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批評圈與其他小說

程光煒

一

如果認為“上海批評圈”批評家只寫先鋒小說的評論文章，那就是一個錯覺。事實上，他們的批評視野是相當寬闊的，不僅生產新概念、新方法，而且對不同流派和風格作家創作的深入理解也是驚人的。

王曉明無疑是這方面最突出的一位?？梢哉f，他是眼光細微的文本閱讀專家，又具有犀利的文學史洞穿能力，是一個會寫耐讀文章的優秀批評家?？梢哉f他從事的也是一種“創作心理學”意義上的批評工作。他對張賢亮、高曉聲人格與歷史關系復雜性的分析，對張辛欣、劉索拉、殘雪等“現代派”作家創作動力不足的觀察，都給世人留下極深的印象，有些觀點至今還鮮活如初。他的批評師承現代文學，尤其是李健吾等人的優秀批評傳統，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不僵硬的概念，而注重感性觸摸，緊貼著作品人物與他們產生神妙的感應，他用精細準確的語感說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不是當時那種非常普遍的強人所難的新銳批評家，而像金圣嘆那種點石成金的評點家，王曉明這種半舊半新的批評風格，是那個才子輩出的年代中一道少見的風景線。

1985年7月，當人們都在津津樂道高曉聲小說創作的“魯迅風”“苦難感”時，他卻能看到：“二十年的貶居生活卻似乎相當徹底地剝奪了高曉聲的這種天性，不僅逼迫他選擇與寫作無關的生活方式，還進一步逼迫他忘掉自己是作家。無論他最初回鄉時曾抱有怎樣真誠的希望，當他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卻發現一切如舊，自己依然是一個與文學無緣的賤民時，一種對作家來說最為悲慘的心理變形就在他信中無可延宕地開始了。他不但把自己看作一個農民，而且連感受和思考方式也漸漸和農民同化了?！庇谑?，王曉明眼光嚴厲地看出了：“正是這種狹隘的共命運的心理情緒阻礙了高曉聲。盡管他在一九七八年重新執筆，在理性自覺上迅速回歸到作家的世界中去，可是在深層的心理領域里，他卻不能同樣迅速地告別農民的世界?！本瓦@樣，在《陳奐生上城》中，你會看到，“他常常還是以陳奐生的近鄰自居。他肯定知道應該重新理解自己的記憶，努力從審美洞察的高坡上去俯瞰陳家村：可不由自主地，他又常常想徑直奔到村口，把陳奐生們的苦處大聲地告訴路人?！彼虼嗽谶@個節骨眼上點出了高曉聲創作的問題：“我相信他對陳奐生們的切身印象并不遜于魯迅對阿Q的印象，可惜的是，他卻不能從中形成魯迅那樣強大的審美洞察力，無法像魯迅醞釀阿Q一樣，從容去深化自己的感受?！边@篇《在俯瞰陳家村之前——論高曉聲近年來的小說創作》就一下子把這位作家該時期的創作全部拎起來了，也解釋了在《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上城》之后作家的創作一路下滑的原因，也非常精彩地解釋了很多“歸來作家”在長于和短于這種“個人傳記寫作”的普遍原因。王曉明認為這是高曉聲給自己設置了一個無法逾越的“陷阱”：“我懂得了他為什么會失去自持。即使他在構思中打定了主意，要居高臨下去刻畫陳奐生，一進入實際的寫作過程，這理性的意圖卻常常不能貫徹到底。尤其是具體的敘述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他的心理情緒。一旦他重新去體驗陳奐生的心理，學著他的口吻說話，他自己那些尚未深化，因而與陳奐生的心理頗為相類的心理郁積，就自然會緊隨泄露出來?！雹購囊粌善≌f入手，從一個小切口進入對作家整體創作狀況的分析，是王曉明最拿手的批評手段之一。例如，他通過分析沈從文的幾篇小說，得出了這位作家“鄉下人的理想”與“城里人的文體”這種的精當結論。事實證明，當他把這種分析方式運用到當代小說的評論的時候，依然會舉一反三、事半功倍。

