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的“潛在”過客話語

朱崇科

表面看來，魯迅散文詩集《野草》獨立篇章的書寫往往貌似散落一地的原子組合，從意義建構方面很難結合具體描述/意象找尋到有關的嚴謹系統性和豐厚凝聚力，而實際上，即使不采用詩學、“立人”、國民劣根性等宏大字眼，我們或許依舊能夠發現更多特殊而有意味的內在關聯，甚至是某種話語建構（系統）。舉例言之，比如其中的“過客”話語。

在我看來，《野草》中的過客話語/系統主要可分為三階段，也即前過客（尤其是以《求乞者》為中心）、過客（代表文本《過客》）和后過客（《死后》）；而若從話語的形態特征而言，顯在和潛在自然是順理成章的層面。相較而言，論者往往對顯在的《過客》研究甚多，而往往缺乏對這種過客話語的線性把握。反過來，其中的過客話語反倒有助于我們理解有關文本甚至是《野草》的豐富性以及魯迅創制的別具匠心。

不必多說，《過客》作為一個魯迅耗時持久且相對開放的文本，其實有其獨特性和復雜性。在我看來，其豐富性和歧義性恰恰是和它的“未完成性”所帶來的曖昧性息息相關。從此意義層面來看，文中的三個人物既有差異性，又有內在關聯；從身份執著角度看，正是通過主客身份的流動與置換，魯迅既強調要警惕墮落，又暗涉了“立人”乃至立國的可能路徑。同樣，在反抗絕望的補充與路向層面上，過客又呈現出迎拒的曖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了修正過的西方現代性。某種意義上說，過客在堅守中有一種自我放逐（self-exile）的精神追求，他在絕望中反抗絕望①。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過客同樣需要一種動力補償，他聆聽并遵從“聲音”的召喚，但從內部機能來看，他也需要補充能量，可是這種補充機制又是曖昧的。②

簡單而言，我們可以把“過客”精神歸結為“在路上”。如略作區分，“在路上”又可分為兩重：1.行走的堅定姿態；2.在路上的階段性，好比“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若從這個層面思考，“過客”精神其實本身就是有它曖昧性和堅定性并存的繁復面孔的。但鑒于本人已有專文對《過客》進行分析，本文的側重點則更是潛在的過客話語描述——前過客和后過客的話語分析。

一、前過客批判：與自我的遭遇

細讀《野草》相關文本，我們不難發現在《影的告別》與《求乞者》之間固然有一種彷徨意緒的勾連性與共通性，但同樣其中亦有行走的主題連綴，如《影的告別》中，“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薄肚笃蛘摺分袆t一再出現“走路”意象（7次）。將視野拓展開去，如果說《死后》是過客主題的后續，除了劍指國民劣根性，其中的方向之一是探索死后“墳”的歸宿的荒誕性與無地可逃；那么，《求乞者》則是過客的前身，縷述過客走路過程中的獨特境遇和省思。

某種意義上說，《求乞者》中“我”的身份更多是一個過客，走路者。他是在一種枯干瑟縮、漫天灰土的環境中前進，而此時他遭遇了求乞者。簡單而言，這里的求乞者一類是孩子們的求乞——他者求乞；而另一類則是有強烈的主體介入的“我”的求乞。當然，文本中過客對于求乞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拒絕，不僅拒絕了他人，甚至也斷絕了自己求乞的退路。

不僅如此，過客對“求乞”也進行了深入的反省——比如批判他者求乞中體現出的“奴隸道德”，同時也痛恨“做戲的虛無黨”，而更獨特的是，魯迅從未將自我批判人為屏蔽掉。因此，除了拒絕奴性和虛偽以外，還包括自我的強烈介入，其中亦可分為兩個階段：

1.指向自我。陳安湖將文本中“我”的拒絕施舍角色視為魯迅的一種反串，并借此批判其可鄙性，這樣就剝離了魯迅和拒絕“人道主義”援助罪名的關系，“作者串演這樣一個角色，表面上處處表現他的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其實處處以夸張的筆墨，凸現他冷酷無情、驕橫無理、以勢壓人的一面，把他漫畫化，使其成為一個可憎可鄙的人物。這是作者諷刺藝術的一大特色?！比缓蟆白髡叩姆创酱藶橹?，隨后是角色的轉換，反過來扮演了孩子一樣的求乞者，以一個叛逆者、戰斗者的姿態現身了”③。在我看來，陳相當善良地將“我”拒絕孩子們的求乞視為是一種角色反串，借此似乎為“民族魂”魯迅開脫，其用意雖佳，但似乎并未真正符合魯迅本意。在我看來，其中的“我”就是魯迅自我的化身或投射——他之所以不布施并非因為他不熱心助人，而是另有原因。

