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論李泌與陸贄

彭大成

摘 要：

船山分析評論了中唐兩位宰相，李泌與陸贄。認為李泌品德高尚，志深識遠，多謀善斷，進退自如，是一位“默挽人心，扶危定傾”的大政治家、謀略家。陸贄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博學多才的大政治家、政論家。但在深謀遠慮、通權達變方面，陸贄不如李泌。他們都對平定中唐藩鎮之亂、維護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有重大歷史貢獻。船山史論，為中華民族增添了經邦治國的寶貴思想財富。

關鍵詞：李泌；陸贄；歷史貢獻；二人比較；歷史借鑒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朝之后又一個空前強大繁榮的朝代，史稱“漢唐之盛”，至今被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華人引為中華民族的驕傲與自豪。這不僅是因為唐朝出了李世民這樣具有雄才大略、開創“貞觀之治”的一代英主，被北方突厥等各少數民族藩國與部落尊為“天可汗”；還涌現出了一大批賢相名將，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他們不斷地克服唐朝各時期所出現的各種政治危機、軍事危機、經濟危機，特別是民族危機，多次使唐朝轉危為安。正如大思想家王船山所指出：“唐多才臣，而清貞者不少概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后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沒于世，而寧靜淡泊，固非及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乂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雹偻醮礁叨荣澷p了“唐多才臣”，在這里重點稱贊了唐玄宗開元時期的三位名相：宋璟、盧懷慎、張九齡。他們都以“清貞”著稱，一位是“清而勁”，一位是“清而慎”，一位是“清而和”，正是他們清貞廉潔，“寧靜淡泊”，“遠聲色，絕貨利”，“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從而輔佐唐玄宗開創了遠超漢、宋的“開元之盛”。充分說明了“唐多才臣”的重要的歷史作用。文中提到的陸贄，是中唐德宗時的名相，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兩位歷史人物之一，另一位則是唐德宗時的宰相李泌。下面先介紹李泌。

一、論李泌

李泌（722—789），字長源，原籍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后遷居京兆（今陜西西安），唐德宗時封為鄴侯。李泌天資聰慧，六歲能詩文。開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召國中能言佛、道、儒者入京殿試。有人推薦當時只有六歲的李泌。李泌上殿時，唐玄宗正與燕國公張說觀棋。玄宗便讓張說出題考考李泌。張說便要李泌以“動靜方圓”作對聯，張說先說出上聯：“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崩蠲诿摽诖鸬溃骸胺饺粜辛x，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毙诖笙?，視為奇童，賜其束帛，詔令其父母好好養育之。宰相張九齡十分喜愛他，常請他到相府玩耍。當時張九齡與嚴挺之、肖誠為友，嚴挺之認為肖誠偽善，勸張九齡疏遠他。張九齡卻認為：嚴太耿直，肖則軟美。從此便遠嚴近肖。當時還是少年的李泌見狀對張九齡說：“您由一介普通百姓而升為宰相，靠就是耿直二字，現在怎么喜歡軟美來了？”張九齡頓悟，忙向李泌致謝，稱之為“小友”。天寶年中，唐玄宗召李泌為太子李享的布衣之交，常伴太子讀書，過從甚密。后因作詩諷刺楊國忠、安祿山等人為奸相楊國忠所忌，被逐出朝廷，只得潛居名山。

