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現代人的精神家園

何建華

摘 要：

尋找精神家園是當代人類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無論是對現代化夢寐以求的發展中國家，還是所謂“超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都在經受人類精神發展的新挑戰，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提出人類精神文化建設的共同課題。面對科技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失落和迷失、道德的危機、信仰的崩潰、人際關系的疏離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儒學以其對人存在的意義、價值及其自我完善等生命智慧的深刻性，展示了其在現代人重建精神家園中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儒學；現代人；精神家園

尋找精神家園成為現時代人類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語言的文化都在各自的水平和理解上承受這一主題產生的直接的壓迫感；世界性的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會議和組織愈來愈多地把注意力轉移到探尋人類的精神出路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人類精神文化建設的共同課題。這是我們時代的人類性世界性的問題。無論是對現代化夢寐以求的發展中國家，還是所謂“超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都在經受人類精神發展的新挑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民價值體系，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化趨勢果真與人的終極價值目標背道而馳，果真使人類無所適從了嗎？人們在苦苦思索。面對科技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失落和迷失、道德的危機、信仰的崩潰、人際關系的疏離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儒家以其對人本身、人存在的意義、價值及其自我完善等生命智慧的深刻性，展示了其在現代人重建精神家園中的積極意義。

一

現今世界，不論東方還是西方，正普遍陷于一種對人生的迷失與惶惑之中，人們普遍有危機感、異化感和困惑，普遍感到人生終極價值的迷失。人類憑借著理性創造出一個物質世界，其現實甚至勝過各種神話故事和烏托邦的幻想。盡管人的許多目的還沒有達到，但幾乎毫無疑問，這些目的是能夠達到的。據此，人有足夠的理由對自己的將來充滿信心。然而現代人卻感到不安，并越來越感到困惑。他工作和奮斗著，但他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他的活動沒有什么用處。當他控制物質的能力增強時，他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卻感到無力。一面創造著支配自然界的新的更好的手段，一面卻陷入了那些手段的羅網之中，并失去了目標，而唯有這些目標才賦予人生以意義。他一面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一面卻成了他自己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機器的奴隸。盡管他具有許多關于物質的知識，但關于人的存在這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問題，他卻一無所知：人是什么；他應該怎樣生活；怎樣才能把人所蘊藏的巨大能力釋放出來并有效地使用？歷史發展到今天，舉目盡是令人傍徨的現象：一面是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一面聽道德的名詞，一面看欺詐的事實；舊的信仰已經勢微，而新的信仰尚未建立。于是一般人趨于彷徨，并由彷徨而懷疑，由懷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到生命的空虛。

現代人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園，需要安頓自己的終極關懷。追求人生的終極關懷，是人的生命活動的客觀需要。人的生命活動是與動物根本不同的，“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雹儆捎谌说纳顒优c動物生命活動的本質區別，人的生命活動具有兩種尺度：一種是“一切種的尺度”，即外在的物的尺度；一種是人自身的尺度，即內在的尺度。人既按照“種的尺度”來適應客觀世界，同時也按照人自身的需要、人對客觀事物的理解來改造客觀世界。②人能對自己的生命活動進行反思，能對自己的未來進行設計，并按照自己所設計的路徑進行生命活動。同時人又是一種可能性的存在。人生有許多未知數，并時時有一種不安全感，干什么都沒有十分的把握。在現實生活中，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內驅力，主要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理性是人的福音也是人的禍因。因為正是理性使人處于一種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狀態中，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類、人與自我的深刻矛盾。這種種矛盾在現實中無從解脫，常使人去尋求超越的途徑。這就是信仰。人要生活就不能沒有信仰。作為人類對自己未來的一種肯定性持有，信仰是統率整個精神狀態和人的行為實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獲得生存的意義，使人獲得認同感和歸屬感。信仰是一個人生活的最終目標和動力，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柱。如果把人生比作杠桿的話，那么，信仰就是其“支點”。有信仰，人就安寧、充實、富于活力；沒有信仰，人就躁動、失落、無精打彩。信仰越堅定，人的內心就越安寧；信仰一旦動搖或崩潰，人就會承受失衡的痛苦并竭力去尋求信仰的重建。對于吃飽穿暖的現代人而言，信仰是其強烈的需要。這一點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描述得很清楚。當尼采通過查拉圖斯特拉之口，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時，許多人包括許多科學家和智者都感到驚慌失措、無所適從，甚至向蠢騾頂禮膜拜。這在世人看來很可笑，而實際上它卻是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全部人類的通病?，F代人需要信念，需要終極關懷，需要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展示未來的觀念和信仰來安頓自己那騷動不安的靈魂。

