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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蕭父對中國哲學史若干問題的研究

2017-03-17 21:25柴文華于躍
船山學刊 2017年1期

柴文華+于躍

摘 要:

蕭萐父先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家,他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是多方位的。在宏觀方面,他闡釋了自己的哲學史觀和方法論及相關問題;在思潮及個案方面,他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和船山學有著精到的研究。探討蕭萐父先生對中國哲學史若干問題的研究,不論對于中國哲學史學史的研究還是當下中國哲學史的書寫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蕭萐父; 中國哲學史; 啟蒙思潮

蕭萐父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與同時代哲學史家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共同特征就是以歷史唯物論為理論基礎,他對哲學史觀、哲學史方法論的相關研究以及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等問題的闡釋也不例外。

一、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

在談哲學史觀和方法論之前,蕭萐父談到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問題。他認為,總體而言,中國哲學史是一門發展著的學科,經歷了非獨立、獨立、科學化幾個階段。

非獨立指的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史研究,由于古代學術分類的限制,哲學被包容在“內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學”的龐雜體系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哲學史不可能成為獨立的學術部門。

獨立化指的是經過近代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人的鋪墊,胡適在五四前夕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而后又出現了馮友蘭、范壽康等人類似的著作,“他們的研究成果,比之古代學術史論大有進步,為中國哲學史適應近代學術分工的要求而獨立成科,作出了歷史貢獻?!雹僖部梢哉f中國哲學史學科此時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術部門。

科學化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基礎上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雖然由于胡適等人的努力,使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為獨立的學術部門,但“這些論著,往往……停留于對歷史上某些學派分合、思潮起伏的現象形態的描述,談不上對哲學發展的本質矛盾和內在規律的闡釋?!雹谝簿褪钦f,他們的中國哲學史著作與科學化還有很大的距離。而建國前郭沫若、侯外廬等人運用歷史唯物論研究中國的歷史、思想史、哲學史,才為中國哲學史走向科學化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建國以后,中國哲學史學科在歷史資料的整理、方法論問題的研討、重要考古文獻的發現,研究成果的積累,科學體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特別是結束了十年動亂之后,迎來學術解放的春天,為撥亂反正而展開的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理論研究日益深入,許多學術問題的爭論得以正常開展,一些新的研究領域逐步開辟,這一切,標志著作為一門科學的中國哲學史正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建設起來?!雹郛斎黄渲幸步洑v過曲折,“尤其‘左傾思潮的一再作祟,曾產生過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公式化、庸俗化、貧乏化等不良傾向?!雹?/p>

蕭萐父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發展歷程由非獨立、獨立到科學化的描述基本符合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實際,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角度所作的審視,對建國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指出了這一時期出現的不良傾向。值得進一步商榷的是對建國前以胡適、馮友蘭等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史家所取得的成就估計不足。

二、哲學史觀

在介紹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歷程之后,蕭萐父從問題意識出發,闡釋了哲學史觀的問題。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科學化要想進一步展開,面對的核心問題就是研究對象、論述范圍、史料篩選等問題的進一步貞定。蕭萐父的觀點是根據黑格爾“哲學史由于它的題材的特殊性質而與別的科學史不同”,必須把其他精神文明的材料排斥在哲學史之外,“哲學史才會達到科學的尊嚴”⑤的論述,主張哲學史首先應該純化,不應該去分擔政治、倫理、法權、宗教、教育等思想史的任務。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學和哲學史的性質規定的。

蕭萐父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對社會諸意識形態的分析,“哲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它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發展的特殊規律。哲學史研究的特定對象,簡括地說,就是哲學認識的矛盾發展史。所謂哲學認識,區別于宗教、藝術和各門具體科學的知識,是人們以理性思維形式表達的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的認識,也可說是對于客觀世界的本質和人對客觀世界能否認識和改造、怎樣認識和改造的總括性認識?!雹薨凑樟袑幍挠^點,也可以說哲學史就是“一般認識的歷史”。整個人類的認識史包羅萬象,無比寬廣,諸如各門科學史、語言史、宗教史、藝術史等。而哲學史研究則是“一般認識”的歷史,它既與各種具體的認識史相關聯,又區別于各種具體的認識史。這種“一般認識”的歷史在列寧那里就是指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歷史。