竊以為，文本中的“我”既是拒絕布施的主體，又是反省的對象，同樣也是被拒絕的對象，其中的連綴意象之一就是“夾衣”。毫無疑問，“我”是穿著夾衣的，魯迅在書寫兩個求乞的孩子時用了同樣的語匯“也穿著夾衣”。毋庸諱言，這里的夾衣不僅僅指向物質層面的御寒性，同時又隱喻了“我”和孩子們部分共享了某種文化、精神的邏輯結構外衣，這意味著“我”和求乞者并不能截然分開。

另一層面則來源于魯迅先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的習慣，如其所言，“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迸u虛假的求乞的孩子們原本是題中應有之義，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和虛偽）的表現；同時魯迅從未將自己排除在外，只是高高在上、指指點點，他卻是苦心孤詣自剖，和廣大民眾同呼吸、共命運。

2.如何反??？魯迅對“我”的求乞有所預設，“我想著我將用什么方法求乞：發聲，用怎樣聲調？裝啞，用怎樣手勢？……”也明晰會有怎樣的結果，“我將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將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睋Q言之，“我”求乞的結果之一和“我”拒絕布施的結果并無二致，這種重復強調了魯迅對做戲的換位思考型批判，結局自然也該一樣。

但魯迅畢竟是魯迅，他給出了“我”的獨特堅守，“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將得到虛無?！币籽灾?，“我”以真實和原生態求乞，可以得到有尊嚴的“虛無”，而且，這還只是底線。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做法是“我”對另一半自我的否定和批判，當然升華一點，也是對中國文化傳統劣根性的雙重否定，“對‘求乞者自我的自譴自責，毫不可惜的決裂，甚至于徹底的否定，則預示出：魯迅力圖從對現實自我的歷史性揚棄過程中，達到對整個封建傳統文化及由這種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而構成的整個現存秩序的全面否定，并在這種雙重否定之中尋求歷史的變遷，把握人生的真髓！”④

不難看出，魯迅深入的反省了兩種求乞，不管是他人，還是可能的自我，他都進行了嚴厲批判，但如果結合過客身份認同的內化和側重，同時也考慮到更大范圍內的《野草》的復雜哲學指向，他其實對自我的反思更具貫穿性、繁復性和本能色彩。

二、前過客突圍：與他者的對話

毋庸諱言，作為一個人在路上的過客，“我”又呈現出相當繁復的矛盾和彷徨：一方面，過客的核心使命就是要聽從內心的召喚，排除誘惑和險阻，勇敢前行；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面對各種遭遇，作為自我救贖（并啟蒙他人）的孤獨者，他似乎又有必要乃至義務幫助他人，批判他人的劣根性。在前進與暫停，拒絕接受與拒絕布施，理性與感性之間似乎都是張力十足，如人所論，“在《求乞者》中，魯迅寓言化地告訴我們，一個自我或一個作為自我的人，總是在不斷選擇的過程之中。但是這不是自由的選擇，而是被與他人關系所制約的選擇。主人公對他人的拒絕和自身的猶疑都是這種制約的具體表現。出于感情上的厭惡他拒絕施舍，出于理性的疑慮他又畏懼求乞。這種情感與理性的兩難是《野草》散文詩主要哲學命題之一，它向眾多的主人公挑戰，在《過客》《墓碣文》諸篇中更觸目驚心地表達出來?！雹?/p>

（一）自然隱喻

不必多說，《求乞者》中的自然環境書寫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沖擊力，其中特別重要的意象有兩個：一個是“墻”，一個是“灰土”。

1.厚障壁？文本中出現墻的句子主要有，“我順著剝落的高墻走路”，“我順著倒敗的泥墻走路，斷磚疊在墻缺口，墻里面沒有什么?！?/p>

這里的“墻”的破敗和剝落顯然蘊含豐富：墻，原本是防御和區隔的功能，如城墻，甚至是，“長城”也可理解為一堵厚重而綿長的墻，但它們都已頹敗，這意味著古老帝國——中國的敗落，即使墻也無力保護它。而另一方面，物質的墻雖然敗落，精神的墻（一如今日計算機網絡應用中的“防火墻”），通過焚書坑儒、閉關鎖國、“各人自掃門前雪”等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厚障壁卻又強化了。