天寶年間，安祿山叛亂，叛軍殺入長安，唐玄宗逃往四川，途中發生“馬嵬驛之變”，隨行衛軍殺死楊國忠，又逼唐玄宗縊殺楊貴妃，才肯繼續護衛玄宗避走成都。太子李享被軍民留下來主持軍務，到靈武后，在朔方軍的勸進下，即皇帝位于靈武，是為唐肅宗。肅宗即位時，身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局勢十分危急。在這最危難也最需要人才輔佐的時候，李泌來到了肅宗的身邊，成為肅宗最重要的謀臣，與肅宗朝夕相處，大小事情無不與他商量，言無不從。李泌首先幫助肅宗制定朝廷的規章制度、朝見禮儀，從而在極度混亂無序中恢復了皇帝號令與指揮全國的權威，使全國全軍有了一個平定安史之亂的指揮中心。當時肅宗就要任命李泌為宰相，李泌卻堅辭不愛，以布衣身份參贊軍國大計。當時李泌常身穿白布，被人稱為“白衣宰相”。對此，王船山是這樣評論的：“李長源間關至靈武，肅宗命為相而不受，以白衣為賓友，疑乎及潔身高尚也，而其后歷仕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紊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終耽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為冒險間行以參帷幄，既與大謀，又惡可辭擁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②船山指出：李泌當時辭相，并不是有些人認為那樣，是自居“清高”；也不是另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肅宗是自立為帝，名不正，言不順，李泌恥為其相。如果是這樣，那么李泌又何必冒著極大的危險來投奔肅宗，參贊帷幄，共謀大計。船山認為，發出這些評論的人都是不了解李泌的“志深識遠”。因為李泌的這一決定，“乃唐室興亡之大機”，“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對此，船山作了進一步的深刻分析：“玄宗之幾喪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讎忮廷臣，怨對君父，而逞其毒。玄宗出奔，肅宗孤起于邊陲，以待匡救于群臣。于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也。凡天下而不能復興之禍，恒起于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為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繼，而窮于勸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于此也，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其必反此而后可以立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勿不化，故己以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人不以官位為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為榮而榮有實，天寶濫竽之敝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緯‘鷹犬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雹鄞街赋?，唐玄宗幾乎喪邦的最大敗政之一，就是以官位來獎賞功臣，因而使安祿山產生不得宰相的怨恨（按：當時奸相李林甫當權，擔心有功的邊帥入京為相而奪去其權位，所以重用不識漢字的胡人安祿山為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而擁有東北邊境的重兵），最終起兵造反。當時玄宗逃往四川，“肅宗孤起于邊陲”之靈武，正急盼著群臣來匡救扶助。在這天下大亂之時，很多人都想乘時奮起以得高位。而這時候也最容易出現“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的弊端與禍害。如果官爵貴寵可以覬覦，那么賢人與不肖之徒就沒有什么區別，導致“賢者不為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繼”，即恩與威兩種手段都難以為繼。一當朝廷拿不出更多的官位與爵祿獎勵功臣，那么就會產生怨恨與離心傾向。李泌清楚地看到，這正是禍亂產生的根源，所以，當年玄宗知他有才而想封他為官，他早就不肯接受，而且他知道必須反掉這種壞風氣才能真正為國立功。當肅宗同他商量報答功臣的封賞之典時，李泌答道：以官位封賞功臣，沒有治國之才的人會荒廢政事，而權位太重則難以防制，不如封個爵位到個小地方去安享富貴，“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即使這樣，李泌仍擔心當時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勿不化，所以決心以自己做榜樣，以自己太子故友、皇帝“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的崇高身份，仍然甘為一介布衣之士，來示范大家“不以官位為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為榮而榮有實”，來克服天寶以來“濫竽充數”的弊政，不使歷史重蹈東西兩漢之交時更始帝“羊頭關內”、南北朝高緯“鷹犬儀同”的“敗亡之覆軌”。船山通過這些鞭辟入理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李泌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理想與深遠的見識。船山為此贊嘆道：“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為鵠，而收復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雹?

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通史簡編》中，也對李泌作過這樣的高度評價：“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環境中產生出來的特殊人物。他經歷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盡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補救和貢獻，奸佞盡管妬嫉加害，他總用智術避免禍患。他處亂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賓友自居，這樣，進退便比較自如；二是公開講神仙、怪異，以世外之人自居，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無可非議。統治階級爭奪的焦點所在，不外名與利二事，李泌自覺地避開禍端來扶助唐朝，可稱為封建時代表現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雹?/p>

李泌不僅是一位淡泊清貞、道德高尚的政治謀略家，也是一位高明的軍事戰略家。他在輔佐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時，不僅提出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方略，也提出很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戰略。其中最重要的建議之一，就是力勸肅宗任長子廣平王李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而肅宗原來是想任次子建寧王李倓任此職，原因是他認為李倓比李俶更聰明能干。但李泌認為，這種安排有可能導致將來的皇位繼承問題，甚至可能釀至新的“玄武門之變”，所以苦勸肅宗應任長子李俶為元帥，肅宗最終采納了李泌的建議。王船山認為，這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雹薜挠嘘P國本的正確建議。船山指出：“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勿授建寧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謂制治于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門流血之慘，玄宗、太平構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雹叽竭M一步分析：“以建寧英果之姿，成功較易”，但當時叛賊已呈現必亡之勢，“廣平雖才讓建寧，亦非深宮豢養無所識知者也。假元子之寵靈，為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寧而始勝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為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隳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雹啻礁叨瓤隙死蠲谶@一“知深慮遠”的重要建議。

但是，李泌的另一項重大軍事戰略建議，肅宗卻并沒有采納。李泌的戰略計劃是：“李光弼出井徑，郭子儀入河東……朝廷駐兵在扶風，與郭、李兩軍分次出擊，叛軍來救頭，就擊它的尾，來救尾就擊它的頭，讓它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唐軍經常保持以逸待勞的優勢，叛軍來了不和它交鋒，走了就乘機追擊，不攻叛軍的城池，不斷叛軍的走路。明年（757年）春季，使建寧王李倓率兵順著邊境進攻范陽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陽的南面，兩面夾擊，攻取范陽，叛軍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軍四面圍攻，叛軍還能逃到那里去！”⑨對李泌的這一高明的戰略計劃，船山認為，“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币驗檫@一計劃如果實施，不僅可以一舉攻破安祿山的老巢，而且可以使河北藩鎮割據之禍從此消滅。但是肅宗卻不愿采納，船山認為，這主要是肅宗為鞏固皇位的私心所致：“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于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玄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瑯琊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勛，孤處西隅，與天下懸隔，海岱、江淮、荊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⑩船山深刻揭露了肅宗不愿聽從李泌“并塞以取幽燕”的建議，而急于收復長安，完全是為了鞏固皇位的私心所致。肅宗所說的“切于晨昏之戀”，即早日迎回上皇玄宗回長安，以盡孝心的托詞，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從后來肅宗將玄宗“南內幽居，父幾死于宦豎之手”，還夸獎宦官李輔國“功在社稷”，就可以證明此點。特別是肅宗急于收復西安、洛陽兩京，竟乞兵回紇入援，放縱其在中原燒殺搶掠，蹂躝百姓，更給唐朝邊境帶來幾十年的禍害。對此，船山感嘆道：“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保?1）