如果把這種對哲學史研究范圍的限定具體化到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那么“中國哲學家們對社會政治問題所發表的許多議論,大量的應屬于社會學史、政治學史、法學史等研究的范圍,但其中也確有一些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社會矛盾運動的哲學分析,則應篩選出來作為哲學史的對象。至于中國古代思想遺產中似乎關于人性善惡、道德理想以及‘性情關系、‘理欲關系之類問題的言論特別豐富,從哲學史的角度加以擇取,確應重視歷代哲學家對人性問題的探討中有關人的本質、人性的發展和異化等屬于歷史辯證法問題的認識成果,而其余則理應由倫理學史、道德學史、教育學史等去進行獨立研究,哲學史不必要也不可能去代庖?!雹?/p>

但蕭萐父在主張哲學史研究純化的基礎上,也沒有拋棄泛化,主張把純化和泛化結合起來。1989年底,蕭萐父特別談到了這個問題,他仍然堅持認為哲學史研究的“純化”是必要的,但也強調了“泛化”的意義:“進一步考慮哲學與文化的關系,文化是哲學賴以生長的土壤,哲學是文化的活的靈魂,哲學所追求的是人的價值理想在真、善、美創造活動中的統一實現。哲學,可以廣義地界定為‘人學;文化,本質地說就是‘人化。因而這些年我們又強調哲學史研究可以泛化為哲學文化史;以哲學史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為鋪墊的哲學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創造和不斷自我解放的歷程。其實,在哲學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約,或由約趨博,或純化,或泛化,或微觀,或宏觀,或縱向,或橫向,都可以‘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而只有經過這樣的兩端互補和循環往復中的反復加深,才能不斷地開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學水平?!雹?

對哲學和哲學史的貞定決定著哲學史的范圍,蕭萐父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出發,用純化和泛化相結合的原則處理中國哲學史的范圍,這在現在看來并不過時。盡管有關中國哲學史的寫作出現了多元化的聲音和嘗試,但如果我們不是非要消解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的話,那么堅持哲學史的純化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要把中國哲學史書寫的內容豐滿的話,哲學史的泛化也是必要的。我們不反對“思想史”、“觀念史”之類的寫作,但也不能完全抹平哲學史的邊界。

三、哲學史方法論

在純化和泛化相結合的哲學史觀的基礎上,蕭萐父談到了哲學史方法論問題。他與等同時期的哲學史家尤其是馮契的觀點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歷史和邏輯統一方法的重要。

蕭萐父認為,哲學史方法論是多維度的,有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主義的方法、比較鑒別的方法、實事求是的評價方法、系統周密的史料考訂方法等等,但由于哲學史這門學科亦歷史亦哲學的特征,所以,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顯得尤為重要。

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由黑格爾提出,但卻是頭腳倒置的,恩格斯對其進行了改造,把它與歷史唯物論統一了起來?!榜R克思主義所肯定的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既是唯物的統一,又是辯證的統一。一方面,堅持從歷史事實出發,把哲學發展的生動的現實的歷史過程作為哲學范疇的邏輯發展的出發點、根據和基礎;另一方面,也必須善于透過歷史的現象形態,擺脫某些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因素,從歷史上具體的哲學矛盾運動中去發現其概念、范疇演化發展的邏輯進程及其理論上前后連貫的諸環節?!雹?/p>

蕭萐父指出,每一個階段的哲學運動大體都有一個思想的起點和終點,由問題的突出,矛盾的展開,范疇的演變,爭論的深入,到思想的總結,形成一個首尾相應的邏輯進程?!斑@個邏輯的進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觀過程的矛盾性和反映過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經歷著曲折和反復、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現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線,近似于一串圓圈組成的大圓圈?!雹庵袊軐W史的科學化建設,應當去探求中國哲學發展歷程中所固有的“圓圈”。