2.糟粕圍城？灰土是另一個不容忽略的關鍵詞，魯迅這樣寫道，“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苯Y尾除了重復性強調以外，更是撲面而來的漫天灰土陣仗：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毫無疑問，這里的灰土飛揚意味著生存環境的惡化，也有論者解釋為人際關系的冷漠，“微風，灰土，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這是北京街頭的現實即景，然而更是詩人靈魂的真實。在冷漠的人際關系中，詩人只能隱藏著心頭熾熱的愛情和對這愛情的種種懸念，只能無所為和沉默，詩人的靈魂里，仿佛也只有被微風彌漫起來的灰土，灰土……”甚至也結合了愛情加以串聯，“《求乞者》中，詩人在愛情面前的自卑感，集中凝聚在文本創造的‘求乞者的意象中?！雹拊谖铱磥?，灰土其實更是古老帝國文化糟粕的毒害隱喻。

除此以外，魯迅先生也涉及一種日益蕭索、枯干的表象，“微風起來，露在墻頭的高樹的枝條帶著還未干枯的葉子在我頭上搖動?！边@也隱喻著國人生存氣候的蕭殺和文化創造的精神枯竭，缺乏生機。

（二）人文環境

需要指出的是，文本中亦有意蘊深長的人文意象，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走路”。不必多說，路是魯迅創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如在小說中也有對路的反思、再現和探尋操作⑦。在《求乞者》中的“走路”又可分為兩個層面：

1.在路上的“我”。魯迅寫道，“我順著剝落的高墻走路，踏著松的灰土?！薄拔易呗贰钡鹊?。這里的走路其實是一種精神的探尋和堅守，在漫天灰土中依舊堅持尋路、探路并前行，“如果說，孩子的求乞是物質乞討，處于形而下的層面的話，則‘我的求乞就具有精神尋覓的性質，而處于形而上的層面?！易咴趬m土飛揚的路上的意象，正象征著精神在受到傷害之后的漂泊流浪，象征著痛苦的靈魂為尋找心靈的避難所所作的漫游?！雹?/p>

當然，遭遇孩子們的求乞則是行進途中一種被暫時的阻隔，“我”拒絕布施事出有因，一方面是因為，“魯迅反對求乞和布施，不是反對真正人道主義的同情，而是反對奴隸式的乞憐和淺薄虛偽的人道主義?！雹崃硪环矫?，“我”要繼續上路、回歸主業。

2.散沙的“各自”。魯迅還寫道，“另外有幾個人，各自走路?！薄傲硗庥袔讉€人各自走路?！毕喈斢幸馕兜氖?，這段文字，魯迅重復了三次。在我看來，這些人們的走路，或許各有目的，或許亦可能是精神探尋，但關鍵詞“各自”說明他們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缺乏團結作戰、共同對敵的合作精神，因此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哪怕是給寂寞里的同道一點溫暖和吶喊。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國民劣根性之一。但不必諱言，他們的各個存在卻又增加了過客的彷徨和孤獨感。

（三）主體選擇

走在路上的“我”和孩童“求乞者”的相遇也呈現出相當豐富的內涵。

1.清除奴性。某種意義上說，文本中的孩童、“我”和國民劣根性之間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在流動，我們當然不能簡單把孩子和“我”截然分開，而實際上。孩子身上的奴性未必在“我”身上就已徹底根絕，魯迅著力刻畫他們的相遇和不同的求乞實踐毋寧更是一種勇敢的直面與卓有成效的清理，“這一篇散文詩的核心思想，或者說魯迅想傳達的生命哲學，就是蔑視與反對生命存在中奴隸性的卑躬屈膝，反對托爾斯泰式的人道主義的說教。魯迅對于當時社會的憎惡和他對于民族奴隸性的憎惡是同樣的強烈。他在這篇象征的散文詩中暗示人們：社會已在廢弛與崩壞中，而人的真正的解放乃是從奴性的求乞走向人性的抗爭?！雹狻拔摇焙秃⒆觽兦∏《加蓄愃频脑庥?，“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p>

當然，魯迅對這種奴性的憎惡和痛苦的清醒和他自身的經歷不無關聯，“從小康墮入困頓”的過程中體驗世態炎涼，也包括兄弟失和之后的神傷，現實中統治者的暴戾、奸詐和恣睢何嘗不是一種時不時的提醒？

