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峻的佛教觀論綱

梅良勇+王玥

摘 要：

在石峻的學術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領域。石峻的佛教觀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從時代背景來看，佛教觀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產物；從學術淵源來看，石峻的佛教觀受到其師湯用彤的影響；從主體條件來看，與石峻個人的努力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認為佛教的產生是古代印度僧侶階層壓迫欺騙人民的產物；佛教在印度的傳播經歷了原始佛教時期、部派佛教時期、大乘佛教時期、密宗佛教時期共四個階段，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經歷了從漢代到魏晉、隋唐、宋明清時期的傳播發展，最終形成了新時期的佛教觀；佛教的基本結構論包括佛教的創始人、基本教義與基本思想等，本質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贊助王化與維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領域的主要貢獻是中印佛教的比較研究以及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同時也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與傳統玄學的關系以及隋唐時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點。此外，石峻還特別注重對《肇論》的研究。石峻提出的從整個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對我們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石峻；佛教觀； 時代背景； 基本結構；貢獻

在石峻（1916—1999）的學術生涯中，對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認為“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并且有它悠久歷史和豐富典籍以及各種文物資料的佛教，是值得人們認真研究的①?！彼鲝垙恼麄€宗教的研究背景來研究宗教，反對某些學者簡單就佛教研究佛教。

一、產生的原因

（一）研究背景

1.時代背景

石峻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把佛學研究作為其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從宏觀的角度看石峻佛教觀的產生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經濟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政治的角度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生產關系上看，我國的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相對落后；從文化角度看，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傳播。

2.學術背景

到20世紀30年代，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好的進展。對于中外佛學研究的現狀，石峻認為，中國人對佛教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佛教徒式，即只站在信仰佛教的立場上對佛教進行研究，但是這種研究一般解決不了什么學術問題，只是為信仰而服務的。二是學者式，即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客觀的研究，這種研究過程與成果比較客觀可信②。近代以來（公元1840—1949）除湯用彤、陳寅恪、呂秋逸等幾位前輩學者曾在對佛教的研究做出重大貢獻之外，就整體的情況而言是不盡如人意的。甚至有學者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對佛教進行研究。這些都是與事實不符的，需要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正。

外國人關于佛教的研究，在石峻看來也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把中國佛學做孤立的研究，而不能把佛教放在整個宗教與中國文化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如在日本等國，學者們研究中國佛學與研究中國哲學是分開研究的，有些研究佛學的人根本不懂中國哲學，研究中國哲學的人也未必懂中國佛學。即使是研究佛教的，也只是研究佛教的某一派的某個問題，所以并不能真正理解佛教。二是有些學者從錯誤的立場出發把中國佛教簡單地看做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有人干脆認為中國歷史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石峻認為，這種觀點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③。

（二）學術淵源

石峻的佛教研究的學術淵源，是受到他的老師湯用彤的影響，石峻在1938年北京大學畢業后留在西南聯大任教，在此期間，湯用彤為石峻修改了他的文章《僧肇學述》。在《讀慧達肇論疏所見》中，湯用彤題“素好肇公之學”“今讀此疏，頗有所得”④兩句作為勉勵自己。1938—1939年間，湯用彤開設了“佛典選讀”課程，石峻研究了他的課程后，專門負責解決同學的一系列問題，效果良好。石峻在閱讀《“佛典選讀”敘目》中深刻體會到了湯用彤對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般看法，認為湯用彤在選讀佛典書目時，更重要的是印度佛教哲學中心思想的變遷，而不是只關注佛教典籍過去對于中國思想的影響。湯用彤曾專門指導過石峻如何閱讀原始佛教典籍。在1944年，牛津大學的漢學家休士一同和湯用彤討論中國哲學文選的一系列問題，同時石峻負責記錄工作，這一選目體現了佛教在我國社會的傳播與發展、對抗與融合，乃至衰落的全過程⑤。實際上，湯先生也對石峻佛教論文或提綱中的觀點產生了一系列影響。

（三）主體條件

石峻在1916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零陵，一直受到父親良好的教育熏陶，從小便刻苦認真學習，在中學學習過程中便對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史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同時接觸了社會的新思潮、新觀念。1934年以優異的成績被北京大學哲學系錄取。1952年，石峻調回北京大學哲學系，與馮友蘭、張岱年一起開展中國哲學的教學工作，在國內首次開設了哲學史課程，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積極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認為指導我們研究佛學史和哲學史的根本方針是唯物史觀⑥。具體闡述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否定脫離歷史現實的“純研究”；第二，理論與歷史的統一；第三，實事求是；第四，同情和批判⑦。石峻從20世紀30年代末期以來，一直把佛學作為自己中國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先后發表了一系列重大影響意義的論文。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石峻佛教觀產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具有時代意義的，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產物。從客觀方面看，是在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時代背景中，在先前學者對佛教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從主觀方面看，與石峻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奮治學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二、佛教觀的主要觀點