然而，隨著現代化變遷的歷史過程的展開，人類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已成為一種無法逆轉的趨勢。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使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是合適的價值觀念，或權力，或金錢，或名譽。但是，在古今中外眾多的價值體系面前，人類追求完善的特性顯得無所適從，在種種具體的紛繁復雜的價值觀念面前，現代人的終極關懷顯得無處安頓。加上現代化進程中破與立的失衡、整體性與異步性的矛盾、個體與類的矛盾以及政治與經濟的失衡導致的文化失聰，使現代人面臨著整體性的“終極關懷”的失落和極為深刻的“意義危機”。而意義世界和“終極關懷”是人的生命活動的價值源泉，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據?，F代化變遷沖垮了現代人的意義世界，使現代人失落了傳統文化提供給人生的“終極關懷”，同時也就失去了生命活動的實在根基和精神“家園”。這使現代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迷失”，深深地感受到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迷惘、困惑和焦慮，感受到精神無所依托的流浪狀態，感受到空前的失落、苦悶和無意義。

因而，在現代化變遷的過程中，也伴隨著現代人尋找新的價值目標和“終極關懷”，重建新的意義世界的頑強努力。人不能生活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人不能沒有對價值目標的追求；人生不能沒有意義世界的支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民價值體系，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化趨勢果真與人的終極價值目標背道而馳，果真使人類無所適從了嗎？人們在苦苦思索。西方一大批文化學家，他們在信仰的重建問題上殫精竭慮，但他們對信仰的尋覓和追求，對“后工業社會失控的大修復”，還是寄托于宗教信仰。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指出：“假如世俗的意義系統已被證明為虛幻，那么依靠什么來把握現實呢？”他提出一個“冒險的答案”，即西方社會將“重新向某種宗教觀念回歸”。他主張建立新的宗教信仰，從而在“沒有父親的時代”，尋覓和驗證自己同父親的血緣關系。③當然，宗教是一種信仰，但信仰并不等于就是宗教?，F代人要在現代化中、在現時代的歷史活動中重新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意義和真實根據，必須對人類普遍具有的信仰需要進行正確地引導，使之與人性相符合，與理性相協調，與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相一致。

二

20世紀初，隨著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進程的展開，儒學受到激烈的沖擊和挑戰。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對儒學的猛烈轟擊，使儒學幾乎遭到了滅頂之災。 這是儒學自漢代取得獨尊地位以來的兩千年間所從未遭到過的慘重災難。 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現代儒者不斷地重構儒學，欲使其現代化，并再覓復興的機會。他們引西學入儒，重構儒學體系，為復興民族文化矢志不渝；他們接傳統于現代， 解決現時代的古今中西關系。但由于時運蹇剝，均無成效。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儒學時來運轉，獲得了發展的新轉機。由于西方國家廣泛出現的全球意識與“尋根熱”，由于東亞地區經濟騰飛被認為是儒家思想促成的，也由于中國大陸持續出現的“文化熱”，儒學重新被重視。加上當時活躍于思想文化舞臺上的現代新儒學第三代傳人，他們順應時代潮流而動，以開放的心態，憑借其視野廣、活力大、運用西學方法之熟稔，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儒學之所以能獲得發展的新轉機，盡管有其國際的和國內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客觀的和主觀的等多方面原因，但從學理上講，無疑跟儒學本身在現代人的社會生活中的積極意義有關，尤其跟儒學在現代人重建自己精神家園中的積極意義有關。

