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性別話語如何對當下發言？

以新現象、新技術來表征或命名當下社會是目前一種很通行的做法，像新世紀、E時代、大數據、傳媒時代、網絡社會等語詞在當下頗為流行，并以高度發達的媒介傳播而來的文化現代性與多元性而自詡。在性別話語層面，當下更強調對傳統性別機制的顛覆與對抗性，“她世紀”、“女漢子”、“性少數”、“我的身體我做主”、酷兒文化等往往成為性別現代性與女性（權）主義的象征，在追新逐異的時尚文化中有著異乎尋常的吸引力。與之相反的則是，“傳統”（tradition）似乎成了文化守成主義（甚至文化保守主義）的代名詞，女性傳統的真善美、傳統的妻職母職、傳統的性別操守，即使不是被某些人棄之若敝履的話，也在傳媒時代成了一個不被重視的話題，退居到了暗淡的邊緣角落。然而，“現代”一切皆新/好，“傳統”一切舊/壞嗎？“傳統”性別話語中是否亦有女性主義的性別蘊含，其在當下時代價值幾何？本文想從冰心抗戰期間以《關于女人》為題發表的一組短文談起。

《關于女人》的“傳統”與“現代”

從中國知網發布的對《關于女人》的研究論文來看，學界一般以挖掘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真善美傳統為主。像鹿琳的《謳歌真善美——讀冰心的〈關于女人〉》、韓瑩瑩的《獻給女人的一首愛與美的頌歌——冰心〈關于女人〉淺議》、劉文菊與謝文開的《一曲抗爭女性的贊歌——再讀冰心的〈關于女人〉》等，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論述重心。還有些論文是通過對《關于女人》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來論述冰心筆下的女性觀，像駱衛華《論冰心〈關于女人〉的婦女觀》將該作品集中的女性人物從“淡雅穩健的樸素美”、“內外統一的理想美”、“靜柔含蓄的性格美”、“國家為重家庭為重的倫理觀”等幾個層面，并將之概括為“充溢著民族精神，浸透著民族審美情趣和倫理觀念的婦女觀”①。這些都無不是聚焦于《關于女人》所表達的女性人情美與倫理美，將冰心創作納入弘揚民族傳統的領域中。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研究界從晚近女性主義思潮中解讀冰心《關于女人》的并不多，有人甚至將其界定為“中國女性主義前文本”②，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學界往往是在本土民族的“傳統”視域下界定冰心女性意識的。這種現象與西方的海外漢學研究形成了一定對比。英語世界中《關于女人》的研究散見于毛塵（音譯）的《家國內外：再語境化的冰心》、嚴海萍《中國女作家與女性主義想象》、McDougall Bonnie的《五四敘述中消失的女人與男人：對茅盾、冰心、凌叔華、沈從文短篇小說的后女性主義分析》等論文或論著中（這些在國內尚沒有英譯本，目前并不為國內學界關注）?；蛟S與海外學者更頻繁接觸西方理論相關，這些著述無一例外都旗幟鮮明地扛起了feminism（女性主義）的大旗。像《家國內外：再語境化的冰心》通過分析《關于女人》前兩個篇章《我最尊敬體貼她們》和《我的擇偶條件》的文本細讀，從敘述修辭學角度分析了冰心對男權文化的顛覆性與反抗性，認為《關于女人》運用了比限定于傳統“更具象征性和模糊性”的敘述聲音，以“男性化敘事和客觀化敘事解構了文學想象中的性別穩定性”，并由此“制造了深受拉康和巴赫金影響的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所說的與現代小說相關的‘復調聲音”③。而《中國女作家與女性主義想象》則將冰心的女性寫作同當時有人提出來的“典型閨秀派”（typically feminine）相區別，認為它們比“第一眼看上去的要復雜”，以“我弱小但我也會因此而強悍”（I am weak and therefore I am strong）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④