石峻自20世紀30年代在研究中國哲學的基礎上研究潛心中印佛學、研究佛教在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傳播、發展、創新等重要內容，在師承湯用彤的佛教學術觀點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觀。石峻佛教觀的主要觀點有：條件論、傳播史論、基本結構論、實質與基本特征論以及功能論。

（一）條件論

古代印度，占有統治地位、擁有無限權力的是僧侶階層（這個階層即婆羅門的上層）。這個僧侶階層欺騙群眾，大搞迷信活動來榨取群眾的錢財，從而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因而在印度社會形成了一種思潮，即反婆羅門思潮，并形成了各種團體，佛教組織就是沙門團體之一⑧。針對婆羅門教提出的婆羅門為最高種姓，擁有巨大的權力，有權統治其他種姓的綱領，佛教提出眾生平等，反對特權政治，由于具有強大的群眾基礎，因而在社會受到其他種姓的強烈維護。所以，佛教一產生，很快就在古代印度社會中流行開來，佛教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社會勢力漸漸地超過了婆羅門教。

在古代中國，由于漢代開辟中亞細亞的交通，在空間上為中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古代所謂的“西域”地域，如月氏、安息的僧眾，就開始源源不斷為古代中國社會帶來了許多古印度的佛教經典，從此，印度佛教才得以在中國起源并逐步傳播發展開來。但一定的社會意識文化都受到特定歷史文化的制約，由于中國和印度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往往要受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風俗、社會道德的綜合影響，因此，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步步相融合，最終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佛教文化。

（二）傳播史論

印度佛教大約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紀的古印度奴隸占有制社會，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印度佛教的傳播與發展在印度經歷了由盛轉衰的發展過程。佛教自創立以來，由于得到眾多種姓族的強烈擁護，一時間在古印度得到了廣泛傳播?？偟膩碚f，佛教在印度社會的發展歷程是漸進變化的，可分為四個重要時期：原始佛教時期、部派佛教時期、大乘佛教時期以及密宗佛教時期。大約在公元9世紀，佛教在印度的發展逐漸衰微，印度佛教因此由盛轉衰，歷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一是佛教自身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結果也變成了與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印度教中；二是回教軍隊對印度的頻頻入侵與徹底摧毀，佛教徹底沒有了容身之地。到13世紀，佛教在印度消亡。

佛教在古代封建王朝的發展也經歷了由盛轉衰的歷史。佛教在西漢末、東漢初開始逐漸傳入中國，佛教在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人們把它看成是一種神仙道術將其神話，當時幾乎沒有漢人出家為僧；接著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與演化，佛教與中國傳統玄學相結合，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一種重要的社會意識形態，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佛玄合流時期；到了隋唐時期，由于隋唐封建帝國統一的建立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統一的宗教，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形成了在佛教理論、寺院經濟方面相對獨立的佛教宗派；宋元明清時期，佛教由盛轉衰，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這個時期的佛教結合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倫理等特點，使之更具有中國化的特點；近代中國的佛教思想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把佛教與革命運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國佛學新的歷史時期。

（三）基本結構論

喬達摩·悉達多是佛教的創始人， “四諦”和“十二因緣”是佛教的基本教義。所謂的四諦，指是佛教中四個最基本的道理，即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嘀B是講人生時時處處充滿的種種痛苦；集諦主要探討苦的原因；滅諦意思是消除煩惱，得以解脫，佛教的最高境界當屬圓寂或涅槃；道諦是講滅煩惱得以解脫的途徑和方法。

佛教在分析苦難和造成苦難原因的時候，除了“四諦”外，原始佛教的另一個基本教義是“十二因緣說”⑨。佛教認為，人生是一個因果輪回的流轉過程，十二個環節，組成因果鏈條，互為因果條件…佛教強調通過學習，領悟佛教真理以求得解脫。

佛教在和其他宗教派別的斗爭中，把他們的基本思想概括為“三法印”。這三條佛教根本教義的標志是：第一，“諸行無?！?，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第二，“諸法無我”，認為客觀世界不存在著一個主宰者；第三，“涅槃寂靜”，人生活的最終目標是追求一個絕對安靜的、神秘的生活狀態。隨著歷史的蓬勃發展，佛教的教義便也出現了新的變遷，大約公元一世紀，出現了大乘、小乘兩派，同時也標志著佛教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靶〕恕笔乔捌诜鸾痰馁H稱⑩，后期的佛教自稱為大乘。

