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讀書人·觀風者

李浴洋

自從晚清“文學立科”以來，在過去百余年間的中國，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批評”像當下這樣“繁榮”——不僅每年都有數量十分巨大的批評文章與著作問世，而且一支規模已經相當可觀的“職業批評家”隊伍還在不斷地急速擴容。曾有論者指出，當代文學的危機不在創作，不在傳播，而在閱讀。尤其是在傳統文學的部分門類中，甚至一度出現了“作者”多于“讀者”的尷尬局面。在這一情形下，學界與文壇的“批評”熱情高漲，自然是一件讓人倍感鼓舞與期待的事情。是故，對于那些致力“披沙揀金”的“批評家”們，我也就一直心存好感與敬意。

不過，對于“批評家”能否成為一種“職業”，我一直抱有懷疑態度。在我看來，“文學批評”乃是一項在整個思想與知識生產過程的“下游”展開的工作。時至今日，學界與文壇已經不再需要回答任何關于批評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問題。但在“何為批評”與“批評何為”成為一種“常識”之后，“如何批評”——或者確切地說，“以何批評”——的問題卻仍舊需要“批評家”們及其文章與著作的受眾所面對。

現代學術的基本特征是專業化。關于專業化的利弊得失，已有諸多論者談及，在此無須贅言。需要說明的是，專業化有其限制，但其出現也有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對于學術發展的推進作用更是顯而易見。作為現代學術生產中的一環，“文學批評”大概在可見的歷史時期內都無法自外于這一進程?！拔膶W批評”走向專業化，導致的結果一是對于“批評家”的德性、修養與技藝提出了明確的規范與要求，二是“文學批評”本身成為作為人文學術的“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具體門類。而所謂“職業批評家”，便是在這兩者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社會與文化身份。

然而，在專業化的“文學批評”的兩種屬性之間，卻具有某種內在緊張與沖突。具體而言，“文學批評”與其他任何形式的學術工作一樣，首先都是一種職業技藝的操演。而“文學批評”的職業技藝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其實更多來自“文學研究”甚至“文學”以外的思想積累與知識儲備。這也就使得“批評家”在面對批評對象時，如果想要真正地“入乎其內”，就必須事先具備“出乎其外”的眼光與學力。而在“內外之間”保持一種張力與平衡，幾乎也成為“文學批評”技藝本身的“題中之意”。但從屬于“文學研究”的“文學批評”，倘若僅從相應的文學史知識與文學理論資源中汲取養分的話，顯然又不足以支撐其面對的紛繁復雜的批評對象，更不用說進行有效與有力的批評實踐了。這便是我認為“文學批評”在事實上處于思想與知識生產“下游”的主要原因，即其無法充分自足，因為“批評家”展開批評的動因與效果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在“文學研究”甚至“文學”以外的經驗與閱歷，而非“文學批評”的譜系與“文學”學科所能提供的問題意識與方法工具。

正因一直持有這樣的判斷，所以當我讀到劉濤的《論文學評論家不可志為文學評論家》一文時，共鳴之感便油然而生。盡管并不完全認同文中觀點（例如劉濤認為“倡導‘文本細讀，實于行業有害”，我以為問題的關鍵大概不在是否應當倡導“文本細讀”，而是批評界對待“為何細讀”以及“如何細讀”的態度有待調整，“細讀”本身不容否定，因為這一技藝從根本上關系到作為一種現代學術的“文學批評”能否成立），但劉濤提出的“文學評論家若欲上出，必也更新深化自己的知識結構”以及“文學評論行業若欲更上層樓，必也檢查行業的整體知識結構”的主張，還是極得我心。這在我與劉濤的諸多共識中，可謂又添了一樁。而他本人執此觀念進行的批評實踐，也同樣為我所欣賞。

我與劉濤最早是在2012年圣誕節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一次小型學術沙龍中結識的。我們一來自魯北，一出于膠東，在廣義上可屬“同鄉”。而此前一年，我剛到北京讀書；更早一年，他也才到北京就職。相近的經歷與背景讓我們一見如故。于是，此后一起參會、聊天、喝酒以及“舞文弄墨”（我們都喜歡書法，也會時常交流對于彼此近作的看法）的機會也就不知不覺多了起來。

