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先賢 期諸來哲

馬俊

摘 要：

2016 年12 月24 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哲學的轉型與創新暨紀念石峻教授誕辰100周年研討會”在京召開。與會專家與學者齊聚一堂，深切緬懷和總結了石峻先生的人格風范、學術造詣以及突出貢獻，并以此出發，探討了現代中國哲學轉型與創新的出路。

關鍵詞：石峻；100周年；中國哲學；轉型與創新

12月2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辦的“中國哲學的轉型與創新暨紀念石峻教授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賢進樓召開。會議圍繞兩個主題展開：一是追思石峻教授的學術業績；二是探討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與創新。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等學術單位的50余位學者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一、緬懷石公、總結經驗

石峻（1916—1999）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史家、佛學家、教育家，1938年北京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1955年為籌備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成立，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會長，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國家首批中國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本次會議適逢石峻先生誕辰100周年，與會學者皆與石峻先生生前有過交集，或為同事、或為朋友、或為學生，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分享和總結了石公的生平事跡與杰出貢獻，深切緬懷了當年與石峻教授交往的點滴，對他的人品、學識以及開創性貢獻做出了高度評價。

在人格方面，石公有長者風、仁者風和學者風。樓宇烈教授以八十余歲高齡回憶起石公仍頗為動情，他說石公既是他的恩師，也是忘年交的摯友，石公的為人對他影響很大，石公去世17年了，如今還會時常想起他。方克立教授說，石公是一個真率、質樸的人，其人格風范為后人樹立了楷模，石峻先生是他的授業恩師，他在石公那里受教、受業很多，終身難忘也不敢忘。葛榮晉教授談到，石峻先生有兩件事對他影響很大，一個是讀書，一個是散步，他現在八十歲了，經常思考怎么度過晚年的問題，想起石公就有了榜樣了，散散步看看書，簡簡單單，這是一種境界。張立文教授談到，石公的人格是無私的，這尤其體現在獎掖后進這一點上，石公教導青年教師從不保留自己的思想，有好的見解從不吝惜。他著作的第一手書稿通常都是石公看的，上百萬字的書，石公都是一頁頁地看，看得非常認真，并提出了許多意見，這對于幫助青年學者順利步入學術殿堂非常重要。石公雖然學問廣博，但平易近人，毫無架子，經常請學生、青年教師吃飯，分享其治學的方法、經驗，石公的一言一行對于人大中哲教研室純正學風的形成以及豐碩成果的產出均有很大的幫助。對于石公的人格風范，焦國成教授有三點總結：一、慈祥的長者，石公教學生從來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藹可親，有教無類，從沒有不耐煩的時候。二、純粹的學者，石公心思純粹，無欲無求，一心向學，大有古人之風。三、永遠的導師，石公作為一個教育家的偉岸人格、他嫻熟的教學藝術以及廣博的學識，皆令人心折，值得后輩教師們永遠學習。

在學問方面，石公以治學嚴謹、博學多識為特點。刑東風教授說，石公一生不謀名利、不經營小圈子，一心追求學問，把學問當作最神圣的東西，看作自己的生命，這種風骨和精神是石公留給后人最珍貴的財富。張立文教授認為石公做學問有兩大特點：一是“求真”。怎樣求真？就是剔除那些虛浮、淺薄、歪曲的東西，以貼近研究對象思想的本真，學問貴在自得，只有經過自我思考所得出的結論才有價值；二是嚴謹。石公經常教導學生，寫好的稿子不要著急發表，應該先放一放，琢磨琢磨，過段時間再看看，又會有新的體會。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石公非常注意方法論的探討，強調學問應與時俱進。許抗生教授提到，35年前石公關于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觀點至今仍然很有指導意義：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做到古為今用，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二、研究中國哲學不能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還應該注意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三、注意中西比較研究，既總結中國哲學的特點與理論成就，同時也要吸收西方哲學的精華。四、既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要掌握大量的經過認真審查的中國哲學的資料，只有把兩頭吃透了，才能研究好中國哲學史，才能找出中國哲學史的規律。宋志明教授也談到，石公是最早發現日丹諾夫的兩軍對戰模式不適合中國哲學的學者，也是最早講中國近現代哲學的學者，這反映了石公在學問方面與時俱進的特點。在佛學研究方面，石公反對把宗教研究與馬列主義對立起來，反對教條主義，注意材料的運用和思想史的梳理。張風雷教授指出石公素好肇公之學，特別對于《不真空論》有精深之理解，他在佛學方面的文章雖然不多，但都是精品，值得我們反復琢磨和咀嚼，顯示了一代大家的水準。