（四）本質特征論

佛教的本質特征是宗教，宗教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信仰為基礎，而有關佛教的哲學、文化只是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所表現出來的具體形態。石峻認為佛教擁有宗教的三要素觀，即宗教的信仰形態、文化形態以及社會實體形態（11）。在這三個主要的要素中，信仰是宗教的核心。原始佛教重視人生的實質問題，強調一個人說話、做事等各方面的活動都應該合于正道，守規矩，提倡過一種清凈的生活，即所謂出家修道。佛教提倡用思想的鍛煉和生活修養的方法來求得個人煩惱和痛苦的解脫。

石峻認為，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屬于特定的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而不是突然出現的。按照哲學的意義來說，佛教重視研究自然界中的“?！迸c“變”的辯證關系；萬事萬物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各個對立面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系，其中包含了哲學辨證法思想，同時也真實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人生問題。因此， “迷信”是不可以一概抹殺它的內容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研究它的發展規律，總結思維教訓，升華歷史價值（12）。

（五）功能論

石峻認為，印度的原始佛教教義主要是為了反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因此，原始佛教并不是單純的“迷信”，它重視人生中的實質問題，強調一個人說話、做事及其行為活動都應合于正道，有規矩，提倡過一種清凈自然的生活，即所謂的出家修道，它提倡用思想的修煉和生活的修養的方法來獲得個人的解脫（13）。印度佛教從漢代開辟與西域的交通之后，經中亞細亞傳入中國，不斷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所吸收利用。佛教在中國封建社會宣揚因果報應思想以及三世兩重因果思想，佛教認為，人生在世，不論是富有高貴，還是貧困低賤，都是是個人自己前生修得的結果，今生只能接受，不能拒絕，也不得有任何反抗思想與行動。很明顯，它是直接為奴役人民、鞏固封建統治、公開為剝削階級的既得利益服務的。它有兩方面的作用：既能贊助王化，又可維系人心（14）。

綜上分析，石峻的佛教觀點主要包括條件論、傳播史論、基本結構論、本質與基本特征論以及功能論。其中，條件論是佛教產生的起點；傳播史論是佛教發展的過程；基本結構論和本質與基本特征論是佛教的基本內涵；功能論是佛教產生的目的與作用。

三、主要貢獻

石峻，是我國著名的佛學專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石峻就已經開始中印佛學的研究準備，發表了《論魏晉時代佛學與玄學的異同》《玄奘思想的檢討》《玄奘留學印度與有關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肇論〉思想研究》《讀慧達〈肇論疏〉述所見》等文章。石峻在佛學研究方面的主要貢獻如下：

（一）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

石峻研究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石峻認為佛教思想是古印度社會的社會民族矛盾的產物，不能簡單地認為是釋迦牟尼空想出來的（15），他研究印度佛教，始終堅持從社會歷史的背景尋找答案。從佛教的起源來看，印度原始佛教是在古代印度奴隸占有制發達、社會經濟急劇發展、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原始佛教反映了古代印度社會民眾對于天國和婆羅門教的神的抗議，代表了古印度社會反婆羅門思潮的團體。后來形成的部派佛教，面對各種各樣的社會現實矛盾，于是竭力宣揚釋迦牟尼的權威，將釋迦牟尼神化，佛教在歷史的進程中因此由原始佛教演變成了“神教”，為佛教增添了一種神秘的色彩。印度佛教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復雜的現實狀況，逐漸產生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反對以往小乘佛教追求個人解脫的信仰主張，而提出了大乘佛教普度眾生的佛教觀。隨后印度佛教越來越脫離社會的現實，于是慢慢由盛轉衰，最終在印度消亡。石峻反對將佛教理解成古印度思想文化全貌的觀點，在石峻的研究中，從歷代佛教的發展史角度來看，佛教原本并不是古印度的正統思想（16）。

佛教傳入中國社會始從西漢代末，隨后又經過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各個朝代的傳播、演變。佛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樣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一方面，通過佛教的教義來看，也是和印度一樣，先是有小乘佛教，后也有大乘佛教。另一方面，中國的儒道思想又和大乘教義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逐漸融合、溝通（17）。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佛教徒的著作不值得進行學術研究的，中國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印度佛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然而石峻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接受的，中國佛教的產生與發展有著與印度佛教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歷史條件，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獨特的特點。相比之下，中印佛教哪一種價值更高，不能作草率空洞的議論，要依據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具體的分析（18）。