隨著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邁進，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展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儒學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儒學中無疑有許多不適合現代社會生活要求的部分，有的思想甚至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比如：“重義輕利”“重理輕欲”是我國歷代儒者辛苦營建數千年，深深根植于中國這個農業社會土壤之中的道德堤壩。在這個道德堤壩之下，培育了中國人不屑言利羞于談錢的民族心態。應該說，“重義輕利”“重理輕欲”有其歷史意義和社會倫理價值，一個民族如果只講利不講義，只講欲不講理無疑是十分可怕的。但一個過于避“利”避“欲”的民族，無疑是一個缺乏創造財富能力和愿望的民族，因而也不易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貧窮即是落后的現代商業世界里，“重義輕利”“重理輕欲”這一道德堤壩正面臨著嚴重的沖擊。市場經濟是一種直接以市場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形式，而支配商品交換的是等價交換原則，這就要求商品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必須計較經濟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觀念是物質利益觀念，包括成本和核算觀念、利潤觀念、效益觀念，等等。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效率經濟。顯然，“重義輕利”“重理輕欲”的價值觀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儒家思想要求個人“正其義而不謀其利”，而市場經濟卻正是以功利為動力的；儒家思想強調整體觀念，強調個人對于集體的服從，而市場經濟要求個人的創造性與能動性。同時，從歷史上看，儒學發展一直同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盡管從儒學的核心內容來看，它是一種倫理道德觀，這種倫理道德觀作為一種一般性的原則對任何社會都是有益的。但是當它和政治結合在一起時就容易表現出它的局限性。儒家還過分強調倫理綱常，使得國人生存意義和價值觀發生惰性，比如“安貧樂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溫良恭儉讓”等觀念，阻礙人們開拓進取，大膽創新；崇尚宗法等級、尊卑等級觀念，形成唯上獨尊、唯上是從、為尊者諱的惡習，以致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家長作風和親情關系網的孳生；德主刑輔的思想，阻礙民主與法制建設；重道輕器，把經商和百工行業納入“小人為之”“君子不齒”的下賤行業，將科技視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遏制生產發展和科技進步，等等。所以，對于儒學中那些與政治結合以后變得腐朽的東西必須加以剝離和剔除。

儒學中雖然有許多不適合現代社會生活要求的部分，但也有對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甚至對今日人類發展有積極意義的部分。中國積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最集中體現在儒家學說中。儒家學說宛如一位性情溫厚、胸襟寬廣、智慧深邃的仁愛長者。由于儒家學說敬天畏民、平性中正、清醒穩健、切于人事，因而歷代不乏傳人，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并且當今在地球上的某些國家和地區，還是勢頭強勁的“顯學”。中華民族之所以能以高度文明的素質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數千年、至今仍保持旺盛活力，與儒學的熏陶是分不開的。我們可以從許多不同方面來說明儒學對現代社會的意義，比如，儒家以“仁”為核心、以君子為道德理想的道德精神對于我們培養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建立和諧的社會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儒學所強調的以道德責任感為基礎的參天化育的參與精神也是我們現時代所需要的一種基本精神；至于儒學的具體道德原則雖然有些失去了時代意義，但是有很多在今天我們賦予其時代意義后仍有存在價值。尤其是儒學把個人的“安身立命”問題與“家國天下”意識及接續“斯文”、承擔“道統”的文化使命感聯系在一起的精神追求，對于我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重建人的意義世界和精神家園，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儒家學說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對道德倫理不厭其煩的強調。如果我們不停留在倫理學的表層，進一步追究它之所以如此重視道德倫理的前提，我們就可以找到儒學的真正的精神內核，這就是隱藏在這一表面背后的堅定的價值信念。中國哲學幾乎都是一種天人整體之學，中國哲人的最高價值理想就是一種天人合一的理想，只是其中的具體內容互不相同。佛道走的道路最終是把天與人的關系化解為內與外的關系，即個體的人與外在世界的關系，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中少有積極的社會內容。于是個體生命意義只須直接在內與外的關系中即可確定，只須通過主體精神對全部外在世界（包括肉體）的超越即可實現。這種超越的結果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主體精神的絕對自由，實質上就是對世俗世界的擺脫。然而儒家則不同，儒家天人合一的價值理想，是自然、社會和個人的全面的總體的和諧。儒家正確地認識到社會是人類整體生存的唯一方式，因而社會在天人關系中占據著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人類生存終極意義就在于天與人永恒的絕對的和諧，另一方面天人和諧的核心內容實質上就是社會內部的自然和諧。儒家把決定社會和諧的關鍵因素歸結為親親（仁）和尊尊（禮），追求親親和尊尊的動態平衡就是儒家的根本的價值取向，堅信親親和尊尊的動態平衡的現實性就是儒家的價值信念。在儒家看來個體生命的意義必須以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為前提。個體的人，只有自覺地以社會價值信念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只有自覺地擔當起把現實社會引向和諧的神圣使命，才是一個真正的君子，才具有崇高的價值。儒家還認為，君子在對現實社會的自覺擔當中可以獲得一種超越個體超越現實的精神升華，并在這種精神提升中可以體驗到極大的快慰和滿足，這就是理學家津津樂道的孔顏之樂。