李泌在肅宗朝，因遭寵妃張良娣、宦宮李輔國的忌恨，以“世外之人”的身份隱居南岳衡山；但到了唐代宗時，因不愿與奸臣元載并立于朝，卻并不是退隱名山，而是甘愿屈居于地方軍府的幕僚。這是為什么呢？船山分析道：“長源之于肅宗，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冒難首至，參大議于孤危，坐寢與偕，成收復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娣、輔國雖惡其斥己，而所欲者，但令長源不居左側 ，弗為己難，則意得而無余恨；于此而翩然已逝，全始終之交，綽有余裕矣。其于代宗也，雖與謀元帥，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待青宮，其后不參惟帟，交未固也。復東京，拒吐藩，返陜州之駕，誅殛三閹以清宮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畜疑之主，離合不可終憑；元載雖見忌于君，而旁無相逼以升之朝士，唯長源以宗室入參謀訪，唯恐軋己而代之；且載文辯足以濟奸，朋黨樂為效命，眾忌交集，深謀不測，抑非如婦人奄豎褊衷陋識，一去而遂釋然也。載與長源立于兩不相下之勢，而禍機所發，不可預防，岣嶁煙云，祝融冰雪，其能覆蔭幽人使之安枕哉？”（12）船山認為，論交情，李泌與肅宗的交情比其與代宗的交情要深厚堅固得多；論功勞，李泌在肅宗朝的功勞也比在代宗朝的功勞大得多。而肅宗朝忌恨李泌的只是婦人張良娣與宦官李輔國，他們忌恨李泌只是因為他在朝中妨礙他們干政亂政、放縱私欲，一當李泌離開朝廷不再妨礙他們，他們“則意得而無余恨”，所以，李泌當時歸隱衡山是明智而安全的。而元載則不然，他始終會把李泌看作其相位的最大威脅，唯恐李泌取而代之，且元載作為文人出身的官僚，“文辯足以濟奸，朋黨樂為效命，眾忌交集，深謀不測”，如果李泌再隱居名山，以“世外之人”自居，元載則可以“挾占星卜氣讖緯之小技者”，“坐以結納妖人之大法；則衡山一片地，正元載橫施網罟之機也?！保?3）所以這個時候，李泌“優游軍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逼代之勢”（14），才是比較安全的。船山認為，李泌講神仙道術，以“世外之人”自居，并不只是學習西漢開國功臣張良功成身退，“從赤松子游之故智”，而是始終具有遠大的政治志向。船山指出，李泌“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后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臺鼎之崇，進有漸也”（15），“夫長源非無意于當世之務，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16）。

曹操有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崩蠲谠诿C宗、代宗兩朝，都曾堅辭宰相之位，卻在暮年做了德宗朝的宰相。這是因為德宗朝所遭遇的極其危急的局勢，迫使李泌非出來做宰相不可了。據范文瀾先生分析：“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肅宗、唐代宗的昏君。肅、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情表現得尤其突出。肅、代都對強橫者姑息……實際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個輕舉妄動、剛愎自用的人物。肅、代都優待回紇，防備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視回紇，對勁敵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這樣一個昏君，唐朝在他統治下，從肅、代的茍安局面轉入危急的局面?！保?7）

唐德宗繼位不久，就召李泌為左散騎常侍。當時陜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毒死節度使張勸，自己取而代之，并請朝廷授予旌節。德宗命李泌為陜虢都防御水陸運使，去處理此事，并擬派神策軍護衛李泌赴任，被李泌謝絕。結果李泌單騎出潼關，奔陜虢都，兵不血刃，很快平息了這場兵變，表現了高度的政治謀略與膽略。對此，船山分析道：“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據陜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李泌爵號）單騎入其軍中，于時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愿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為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間以作亂者，亦其恒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于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于心目之間。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熒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奚從而辨之哉？”（18）船山指出，李泌單騎入城，并不是沒有成算的冒險行為，而是胸有成竹，穩操勝券，這是既有“河東之軍屯于安邑”，又有“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所以，李泌入城之后，對凡是來告密的、匯報的或表忠的，都拒絕聽取，只單獨召見抱暉說：“你弒殺節度使，罪應斬首。我為了不使此地變為危險地帶，所以不殺你。你替我帶些制錢去祭一下節度使，然后自己選個安身之地，帶家室出走罷了，保你不出意外?！北熉勓?，趕緊攜眷而逃。不久朝廷又派宣慰使來，命李泌把參與陜城謀亂的75名軍官全部殺掉。李泌上疏德宗，說已解除抱暉職務，請求免去其他人罪名。德宗準奏，只將為首的5人降貶到天德軍效力，余不問罪。（19）一場可能導致大量流血的平叛戰爭，就這樣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決了。船山高度評價李泌這種處理問題的思想方式：“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于其數。狐，吾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螫……天地之變，可坐而定，況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況乎不保其不為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眾，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保?0）