半年之后，針對批評界大加吹捧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時，王曉明也反其道而行之，質疑了他創作存在的問題。他說我們以前對張賢亮的小說“常常太粗心，忘記了在小說家和他筆下的景物之間，還站著一個敘事人”。例如從1980年起，“張賢亮筆下卻走出了一個把你一下子就吸引住的敘事人。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他在《土牢情話》中化身為石在，直接以第一人稱陳述自己的經歷，到《靈與肉》里又變成許靈均，小說盡管是用第三人稱寫法，實際上仍然是依他的思路展開敘述。在張賢亮此后的大部分小說中，我們都能看見這個男人，他最近一次的名字叫章永麟。他不但始終充當了小說的男主角，而且同時擔任著故事的敘事人?！睂堎t亮為什么要放棄他擅長的傳統敘事方式，而制造出這樣一個敘事人，正可以看出他作品內部的“個人的一部令人悲哀的受難史”。而什么人能將作家筆下的章永麟從“饑餓”和“性無能”中拯救出來呢？他設計了一個像馬櫻花、黃香久這種西北具有強悍生命力和闊大包容力的鄉下女人。于是，章永麟與兩個女人之間的情愛糾纏，就被大多數批評家升華為“憂患懺悔意識”的小說主題。于是，就在很多人都為章永麟對女人的頻繁背叛辯解時，王曉明提出了尖銳的質疑：“《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麟，不但在吃飽了馬櫻花的土豆饃饃之后，反倒暗暗地瞧不起她，更在黃香久使他恢復了男性的生機之后，干脆拋下她遠走高飛了?！笨赡?，“正是這種對于敘事人背叛行為的持續關注，賦予了張賢亮的小說一種震懾人心的揭示力量?！钡赋?，這種陰暗心理正是那一代人“個人的一部令人悲哀的受難史”所賦予的：“在那些陷身地獄的日子里，背叛幾乎是不知不覺就發生的，正像一個溺水者，他是身不由己就要去攀抓身邊的任何一件漂流物的?！彼M一步分析說：“在這里，張賢亮第一次揭示了背叛行為的深層心理基礎，那決非理智思考的失誤，而是人本性中的私欲?！本o接著，他將批評的犀利之筆直接指向張賢亮這種小說的“情感結構”，并對其展開了批判性的反思：“正是在這些作品里，道德變形的真正根源被陸續揭露了出來。石在對土牢的恐懼，他的求生本能，以及他對其他一切比自己幸運的人的那種瘋狂的嫉恨；章永麟的饑餓感和性沖動，他那被逼到內心深處卻又盤桓不去的文化優越感和個人野心，特別是他在長期非人待遇下逐步養成的那種道德上的麻痹感——正是這些東西共同造成了‘我的一系列背叛行為。那個男人的面目越來越清楚了，他非但不是英雄，也談不上是大惡，甚至不能算一個男人。希望破滅后的沮喪，幼稚引起的驚慌，良心未泯所造成的苦惱，求生本能逼迫成的卑劣——他正是這一切的混合物，一個集軟弱和機敏于一身的受難者?！雹谶@篇發表在《上海文學》1986年第2期的犀利文章，等于是戳穿了剛剛被建構起來的“章永麟神話”，它的反思的力度，為前后幾年的文學批評所未有。

眾所周知，為攻破“文革”的封建堡壘，1979年后的知識界舉起了人道主義的大旗，朦朧詩、傷痕和反思小說奮勇當先，一路攻城破寨，身手不凡。就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氛圍里，“我”和“自我”這些標志著人道主義勝利曙光的概念和名詞出現了，它們一時間搶奪了社會人心，歷史認同度達到了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新高。然而，1979年至1985年間，沒人敢再挑戰這個現代神話，作家們紛紛披上“自我”的外衣，大多數都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個人創作的成功。在這種墻倒眾人推的歷史情境中，環顧四周，還有誰敢說出真話、繞開輿論干擾進行深入的分析呢？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剛屆而立之年的年輕批評家王曉明站起來了。他不是像李劼等挑戰李澤厚，陳燕谷、靳大成挑戰劉再復那樣，以那種一博眼球的表面氣勢壓倒對方，宣告自己的成功。在我看來，他是講道理的那種出色的批評家，他的文章，讓人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李健吾的著名批評小書《咀華集》《咀華二集》。充分地準備，層層推進的作品細讀，講道理的同時也是非常溫和的與作品的對話，然后猛然一擊。但這是致命的一擊。在80年代中期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憂患意識“反思”的大合唱中，我們現在看到的更多是聲音的喧囂，是前仆后繼的奮勇當先的果敢，卻看不到這種有質量的反思。王曉明是把“民族意識反思”帶向深入的有創見的批評家。