三

儒學把價值信念指向人的社會生存，把人生價值歸結為社會價值，把人生價值歸結為道德價值，并以對現實社會的擔待意識的自覺來衡量個體生命的意義的思想，表明儒家對人類共同命運的無私關懷。這一思想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在“后現代化”時期，對現代人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首先，它可以對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帶來的污泥濁水起蕩滌作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生活正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令人欣喜的道德曙光，正在初享比過去更為符合我們發展需要的種種道德待遇；另一方面，我們也遇到了空前多的聞所未聞的道德問題和令人不安的不道德現象。應該看到，市場經濟本身的價值取向與道德倫理的價值取向是存在矛盾的，這是道德困境產生的深層次的原因。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以“經濟人”為價值取向，以立基于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自由主義的中心原則是個人的權利優先，人人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從事活動，認為用一種共同的善的觀念要求所有的公民，將違背基本的個人自由。在西方文化的主流理解中，人權是個人面對國家而要求的一種權利。人權觀念涉及了政府的責任和應當，卻無法界定個人對社會、家庭、他人的義務和責任。個人權利優先原則保障了人的消極自由，但不能促進個人對社會公益的重視，不能正視社會公益與個人利益的沖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市場經濟個體價值本位的局限性日漸凸現，權利中心的思維的泛化甚至是當今眾多問題的根源之一。儒學把人生價值提升為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可以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錯誤的價值取向起糾偏作用。作為一種非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體系，儒學的核心不是個人的自由權利優先，而是共同體和全人類利益優先。在儒家看來，人是社會的人，它要求個人具有對他人、社群的義務與責任心，這種義務與責任心與共同體的基本共識和共享價值是一致的。當然，儒家這種整體利益優先的價值態度，不能作為用來壓制人權的借口，它必須與現代民主制度相結合，以尊重個人的價值實現人權的保護為前提。

其次，它可以安頓現代人的終極關懷。自近代開始，現代化一直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目標?，F代化，在很長時間被習慣性地理解為西方化，至今這種理解仍有相當影響。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憑借著西方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領先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一直扮演著全球范圍內的普世文化的角色。然而，面對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出路問題，西方文化卻面臨著重大的問題。誠如亨廷頓所言：“西方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雹堋拔鞣降钠帐乐髁x對于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雹荨白顬橹匾氖?，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雹迯囊欢ㄒ饬x上，正是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片面注重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的發展模式，才使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們喪失支撐其生命活動的價值資源和意義歸屬。當人們把形下的世俗生活作為終極目的來認同，把人生的全部意義傾注于世俗生活，效率、功利、成功成為人生的全部意義時，就會出現現代性精神迷失。于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浮躁淺薄，急功近利，斤斤計較，容易滿足已有成功，把有限價值當作了人生的終極關懷。意義世界和終極關懷的失落，在現代人文化意識中引發的連鎖反應是認同喪失、信念危機和理念沖突。面臨日益嚴重的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人類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必須從全球文化中尋找資源，并通過廣泛的參與而共享資源來構建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共同求解并通過行動來尋找人類共同的精神出路，引導人類走出精神困境。作為古老的影響深遠的人類文化形態，儒學以其對人本身、人存在的意義、價值及其自我完善等深刻智慧，在現代人重建精神家園中具有積極意義。儒學把價值信念指向人的社會生存，正確地認識到社會生存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由此，儒家的生命理想是，既要安頓個體人生，也要解決“家國天下”的全體人生問題，而“家國天下”的人生問題的解決，又是以個體人生的生命關懷為根本、為依據、為始終的。儒學這種從人的生存發展的角度來理解人生的意義與真實價值的思想，有利于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安頓現代人的人生終極關懷。人類發展的總趨勢取決于人類共同的稟賦天性，這種本性亦即人類“終極關懷”的三個指向“求真、崇善、愛美”。儒家學說基本符合這些內容，能為人類營造和諧寧靜的內心世界，創造安定適意的生存環境、人文環境，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社會貢獻的“閃光點”。