蕭萐父對“圓圈”的重視與馮契一樣,但他們對中國哲學史中“圓圈”的勾畫不盡相同。蕭萐父指出,就戰國時期而言,《管子》“精氣說”和“靜因之道”是哲學運動的邏輯起點。孟子和莊子都試圖克服消極反映論,從不同角度論述和夸大了人的主觀精神的能動作用,構成哲學認識的必要環節。圍繞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惠施合同異、公孫龍離堅白、莊子齊是非,各以其片面性和直線性而陷入謬誤,卻又分別展開和加深了關于事物的差別性和同一性、認識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真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等客觀矛盾的邏輯認識?!昂笃谀彝ㄟ^科學實踐,注意到同和異、兼和分、一般和個別、相對和絕對在認識中的辯證聯結,對名辯思潮中的謬誤傾向有所糾正?!鳑r以‘解蔽的方法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把百家爭鳴中的哲學勞動成果都作為一個個必要的認識環節而納入自己的哲學體系,并明顯地以他的‘天行有常、人道‘能群、‘天命可制的天人關系論和‘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的認識辯證法,在更高的理論思維水平上,揚棄了孟、莊、公、惠而向稷下道家的‘靜因之道復歸,邏輯地標志著這一時期哲學發展‘圓圈的終結?!保?1)這就是說,戰國百家爭鳴時期的哲學發展經歷了一個“圓圈”,《管子》是起點,是肯定階段;孟子、莊子、惠施、公孫龍、后期墨家都是中間環節,是否定階段;荀子哲學是否定之否定階段,看似對《管子》思想的復歸,但已包含了孟子、莊子、惠施、公孫龍、后期墨家等中間環節,在理論上實現了對各家的揚棄,標志著這一時期哲學發展的高峰,同時構成后來哲學發展的邏輯原點。

蕭萐父與馮契一樣,特別看重王夫之哲學的歷史地位,認為王夫之哲學既是對早期啟蒙哲學的總結,也是對宋元明清哲學的總結,更是對整個中國古代哲學的總結?!巴醴蛑恼軐W通過揚棄朱熹和王陽明而復歸到張載,完成了宋明時期圍繞‘理氣、‘心物關系問題展開的整個哲學矛盾運動的大螺旋。而且,從李贄的‘童心說和‘是非無定論對封建獨斷論懷疑、否定的邏輯意義,可以發現這一階段哲學啟蒙的實際起點。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卓然成家,正好從自然史、社會史、學術思想史等各個側面去突破傳統思維方式,開拓哲學認識的新領域。王夫之更從哲學上總其成,他在氣(道器)、心物(知行)和天人(理欲)等關系問題上多方面的哲學貢獻,把樸素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形態發展到頂峰,并預示著新的哲學啟蒙即將來臨?!保?2)

蕭萐父所領導的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是率先在研究生中開設哲學史方法論課程的學科,蕭萐父自己也非常重視哲學史方法論的研究。蕭萐父所堅持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是那一時期多數中國哲學史家所共同倡導的,符合哲學史既是哲學又是歷史的學科特征,在今天依然沒有過時。而以馮契、蕭萐父等人為代表的哲學史家對中國哲學發展過程中邏輯結構的開發在當時頗為時尚,它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們在反思過往中國哲學史研究僵化模式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種新的探索,表面上看起來有點格式化的味道,但并未偏離中國哲學史發展的實際。

四、中國傳統哲學觀

蕭萐父對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較為全面的研究,發表有《傳統·儒家·倫理異化》、《道家·隱者·思想異端》、《淺析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構》等數十篇論文,對儒釋道哲學作了多維度的闡釋,同時探討了中國古代哲學的一般特點和發展歷程。