在兩篇重量級的文章之后，王曉明還寫出了《疲憊的心靈——從張辛欣、劉索拉和殘雪的小說談起》等批評文章。它們超越了對“現代派小說”“先鋒小說”一味鼓吹和表揚的階段，依然把批評目光直刺一批年輕作家作品的內部，一一予以解讀、分析，最后推出了“疲憊的心靈”這種結論。也因為有這種冷靜的觀察力，他看張辛欣小說的敘事：“先從張辛欣小說的敘事特點說起。我把她一九八四年以前的作品通讀了一遍，結果很驚訝，原來她并不是那種喜歡用奇妙的故事把自己層層掩蔽住的聰明鬼，而是一個生性坦率、急欲把一肚子氣悶話都倒出來的熱腸人?！闭驗閺埿列佬≌f有一種旁若無人的姿態，王曉明發現了其中的“獨白性”。在對劉索拉小說好評如潮的震耳欲聾的圖景中，他卻清楚地看到：“劉索拉根本就不應該轉入寫《藍天綠?！返倪@一條路？其實，因為缺乏足夠的腿力，不能順著《你別無選擇》的方向筆直朝前走，她就是不轉入這條岔路，也會拐上另外的歧途，從她放棄玩世不恭的姿態的那一天起，她的創作就注定要喪失活力了?！雹叟u家王曉明有這么一個本事，總是在一個作家創作的最高潮、好評如潮的時候，繞開這些聲浪進入到作品分析之中。文章說劉索拉“缺乏足夠的腿力”，“腿力”這個詞用得真是好極了。一下子指出了許多“現代派”“先鋒”小說家們的軟肋。在鼓勵全民創新，尤其是文壇創新和探索的濃厚時代氣氛中，少數人敢于冒險固然能取得暫時成功，但卻遮掩不住這“創新”“探索”背后一個作家的實際的“腿力”——也就是后續不斷的自我反思和調整能力——直言就是一個作家最為寶貴的藝術創造力。在這個文學史相框里，多少作家半路上滾鞍落馬，又有多少作家“出師未捷身先死”？王曉明文章的好處，是指出了熱鬧文壇下面存在的嚴重問題。而這問題，在當時，是不被人看好、也無人問津的。只有當中國當代小說史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程之后，再讀這種促人反思的批評文章，就足見王曉明視野的開闊和超越性了。

二

比較起來，陳思和是那種兼有批評和文學史研究能力的批評者。他批評文章的框架性很強。他喜歡先設置一個潛在的批評框架，然后再把作家作品裝進去，一一地解剖。他像是一個手執顯微鏡的批評家?；蛘哒f是一個善于長跑的小說批評家，他相信批評家的耐力和恒心，知道這種長跑會最后為批評家在文學史記述里排位。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他都不是沖在最前面的批評家，也沒有煥發出奇異的光彩，然而正是這種長跑能力，使他笑到了最后。90年代以來，80年代新潮批評家一代，像他這樣還站在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第一線的作者，已經所剩無幾。然而，即使是在“少數人”中，他也是最讓人難忘的一位。繼“廟堂和民間”說之后，他又提出了“民間寫作”這個重要概念，對于解釋90年代以來很多老作家創作的轉型，仍然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可信性。他的批評文字比較耐心、松弛、較真，然而對作家作品又是溫和的平等的。像許子東、王曉明一樣，陳思和的小說批評起于對巴金的研究，這培養了他的文學史眼光，使他相信沒有文學史支撐的文學批評是走不遠的這個樸素的道理。

在《告別橙色的夢——讀王安憶的三部小說》這篇文章里，他讓我們看到了王家憶剛獲成功后的不足：《69屆初中生》“雖然較過去的雯雯豐富多了，但從對整整一代人的概括意義上說，顯然還是不夠的”。他在肯定《小鮑莊》揭示了人類面對種種災難的同時，在更抽象的意義上展開了對人類命運悲劇的探索后，也指出：“從藝術上看，《小鮑莊》沒有像《69屆初中生》那樣在內容與形式的結合上達到舒暢自在的境地?！彼J為《小城之戀》是接續了郁達夫開創的“自敘傳”的小說創作傳統的，但有所不同，“在郁達夫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浪漫病”，而“王安憶的進步就在于她摒除了一切外界的可以供作籍口的原因，將人的生命狀態原本地凸現出來”④。在《聲色犬馬皆有境界——莫言小說藝術三題》中，他認為《透明的紅蘿卜》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黑孩這個形象，作家以此為契機不斷在后來的小說中展現出這一神奇把握人物狀態的非凡能力：“從《透明的紅蘿卜》始，莫言比較成熟地展示出個人的創作風格。這個作品給人的新穎奇幻之感，不是來自作品所反映的十年浩劫中農村凄苦生活，也不是來自作品刻畫的黑暗年代里人性淪喪的悲劇。它最初確實來自一個具體可感的形象，那就是黑孩”。他指出莫言已經走出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路子，開始了莫言式獨具一格的藝術再造：“黑孩不僅不像現實中的真實人物，反而像個神秘的小精靈，他的許多奇異感覺已經達到了童話的境界?！雹?/p>