的確，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深層解讀會讓我們發現冰心的《關于女人》并非僅如彰顯了女性真善美的“民族傳統”這么簡單。西方后現代主義學者曾認為，“差異與他者性或對立面的生發……從來不是完全從外在而來，也不是極端反對的……差異的界域是不可知的、恒變的、分裂的?！雹荨皞鹘y”與“現代”這兩個看似逆向并行的概念也應作如是觀。從冰心在抗戰時期寫于山城重慶的《關于女人》這一組文章來看，女性勤勉、善良、無私，恪守為人妻母之道固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性別觀，但她們在妻職母職中對自我價值的實現（如《我的母親》中的母親）與挖掘的生活之美（如《我的學生》中的S），卻無不閃耀著“現代性”的人性光輝；她們在國難當頭的忍辱負重行為固然彰顯著中國女人吃苦耐勞的“傳統”操守，但在困難時期所表現出的英勇擔當與睿智聰慧又挑戰了男性權威，并具有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現代“女漢子”精神（如《我的同學》中的L女士等）。因此，對于冰心《關于女人》體現出來的性別觀念，筆者愿將其界定為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與現代女性自立自強精神相結合的產物，在婚姻家庭和民族國家的雙向度上踐行著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

當代性別話語譜系中的冰心

學界對冰心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其文本生成的民國語境中，其實在當代話語譜系中探究其殊異個性更有意味。冰心一直被認為是傳統溫婉派的代表，茅盾在20世紀30年代的《冰心論》中曾用“新賢妻良母主義”來形容冰心，《關于女人》中《我的母親》一文也直接提到了這一點，“關于婦女運動的各種標語，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聽到‘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時，我覺得有點逆耳刺眼……我希望她們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賴的軟體動物，而不是像我母親一樣的人”?！蛾P于女人》的時代背景（1940年代、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使冰心婦女觀的提出有一個鮮明的歷史語境：一、當時大多數中國女性尚沒有走出家門成為職業女性的機會，或者即使接受教育的女性能夠在社會上找到一席之地，也因為抗戰期間時局不穩等諸多因素而被迫退回家庭（比如《我的鄰居》中的M太太，《我的學生》中的S），這使得為人妻母的身份對女性來說尤其重要；二、抗戰期間民族矛盾、家國意識異常突出，使得女性反抗壓迫與權威、張揚自我的很多行為需要通過民族國家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我的奶娘》中的奶娘、《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等）。這兩點在冰心的年代均有著堅實的時代與現實基礎，但卻同后來的女性文學界主要關注的問題有了不少的距離，這些都造成了冰心性別觀在后世亦不乏爭議之聲。