蕭萐父認為,中國古代哲學有四大特點:第一,“究天人之際”是主線?!疤熳鳛槿说耐獠繅浩攘α康南笳?,無論是指神秘主宰、義理原則或自然規律,都是哲學加工的重要對象?!焐瘛烀熘尽斓馈煨小炖淼?,成為發展著的中心范疇。天人關系問題,成為歷代哲學論爭的重點。在先秦,荀況總其成;在漢唐,劉禹錫總其成;在宋明,王夫之總其成,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一條主線?!保?3)第二,“通古今之變”是優良傳統。中國古代哲學家關注社會的矛盾運動,提出了“否泰”、“剝復”、“因革”、“變化”、“和同”、“一兩”等范疇,形成歷史辯證法傳統。第三,“窮性命之原”是儒釋道的共同重心。于是在哲學上展開了人性善惡、道德標準、“心性”關系、“性命”關系、“性情”關系、“理欲”關系以及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等的認真討論,涉及人的本質、人性的異化等問題。無論儒、道、佛各家,都在探討“性命之原”。(14)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哲學在總體上趨于人本化、倫理化、政治化;輕自然,重人倫。既富于人生哲學的智慧,也富于政治權謀的機智;既是傳統優勢,也具嚴重局限?!钡谒?,具有包容性和延綿性?!熬推涠嗑S發展、富有日新、從未中斷而言,舉世無雙?!保?5)

根據中國傳統哲學的第四個特點,蕭萐父還勾勒了中國傳統哲學發展的三大螺旋。第一個是從遠古到秦統—,這是中國哲學的奠基時期。從宗教、科學、哲學的混合產生與逐步分化,經過春秋時期“天人”、“常變”、“和同”、“一兩”等范疇的初步展開,《老子》一書作了小結??鬃觿摿⒌娜寮?、墨子創立的墨家、老子創立的道家鼎立于當時,經過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哲學認識在矛盾中反復加深。稷下道家提出精氣論、靜因說,孟子莊子揚而棄之;惠施“合同異”,公孫龍“離堅白”,莊子“齊是非”,后期墨家“辨知行”,《易傳》“兼天人”,“荀況以對諸家‘解蔽,從理論上作了總結,成為先秦哲學螺旋發展的邏輯終點?!保?6)第二個是從秦漢到唐宋,這是中國哲學的拓展時期。經學、玄學中的哲學矛盾,圍繞“有無”、 “動靜”、“言意”、“天人”、“體用”之辨深入展開,而佛教哲學的引進,加深和拓展了中國哲學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從漢到唐,儒釋道三家在沖突中趨向融合。旨在論證“三綱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貴貧賤取決于神秘因果”,為倫理政治異化及神權與特權的結合辯護?!芭c之相對峙,則有王充、楊泉、鮑敬言、范縝等對神權及特權的批判,直至柳宗元、劉禹錫總其成,達到漢唐哲學螺旋發展的邏輯終點?!保?7)第三個是從宋至明清之際,這是中國哲學的成熟時期。宋初儒學復興,融攝佛、道,歸本《易》、《庸》,由周敦頤開其端,逐步形成“道學”的新哲學形態,分化發展為以張載、王廷相等為代表的“氣本論”、以程頤、朱熹等為代表的“理本論”、以陸九淵、王守仁等為代表的“心本淪”。同時王安石創新學、三蘇創蜀學、陳亮、葉適倡經世之學,鄭樵、馬端臨獨辟文化史研究新風,又都有批評道學的傾向。宋明哲學,通過“理氣”、“心物”、“性命”、“理欲”、“知行”、“動靜”、“一兩”等諸范疇展開不同學派間的分合與論爭,其邏輯進程大體是由論“氣”而論“理”,由論“理”而論“心”,又由心學的分化而進到自我否定,“終在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中,由王夫之的總結性批判,揚棄程、朱、陸、王,復歸張載,而達到宋明哲學螺旋發展的邏輯終點?!保?8)在這三大螺旋中,荀子、柳宗元和劉禹錫、王夫之是各階段的總結者。

對于中國傳統哲學特點和發展歷程的看法學界見仁見智,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蕭萐父對中國傳統哲學特點四個方面的概括是符合中國哲學實際的,他對中國傳統哲學發展歷程三大階段的描述也是現在多數哲學史家所堅持的。

五、對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

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是蕭萐父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蕭萐父被一些學者稱作“新啟蒙派”,這與他對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有很大關系。蕭萐父曾發表過《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與許蘇民合作)等論著,探討了早期啟蒙思潮的思想淵源和主要內容等問題。