陳思和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影響力，最后還要在文學史研究中來體現。1989年，時年三十五歲的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著名的“重寫文學史”的欄目，是繼1985年錢理群、陳平原和黃子平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之后，又一波對傳統文學史框架發起的沖擊。在與王曉明的“關于重寫文學史專欄的對話”中，陳思和有遠見地指出：“研究者精神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必然導致文學史研究的多元化態勢。文學史的重寫就像其它歷史一樣，是一種必然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無限性，不僅表現了‘史的當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終越來越接近于歷史的真實?！雹揸愃己退傅摹爱敶浴?，即是1978年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和重新回到世界懷抱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是對傳統文學史框架最猛烈的沖擊和摧毀，也是極大地增強了“研究者精神世界的無限豐富性”的關鍵前提。陳、王選擇這個關節點，開啟他們的“重寫文學史”欄目，本身就具有了穿透歷史的眼光和氣魄。而這種文學史重寫的觀念，就具體顯現在陳思和很多討論小說創作問題的長篇論文中了。在《當代文學創作中的現代反抗意識》一文中，陳思和先說“現代反抗意識是這種文學精神的一種變體。它在對現實的態度上與現實戰斗精神時完全一致的，朝氣蓬勃的，入世批判的戰斗風貌，不僅繼承了魯迅對于世俗的不妥協的批判傳統，也與西方思潮中反資本主義世界的思想批判相共鳴”。接著他筆鋒一轉，說“文革”后小說創作中出現的“反抗意識”雖不同于現代文學傳統，但也體現了即將邁向現代社會的中國人精神發展上的多面取向：“從《北方的河》起，張承志的作品里出現了一種日愈明顯的分裂：都市文明與原始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小說敘事人“往往是自然之子帶著原始的目光來審視現代都市社會”。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可以說是現代反抗意識很強的一部作品。如果從生活真實的標準來衡量，賈教授無疑是過于漫畫化了，但正因為夸張的虛假，使這一群音樂學院的學生對‘賈氏規范的反抗成為一種象征。他們每一個人對現狀的一種反抗，都從本體論的角度展示了個人對生存環境的批判”⑦。另一篇《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通過梳理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一漫長的戰爭史，深挖出綿延了半個多世紀的“戰爭文化”這一核心命題。他認為正是這種“戰爭文化”長期孕育、培養和鼓勵了當代文學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軍事思維的“文學觀念”，這一觀念，對當代文學影響極其深遠，貫穿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大半個歷史之中。陳思和指出：這種觀念在文學創作上的體現之一是：“明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文學宣傳只能與文學真實性的沖突”；第二種體現是“二分法思維習慣被濫用，文學制作出現各種雷同化的模式”；第三種戰爭文化心理的體現是，“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基調的確立，社會主義悲劇被取消”，由此為立足點，他對幾十年來當代文學創作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這種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基調的間接后果，是社會主義悲劇的被取消。正如戰爭的二分法思維習慣不能容許在肯定的話語系統中出現‘悲劇的字眼，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們總是用總結者的眼光去描寫歷史，凡是悲劇性的事件只能發生在過去的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年代里，這個年代必須與今天之間存在著一個分界?！雹噙€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胡風對現實主義理論建設的貢獻》，是受其恩師賈植芳影響而完成的。陳思和以重提胡風的重要性為前提，認真清理了批評家胡風對“主觀公式主義”的批判性反思的全過程，指出，胡風所帶入的這個思想視角，正是從五四新文學傳統、尤其是從魯迅那里繼承下來的。而胡風的價值就在于：“他一生所追求的，正是現實主義如何擺脫籠罩在左翼文藝——社會主義文藝道路上的庸俗社會學影響，使其成為從五四新文學發展而來的現實戰斗精神在文藝創作上的理論指導原則?！标愃己筒粌H抱著為胡風“現實主義理論”平反昭雪的勇氣，而且更包含了對干擾、破壞這一現實主義理論的錯誤的斗爭的勇氣。⑨