再次，它可以克服宗教信仰在安頓人的終極關懷方面的消極性。應當承認，宗教信仰在安頓人的終極關懷方面歷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人類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許多層面，并不為人的正常經驗和思維所認識，就個體而言，與善惡的可選擇性相反，人的生死富貴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決定性。由于生命存在的被決定性，因而個體在處境上也具有被決定性。人在世界上的努力往往難以完全如愿以償，行為的結果常常與其初衷相違，這種與人的意愿相背離而人又無法控制的行為結果，常常會使人對人的作用（人力）之外的力量產生一種恐懼不安的心理，從而難以使自我的精神世界得到安頓。而宗教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對這些層面賦予意義并加以解釋，使人的精神困惑得到化解，使人的精神得到某種形而上的慰藉。然而，宗教是一種信仰，而信仰并不等于就是宗教。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近現代文化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道德、人生價值觀念采取了與科學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形式。如果西方人的道德價值觀不是以宗教信仰為基礎，而是以人文主義學說為基礎，上述矛盾會得到緩和。而儒學恰恰是一種非宗教的、卻又能為道德價值觀提供依據的人文主義學說。人類發展的總趨勢又取決于人類共同的稟賦天性，這種本性亦即人類“終極關懷”的三個指向“求真、崇善、愛美”。儒家學說基本符合這些內容，能為人類營造和諧寧靜的內心世界，創造安定適意的生存環境、人文環境，也許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社會貢獻的“閃光點”。與世界上其他文化圈相比，似乎惟獨中國沒有產生高級意義上的宗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宗教幾乎從來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唯獨儒家無神的泛道德學說始終被奉為正統。與世界上各種宗教總是在個體對世俗世界的超越中來擺脫人的痛苦與煩惱不同，儒學則能面對現實，它重視對現實世界的積極肯定和參與，主張保存一切有價值的事物。儒家在對社會的擔待意識下所形成的道德倫理體系旨在培養人對宇宙人生的善美福德的一種崇敬、贊嘆及愛護的感情，并把追求有所增益于宇宙人生的善美福德作為自己的責任，這無疑可以克服宗教信仰在安頓人的終極關懷時的消極性。

當然，儒學如果要在現代人重構精神家園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還必須進行適應時代要求的改造，以賦予現代內涵，激發新的活力；必須對儒學的價值信念進行正確引導，使之與人性相符合，與理性相協調，與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相一致。為此，必須站在時代實踐發展的水平上，對儒學進行重新審視、改造、弘揚和利用，實現儒家倫理精神的價值再創造；必須加強儒學的研究、學術交流和宣傳教育，使儒學走向世界，為人類所了解和接受；必須積極探索儒學與現代制度相對接的機制，使儒學的價值信念和倫理精神有制度保障。只要我們站在現代實踐和思維發展的水平上，積極尋求儒學體系中有益的資源，并根據新的實踐不斷進行新的構思、新的解釋和新的創造，儒學一定會在構建現代人精神家園的進程中重放異彩。

【 注 釋 】

①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頁。

③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7頁。

④⑤⑥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359、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