(一)思想淵源

蕭萐父有關早期啟蒙思潮的觀點源于侯外廬(1903—1987)。

侯外廬是蕭萐父非常認同和景仰的史學家,在紀念侯外廬百年誕辰時曾賦詩一首:“薊下烽煙筆仗雄,胸懸北斗氣如虹。洞觀古史知難產,發掘新芽續啟蒙。細案船山昭學脈,鐘情四夢寄幽衷。百年風雨神州路,永記前驅播火功?!保?9)蕭萐父認為,侯外廬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對中國史學的諸多領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侯外廬對新中國史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尤其是“中國思想通史”的拓荒耕耘,更是成果輝煌,學林共仰。侯外廬以其“通古今之變”的中國社會史觀,提出“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兩個之際)的社會轉型期,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并以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統合研究,提出并論證了中國特有的“早期啟蒙說”以及中國近現代化的“難產說”,卓然成為一代學術宗師。(20)

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確立于抗戰時期,其核心觀點是認為“在16、17世紀之交,中國歷史正處在一個轉變時期,有多方面的歷史資料證明,當時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因此,在社會意識上也產生了個人自覺的近代人文主義?!保?1)蕭萐父充分肯定了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認為它是中國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發現,一大創見,具有十分重大的學術價值。第一,它為我們提供了16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生歷史性異動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提供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的拓荒之作;第二,它對思想變遷的內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第三,它科學地揭示了16—19世紀中國社會時代思潮的本質;第四,它科學地揭示了社會歷史的演進與思想發展之間的關系。(22)蕭萐父還認為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它駁斥了國際上普遍存在的中國社會自身不可能產生出現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有自己內發原生的早期現代化萌動,有現代性的思想文化的歷史性根芽”。它“通過社會史與思想史之統合的研究,通過把16—19世紀的中國思想史放到世界歷史的總范圍內來加以考察,把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統一起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世界歷史理論?!保?3)蕭萐父明確表示:“我們自愿繼承侯門學脈,自愿接著侯外老的啟蒙說往下講?!保?4)

(二)主要內容

早在1983年,蕭萐父就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形象而深刻地勾畫了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的宏偉畫卷,堪稱經典之筆。他說:“我們有自己的但丁,如湯顯祖、曹雪芹,且他們唱的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如鄭燮、石濤、陳洪綬,他們畫筆下的人和物都表現了倔強的異端性格;還有自己的布魯諾式的‘哲學烈士,如何心隱、李贄,他們敢于離經叛道,死而不悔;我們更有自己的弗朗西斯·培根,如徐光啟、方以智、梅文鼎,他們學貫中西,開始了鑄造自己‘新工具的事業。至于王夫之、黃宗羲這樣博學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這一階段上可說是旁世無匹?!保?5)

這種波瀾壯闊的早期啟蒙思潮緣何而起?蕭萐父指出,明清之際“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和思想文化發展史上都是一個特殊的轉折時期?!保?6)蕭萐父從經濟變動、文化變異等方面細密勾畫了早期啟蒙思潮產生的歷史情境。

就經濟變動而言,明朝中葉以后,民間商品經濟大規模發展,出現了與以往商品經濟不同的新特點。人們紛紛棄農經商,工商業成為人們致富的主要途徑,商品貨幣關系已力求支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了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業工場,大批農民離開土地從而形成了自由的勞務市場。由于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出資和出力的勞動雇傭關系?!霸谙喈攺V闊的國土上,原先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或半自然經濟開始全面地、大規模地向著商品經濟轉型,作為現代性之顯著特征的都市化、城鎮化的進程在中東部地區、大江南北迅速地、大踏步的邁進;商業資本開始與土地資本相分離而轉向大規模的產業投資,迅速發展的交通事業有力地促進著全國市場網絡的形成;中國民間商品經濟走向世界,在與西方殖民者爭奪西太平洋貿易制海權的斗爭中占有明顯優勢?!保?6)蕭萐父對明清之際經濟變動的描述是力圖通過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內生的新生產方式萌芽的存在,從而引發了社會矛盾、政治危機、民族危機的出現,可謂“天崩地解”、“海徙山移”。(27)