由于唐德宗仇恨回紇，力主結好吐蕃，784年，吐蕃派使節來長安，向德宗請求割讓安西、北庭兩鎮，德宗本想答應，李泌勸阻說，兩鎮將士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棄，他們將來從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報私仇，一定很兇悍。朝臣贊助李泌，兩鎮得以保存下來。（21）對李泌的這一建議，船山從捍衛唐朝西北國防的戰略高度，分析了安西、北庭二鎮的重要戰略地位：“至唐，為安西，為北庭，則已入中國之版；置重兵，修守御，營田牧，屹為重鎮。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于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沒，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之地也，于唐為重矣?！保?2）船山進一指出：“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策，而吐蕃不能為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戌守、爭戰之勞，胡為其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于此而可為痛哭也?！保?3）船山對李泌捍衛領土、寸土不讓的深謀遠慮給予了高度贊揚，同時聯想到明朝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為酬勞蒙古族烏梁海部跟隨其奪取皇位的征戰之功，而將大寧要地割讓給烏梁海部，永樂在朝大臣沒有一個出來勸阻，船山不禁為之痛哭！“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24），“后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25），給明朝中后期北部邊疆連續帶來無窮的后患。船山以古論今，充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德宗時期，內平藩鎮叛亂、外抗異族入侵，主要依靠李晟、馬燧、渾瑊三位能征善戰的大將。當時吐蕃認為只要用計去掉這三人，就可以奪取中原。他們利用德宗剛愎、多疑的特點，先用反間計使李晟失去兵權；又用偽和之計，誘使渾瑊去平涼結盟，企圖乘機劫殺渾瑊，而渾瑊奪馬逃回；剩下的馬燧也因力主結盟而得罪。范文瀾先生分析當時的形勢是：“和吐蕃幾乎招來戰爭，更危險的是李晟失兵權，遭猜忌，武臣們李抱真等都憤怒解體，不肯再為朝廷出力。宰相張延賞辭職，表明和蕃的責任，但君臣相疑，內外解體的分裂狀況仍無法消除。這又是唐朝一個緊急關頭，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險，任用李泌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職不可，居然允許做宰相。這時候，確實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為只有他能夠說透利害，打動唐德宗的內心，使他多少聽從一些?！保?6）生性多疑的德宗，對剛任宰相的李泌提出這樣一個約定：你切不可報仇，你有恩要報，我替你報。李泌答道：我一向奉道教，不與人結仇，也沒有什么私恩要報。李泌也向德宗提出一個約定，愿你勿害功臣。特別是李晟、馬燧等人，有大功于國，你萬一加害他們，恐導致中外解體，大亂立至。德宗也答應了此事，當時一同在場的李晟、馬燧也感動得涕泣拜謝。一場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就這樣化解了。

生性多疑的德宗，不僅猜忌功臣，甚至連太子也妄加猜疑。當時有奸人誣告太子謀反，德宗一怒之下，就要殺掉太子，李泌苦勸不聽，只得用《詩經》中的《小弁》之詩去感悟德宗?！缎≯汀废鄠魇侵苡耐醯奶右司时桓赣H放逐后寫的一首哀怨詩。李泌在敬獻此詩時，曾對德宗說：“愿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辈⒍冢骸氨菹逻€宮，當自審思，勿露此衷于左右?！保?7）德宗最終感悟，并流涕說：“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贝綄Υ烁袊@道：“《小弁》垂訓于千載之上，而鄴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國家之至仁大孝于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自非幽王之喪心失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对姟分疄榻讨烈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鄴侯之為君子儒，于斯見矣?！保?8）船山高度肯定詩書傳教的巨大作用，也高度贊美了李泌是一個善于讀書、古為今用的“君子儒”。

李泌雖然經常講神說道，十分神秘，但他在處理軍國大事時，卻一點也不迷信。有一次，有個妄人對德宗說，白起（戰國時秦國的名將）將幫助唐朝抵御吐蕃。德宗竟把邊境將士戰勝吐蕃入侵看作是白起護佑之功，打算在京城建白起廟。李泌立刻勸阻道，“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于神?！边吘硨浟⒘斯?，你卻賞白起，邊境將士誰還肯殺身抗敵？德宗只得作罷。還有一次，德宗與李泌談及本朝遭遇的“奉天之難”，認為這是“天命”所致。李泌反駁說，“天命”一般人說說可以，惟君相不可以說，因為“君相可以造命”。船山對李泌的這一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至其極，又豈徒君相為然哉！”（29）船山認為，李泌所說的“君相可以造命”，超越了古人所說的“俟命”。只有勇于“造命”，才能等待命運與機遇的到來；只有能夠接天命擔當歷史大任的人，才能夠“造命”。以此而推之，又豈只是君相可以“造命”呢？船山以人的生死壽夭為例，譬如人的壽命有長短，并不是所謂“天命”決定的，主要是看這個人是否遵循了天地自然變化的客觀規律。社會的治亂興亡也是如此，也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船山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饑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為不可知，信為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之命也。理不可違，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30）船山尖銳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天命論”；深刻地揭示了客觀規律的不可抗拒性，即生死、治亂、存亡皆有其“理”，“理不可違”，違背它就要受到懲罰：“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只有真正必懂得和運用這種反映客觀規律之“理”，才能為自己和國家創造更加美好的命運（造命）。在此基礎上，船山進一步指出了李泌“唯君相可以造命”的片面性，指出：“雖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為權藉之重輕而已矣?！保?1）船山認為，不僅君相這些掌握國家大權的人可以“造命”，就是每一個讀書人、老百姓都可以“造命”，只是他們的“造命”，即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會因為他們權力與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區別而已。從這里可以清楚看到，船山史論，不僅是深刻總結古人的寶貴歷史經驗教訓，而是“推故而別致其新”，不斷地提出自己創造性的新見解，為中華民族增加新的思想財富。