2.艱難選擇。毫無疑問，愛的付出既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責任，而接受他人的愛對于一個知恩圖報的現代主義者何嘗不是一種負擔和過重的賞賜？有論者指出，“沒有終極意義，缺乏愛的源泉，即使他想給出愛也不可能，每個人都需要愛，魯迅亦不例外；聯想到《過客》中‘我拒絕小女孩的愛與同情，希望有超然獨往的冷酷心智去思考和戰斗，不在布施與求乞中被牽連而消弭掉行走意志和喪失行走能力，魯迅的既不接受愛與同情又無布施心似乎又是一種自覺的選擇?！?1可以肯定的是，魯迅的拒絕與明知被拒絕，以及更真實的求乞操作都是一種主體選擇。

不必多說，行走、艱難存活、付出、接受、終極付出（包括犧牲生命）之間關系過于復雜，這恰恰可以反映出彷徨時期的魯迅人生的豐富性，當然也包括精神痛苦，論者認為，“可以說，《求乞者》一文既是出自私人經驗的一個非常隱晦的發泄，同時又是一篇內涵深邃而豐富的散文詩；其中，既有對那些在灰土頹垣中紛紛登場的‘做戲的虛無黨的尖銳批判，也有魯迅自己以‘無所為和沉默與之對抗的倔強身影?！?2

三、后過客：死無可死

前過客后面的話語應該是進入過客階段。而在《過客》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了有關話語的復雜性。但終極而言，過客必須上路，不停地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但是途中的遭遇卻令人唏噓：溫暖和關愛讓人眷戀，但亦可能因此墮入溫柔鄉停滯不前乃至墮落；繼續上路，前路漫漫、疲倦不堪，亦讓人糾纏。易言之，這種處境和身份的確曖昧、糾結和令人彷徨。但接下來可以反思的是，即使是死路——墳，如果是作為過客的，甚至是所有人類的最終去向——又該意味著什么呢？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借此可以看到魯迅思考的繁復性、決絕性（某種意義上說，在路上是最好的結局）與趣味性。

毋庸諱言，《死后》中彌漫著一種無處可逃的悲劇性，某種角度上看，可謂生不如死，但死后亦無處可逃，仍需面對劣根性重重的生者的侵犯，如人所論，“《死后》所揭示的這種‘非全死的存在的恐怖，是生存恐怖的死后延續。其恐怖在于：一方面不僅‘生是被任意處置、四面碰壁，絕無自由和尊嚴可言，而且死也是無可選擇，‘六面碰壁，外加釘子。真是完全失敗，生和死都必然處于令人絕望的‘失敗境地；另一方面，死亡雖然是生命的消失和否定，卻又不是思想意識的徹底摒棄，生命消失的死亡，延續著生存時的孤獨寂寞以及被圍攻被觀賞的痛苦知覺?！?3

1.死后無法蓋棺。人常言，“死后一了百了”。魯迅卻通過《死后》深刻地反省了這種論點的虛妄性和逃避性。比如，所謂“蓋棺論定”就化成了看客們的無聊談資和八卦消費，他們根本無力提供有用的評論，而更多只是觀望、騷擾和找尋可能可資利用的剩余價值。同樣，死后也很難“入土為安”，斂尸者根本不敬業且抱怨連連加以羞辱，甚至連釘棺材都只是浮皮潦草的只釘兩個釘子，可謂死后無法蓋棺，無論從精神評價上還是從物質運作上皆如此，如人所論，《死后》的瑣屑、“無聊”打破了《過客》中“墳”作為棲息之地的可能性，而和“過客”曾經走過、不愿回首的地方成為一樣的境域，以至于讓“我”終于“坐了起來”。死已經成為一個平庸而嘈雜的世界。在這個痛苦思索和體會的過程中，魯迅意識到死不但不能成為生的救贖或解脫，而且根本就是生之苦的延續，生不能解決的問題，死更不能解決，因為死首先就意味著活動力的喪失。這樣，他就穿過了“死亡”14。

當然，如果結合《野草》的其他篇章略微展開，從精神旨趣上看，《死后》恰恰是居于《過客》和《墓碣文》之間的精神貫穿與連綴?！端篮蟆方舆^了《過客》中對“墳”的反思，他否定了駐足不走的老丈的幻想，指出“墳”并非最后的美好歸宿，恰恰是因為“半死”，它也維系和折射出許多現實的關聯，“《死后》中的‘我完全可理解為是進入了他的歸宿‘墳中的‘客，魯迅正是借‘我死后的苦痛與荒誕影射了‘我在現世人間的無量悲哀?！?5同時，《死后》更多是從自我存在的主客觀環境層面加以反思，而《墓碣文》卻側重于讓“我”見到主體/自我的主動、深刻而又慘烈的剖析，但不必多說，“死”亦并非逃避的港灣和塵埃落定的歸宿。

