝聚在宏觀社會和微觀個人層面的共同關注，聯系宏觀與微觀的是社會認可，個人社會價值的實現以社會認可為衡量標準。從個人——社區、群體的結構中強調個人的福祉和潛能，前提是基于人的“社會性”。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認可不可分割，只有在社會關系中、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得到自我實現。

二、中國：“個體化”的社會？

市場化改革，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革，眾多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對諸多下崗工人而言，這不僅是組織紐帶的斷裂，也意味著生活世界的解體。即便是在血緣關系濃厚的農村，也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使個人回歸家庭，但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農村社會出現了“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之人”現象[2]。住房、醫療、教育的一系列改革，使人們擺脫了對家庭、家族的依賴，而增大了對勞動力市場的依賴，很大程度上也使得傳統社會關系進一步瓦解，社會成員之間許多關系消失或弱化，愈發孤立。加上觀念的轉變，在個人權利得到尊重的同時，客觀上也在弱化父子、夫妻等人際關系的信任。

貝克在解釋“個體化”時，從再生產領域和生產領域兩個角度展開分析，王春光延續貝克的這一邏輯，對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狀況進行了詳細考察。他從“家庭”這一社會基本單元入手進行考量，對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和夫妻離婚率三個方面展開調研和分析，三者數據均呈上升態勢。家庭，在人們的觀念中已經發生了變化，不論是其重要性還是其功能，都趨于弱化。

學者王建民指出，相較于貝克所提出的西方社會“個體化”，中國的個體化植根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和社會事實，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自我主義傳統、市場化改革進程、轉型期的制度環境以及互聯網的興起。

不同于王春光，王建民不僅從社會結構方面探討了中國個體化的表現，也關注到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影響，以及個體極為隱秘的精神狀態。但二位學者都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與西方福利國家的“個體化”存在諸多不同，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國現代化路徑和制度的特殊性，導致中國的“個體化”社會存在傳統、工業以及后現代多重時空壓縮的特點。即使中國社會出現了貝克所謂的“個體化”現象，其形成路徑和邏輯同西方社會也并不相同。

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個體化”社會的風險

“中國社會情境（指社會關系）的獨特性在于兼具傳統、現代和后‘現代三者”[3]，即團結的社群（傳統）、工具性的聯合（現代）和公民身份的聯合體（后現代）。這種多重時空壓縮的復合社會關系，使傳統、現代與后現代并存，其中后現代的出現主要是伴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及單位制解體逐步產生的。

在“個體化”社會中，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傳統對個體的控制與支持日漸喪失，社會成員必須作為個體來積極主動地創造自己的身份與認同。筆者并不認為“個體主義”等同于自我中心主義或利己主義，“個體主義”本身并不具有褒貶意義。當個體可以免受所處環境的消極影響、成為自身生活的積極塑造者的同時，個體要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通過努力進取在競爭中實現自我。但是個體化在客觀上導致社會關系網絡不再為人們的社會成員身份提供有效支持，現代個體則在從傳統限制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失去了傳統的照顧與支持。

但需要強調的是，貝克關于“個體化”的提出是基于“福利國家所保護的勞動市場社會的普遍化、消解了階級社會和核心家庭的社會基礎”[4]，在國家福利體制的保護之下，勞動者有充分的條件靈活就業，削弱了原有的以階級和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基礎。但在中國，福利國家尚未建立，“個體化”會出現不同于西方福利國家的后果，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切身感受到了“個體化”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與不安全性：“以社會道德環境、家庭婚姻和男女角色來應付焦慮和不安全感的傳統方式不斷遭到失敗。在同樣的程度上，需要個體自身來應付焦慮和不安全感?；蜻t或早，對教育、咨詢、醫療和政治的社會制度的新需求會從相聯系的社會和文化的沖擊與顛覆中產生出來?！盵5]安全感的喪失與個人自由的增加相伴而生，但人對此的本能反應不是選擇自由，而是逃避自由，尋求安全。

“個體化”強化了人們“為自己而活”的觀念，但在缺乏安全感、充滿風險的社會中，個體化造成的文化認同、社區認同及集體認同的缺失，人的精神陷入焦慮無著的狀態，使得“為自己而活”從原本的一種單純的生存策略變成了“只為自己而活”，不顧及他人利益，甚至鋌而走險。

四、實現社會凝聚的可能

個體化理論是西方社會進入“第二現代性”階段所提出，與風險社會的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相聯，但并非一個階段性命題，因為個體化與社會整合、社會團結、社會凝聚相背離，作為社會性的人，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則是永恒的話題。

社會凌駕于個體之上，道德意味著克己，社會的存在與延續有賴于個體之間的妥協與犧牲。而個體化的社會，強調對自我實現的肯定，每個社會個體都在努力遵循內在的自我。在這種社會情境下，是否還存在力量使得“社會存在”與“純粹個體存在”相抗衡？涂爾干對此持辯證觀點，“個體性”體現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因而，“個體化”社會的“個體性”，也應當具有兩層含義：個體具有明確的主體意識；具有獨立思想和權利意識的個體，同時承認和尊重其他個體的獨立思想與權利意識，這是構成“個體化”社會關系的根本基礎，也直接影響對于社會的整體管理思路。

一方面，肯定強制性權力存在的必要性。權力概念處于中心地位。權力作為“運作機制”將微觀（個人行動）和宏觀（社會秩序）連接起來，并體現在個人行動者的行動中。政府作為必要的惡而存在是啟蒙運動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共識，而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是國家及各級政府應當致力的重點。建立健全平等的勞動分配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通過穩定勞動就業市場、確立公平法治制度增強社會安全感、公平正義感。

另一方面，建立個人與社會、私域與公域的溝通。大量的社會組織發揮“橋梁”作用，作為國家之下的“次級群體”的存在，是連接個體與社會、微觀與宏觀、公民與國家的中間力量，是社會個體走向團結凝聚的粘合劑，也是個體進行社會參與的主要途徑，可以增強社會歸屬感和集體意識。但就目前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現狀來看，各類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在社會領域尚未能夠真正成為社會治理的第三方：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社會管理作用，需要社會組織體制改革以及政府的資源和政治支持，依然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參考文獻：

[1]張海東.從發展道路到社會質量：社會發展研究的范式轉換[J].江海學刊，2010，（03）.

[2]王建民.轉型社會中的個體化與社會團結——中國語境下的個體化議題[J].思想戰線，2013，（03）.

[3]王春光.個體化背景下社會建設的可能性問題研究[J].人文雜志，2013，（11）.

[4]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187，188.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