在第一個層面上，冰心的言說與后來女性寫作以“消解愛情（婚姻）神話”來為彰顯反抗男性權威的女性主義立場似乎相去甚遠。在新時期文壇上，消解婚愛神話不僅是女性學界的一個重要向度，而且在各個時段或思潮中的具體表達方式亦各有不同。張潔、張辛欣等1980年代的女作家對愛情（婚姻）神話的消解是通過書寫現代婚愛關系的脆弱、男人的不堪、極力張揚女性在社會事務中強悍拼搏的“女強人”氣質體現的；王安憶、池莉等的日?；瘮⑹率菍ΜF代婚姻中利弊權衡的功利主義挖掘與批判，探討在真愛難求的時代女性的自立自足之道的；林白、陳染等的女性私人化寫作則將女性身處的男權文化進行放大性書寫，不惜以自我邊緣化與幽閉化的極端姿態表明對男權社會的不合作；新世紀以來的酷兒文化更是通過矚目于女同性戀者、變性者、性工作者等“性少數”人群表達對主流婚愛關系、異性戀機制的決絕反抗。顯然，在這些內容上越來越激進、形式上不斷“花樣翻新”的女性寫作的襯托與參照下，冰心的性別話語顯得似乎越發有著“傳統”之嫌。的確，一代一代的女作家都會在擺脫“審美疲勞”的文學創新性原則之下，努力使自己尋求新的話語空間，在女性立場的具體表達上也不例外——對男權文化的挑戰“尺度”越來越激進和激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人才輩出的文學園地脫穎而出。然而，正如人文社會領域不同于科學研究的最大之處在于“新”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一樣，女性話語的價值并不能同文學藝術的創新性價值進行簡單類比，也不能以抗拒男權文化的激烈程度論英雄，而是需要從大多數女性的生存現實及對人類文明的長遠影響層面進行綜合分析。具體到冰心的《關于女人》，我們說其所呈現的女性觀即使在遠離那個時代的今天仍有一定代表性。如同盡管不時有親子關系破裂的惡性事件出現，母愛依然是迄今為止人類發展史上最親密最溫暖的關系一樣，即使在傳媒時代的當下，從成年女性的生存狀態來看，已婚而非單身或離異，異性戀而非同性戀，為人母而非選擇丁克之家，仍是大多數女性的生存常態。在此意義上，如果將激進女性主義所揚言的在男權廢墟上重建女性文明看作是理想主義的性別“應然”圖景的話，在妻職母職中與男性一道參與社會的建設才是與大多數女性更加休戚相關的性別“實有”景觀。而在此意義上重視家庭的價值，認可女性的自我實現同樣可以從家庭建設中體現出來就不僅是一種囿于時代因素的權宜之機，還有著修復緊張的兩性關系，構建性別和諧的女性主義意味。英國當代著名女作家菲·維爾登在20世紀90年代接受采訪時說：“婦女解放的意義是巨大的，但是戰場現在轉移到了另一個領域……我們如何不成為犧牲品，或者說如何不感覺自己是犧牲品，如何不去因為自己的困境而責備他人，如何為自己做點事，如何設法過上以家庭為單元，由男人、女人和孩子所組成的家庭生活，尊重所有人的權利，而不僅僅是婦女的權利?！雹薹啤ぞS爾登的言說并不是一種性別“倒退”，而是有著深重的婦女關懷與人性關懷的意味，這對于形形色色性別話語甚囂其上的中國當下來說，同樣有著一定的現實啟示性。如同上世紀末熱鬧一時的私人化寫作的逐漸沉寂，不僅有著“審美疲勞”的藝術原因，還與其過于激進的性別觀難以持久相關，女性解放不能以犧牲人性的全面發展為代價，更不能背離大多數女性的生存狀態走向一意孤行的偏執。當然，重視家庭是有條件和前提的，女性的妻職母職需要有對等的男性夫職父職來配合。冰心在1948年東京的演講《怎樣欣賞中國文學》中說：“中國婦女運動中有過標語，‘打倒賢妻良母，我們并不是不要‘賢妻良母，可是同時也要賢夫良父，賢和良不應該只是一方面的義務?！边@可以算作是對其《關于女人》性別言說的延伸和深化。因此，指出冰心女性觀中的某些薄弱之處是可以的，但以后來的女性主義話語為標準、脫離冰心的寫作年代，將其指認為“具備性別內涵，卻少有性別色彩，缺乏女性作為一種性別存在的體驗”的“膚淺”和“陳舊”⑦言說并不嚴謹，也不厚道。