二、論陸贄

陸贄（754-805），字敬輿，蘇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朝大臣，著名政論家。陸贄博學多才，識見宏遠。初中進士，以書判遷渭南尉。德宗繼位時，派黜陟使11人巡使全國。陸贄向黜陟使提出了“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文，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的治國方略，受到使者賞識，將他推薦給朝廷提拔為監察御史。當時藩鎮割據，天下大亂，幽州節度使朱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魏博七州節度使田悅等相繼叛唐。官軍平叛屢敗，德宗束手無策，問計于陸贄。陸贄提出：“勞而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彼J為：“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因而在軍事上，令李芃由河陽還救洛陽，令李懷光軍解襄陽之圍，專以太原、澤、潞之兵抗關東叛軍，則軍事形勢尚能好轉；在政治上，立即廢除盤剝百姓的苛捐雜稅，減輕人民痛苦，以治國固本?？上У伦谖从璨杉{，致使叛軍日益猖獗，竟攻陷長安，擁立太慰朱泚為皇帝。德宗只得倉皇逃往奉天（今陜西乾縣）。（32）

當時唐朝面臨比“安史之亂”還要嚴峻的形勢。唐德宗作太子時，已經聽到陸贄的聲名。當此危急局面，唐德宗迫切需要大手筆為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逃到奉天后，更是倚重陸贄，事事與他商量，不可一日離左右。784年，陸贄替德宗起草了一道罪己大赦詔，文字確實誠摯動人，據說詔書頒發下去，四方人心大悅。785年，大將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保?3）對此，船山作了這樣的高度評價：“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亙于中，朱泚內逼，天子匿于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滉收拾江東以觀成敗 ，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謐，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保?4）船山高度肯定陸贄起草大赦罪己詔的巨大作用，深入分析了其所以能起這大作用的客觀形勢。船山認為，德宗雖然生性多疑、猜忌功臣、剛愎自用、急躁妄動，造成上下離心，但德宗并不是“奢淫慘虐”之君，也沒有什么虐民暴政而失去天下民心。只要他存在的一天，“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仍然是唐朝唯一合法的君主、天下希望之所在。另外，當時蠱惑德宗亂政而召禍的只是奸相盧杞，而盧杞“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唯與人相忮；恃君之寵如山岳，而視百僚如培嘍”（35），因而私黨并不多，所以，一旦陸贄得到德宗的信用，趕走盧杞，“德宗偏聽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边@正是罪己詔能夠產生巨大作用的客觀基礎。盡管如此，船山仍然高度評價了陸贄深謀遠慮的政治頭腦與精辟透徹的大塊文章。他指出：“非陸敬輿其能與于斯哉！今取其上言于德宗者而熟繹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之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所郁，排宕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于一，合乎往古之經，而于今允協，究其于中藏之密，而于事皆征，其于辭也，無間然矣。貞元以后，棼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強悍之戾氣，消融蕩盡， 而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故曰辭之為用大矣哉！”（36）船山不僅高度肯定陸贄“悟主安唐”的歷史功績，也高度肯定“文以載道”的巨大宣傳教化作用。陸贄不愧是繼西漢賈誼之后中國歷史上的又一位大政論家。

當時唐德宗為盡快平定叛亂曾向吐蕃求援，吐蕃派了二萬兵馬來會攻，吐蕃兵到了武功縣大肆搶掠一番，又受叛賊朱泚厚賂，就退兵了。德宗聽說后非常憂愁，詢問陸贄。陸贄勸他信任將帥，用吐蕃有害無益，現在退去，正是好事。船山對此評論說：“德宗之暗也，舍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陸敬輿以為慶快，其識卓矣。借兵于夷以平寇，賊闌入而掠我人民，乘間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薄巴罗?，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保?7）高度肯定了陸贄這種不借外援，專信本國將帥的正確決策。但是，德宗對統兵將帥的猜忌始終難以消除，又要陸贄為他擬出李晟、渾瑊的作戰規劃。陸贄勸他“不要決策于九重之中，定計于千里之外”，拒絕擬定作戰規劃。船山對此評論道：“德宗以進退規劃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將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上制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創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后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保?8）船山高度評價陸贄不肯為德宗預訂作戰規劃，勸說德宗信任領兵作戰的將帥，放手讓他們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去靈活機動地指揮作戰，因為戰場的情況是瞬息萬變的。如果“決策于九重之中，定計于千里之外”，往往與戰場實際情況完全不相符，而招致大敗。這樣的教訓在德宗時曾經常發生。例如，783年，叛將李希烈圍襄城，宣武節度使李勉派部將率兵一萬人救襄城，德宗也派三千人去助戰。李勉奏稱，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其老巢許州空虛，令兩部救兵襲許州，襄城之圍自解。德宗認為這違反詔書，派宦官斥責李勉。兩部兵雖離許州只有數十里，卻奉詔狼狽退回，結果被許州兵追擊，唐軍大敗，死傷過半。宣武軍從此不振，襄陽更加危急。這都是德宗搖控指揮所造成的嚴重后果。船山還進一步批判了那些死讀兵書，只會“紙上談兵”之徒，“以其雕蟲之才、炙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誚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暗之君一入其轂中，遂以菲視帥臣，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保?9）如果君主信用了這類“紙上談兵”之輩，必然造成兵敗國危的嚴重后果。船山進一步指出：“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片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其教君以專任。而白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誅焉足矣，而可令操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40）正是在陸贄的力勸之下，“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長安，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殺死。 785年，馬燧、渾瑊等圍攻河中，李懷光自殺。從781年三鎮作亂開始，朝廷處理軍事，一個錯誤接著又一個錯誤，把戰禍引到河南，又引到長安城內，不是渾瑊、李晟等人盡力反抗叛軍，唐朝幾乎有覆沒的危險。784年，唐德宗回長安，785年，取河中，戰禍算是大體上告一結束?！保?1）可以說，這是陸贄為唐朝中期平息藩鎮之亂的最大功勞。