表面上看，陳思和的“重寫文學史”討論和這幾篇長篇論文并未觸及具體的小說批評，但是在更高層次上，卻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史家”批評。因為，它對當代文學史重要命題的質疑、討論和破解，實際為小說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攻破了最艱難的堡壘，辟出了一條更為寬闊的道路。這種討論還在營造一個更宏闊的社會文化環境，打開文學思想觀念和審美觀念的空間，為作家們的思考提供一個較大的舞臺。在小說批評史上，既應該有站在一線跟蹤作家創作實踐的現場批評家，也應該有稍微拉開距離，從這位作家全部創作史中來分析他某部作品的批評家，同時也需要有像陳思和這樣再往回退一步，從文學史清理性反思的視角來介入當代小說批評實踐中去的批評家。這是一種厚積而薄發類型的小說批評家。陳思和至今而沒有從小說批評實踐中退場，時不時還會引人注目的秘密，就在這里。

三

蔡翔是與吳亮和程德培同時被李子云、周介人發現的上海批評家。他從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到一家工廠技術學校教書，假如不是喜愛文學批評，也許就被生活埋沒了。在上海批評家群體中，蔡翔的小說批評以感覺細膩、問題準確和文字的講究而見長。在他最活躍的20世紀80年代，寫出了一批閃耀光亮的批評文章。新世紀后他轉入當代文學史研究，也取得讓人刮目相看的成就。1982年，他是以《高加林和劉巧珍——〈人生〉人物談》讓讀者記住他的名字的。蔡翔這篇文章有文藝漫談的格調，表面松弛，眼光卻是獨具一格的。在當時他就敏感地看到，“高加林的命運悲劇已經遠遠離開了二度的平面，誠如作者所言：‘它包含了諸方面的復雜因素”，這個復雜因素，就是1979年啟動的農村改革的序幕，正是這個剛打開的人生路口，讓高加林陷入了“城鄉交叉帶”的矛盾之中。蔡翔細膩地看到了這個“新人”與落后農村現實的激烈沖突：這個“普通的但卻是才華橫溢的鄉村知識青年。他向往一種新的生活，對于現代文明有著熱烈的追求”?！叭欢质巧钤谶@樣一個‘角落里；一個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氣卻又保留著古老、落后的習俗的城鎮郊區，一個交織著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具體的生活環境。他的理想與現實、性格與環境交織得如此錯綜復雜，又顯得如此格格不入?！辈滔杈o緊抓住“環境”與“人”的關系，分析高加林的個人悲劇，以及巧珍愛情的不幸。他認為：“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實際上已經超越了愛情自身。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無法抹殺的現實生活的信息。這就是在新的歷史時期中被遺棄者的內在的悲劇因素?！雹獠滔璧臋C敏之處，是他跳出了人物之間的簡單關系，而是把他們的故事放大到歷史背景的大圖景之中。而在《什么是劉思佳性格》一文中，他也是不滿足敘述蔣子龍這部小說的故事脈絡，而是始終抓住“劉思佳性格”的形成史來做文章。他提醒讀者：“我們的文學似乎習慣了那種用一種加長的定語就能揭示其整個內涵性格的寫作方式。然而，就在我們把這個概念的外延無限制地擴大，用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去臧否人物時，也許，我們已經因為某種觀念的東西而忘記了生活本身?！彼l現劉思佳的生活道路跨越了50—80兩個不同的年代，具有過渡性人物的特征：“他橫跨了兩個時代。在他身上，你很難找到那種五十年代青年的性格痕跡。生活修正了他們的全部人生，他們對生活不再盲從，而對自我充滿了信心。他們渴望在社會的‘直角坐標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種愿望經過了那個硬要人半死不活的年代而演變得更加猛烈?！?1比分析高加林形象更進一步，蔡翔在劉思佳性格在兩個時代之間的轉變中，看到了80年代“青年”身上的普遍問題：這就是尋找人生的位置。因此，我要說蔡翔不是一般從事小說批評的批評家，而是那種不斷尋找批評“命題”的敏銳的批評家。他當時的文章，例如《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讀張承志〈北方的河〉》《行為沖突與觀念的演變——讀賈平凹的〈臘月·正月〉》《悲劇·叛逆·詩情——評鄭義〈遠村〉、〈老井〉》等，都是如此。

