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與“通”與“推”

李敬澤

劉濤此人，其生也晚。他若生在晚清，必是康梁門下，做一番維新?；实拇笫?。再往前生兩千年，生在漢代，他便是個經生，那就除了毛詩還有劉詩，或者《春秋》另出一部劉傳。

我的意思是，劉濤的稟賦、根底、品性，其實都更近于古。如此一個古人生在20世紀80年代，到如今又做當代文學的批評，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認識劉濤，算來已有八年。他的文章其實并不曾多看，只看這個人，覺得端端正正正。沒有飛揚浮躁，沒有小機靈小機巧，行得穩、靠得住。這樣一個年輕人，自然是上進努力的，我知道他讀了很多書，寫得也多，所以，前些日劉濤來電，囑我為他在《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專輯寫一篇文字，雖是俗務纏身，想了想終不忍拒，而且也正好有個契機，迫著自己向年輕人學習。

然后便是做功課。劉濤寄來一包書，打開一看，五本之多。細細讀了兩本，一本是他的博士論文《晚清民初“個人—家—國—天下”體系之變》（以下簡稱《體系之變》），另一本是評論集，關于70后作家的《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其他各本只好大略觀之。

讀《體系之變》吃了一驚，原知道劉濤讀書多，而且是個讀古書的，卻不知他讀得如此多、如此深。晚清民初一段思想史，是話語場上熟透的話頭，但就我而言，其實也是人云亦云，并未系統地下過功夫。劉濤以“個人—家—國—天下”為經緯將那一段梳理一遍，脈絡歷然，井井有條，這對我正是忽然開了方便法門，只顧了圈圈點點、抄抄寫寫。

掩卷談談體會，大略言之，晚清時值天坼地裂，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諸賢要在全新的相對性世界圖景下為中華民族另尋安頓，所謂制禮作樂，在當時固然是當局者迷，各憑己意，于黑暗中摸索，但事后看來，原有的“個人—家—國—天下”體系的瓦解以及種種重建方案，確是一個根本的著力之處。劉濤的分析或許還不夠精細體貼，但綱舉目張，大氣魄里自有大氣象。

由這本書也能看出了劉濤迥異同儕的興趣和根底。談晚清、談康梁，都免不了要回到道統中去，特別是公羊學、《大學》《禮記》等等，而劉濤給人的感覺是不以為苦，反以為樂，此間樂，因為此為家。他與原典之間自有一種會心，氣息相通，所以，這些于他不是“知識”，而是由知識而為生命的根底。當然，也看得出他受了劉小楓，進而受了施特勞斯、施密特的影響，而以劉濤持重之性，受人影響絕非等閑事，恐怕多半是一輩子的事，從此施氏之希臘，便是劉濤之先秦。

劉濤的為學路徑后來便一目了然。他接連出了兩本文集，總題都是“通三統”，這是公羊學家的說法，也是康有為當日寫《大同書》的志向，說起來魏巍乎大哉。劉濤存其大而取其小，他所謂的“三統”是晚清、民國、當下，或者說，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他說：“今天的諸多問題發端于晚清，欲理解現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現在的狀況?！雹偎窍Ｍ缭綄W科界限，打通近代以來的文學，在近代和晚清以來中國生活和文化巨大轉型的視野中看取、衡量和估定種種文學現象的價值和意義。

如此架構和眼光，說起來理當如此，真做起來甚難。眼目所及，當代文學批評中，特別是在具體作品的批評中能夠貫徹此意的，實在不多。做得好的，更不多。我猜測，劉濤是有一種舍我其誰之感的，當仁不讓、自強不息，咬定青山不放松，管他東西南北風。對晚清、現代，他本就用力甚勤，近幾年，卻花了大功夫讀同代作家的作品，寫了很多文章，以至于黃德海話里有話說：“志向的要求大，學術的堂廡深，時代的格局廣，自身的要求高，有時候便不免會顯出現下的作品小、淺、窄、低，人物一路弱下來，有些幾乎填不進這個龐大的建筑。我在想，劉濤會不會有足履的不適之感的？”②

——其實德海自己也沒少評“現下”的作品，他的話專對劉濤而說，其實是點出了“通三統”的一個意料之外和之中的困局。談晚清、現代，水落石出，龍騰虎躍。而一路下來到了現下，海水尚未退去，撒一張大網，魚鱉蝦蟹皆在焉，有時難免會覺得是以屠龍之技行庖廚之事。

但話說回來，劉濤做此事，本來先懷了一份齊物之感。龍也罷，蝦也罷，他的目的本不在大小高下，龍與蝦各有消息，以觀民風、以察世變，正不妨齊而觀之。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如何“通”。在這方面，逢到劉濤忽然興起，那便是曲徑通幽。