陸贄同李泌一樣，也曾勸德宗不要濫封官爵。一次，德宗在出巡路上，曾遇到老百姓敬獻瓜果，德宗一高興，就要封他們為官，陸贄立刻勸止。船山對此評論道：“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為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于軍中，而驟與以崇階，使與功臣能吏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平生之大節，甚則伶人廝養凌乘清流積閥之間，又惡足以勸忠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于其末而遺其本也?！保?2）船山雖然肯定了陸贄勸止封“獻瓜果之民”為官的正確性，但也指出他所言理由的不足，是“爭于其末而遺其本也”。這是因為此前陸贄曾勸說德宗以爵位虛名來封賞功臣并以此誘降叛鎮。船山對陸贄以爵位誘降叛鎮的政策進行了批評：“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于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尚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于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間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眾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蹙勢窮，不得已而又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43）船山也看到，在當時“國儲已空，賞無可行”的困難狀態下，“以爵代賞”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權宜之計。但是，古人云“名器不可假借”，即使是虛名爵位，也會招來實禍。這一點連德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當叛鎮李惟岳來求節鉞時，德宗就說：“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眾耳?！贝缴羁谭治隽耸┯么诵g的危害：“賊以利？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唐祚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允足以亡矣?！保?4）船山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慎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泛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于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于吝而終于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宂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保?5）船山認為，必須“慎重其賞”，以明恩威。特別是在國家多事之秋，更要“倍重名器之予”，以忠義激人心，以實功賞實位。船山為陸贄未能挽救這種弊政而深感惋惜。

船山認為，作為大政治家，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家興亡的大事情上，不要在細枝末節上去斤斤計較，察察為明。比如，春秋時鄭國宰相子產，有一次把一條魚交給校人處理，校人私自煮吃了，卻撒謊說放生了。子產聽了高興地說“得其所哉”！船山認為：“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成吾事，求濟吾功，求全吾德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雜進于前，且姑聽之?！贝秸J為，陸贄就是這樣一位識見宏遠的大政家。當時有一群從北山來的人，驚惶失措地傳播敵人來犯的消息，德宗懷疑他們是來刺探軍情的暗探，陸贄說：“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币馑际窃谛∈虑樯显絼谏?，離大道理則愈遠。船山對此評論道：“德宗言自北山來者，張皇賊勢，頗似窺覘。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夫張皇者之情，大要見矣，愚而驚，躁而懼，隨時傾動，道聽途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憐矣。吾之強弱，在人耳目之間，何必窺覘而始悉。吾所欲為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為窺覘邪，亦何足以為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跡露，自趣于死，而奚容早為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為闊略之語以夸識量也，取天下之情偽而極究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保?6）船山高度贊賞陸贄是一位有大胸懷、大見識的政治家，不是那種在小事情上費心勞神、糾纏不休的人。

船山在高度評價陸贄歷史功勛的同時，也指出了他的一些失誤，特別是對淮西事件的處置。船山指出：“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則李懷光即誅之后，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 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仙奇斬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十余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于此失其樞機也?！保?7）船山指出，當朝廷軍隊誅殺叛將李懷光之后，陸贄擔心諸將要求乘勝討伐淮西叛將李希烈，就預先奏請德宗撤回諸道兵。過了8個月，李希烈果然被部將陳仙奇殺掉而歸降朝廷，一如陸贄之預算，怎么說這是陸贄的重大失策呢？船山認為，論罪惡，李希烈比李懷光大得多，“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曾有功于朝廷，只是因為奸相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保?8）德宗本來想赦免李懷光，只是李晟、馬燧等人“堅持以為不可”，這也未免有點過分。而李希烈則不然，李希烈并無大功于唐朝，只是因為討伐戰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就受到朝廷的優厚獎賞，“唐無毫發之負，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于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保?9）當時陸贄之所以中止討伐，可能事先已與李希烈的部下陳仙奇等人暗通，等待他們殺掉李希烈前來歸降，因此對德宗說：“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睂Υ?，船山指出：“乘河東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蹙已窮之寇，易于拉朽，乃吝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為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為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奇仙因以反戈，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保?0）船山認為，當時河北三鎮都已歸降，乘河東已下之勢，一舉收復淮西，勢如摧枯拉朽。在此時不公開聲討殲滅李希烈，大振朝廷聲威，卻去依靠所謂“鬼誅”，“為天下君而坐待鬼誅”，那還要皇帝和朝廷干什么？正因為朝廷的聲威樹不起來，所以不久陳仙奇又公開反叛，吳少誠又接著干，以致淮西數十年兵連禍接，都是由此開啟。船山設身處地，為德宗君臣提出了這樣的治國方略：“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飾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待之人禍，則眾難方興。懷光可赦，而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即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觀瞻，將來之變，皆于此焉決也。故敬輿之于此失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保?1）船山為陸贄這一重大失策，使唐朝失去一次一舉蕩平淮西、河北藩鎮割據之亂的歷史契機而深感惋惜?；次饕恢钡?0多年后的唐憲宗時期，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被大將李愬（李晟之子）收復，藩鎮割據之禍才稍稍平息。