許子東是“上海批評圈”成名較早的一個批評家。他在小說評論中的爆發點，好像是早期成名作《郁達夫新論》和2000年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這兩本著作。他寫批評文章有一點惜墨如金，不輕易下手，然而我讀他的文章，卻感覺他對作家作品有一種獵人的耐心，不捕捉到真正的東西不會隨便動手。因為最早從事郁達夫等現代作家研究，他對80年代小說只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他在專業和個人興趣上，也總是變來變去，但總能及時調整：“大概是1979年4月的某個下午，我在上海福州路（即從前北新書局所在的‘四馬路）上的一家圖書館里，偶然借到一本薄薄的、紙張已經發黃的《郁達夫選集》。這是我初次讀到《沉淪》?！谝粋€印象是：清新、別致，真率得近乎大膽?！币驗橛暨_夫，“同年夏天，我中斷了電氣自動化專業的學習，轉讀文科?！?21979年對于許子東來說，是一次中斷和轉移。第二次中斷現代文學研究轉入當代文學，則是1985年前后?！皩ι虾W人來說，這種從現代到當代（甚至再到文化研究）的學術轉移，更多是個人興趣、獨立行動?！?3之后，他又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拿到文學碩士，在香港大學拿到哲學博士等學位，最后落戶香港嶺南大學任教。這恐怕是第三次的中斷和轉移。在上海同代批評家群體中，像許子東這樣不斷中斷、轉移，同樣富有批評和學術建樹的人并不多見。

正因為他是80年代小說興起的冷靜觀察者。經歷過80年代思想的洗禮，以及西方和境外學術的重新訓練，他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這本書，在我看來，實際是對八十年代文學起源的一種思想清理性的研究。同樣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小說的批評方式。因此，《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就充滿了反思自己這代人思想道路的豐富意味。他所要討論的80年代與“文革”題材相關的五十篇小說，實際已構成“八十年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梳理作家本人歷史記憶，同時反思這個國家歷史道路的自覺的用意。他說：“在五十部有代表性的‘文革小說中可以歸入‘歷史反省模式的至少有八部，其中只有《記憶》和《墓場與鮮花》兩個短篇，其余均為鋪開歷史過程的中長篇?！痹谥刈x這些小說的過程中，他發現當年80年代所謂的“歷史反省”是有問題的：“沒有鮮明的反派形象，是‘知識分子—干部與平民百姓在清理‘文革記憶時的一個最關鍵的不同點。民眾眼中的善惡正邪忠奸之分，在憂國憂民的讀書人那里都只是是非對錯正誤之別?！逼矫癜傩招哪恐械摹盀碾y故事”通常是由權勢者和造反派制造的，而知識分子假借老干部身份來反省“文革”，目的則是要承擔“歷史”。除上這種差異性之外，“歷史反省”模式中男主人公難中獲救方式，“基本是依社會身份而不同：身為勞改犯的右派書生，要靠民眾身份的風塵女子拯救。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章永麟與馬櫻花、黃香久。知識分子腔的下臺干部則要靠知識女性的援手才能渡過難關（張思遠與秋文、王輝凡與劉麗文，等等）?！薄帮@而易見，這些都只是男性作家的主觀設計?！彼o接著追問道：“但為什么這些設計會在包括女性在內的廣大讀者中廣泛流傳，引起共鳴，或許上述設計其實也并非個別男性作家單獨完成？”14在80年代小說落幕近十年后，許子東以重讀“文革小說”的方式，對這些作品進行了反思性的研究。它作為“再解讀”的方式，跟當時的許多小說批評構成了非常有趣的對話形式。當時的小說批評，都是在“文革現場”的狀態下解釋這些作品的，批評家與歷史重合成同一部分，因為這種批評實際承擔的是歷史批評所肩負的沉重任務。這種批評因此帶著較多的與小說創作“同步性”的特征。許子東時隔過年后的“再批評”，也就拉開了恩恩怨怨的距離，也解除了批評家們的“當事人”的角色。它與眾不同的新意就在這里。