在第二個層面上，《關于女人》中冰心的女性意識往往同抗戰、愛國等民族國家觀念聯系起來，也與后來解構民族國家“宏大敘事”意義上的后現代女性主義觀念相去甚遠。從新歷史主義思潮出發將民族國家話語指認為一種同男性權威聯系在一起的主流意識形態，并以此進行不無女性主義意味的顛覆與消解，是新時期以來不少女性文藝的另一引人矚目之處，像王安憶《長恨歌》、張潔《無字》、李安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的電影《色·戒》等。它們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少人閱讀、觀看、評論的興趣，是因為其從個人化的、人性化的、邊緣化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寫出了輾轉于大時代暗角地帶的女性悲歡，她們沒有與大時代風云變幻的政治斗爭共同起舞，而是遵從自己內心的欲望，從被壓抑的一己情緒與利益出發疏離與顛覆了主流意識形態，這是符合后現代主義觀念下十分風行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潮的。弗吉尼亞·伍爾芙曾有一句名言，“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雹噙@催生了后殖民女性主義，并對中國1990年以來的女性寫作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相形之下，冰心《關于女人》的女性言說是歷史“大敘事”，而不是“小敘事”，愛國、抗日、戰爭等話語囊括了《關于女人》中幾乎所有的女性故事，“我”的母親、奶娘、同學、學生等幾乎所有的女性親屬或朋友無不在前方或后方積極支持抗戰，在投身民族國家運動中實現女性的自我價值是其與后來的女性寫作最大的區別。日寇鐵蹄威逼著包括女性在內的每個中國人，是冰心這種女性話語的前提和背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女性只有投身民族愛國戰爭才能確保自身的利益與福祉。像《我的奶娘》中奶娘囑咐“我”，長大了一定要“跨海東征”打“東洋鬼”。這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奶娘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就從自身受辱的日常生活中發出的血淚呼聲，它是時過境遷之后的女性寫作難以想象的。言之鑿鑿的后殖民女性主義在這些鐵的事實面前都不免蒼白。

“傳統”性別話語之于當下的意義

女性主義理論家莫罕娣說過：“婦女運動是在兩個層次上進行抗爭，這兩個層次是同時進行而且是緊扣一起的，一是意識形態與話語層次，面對的是婦女、女性氣質的再現；另一個是物質與經驗層次，面對的問題是工作、家庭、性傾向的微觀政治?！雹岬拇_，如果說不少晚近的女性主義思潮側重于從意識形態或話語層次上對男性菲勒斯邏格斯中心主義進行解構的話，冰心的女性話語其實同啟蒙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等早期女性主義聯系更為緊密，而且是在民族國家的整體框架中推進女性解放。因為這些主張往往同主流價值觀與倫理道德緊密相連，所以冰心每每成為傳統女性話語的代表，似乎遠沒有后來那些“時髦”的女性主義思潮更能引起女性學界的注意，但筆者卻覺得越是中國性別話語日漸多元、各類消費主義思想甚囂塵上的現時代，恰恰越有重新提倡它的必要：

第一，物質與經驗層次上的性別政治，也許其在話語層面上仍然走不出父權制公共秩序的邊界，但是作為個體女性“此在”的現實生存狀態而言，它卻是政治實踐性最強的一種性別話語，而且這種政治目標在今天尚遠未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已被女性理所當然的擁有和實現?；蛟S，“任何一種知識或范式的產生，都會突出一些元素，抑制另外一些范疇”⑩，性別領域也不例外。新時期以來女性解放的路子邁得越來越大，調子越來越高，從沖破毛澤東年代的性別壓抑到探索女性特殊性的“做女人”，從“我的身體我做主”、盡情釋放女性欲望的身體寫作，到穿越到另一個時空中做“妻主”的女尊、女強，被某些人看成是女性主體性由初級形態到高級形態步步深入的線性過程，而賢妻良母則成了老掉牙的陳詞濫調。不過，正如“做女人”與身體寫作恰恰落入了男權文化陷阱、女尊女強更多像是一種文化藝術里“紙上的風光”一樣，在現實的男權格局中越陷越深的恰恰是女性。據說，凱特琳·克雷蒙曾對西蘇直言，人不能在語言與欲望的層次上搞革命11。后現代主義對主流話語具有很強的解構、顛覆性，但在建構性上卻并不盡如人意。冰心所倡導的女性關愛自我和他人、在社會洪流中實現女性價值的性別話語，因為符合社會發展常態和時代發展規律，盡管是“老生常談”，但卻是在長遠和真正意義上最具現實性的。作為一個名滿天下的女作家，冰心本人無論在事業領域還是在家庭領域都是成功而美滿的，這應該是對其所倡導女性話語現實有效性的最好詮釋。