比如，他談朱文穎《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談著談著從朱文穎那個與歷史疏離的蘇州忽然蕩出一筆：

蘇州一直是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引領潮流，國人對之無限向往，可舉兩個文學作品中細節作為旁證。一、李劼人《死水微瀾》中成都人形容物之“低調奢華上檔次”所用語為“蘇氣”，可見當時蘇州在中國的地位。俗語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亦可見一斑?！?、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中妓女出長臺時，總放風出去說，回蘇州老家，以此自重，抬高身價。但太平天國起義之后，蘇州被大兵篦過幾次，哀鴻遍野，元氣大傷。富商巨賈多遷居上海，蘇州南京遭受重創。費穆《小城之春》寫蘇州往事，大戰過后，蘇州一片廢墟，滿目瘡痍，讓人嘆息。③

——這便是“通”。于若無其事之間點出了朱文穎筆下個人的“細小南方”其實還應該放回歷史語境中見出它的“龐大”。

也正是在這批現下作品的評論中，劉濤讓人看出了他的“古人”風骨。這個80后，原來是以道統自命的，平時恂恂如也，但關節處常常是一語封門，毫不假借。

比如關于杜拉斯：“杜拉斯不重視‘年齡，豈可也，少年做少年之事，有少年之戒，老年則有老年應行之事與戒，否則貽人為老不尊之口實?！雹?/p>

比如談到金仁順的《桃花》《梧桐》：“母女乃人倫之大者，但小說寫母女之間的故事真是千奇百怪。人走正途，取道中庸，則人不偏頗，性情亦平正，而一旦不走正途，千奇百怪的事都會發生?！雹?/p>

又比如，談到李浩《如歸旅店》中父親的議論：“無論來不來（按指日本人），我們都得過日子，我們不能讓如歸旅店垮掉?！眲溃骸懊耖g社會超脫，但這個觀點不能輕易說，否則容易為賣國主義張目?！雹?

諸如此類處，絕非一般的社會學批評或道德批評。劉濤所站的其實是孔孟、《毛詩》《公羊》的立場。截斷眾流，回歸本原，此其志也。他哪里是要通晚清到現下的“三統”，直是要通到這個民族最初的“制禮作樂”上去。而他所關切的也不僅是文學，終究還是世道人心，是從個人到天下如何安頓。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劉濤原是走著一條寂寞艱辛的路。前幾日讀胡蘭成致唐君毅的信，二人為學取徑漸有分歧，胡寫道：

竊以道有微有顯，故孔子言仁，必有事以表之，而孟子亦言性必及命，仁義常并舉，此所以能推，且皎皎與世人共顯見也。自宋儒始多言性理，雖亦言推，而亦惟言推之理，罕言推之事，遂自成一理學，然彼時矯佛學之余弊，蓋有不得不然者，且彼時歷史典章文物之正，可與萬民顯見者固具存，故雖理學中分派別，但一般人則對于無論朱陸之言皆能無惑，以為皆是對的。而今日則不然。清末以來，典章制度皆變動未成定，乃至對歷史及眼前事物皆蕩失無信，然后更懷疑及于先圣之學，而欲以西洋哲學以代之。故今日哲學，必微顯并舉，而以顯證微，與宋明理學之著力處有同有不同也。⑦

胡氏其人不可取，其言不無可取。顯微之間，確是說到了當日幾位新儒家的痛處。竊以為，如何顯微并舉而能“推”，也正是劉濤這條路的關鍵所在。所謂推，是推己及人，是推圣人之道而及紅塵煙火之世人、而及晚清以來極為復雜的歷史經驗、而及這個時代的眾聲喧囂。此一“推”如推石上山，如引水向上，至難、至苦。但“推”無疑是值得的，劉濤斯人也而有斯才斯志，勉之！

2016年11月28日0時于國二招

【注釋】

①劉濤：《“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導言，見《“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7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②黃德海：《訪落集——文學史“通三統”二編》序，見《訪落集——文學史“通三統”二編》，2頁，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

③劉濤：《兩個時代，一種精神——讀朱文穎〈莉莉姨媽的細小南方〉》，見《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5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④劉濤：《〈情人〉在中國的一種流變——讀安妮寶貝〈告別薇安〉》，見《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⑤劉濤：《先鋒、歷史、現實——金仁順小說的三個關鍵詞》，見《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7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⑥劉濤：《“或者鼴鼠，或者飛鳥”——李浩論》，見《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8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⑦胡蘭成：《第三十封，1954年3月27日》，見薛仁明編《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144頁，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