四

在介紹主要的批評家之后，我們要提到一個不應該被忘卻的批評家胡河清。這是一個有才華可惜英年早逝的批評家，出身于上海的高知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像王曉明、許子東和殷國明一樣是錢谷融教授慧眼識中的弟子。胡河清批評感覺細致、深入，有一種別人沒有的敏感和怪異，但給人一個力透紙背的印象。他一篇文章談對阿城畫的一幅莫言速寫的印象，真是有點驚人：“在莫言小說集《透明的紅蘿卜》的扉頁上，有阿城為莫言作的一幅速寫：莫言的臉并不怎么好看，臉型長得簡直就像一個剛從莊稼地里拔出來的紅蘿卜，但如果再仔細一點觀看，就會發現這種貌似平凡的臉上也有不太平凡的東西，那就是莫言生著一雙謎一般的眼睛。這雙眼睛既是和善的明朗的笑吟吟的，又含著一種使人很難琢磨透的高深的智慧。這幅畫像究竟與莫言本人相像到何種程度姑且不論，卻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凡看過莫言小說的人多會對阿城的這幅畫拍手叫絕，因為他把莫言作品的特有的美一下子‘抓了出來。我甚至覺得，在對莫言理解的深度上，阿城這寥寥數筆大有超過一百篇文學評論之總和的可能?！?5這就是胡河清，早慧、敏感、有過人之處，或者是有天賦的批評感覺。他在《賈平凹論》中，是這樣解釋賈氏的文氣的來處的：“賈平凹和張藝謀，是近年以來中國西北出的兩個奇才。這從神秘學的觀點看，絕不是無緣無故的。戰國以前蘭州是天下的中心。秦漢之間稍稍移動了一下，挪到了長安。在西安建都的朝代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大帝國?！薄斑@表明西北是中國國運氣脈所系。這與奇門遁甲的秘術也是暗合的，奇門術數人物，西北部位‘乾位所在，是八門中兩個‘言門之一的‘開門，又稱天位，天門。這雖不足全信，但從中國文學的現狀來看，似乎確實不失考驗?！苯又每瘫?、當然不無偏激的語氣說：“北京的才子們資質平平，跳來跳去難以擺脫傳統現實主義的框架，江南文星倒是不少，卻經常流于小打小鬧，缺乏大氣?！蔽覀冊賮砜此趺凑f賈平凹故鄉的歷史文化地理：“賈平凹的家鄉陜西商州丹鳳，是一個很有古老文化氛圍的地方：龍駒寨就坐落在河的北岸，地勢從低向高，緩緩上進，一直到了北邊的鳳冠山上。鳳冠上更是奇特，沒脈勢蔓延，無山基相續，平坦地崛而矗起，長十里，寬十里，一道山峰，不分主次，鋸齒般地裂開，遠遠望之宛若鳳冠?！边@些描繪雖然有點夸張，但不失對賈氏文脈文氣的一種解釋。再看他評品賈平凹的名字：“‘平凹兩字的寓意大概更加復雜了。據我的看法，這中間也含有‘陰陽的意思?！街傅年柟馑爸?，故為陽。至于‘凹的深文大義，賈平凹作過多次解釋?！苯又M入對賈平凹創作風格的整體把握階段。胡河清認為，賈平凹塑造人物注重的這些人物身上特殊的氣字，所以：“在當代中國文學里，賈平凹對男女性別感（陰陽）的體認也最具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边@要從具體人物身上顯現出來。例如，“金狗有了這種男性意志的神靈附體，使他終于以一介布衣硬是從宗法關系構成的磐石中冒了出來。以后雖屢經挫折，三起三落，然而卻即使在遭遇囹圄之災時”，最后仍能化兇為吉，接管了州河上的航運業，令人驚奇。又例如，“賈平凹筆下的白朗，卻是個有些女氣的美男子，以致喚醒了押送他的士兵們潛意識中的同性戀欲?！苯Y論盡管有些奇怪，但不失奇異之言，出色的文學批評就應該如此。最后他推斷說：“中國古人說過：‘道心雄微，人心惟危。這種深刻的分裂狀態似乎也存在于賈平凹身上。半個賈平凹漂浮在肉的幻想之中，具有非常強烈的感性化特征。另外半個賈平凹卻竭力要掙脫生命本真的火熾圖景，進入高華深邃的東方靈境?！?6不用看他以下對作品的分析，就知道他抓住了賈平凹三十年創作的魂，《黑氏》《廢都》《高老莊》《秦腔》《古爐》《帶燈》《老生》和《極花》等等，大概都可以用這條線來貫穿罷。