第二，在意識形態的硬性規定已有所松動、更加強調人性話語的今天，女性真、善、美的“婦德”訴求相對不容易由宗法禮教、精英倡導等主流話語的外圍“召喚”產生，而充實自我、完善自我、順應自我妻性母性的內在主體訴求就會多一些12。有女性學者指出，“在社會已最大限度地提供與男性等同政治權利的今天，女性要獲得真正的女性平等和顯示她們生存的價值，她們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封建道德觀念的外在束縛，也不是男性世界的意識壓力，而主要的是她們自己的覺醒和自主意識的復萌”13。我們需要警惕這種觀點對男性權威的過分樂觀性解讀，不過女性“自主意識的復萌”的確是目前女性彰顯自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里面不僅有各種前衛的女性主義探索，還包括了冰心所倡導的禮贊母愛、呼喚女性從最“通俗的”、“積極的”、“普通的”層面（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關注“婦女職業”、“家事實習”、“兒童教育”等）14做起的女性主義精神，作為同樣重要的一個女性主體性側面，它們不應該在形形色色的女性激進主張中被淹沒。

第三，冰心所代表的“傳統”性別話語更是警惕消費主義的必需。中國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以來，“男女不一樣”的差異認同成了一種新的覆蓋面極大的性別話語，尤其由于消費主義的甚囂其上，對性別生理、心理的“差異”理解往往導向一種本質主義和經驗主義，如大眾傳媒、廣告，乃至于某些文學藝術中頻頻出現的“女人味”、“小女人”等問題，它們在當下的流行絕非僅僅意味著對原先“女性雄化”現象的反動，還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女性性別意識中某些功利性與依附性的東西相聯系。冰心曾在其“問題小說”《兩個家庭》《我們太太的客廳》等對此進行過批判?！蛾P于女人》以正面弘揚各階層女性愛國、愛家，有效利用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資源，并在各自位置上有所作為的方式，表達婦女議題，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提升女性生命價值、改變男權社會中女性弱勢身份的一條重要途徑，其關注大多數婦女生存狀態的普遍性更是后來那些熱衷于“話語革命”的女性主義派別所難以比擬的。

【注釋】

①駱衛華：《論冰心〈關于女人〉的婦女觀》，載《鄭州紡織工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

②程懿：《〈關于女人〉：一個獨特的女性主義前文本》，載《宜春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③Chen，Mao.“In and Out of Home：Bing Xin Recontextualized”（Chapter 5）. In：Williams，Philip F.（editor）. Asian Literary Voices：From Marginal to Mainstream？（Archiv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 p.66.

④Yan Haiping，Chinese Women Writers and Feminist Imagination，1905-1948，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6，p80，Introduction1.

⑤何米·巴頜語，轉引自宋素鳳《多重主體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178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⑥唐岫敏、[英]坎迪絲·肯特：《沖突與和諧——當代英國女作家菲·維爾登訪談錄》，載《百花洲》2004年第1期。

⑦程懿：《〈關于女人〉：一個獨特的女性主義前文本》，載《宜春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⑧[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三個金幣》，轉引自陳順馨、戴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導言一，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

⑨[美]燦卓·莫罕娣等編：《第三世界婦女與女性主義政治》，參見宋素鳳《多重主體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理論研究》，207-208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⑩孫桂榮：《非虛構寫作的文體邊界與價值隱憂——從阿列謝耶維奇獲“諾獎”談起》，載《文藝研究》2016年第6期。

11宋素鳳：《多重主體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215頁，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孫桂榮：《性別訴求的多重表達——中國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研究》，49-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

13彭子良：《新時期女性意識構成初探》，載《當代文壇》1988年第3期。

14冰心：《“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載《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