2015年，我曾先后兩次邀請劉濤來北大參加學術會議。一是3月28日，我在高等人文研究院組織關于陸胤新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的專題讀書會，劉濤到會發言。二是11月14至16日，我在中文系召集“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1872—1976）——博士生與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劉濤再次出席，向會議提交了論文《〈太上感應篇〉的五種讀法》，參加了“儒家與道教”一組的討論。

劉濤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迄今為止，他出版的五部著作——《當下消息》（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晚清民初“個人—家—國—天下”體系之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與《訪落集——文學史“通三統”二編》（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也都是這一領域中的成果。但我兩次邀請劉濤參加的學術活動，卻幾乎與此無涉。我想這大概與他在交往中留給我的印象有關。而在兩次會議中他就學術史與思想史議題所作的發言，也的確至少不比他的現當代文學研究遜色。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劉濤主要致力文學批評。雖然年輕，但他在批評界儼然已成卓然一家。如此立說，不僅因其所作批評文章數量眾多（在他已經出版的五部著作中，除去《晚清民初“個人—家—國—天下”體系之變》一部系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其余四部均為批評文集），更因其獨到的批評風格已初露端倪且初具規模。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天”的批評界，能夠形成自己可以被辨識的風格，殊非易事。而劉濤已經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在時人，特別是同人看來，劉濤最為鮮明的身份或許正是一名“批評家”。而事實上，這已經是一種高度肯定。畢竟在崇尚積累與儲備的人文學界，劉濤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人”。

劉濤年長于我。稱其為“新人”，當然不是與其“同時代人”或者更為年輕的一輩相比，而是著眼于更長時段的歷史與學術進程。而我相信，劉濤自己也是有此雄心與魄力的。那么，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批評家”的稱謂是否依舊適合準確描述劉濤的身份？我想，從這一角度來看，劉濤的文化立場、思想姿態與學術方式也許更接近“讀書人”。

說劉濤是“讀書人”，與他留給我的三重印象直接相關。一是盡管他的著作不少，但在我看來，他的真正興趣乃是“讀書”，而非“作文”。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區別正在于前者的展開方式以經典閱讀為中心，而后者的組織形式以問題解決為基礎。劉濤雖然兼顧后者，但前者明顯與他的追求更為契合。圍繞對象而非問題展開學術思考，并不意味著知識結構就會支離破碎。相反，如此綴合起來的知識圖景可能更具一種會通與生發的潛力。二是劉濤的批評文章在體式上與時下占據主流的學術論文的面目很不一樣，而更像是古人的讀書札記，是他“讀書”生活的自然延伸。通常而言，在現代學術的生產過程中，撰寫讀書札記是論文寫作之前的準備環節。但倘若放長視線，則不難發現好的讀書札記本身即是學術表達的一種文體。在學術文體日益單一的當下，使用好的學術札記呈現思考、表達判斷，這種嘗試無疑值得提倡。劉濤有此意識并且進行實踐，這一方向可謂為當下學術生產“祛弊糾偏”。三是劉濤所作雖然多為“文學批評”，但我感覺，他的關懷所在其實遠非“文學”。正如他的批評文章，很少對于文本進行形式分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的著眼點都是作品的思想層面以及其中包孕的作家思想在文學史與思想史的脈絡中具有的貢獻與局限。他尤其關注那些經由開掘與闡釋之后帶有當下啟示的思想資源。在某種程度上，他真正看重的并非通過批評總結經驗，從而推動一個時代的文學演進。他從事批評的目的其實更多地在于參與當下的文化與精神建構。換句話說，他是要“通經致用”的。這自然也是一種“讀書人”的態度。

強調劉濤的“讀書人”身份，意在凸顯其與一般的“職業批評家”的不同面向。當然，“讀書人”千門萬戶，單以態度、文體與旨趣三者界定，自是不免粗疏。而在“讀書人”中，有一類可曰“觀風者”。劉濤與此庶幾近之。

劉濤自謂：“我讀文學，頗似觀風，希望借文學了解世道與人心?！闭蛉绱?，對于自家著作，他坦言“可作文學史觀，亦可不作文學史觀”（《〈“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導言》）。至于所從事的“文學批評”，他也認為：“批評家應是‘觀風者”，“風關乎癥，‘觀風就是通過風來觀政教”（周明全、劉濤：《“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訪80后批評家劉濤》）?？梢妼τ凇坝^風”，劉濤具有充分自覺。而“文學批評”只是他借以“觀風”的主要門徑。