胡河清寫小說評論，特別善于抓住作品中傳神的一點。他說：蘇童《米》這個異常的“米”字，“不覺使我想起了中國傳統的米雕。那是實實在在的一粒米，但放到放大鏡底下看”，“實在近乎一米一世界的意境了。米的確有權作為雕刻一個世界的基本材料的，西漢流芳百世的名臣晁錯曾經說過：‘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這幾乎變成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炯戒。蘇童《米》中的五龍辛苦了一世，引為驕傲的也并非他那‘兩排堅硬光滑的純金制作的假牙，而是一車雪白的大米！他留給兒子的遺產也是一盒大米。這實在是體現了歷史老人的偉大智慧的。由此看來，這大米的價值位在金玉之上，尚不失為古今之通律吧?！彼P鋒一轉又指向蘇童作為一個杰出短篇小說家的慧眼：這是“蘇童以他洞開的慧目攝下的奇觀。龍之為物，本類乎蟲。此貽亦繼古人寫《文心雕龍》之后令人又有寫《文心雕龍》者之故”。所以，值得指出的是，“蘇童的這座‘米雕，似乎也標志著他真正進入了歷史?！?7胡河清大概因為《周易》、面相學、奇門術等奇異古書讀得很多的緣故，他對現實題材的創作，遠沒有他對接近中國傳統文化一面的創作，表現出更強烈的興味，也的確有身手不凡的獨特眼界。他似乎特別欣賞阿城的小說?！鞍⒊怯幸黄惶俗⒁獾男≌f《傻子》，曾有人指為‘意旨淺露，我卻以為，可以把它當做理解阿城的一把鑰匙來看。傻子者，業余書法家老李之謂也?！苯又M一步解釋這“傻子”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讓我們不由得想到了阿城小說人物的那種“憨勁”。他說，“這里存在著幾千年中國文化的一個典型的悖論。從中國歷史來看，最沒有人格操守的，恰恰就是那些經常喜歡聲稱看穿一切、似乎真的超凡脫俗的人。古代有識見的藝術評論家是深知這一點的，因此他們并不很重視一個人的自我表白，而把是否‘骨力作為審察人格美的首要標準?！庇腥嗽u價阿城的“三王”代表著消極的文化回歸，但他不以為然。他認為：“也正由于阿城在對人物性格上的品評尚‘骨力，才使得他在塑造形象時超越了形似?！薄鞍⒊怯捎谠谌宋镄愿裆铣缟泄橇Α?，因此他“所追求的美都帶有‘古拙的性質”18。胡河清的用意不在反對什么人，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相反方向指認了阿城容易被世人所誤解的這一面。

我過去并不曾特別注意胡河清的小說批評，及至在重讀這位年輕批評家富有光彩的遺作時，方覺出他的不凡。這種不凡，是被80年代喧囂之上的批評聲浪，被一種認同熱鬧人物崇尚出鏡率的表面現象給迷惑了。好的小說批評，既存在于從當時大浪淘沙中挑選出的批評文章，也存在于這種被埋沒的批評家的文章中。我這才知道，80年代的“上海批評圈”原來真是藏龍臥虎之地，各呈異彩風格多樣。因為在眾多“新潮批評”風起云涌的年代間隙里，居然還隱藏著胡河清這種獨具一格的批評人才。因此可以說，上海這個地方好像是盛產批評家，而并不一定盛產小說家的。這座城市的現代理性，更是滋養文學批評家的溫床，是小說批評的福地。

【注釋】

①王曉明：《在俯瞰陳家村之前——論高曉聲近年來的小說創作》，載《文學評論》1986年第4期。

②王曉明：《所羅門的瓶子——論張賢亮的小說創作》，載《上海文學》1986年第2期。

③王曉明：《疲憊的心靈——從張辛欣、劉索拉和殘雪的小說談起》，載《上海文學》1988年第5期。

④陳思和：《告別橙色的夢——讀王安憶的三部小說》，見《批評與想象》，218—234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⑤陳思和：《聲色犬馬皆有境界——莫言小說藝術三題》，見《批評與想象》，268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⑥陳思和、王曉明：《關于重寫文學史專欄的對話》，載《上海文論》1989年第6期。

⑦陳思和：《當代文學創作中的現代反抗意識》，見《批評與想象》，54、55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⑧陳思和：《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見《批評與想象》，73—82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⑨陳思和：《胡風對現實主義理論建設的貢獻》，見《批評與想象》，85—115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⑩蔡翔：《高加林和劉巧珍——〈人生〉人物談》，見《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跋》，1—10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1蔡翔：《什么是劉思佳性格》，《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跋》，11、13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2許子東：《郁達夫新論·后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3許子東：《郁達夫新論·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4許子東：《體現憂國情懷的“歷史反省”——“文革小說”的敘事研究》，載《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

15胡河清：《論阿城、莫言對人格美的追求與東方文化傳統》，載《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5期。

16胡河清：《賈平凹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6期。

17胡河清：《蘇童的“米雕”》，載《七畫》1991年第6期。

18胡河清：《論阿城、莫言對人格美的追求與東方文化傳統》，載《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5期。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