（二）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哲學研究

佛學是我國魏晉時期主要的社會意識形態，石峻重點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哲學，他從對魏晉玄學的產生和發展以及佛學發展的歷史情境研究中，深刻論述分析了魏晉時期的佛學與玄學同與不同之處。石峻還尤其研究僧肇及其著作《肇論》。

1.玄學和佛學的異同

石峻非常注重玄學和佛學的比較研究，他認為雖然學術界對魏晉玄學和佛學的關系的研究上有很大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明顯的研究局限性，主要表現為兩種傾向：一種是二者完全相同論，另外一種是二者簡單等同論（19）。石峻反對這兩種傾向，他認為要從它們的客觀歷史發展進程中探明其相互關系，進而辨別異同之處。從發展的過程來說，他認為使中國傳統玄學先影響了佛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然后佛學與玄學相互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魏晉佛學本身還需要依靠玄學的影響力量才能夠在社會得以廣泛傳播與發展。就玄佛兩者的不同點而言，石峻概括出主要的四個方面：一是內容不同，佛學主要講人人都可以成為佛，追求西方極樂世界，而玄學是講統治者如何治理封建王朝的；二是思想淵源不同，是中國原有的儒道等傳統思想演變而成的魏晉玄學，是印度佛學和魏晉玄學以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等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三是地位不同。玄學居正統的統治地位，成為統治者智力封建王朝的指導思想，佛學相較于玄學則處于依附地位，到了東晉末年時期，只是由于寺院經濟的發展，佛學地位才能夠有所上升，后來基本取代了玄學；四是作用不同。玄學對于人們擺脫神學目的論的影響和煩瑣哲學的支配起過積極作用，有利于解放思想，發展哲學思維，但同時有消極作用的一面，而佛學從總體上來說主要是用宗教信條禁錮人民的思想，其消極作用是主要的（20）。石峻也主要概括出四個相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義的思想性質相同，另一方面是都有較為豐富完善的辯證法條件，然后是對于儒家思想的態度，都有許多的相同之處，同時也都成為了門閥士族的統治社會的工具（21）。

2.《肇論》研究

石峻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僧肇的《肇論》。他認為對該書要讀二十多遍，反復玩味，才能理解其中的要旨與意味。

經過考證，石峻認為《宗本義》的作者是不可確定的；他還認為應從僧肇與劉遺民的詰難中來理解《般若無知論》，他贊同南朝宋陸澄的觀點，認為僧肇對劉遺民詰難的回答是確當的；他評價《不真空論》是“正宗的大乘佛學”（22），其中心思想是“諸法假號非真”；對于《物不遷論》的研究，石峻認為僧肇受到印度大乘佛教中觀派的影響，與中國傳統思想大有不同。他不贊成把“物不遷”理解為絕對的“靜”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他始終堅持的“不二”的立場是動即靜，遷即不遷。由此看來，石峻認為，如果簡單的以概念推演的形式對待實際的問題，那么就陷入了唯心主義的詭辯論，對于富有理性思維的宗教哲學的來說，要從一般的哲學的認識論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能夠考慮到信仰的宗教到實踐的體驗，這樣才能夠正確引導人們進入超然的精神境界。

石峻對《肇論》的高度評價，對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產生的意義重大。該書用中國傳統話語表達了迥異于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揭橥了佛教從依附玄學逐步轉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并為涅槃佛性學說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此可見，《肇論》成為了中國研究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三）隋唐佛教研究

1.關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特點

石峻在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即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客觀條件下探討隋唐佛教形成的根源，認為“隋唐佛教宗派，是隋唐歷史時代社會政治、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我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23）。研究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點，有助于了解我國佛教的形成規律和本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石峻對宗派做出了界定。他認為宗派與學派的含義不同，宗派有四個特點：宗派有獨立的寺院經濟；有不同的傳法世系或法統；有不同的宗經和理論體系；四是傳教地區的勢力范圍的不同，以及生活節律的不同。

其次，石峻認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主要有統一的政治格局、高度發達的寺院經濟和佛教理論自身完善的結果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除了隋唐的佛教宗派大不相同，他還強調了隋唐佛教宗派具有的兩個基本特點，即排他性和獨創性。石峻認為，歷史具有一定規律的延續性，是不能隨意割裂的。因此他認為隋唐佛教具有判教等六大特點（24）。