時代呼喚思想巨人,時代造就思想巨人,明清之際的新生產方式萌芽同時引發了思想文化的變遷,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潮。許多早期啟蒙學者一起,共同譜寫了那一時期波瀾壯闊的宏偉畫卷,恰如蕭萐父詩云:“船山、青竹郁蒼蒼,更有方、顏、顧、李、黃。歷史樂章憑合奏,見林見樹費商量?!保ǜ阶ⅲ骸案瞪接痔柷嘀?。他與王夫之、方以智、顏元、顧炎武、李頤、黃宗羲以及同時崛起的許多學者、詩人,確乎都在明清之際的時代潮流中各有創建而又合奏了一曲中國式的啟蒙者之歌的第一樂章?!保?8)

蕭萐父認為,建立在新生產方式萌芽基礎上的早期啟蒙學術具有三大主題,即個性解放、科學、民主。第一,就個性解放的新道德而言,早期啟蒙學者在自然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理欲觀,強調人欲的正當性,天理與人欲的滲透性;提出了新情理觀,強調情感的重要性,天理和情感的相關性;提出了新義利觀,強調利益的合法性,道義和利益的統一性。除此之外,早期啟蒙學者還提出了個性解放的思想,對種種倫理異化現象進行了深刻批判。第二,就科學而言,早期啟蒙學者提出了突破道統、象數囚縛的純粹的求知態度,“緣數以求理”的科學方法,并開始突破“重道輕藝”的傳統,重視技術科學的發展。第三,就民主而言,早期啟蒙學術在這方面的根本特點“是從講學的社會團體的原則引申出國家的原則,以對抗從家族制的原則所引申出的專制國家原則”,(29)突出地表現在黃宗羲學校議政等學說中。除此之外,早期啟蒙學者還開辟了一代重實際、重實證、重實踐的新學風。

(三)簡要評析

蕭萐父在繼承侯外廬“早期啟蒙說”基礎上對早期啟蒙思潮的探討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接合點問題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接合點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激進的西化派完全否認這一問題,認為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截然對立,二者如冰炭、如水火,只能去一存一,絕無調和的余地,要想實現現代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國傳統文化,以早年陳獨秀、魯迅、吳虞、錢玄同等人為代表。

第二,胡適雖然被稱作全盤西化論者,但按照陳序經的說法只能算作根本西化派。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知足的文化,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懶惰的民族等等,但他并非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者,他“整理國故”等主張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容忍。在這一前提下,胡適提出了自己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接合點問題的主張,認為這個接合點不是儒學,而是墨學、名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或哲學可以與西洋近代文化接軌的思想資源。

第三,現代新儒家學者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接合點問題上的態度是明確的,即儒學是中國現代化的“活水源頭”。他們立足于東亞工業文明的啟迪,或者從西方的現代性著手,探討內圣開出新外王的問題;或者確立中國的現代性,塑造儒學的現實和未來生命力。

蕭萐父的觀點類似于胡適,認為早期啟蒙思潮是中國現代化的內在根芽。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接合點不能從程朱陸王等新儒學中去尋找,而應該到開始反思和批判宋明理學的早期啟蒙思潮中去尋找,這無疑為我們進一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接合點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因為早期啟蒙思潮的批判意識、科學意識、個性意識、民主意識等和現代性的主流精神是一致的。立足當代視域,我們應該像方東美那樣,擺脫狹隘的道統觀念,廣泛汲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國佛學、新儒學、早期啟蒙思潮等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用他們那種廣大和諧的境界和精神為現代人提供豐富的精神滋養。

【 注 釋 】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19)(20)(22)(23)(24)(25)蕭萐父:《蕭萐父選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113、113—114、113、114—115、115—116、131、121、122、123—124、124—125、22、22、24—27、28—30、23、16頁。

⑤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3—14頁。

(13)(14)(15)(16)(17)(18)蕭萐父:《蕭萐父文選》(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0、70、70、70、70—71頁。

(21)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頁。

(26)(27)(28)(29)蕭萐父:《呼喚啟蒙——蕭萐父文選》(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0、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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