三、論李泌與陸贄之關系及二人之比較

李泌與陸贄都曾當過德宗朝的宰相，都對挽救當時的政治、軍事危機，平息當時的各種內憂外患發揮過重要作用。論年齡，李泌比陸贄大32歲；論資歷，李泌已歷玄、肅、代、德四朝。李泌入輔德宗，已是六旬老人；而陸贄當時剛剛“三十而立”，正是風華正茂、神采飛揚的時候。而他們輔佐的德宗卻是多疑雄猜之君，很不容易伺候。據船山分析，德宗多疑，猜忌功臣，招致上下離心，幾乎分崩離析，而多疑只是其表現形式：“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窮本探原，則好諛而己矣?！保?2）其根源還是“好諛”。所以，他對盧杞、裴延齡、竇文場等奸臣，之所以長期深信不疑，就是因為他們善于阿諛奉承，一切惴摸德宗的心意辦事，又肯代替皇帝受過。因此，德宗對這些奸臣“敗而不怒，貶而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群言交擊，而愛之益堅”（53）。而德宗對陸贄這樣有才華的忠臣，在患難時還很倚重，對他的一些重要建議愿意采納，但很難長期忍受他的犯顏直諫。于是，德宗決定把四朝元老李泌召到身邊，參贊軍國大事?！袄蠲诮洑v玄、肅、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經摸得夠清楚了，因此能夠在某種程度誘導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禍亂受到阻止，內憂外患多少有減輕的趨勢?！保?4）很顯然，在如何同皇帝相處方面，李泌比陸贄老練成熟得多，何況他已是德宗祖父輩人物（與肅宗為布衣之交），淵源更深厚得多，加上他說理透徹，循循善誘，自然更容易為德宗所采納。船山對陸贄與李泌的勸諫君主之功都作了高度評價：“敬輿之在奉天也，有排難之顯功，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志得神怡，發之于辭氣顏色，必溫和而浹洽，故罪己之詔，雖揚其過而不以為侮。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以陶鑄其驕而使其意也消?！保?5）但是，不管陸贄與李泌在規勸德宗時多么注意態度與方式方法，或“溫和而浹洽”，或“宛曲從容”，對德宗的失政有所挽救，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德宗“好諛”“多疑”的本性。船山指出：“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大有所疑。嗚乎！千古庸人膏盲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賢奸俱不可恃，唯善諛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保?6）船山認為，唯有“善諛”的人才能取得德宗的“深信”，普天下人包括像李泌、陸贄這樣的忠臣，在德宗心中都要猜疑和防范。從德宗任李泌為宰相時所提出的“報恩報仇”之約，就可以清楚看出此點。船山進一步指出，人之所以多疑，都是產生于自己才德的不足：“智不足”，則懷疑別人欺騙自己；“才不足”，則懷疑別人欺侮自己，“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之人，于是諛者起而乘之”（57），使得善于阿諛的人得到皇帝的賞識與重用，“而售其異志”。這正是德宗的病根所在：“故德宗之失，失于信也。好諛而信之，雖圣哲痛哭而不能救其敗?！保?8）這也是李泌、陸贄不能取得德宗始終信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船山進一步分析了李泌與陸贄二人的關系。船山注意到，當李泌在朝六年期間，陸贄幾乎沒有什么進言。只是在李泌在出使陜、虢期間，陸贄才獻策罷淮西之兵?！凹班捄钭?，敬輿相，舉屬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娓娓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治理與臣道矣?！保?9）船山指出，當李泌在朝時，陸贄不發一言；當李泌離朝時，陸贄就開始說話。特別是當李泌逝世后，陸贄為相時又開始對德宗“娓娓長言”，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是為什么呢？難道是李泌妒賢忌能嗎？對此，船山分析道：“夫鄴侯豈有妨賢而窒言路者哉！敬輿之所陳，又豈非鄴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容以中止者哉！蓋敬輿所欲言者，而鄴侯早已言之，而鄴侯或不得于君者，敬輿終不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輿也重，而猜忮自賢之情，暫伏而終不可遏，勢蹙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輿盡其所欲言者，一如魏征之于唐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故一歸闕而急召鄴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鄴侯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弘遠，達于世變，審于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相制，君子以心相服，使敬輿于鄴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輿矣。故昔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鄴侯也。夫豈樂以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60）船山認為，出現“李進而陸默，李退而陸語”的情況，既不是因為李泌“妨賢而窒言路”，也不是因為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政見，而是因為他們政見太一致了，凡是陸贄想說的話，李泌早已對德宗說了。如果李泌的建言都不被德宗采納，陸贄去說同樣等于白說。當年德宗在奉天對陸贄非常倚重，言聽計從，那是因為在危難之中，不容不聽。當時陸贄之于德宗，就好像唐初魏征之于唐太宗，其實德宗對陸贄的犯顏直諫，早已心中不滿，只是暫時克制而沒有公開表露。從他一回長安就急召李泌到身邊，明顯是不想任用陸贄為相。而李泌在識量弘遠、精于世故，通權達變方面，確實為陸贄所不及?！靶∪艘詺庀嘀?，君子以心相服?！标戀棇蠲诖_實是心服口服。當年陸贄對德宗“犯顏危諫”，那是因為李泌不在；現在李泌當政，陸贄還繼續“嘖嘖多言”，就不是陸贄了?？梢?，陸贄與李泌是政見一致，心靈相通的。當李泌去世以后，陸贄又身居一線，同各種錯誤主張發生激烈“廷爭”。船山為陸贄失去李泌這樣元老的“調護”而深為嘆息。他說：“鄴侯卒，而敬輿又不容己于廷爭，其勢既然，其性情才學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鎮之，如冬日乍喧，草木有怒生之芽，雖冰雪摧殘，所弗恤也，則又敬輿之窮也?！保?1）