此外，石峻又從另外一種角度概括了四種隋唐佛教宗教的特點，即宗派性、系統性、統一性和國際性（25）。

2.關于玄奘的研究

玄奘遠游印度也是石峻著重于研究的。他認為玄奘的西行求法并不是單純地拜佛求經，還有地論師的相州南北兩派之爭、佛典的翻譯問題、當、現二常的分辨問題以及正因佛性問題四個方面原因。石峻強調，雖然外來學說對中國佛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也是反映了我國社會政治以至文化的發展”（26）。 玄奘西行后，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思路是：第一，對于佛性問題的討論，玄奘采用他印度老師戒賢所傳護法一派的意見，即有五種姓的說法，特別是第五種人，有情無性，是無法成佛的，由此可以得出，能不能成佛，是由先天決定的。這和傳統的“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核心觀點有所不同；第二，關于輪回的載體問題，玄奘主張本新合成種子論。這是采取了一種調和折衷的態度；第三，玄奘構建了以“真唯識量”說為基礎的思想體系。

3.禪宗研究

石峻對于禪宗的研究，堅持認為禪宗是一種“心學”（27），并不是純粹的一種理論，它更注重的是心的自證，但中國人創造的禪宗，得到憑借的方法有拂子坐禪、棍喝、一動等，傳統的禪法與禪宗的根本理論是相同的。

南宗的真正創始人是惠能，石峻對惠能的理解，強調了兩個主要特征：一是出身于勞動人民，且有可能是少數民族；二是文化水平不高，但不一定是文盲（28）。禪宗強調這一點的用意，“表示佛教的最高智慧不在文字”。南宗的思想主張人人皆有佛性，提倡自悟自度，不迷信佛經、不崇拜偶像，不一味地向往西方極樂世界，具有獨特的精神面貌。我們應該研究學習的是南禪后來的分派，分派成為了帶有某種規律性的中國思想學術的內容（29）。

（四）佛教與中國文化

石峻認為，佛教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的，從佛教和文化的關系研究，它一直是跟不同時代、社會道德乃至政治經濟、民間風俗習慣等結合在一起的（30）。中國文化、佛教是雙向的關系，石峻更強調的是中國文化對佛教的影響。

從佛教影響中國文化的角度看，石峻列舉了七個典型影響：一是因果報應學說的影響；二是佛教信仰有助于維護封建道德和鞏固封建社會道德秩序；三是在生產關系方面看，佛教的傳播阻礙了封建社會的發展；四是隋唐佛學對于宋明理學的影響；五是佛教發展為寺院經濟的興起有利于保存古代的歷史文物；六是佛教用語、概念或范疇，是中國思想與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七是對于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佛教也影響了中國的雕塑和壁畫、建筑的藝術形式，佛教也影響了中國的俗文學、白話文化等對中國的音韻學。

石峻在中國哲學教學與研究中，形成了其具有時代特色的佛教觀。但由于政治運動不斷，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石峻也不例外，在20世紀60、70年代就不再輕易寫作，所以他的佛學研究精到的觀點沒有呈現于世。這是十分可惜的。石峻研究佛教特別注重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這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 注 釋 】

①⑧（15）（16）（18）（29）（30）石峻：《佛教與中國文化》，《石峻文存》（第一冊，下同），華夏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28、24、24、26、27、29、37頁。

②單俠《民國時期佛教革新研究（1919—1949）——以革新派僧伽為主要研究對象》，《陜西師范大學》2012年第2期。

③石峻：《石峻學述》，《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頁。

④石峻：《肇論思想研究》之附記，《石峻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頁。

⑤石峻：《回憶湯用彤先生的治學精神》，《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第3頁。

⑥參閱董群：《石峻先生與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東南大學人文學院》2007年版第7期。

⑦參閱石峻、方立天：《論魏晉時代佛學和玄學的異同》，《哲學研究》1982年第12期。

⑨石峻：《宗教與文化》》，《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

⑩石峻：《世界三大宗教》，《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頁。

（11）參閱弘法 ：《與時俱進 看佛教的本質特征和主體意識的保持》，《法音》2006年版第3期。

（12）參閱楊慶中：《石峻傳略》，《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9期。

（13）楊慶中：《石峻學述》，《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6頁。

（14）石峻：《范縝評傳》，《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

（17）石峻：《中國佛教》，《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19）（20）參閱石峻、方立天：《論魏晉時代佛學和玄學的異同》，《哲學研究》1982年第12期。

（21）石峻，《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談話》，《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94頁。

（22）參閱石峻、方立天：《論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哲學研究》1981年第8期。

（23）石峻：《在“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提綱》，《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頁。

（24）石峻：《略論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發展—〈原人論〉導讀》，《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頁。

（25）石峻：《論玄獎留學印度與有關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頁。

（26）石峻：《禪宗、華嚴宗等》，《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頁。

（27）（28）石峻：《禪悟之道—南宗禪學研究序》，《石峻文存》，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