所謂“觀風”，“察勢觀風”者也。王汎森在《“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一文中，通過開掘近代“蜀學”的代表人物劉咸炘的相關論述，精辟地指出歷史發展如同“風”之興替，而“風”乃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之物，最為不易把握。但人文學術的根本目的恰在追求“察勢觀風”。（參見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167—20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劉濤于此，顯然所見略同。只不過與史家不同，他選擇經由文學觸摸時代之“風”，并以歷史進程為參照，探究當下敞開與延展的方向性。而文學之所以在他的視野與關懷中獨出，乃是因為在他看來，“逸聞為民風，就是歷史的某種形態，歷史因之活起來并豐滿起來。逸聞是小說和詩歌的根據，詩可以興觀群怨，這與歷史的本質相去不遠。陳寅恪先生倡‘以詩證史，一時奉為高論，其實歷史與詩本就相通，何必詩證史、史證詩”（劉濤：《逸聞的歷史——評土家族作家蜀虎〈武陵的紅〉》）。

劉濤的這一“文學/歷史”觀念，不由讓人想起有周一代的“采詩”傳統。而他在《論文學評論家不可志為文學評論家》一文中也曾以周代的“采詩之官”自況。他認為“采詩之官”與“文學評論家”可謂“名異實同”，因為“采詩之官行于四方，搜集民謠民歌，當然不是為了比較哪首遣詞造句優美，研究有幾個流派，各呈現什么風貌，而是由詩而判斷政治，由歌謠了解民風，知民心民情，其意在了解當代，備王省察更正”。劉濤從事“文學批評”的立意與用心，由此可見一斑。而“眼光來自古典，用心始終在當下”（黃德海：《〈訪落集——文學史“通三統”二編〉序》），也正是劉濤留給友人的普遍印象。

對于“備王省察更正”的“文學/歷史”觀念，恐怕在時人中不免會存在爭議。不過作為一種個人選擇，其實無可厚非。而且經由“采詩”而“觀風”的學術追求，對于調整當下文學批評高度專業化的局面，更是不無直接且深刻的啟示作用。

王汎森總結劉咸炘“偏好用‘縱、‘橫這一對觀念來解釋‘風之形成”，“‘縱的是‘時風、也就是人類在歷時性的活動中所產生的變化；‘橫的是‘土風，是地域、環境、土俗等因素?！保ㄍ鯕骸丁帮L”——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是故，“觀風”自然也就具有“縱觀”與“橫觀”兩種方式。在劉濤的五部著作中，貫穿的思路其實主要有兩種，一是他提出的作為“一種文學史實驗”的“通三統”，二是對于70后作家的追蹤閱讀與系統批評，大致正可與這兩種“觀風”方式相互對應。

“通三統”本為學者甘陽重新激活的一個公羊學中的傳統概念，用來闡釋“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甘陽：《關于“通三統”》，見《通三統》，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6頁）此說在學界影響很大。而劉濤不懼“影響的焦慮”，毅然借用，并且先后推出兩部以“通三統”命名的著作。在他看來，“今天的諸多問題發端于晚清，欲理解現在或可回溯至晚清，欲理解晚清，亦可看現在的境況”。（劉濤：《〈“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導言》）他的“通三統”，指的便是將晚清以降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三者合而觀之的學術思路。如果說他的博士論文《晚清民初“個人—家—國—天下”體系之變》是為這一工作所做的準備的話，那么他的“文學批評”則是對此進行的接續與回應。而這無疑正是一種“縱觀”的努力。