船山進一步分析了李泌在逝世前，不向德宗推薦陸贄代己為相的原因與苦衷。他指出：“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爭忮，君子之所慎處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為社稷之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不易居，為德宗謀，為敬輿謀，固未可遂相敬輿也?！保?2）這是因為宰相的位子十分重要，既是“人主之所慎予”，也是“小人之所爭忮”。當此“欲相未相之際，奸窺邪伺，攢萬矢以射一鵠，亦危矣哉”?。?3）無論是為德宗著想，還是為陸贄著想，李泌此時都不可急薦陸贄為相。這是李泌從自己幾十年從政經驗中得出的切身體會：“鄴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佐，無求登臺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輸忱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鄴侯既卒，其必相也無疑?！保?4）船山認為，李泌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對肅宗、代宗、德宗三個皇帝都有參贊擁戴之功，卻能上能下，能退能進，不肯與小人并列于朝，更不急于做宰相，“乃以大得志于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這不是陸贄所能及的。而陸贄從奉天隨駕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李泌沒后，他當宰相也是必然的。而李泌“不薦以自代”，既是對陸贄的保護，也是把這個宰相任命權留給德宗親自決定，“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于他日，而敬輿不知也”。船山進一步指出，當陸贄為相之時，德宗不斷晉升董晉、竇參、趙憬等奸人為相，陸贄不知像李泌那樣及時引身而退，而“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腰領”（65）。這無論對自己個人，還是對整個國家都是危險的。因為：“己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志得，禍必中于國家也?！保?6）船山由此得出結論：“宰相者，位亞于人主而權重于百僚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道可行乎？至于相，而適人間政之道詘矣。欲為繩愆糾謬之臣，則不如以筆簡侍帷帟之可自盡也。鄴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賢識量之優劣，于此辨矣?！保?7）李泌不求宰相之虛名，而以布衣之身參贊軍國大計，終于年過花甲而登上人生的頂峰。而陸贄也曾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以筆簡待帷帟”，沒有宰相之名卻行宰相之實，為國家立了大功。但他當上宰相只有兩年多，就被奸臣裴延齡誣陷而罷相，貶為忠州別駕而病逝于任上，終年只有51歲。船山對比二人的“識量之優劣”，認為李泌是高于陸贄的。

我們從王船山對李泌、陸贄的精彩評論中，可以清楚看到“唐多才臣”對唐朝安危興衰的巨大作用。在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正是因為各朝各代都出現了像李泌、陸贄這樣“識量弘遠”“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才使我們中華民族連綿不斷地生息繁衍到今天，成為任何外部侵略勢力都不能征服的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船山史論的精辟之處，也正如船山自己所說：“設身于古人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于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保?8）即研究歷史，要首先把自己擺進去，如身臨其境，親歷其事，設身處地，既為古人謀劃，更為今人興利，以史為鑒，以史資治。船山正是通過論史，“坐集千古之智”，為我們中華民族建造了一座光輝燦爛的思想文化寶庫。其中所論的經邦治國之道，更為我們今天的治國理政，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思想資源。我們應該珍惜它，學習它，研究它，運用它，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 注 釋 】

①②③④⑥⑦⑧⑩

（11）（12）（13）（14）（15）（16）（18）（20）（22）（23）（27）（28）（29）（30）（31）（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王船山：《船山全書》第10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830、860、860—861、861、863、863、864、866、866、889、889、889—890、861、890、928、928、924、925、933、934、934、934、935、912、913、915、921—922、922—923、923、924、918、917、918、918、918、919、930、930、930、930、930—931、924、942、940、942、943、925、925—926、926、935、936、935—936、936、936、936、1182頁。

⑤⑨（17）（21）（26）（33）（41）（54）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7—138、138—139、148、156、157、155、154—155、156頁。

（19）（32）毛振發、田玄、彭訓厚：《謀略家》，藍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3、186頁。

（24）（25）印鸞章、李介人：《明鑒綱目》，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7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