在教學方面，石公具有高超的教學藝術，他門墻廣大，桃李遍地，是杰出的教育家。石公作為新中國首批中國哲學教授，他在教學方面十分注意繼承湯用彤、馮友蘭等前輩學人的優點，注重厚積薄發和材料的運用，講課深入淺出、循循善誘，為培養專門的哲學人才作出了很大貢獻。方克立先生指出，石公既是中國哲學史界公認的講課最多的教授，也是教中國哲學最好的老師，他上課全局在胸、簡繁隨宜、深入淺出，非常重視總結中國哲學的理論成就與經驗教訓。張立文教授回憶道，石公記憶力驚人，講課全憑一個提綱，內容全在他的腦子里，條理清晰，邏輯嚴密。他寫板書從來都是一筆一畫、工工整整，體現出嚴謹治學的學風。關于石公上課的特點和風格，宋志明教授總結了三個特點：一是少而精，泛觀博覽而后返約，有一桶水才講一杯水；二是語速稍慢，確保所有人都能聽清、都能理解；三是要用眼睛跟所有人交流，隨時觀察學生是否聽懂、授課效果如何。張風雷教授則用“穩、準、狠、精”四個字概括了石公上課的特點，其中“穩”是指穩妥；“準”是指準確；“狠”是指在邏輯、學理上要讓對手沒有反駁余地，做到以理服人；“精”是指精要。

二、探索創新，展望未來

本次研討會的另一個主題是探討當代中國哲學的轉型與創新。近年來，學界關于這一話題的討論越來越多，學者們大多認同中國哲學轉型與創新的必要性，但在如何轉型、怎樣創新等問題上卻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對于這些問題，本次會議的與會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富有見地的觀點。

首先、現代中國哲學的轉型與創新既要立足傳統、也要面向未來。張立文教授認為中國哲學確實到了轉型的關頭，現在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應該有適應這個時代的哲學出現，中國哲學的轉型是歷史的必然。從中國哲學的發展來看，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明，中國哲學的范式基本上是三五百年一變，但宋明理學到現在已經900年，早就應該變了。但具體怎么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喜歡講“不破不立”，其實是“只破不立”，現在到了要“立”的時候了。當代中國哲學應該深刻總結中國哲學史發展的內在規律用以指導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注意核心話題、人文語境以及經典文本的轉變，應結合中國的實際來講中國哲學，既不能照著西方講，也不能僅僅滿足于接著宋明講，照著西方講我們以前吃過很多苦頭，接著宋明講也已經講不下去了，必須自己講、講自己。

其次、學科交融是創新的源泉。與會學者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即現代中國哲學的創新還在于中西兩大哲學系統的深度會通和融合，中西馬之間應該保持平等對話、互動互補。陳先達教授指出，各個民族的哲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哲學是智慧之學，而智慧都是相通的?，F在哲學分工越來越細化了，哲學變成了專家之學，這對哲學是有害的。年輕學子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貫通的視野，不要把哲學這個智慧之學變成門戶之學，變成偏見。陳教授還認為中國哲學的當代創新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這個背景，應主動尋求中西馬的會通，離開中國的實際講中國哲學的轉型與創新是不可能成功的。焦國成教授也認為當代中國哲學既要有謙遜的胸懷，又要有開拓創新的意識，要能夠容納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印度佛學幾大傳統，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干，進而容納世界文化，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再次、充分重視和利用中國哲學的自身資源，參與世界哲學的發展大潮。樓宇烈教授談到，現代中國哲學長期受蘇聯模式的影響，用唯物唯心來解釋中國哲學，這實際上是大有問題的，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中那種探討唯心唯物的哲學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哲學探討的問題對整個人類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中國哲學的真正內涵與歷史貢獻，還需要年輕一代進一步去認真思考和探索。當前的中國正處于上升期，我們應該探索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的道路與意義，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這樣才能與世界其他文明展開對話。侯才教授表示現代哲學有一種倫理化的傾向，倫理學、道德哲學、價值論在未來將成為整個哲學的重心。近現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成為自然的主體，古代哲學中對最高本體的追求轉移到主體自身，主體性代替了古代哲學家所追求的最高的道，主體性被我們絕對化了，人與道的根本關聯喪失了，人們只關注的是眼前的東西，而忽略了對道的追求，喪失了敬畏之心，以致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個人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盛行，這就帶來了哲學的危機。中國古代哲學本質上是安身立命之學，在倫理道德、心性修養方面有著豐富的理論資源，當代中國哲學應當充分重視傳統哲學中心性論的傳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為現代哲學提供一個天人合一的內在路徑，順應世界哲學倫理化的趨勢并加以現代化的改造。

三、結語

石峻先生作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立者，作為近現代哲學學科的先行者，為建國后的中國哲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培養了一大批哲學人才。他淵博的學識、高尚的人格、大師的風范令人高山仰止，他留下的豐厚的精神遺產值得后人認真學習和繼承發揚。此次研討會將紀念石公誕辰100周年與探索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與創新兩大主題結合起來，頗具匠心。中國哲學在過去的100年里，既遭遇了艱難的挫折，也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既誕生了諸多先賢，也留下了許多問題?！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21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這對于中國哲學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如何把握此一“貞元之際”，有賴于年輕一代在繼承先賢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繼續開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