至于“橫觀”，在劉濤的著作中，則以《瞧，這些人——“70后”作家論》為代表。在這部著作中，他先后論述了五十余位70后作家。其中既有知名作家，也有創作正處于上升階段的“新人”，還有若干在全國范圍內暫時聲名不彰但卻足夠具有個性的地方作者，以及一些不以創作著稱但有作品問世的“批評家”同人，等等。對于每位作家，他都力圖捕捉到其獨特面向，進而在此基礎上匯聚出了一張“眾聲喧嘩”的70后作家群像。他繼而通過生動呈現一個時代的作家的復雜狀況，切入對于這一時代的思潮與時勢的把握與分析，達致“橫觀”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劉濤在關注“經典”作家作品的同時，也投入了極大精力閱讀與討論“邊緣”作家作品。這一方面當然是“文學批評”的使命使然，因為批評實踐的目的之一便是發現好作家與好作品，為總結文學經驗進行初步清理與爬梳。但另一方面，在劉濤那里這還與其“觀風者”的自我定位緊密相連。王汎森發現：“劉咸炘認為歷史貴在能見‘生民與‘風俗”，他“屢屢提到風俗、小事之重要”，所以對于“觀風者”而言，“不能只看政治，還要看民俗”（王汎森：《“風”—— 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在這一點上，劉濤也充分進行了落實。

在“縱觀”與“橫觀”之外，其實劉濤還有一手功夫，便是“雜觀”。常言“雜觀遍覽”，指的便是一種博覽群書的興致與能力。劉濤是“讀書人”，于此自然頗有心得。而在他的“文學批評”的觀念與實踐中，不僅“批評”不同于常意，指向“觀風”；他對于“文學”的理解，較之時人普遍享有的現代“文學”觀念，也更為開放與多元。他所“批評”的許多文本，并非典型的“文學文本”。但正是在自由出入于不同類型的文本的過程中，他逐漸形成了一種可貴的“綜合之識”。

“綜合之識”也是劉咸炘提出的主張。王汎森將劉咸炘的這一觀點概括為“歷史的書寫要跳出獨立的格子，廣為綜合，才能捕捉到‘風”（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而只有具備了這一學術境界，方能真正“觀風”。劉濤的“縱觀”、“橫觀”與“雜觀”，便是致力于此。姑且不論其實現程度如何，單是能夠樹立此種意識，便已決定了其道路與一般意義上的“職業批評家”不同。

“批評家”“讀書人”與“觀風者”三種身份在劉濤身上是高度統一的?！白x書”是核心，“觀風”是目的，“批評”是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劉濤的學術研究乃是一種“為己”之學。但也正因其追求“為己”，所以才更具有一種堅實、厚重與通達的氣象。

因與劉濤已有數年交往，所以談論其“印象”，原本以為會很輕松。不想待到下筆，卻發現頗費思量，原因在于盡管劉濤登上學術舞臺已經有年，但無論其人，還是其學其文，其實都還在“野蠻生長”。是故，此文多言其“觀念”“品格”“方向”與“氣象”，而無意做“全面考察”與“整體評價”。對于劉濤，我的態度更多的是期待以及樂觀其成。

回到關于“文學批評”專業化的思考。我想劉濤的嘗試至少昭示了一種可能的路徑，即從專業化中“跳出”，努力回到專業化以前的思想世界與歷史經驗中汲取資源。當然，這可能是一種在事實上“雖不能至”的彼岸境界，但是否“心向往之”，則決定了此岸實踐的價值立場與行動效果。

當然，劉濤的嘗試并非唯一可能的路徑，因為人文學者究竟應當成為“專家”還是“通人”其實并不矛盾。章太炎是現代學術史上最為典型的“通人”，但在他論及“治國學之方法”時，所舉“辨書籍的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變遷”與“辨文學應用”五則其實都是專業化程度很高的學術門類。（章太炎：《國學概論》，7—18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而現代中國政治學的代表人物薩孟武，同樣可以借助其專業知識，完成《〈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西游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與《〈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三部別開生面的跨界著作，在文學、史學與政治學等多個領域同時做出“發凡起例”式的開創成果?？梢?，“?！迸c“通”兩者完全可以并且應當成為彼此的基礎。倘若因“?！笔А巴ā被蛘咭颉巴ā笔А皩！?，那么或許更多乃是學者個人的緣故，而非專業化本身的問題。因為如果不先成為一個或者幾個領域中的“專家”而一味追求成為“通人”，想必最終的結果只能流于汗漫與輕浮。循此反觀，由于“文學批評”專業化導致的諸種問題，可能是專業化的限制所致，但也很有可能是專業化的程度不夠所及。這也是我在閱讀劉濤提出的“不可將個人困境遷怒于社會或他人，永遠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主張時（《“青年學者的困境與出路”談》），不禁想到的。

2016年10月14日，于京西暢春新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