2.生存依然艱難。毋庸諱言，魯迅之所以設置一種懸置狀態，以死喻生、以死察生的目的顯而易見，“《死后》確乎像是魯迅在為他自己的重要經歷與思想進行一次匯集和總結。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這一篇不是寫‘死，而是寫‘生。事實上，魯迅無論是寫鬼、寫動物、寫植物，其實都是為了寫‘人；同樣，他寫‘死、寫神魔、寫來世前生，也都是為了寫‘現世，這一點，是他在寫作中始終從來不變的基本原則與特征?！?6

以后顧者的眼光返觀生者的荒謬世界時，我們不難發現其間生存的艱難，魯迅在文本中多有涉及，比如，有關碰壁的說法，“我想：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釘子。真是完全失敗，嗚呼哀哉了！……”早在書寫《死后》的1925年7月12日之前，5月21日寫過《“碰壁”之后》，他就北京女師大事件寫到，“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墻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墻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7毫無疑問，這是既關聯現實，又進行升華的精妙論斷。

有關勃古齋的小伙計事件，自然也有現實介入，魯迅指涉了復古派的行徑，他原本主張青年們少讀經，乃至不讀中國書，卻碰到他人陰險的借刀殺人——言及魯迅能夠有今天，也是古文教育和涵養成就了他，這當然是極其荒謬的，對小伙計的精細刻畫和厭惡至極別有現實深意，“這里體現了魯迅先生的良苦用心——反對讀經、關心青年讀書，魯迅對書店小伙計的厭惡，是對雖經勸說而依然麻木不覺者的厭惡，是對宣揚經書者的拒絕姿態?！?8

耐人尋味的是，《死后》亦有一種貌似調侃和浮華的風格，如人所論，“《死后》則把對于生存現狀中他人以及自我的生存虛無都在某種近乎調侃、戲說的氛圍中展示出來?！?9這其實更多是一種“含淚的笑”，以喜寫悲，其悲更悲。而在1925年7月9日《致許廣平》的信函中，魯迅在解釋《莽原》為何刊發許廣平的議論文章時寫道，“先前是虛偽的‘花呀‘愛呀的詩，現在是虛偽的‘死呀‘血呀的詩。嗚呼，頭痛極了！”20不必多說，他自己在書寫《死后》時，想必對虛偽的“死”書寫風格有所警醒，而相關的真誠性元素的介入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在調侃的背后依舊是認真和悲涼。

毫無疑問，本文對于有關文本的解讀是相對側重某個層面的，而非面面俱到，在我看來，《死后》除了上述層面外，當然可以有更豐富的內涵：實際在主題上都圍繞著劍指國民劣根性，主要批判了看客、唯利是圖和不認真缺陷。同時，魯迅采用了雙重封套結構，也即大結構方面的“夢死”與“醉生”策略，小結構內部的“我的心”“他的身”之間的復雜張力，借此他呈現出個體自我在裂合中的彷徨性。

結語：《野草》中由代表性文本《求乞者》《過客》《死后》構成的過客話語系統不僅僅呈現出文本內涵方面的關聯，也即：通過這些文本，魯迅深入反省了作為過客的諸多層面——堅守、彷徨、疲憊、墮落、決絕、非功利等等，也恰恰是從上述話語系統中，我們不難看出魯迅既為同行又為自己提供的反抗絕望道路的復雜性、決絕性和曖昧性。同樣，從詩學層面角度思考的話，這三篇代表性文本恰恰也是對話及對話性（巴赫金意義上的）豐富的實踐，的確也值得我們繼續從更多角度探研，而本文的過客話語維度只是一種嘗試。

【注釋】

①有關《過客》反抗絕望的分析總結可參見馮光廉等主編：《多維視野中的魯迅》，482-483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具體可參拙文《執著與曖昧：〈過客〉重讀》，載《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

③陳安湖：《〈野草〉釋義》，36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李玉明：《〈求乞者〉：先覺者的“罪感”》，載《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

⑤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6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⑥胡尹強：《魯迅：為愛情作證——破解〈野草〉世紀之謎》，80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⑦具體可參拙文《思路、寫路與尋路——論魯迅小說中路的話語形構》，載《新世紀學刊》（新加坡）總第10期，2010年12月。

⑧劉彥榮：《疏離現實的追尋——魯迅〈求乞者〉主導意向新探》，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⑨孫玉石：《〈野草〉研究》，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⑩孫玉石：《關于〈求乞者〉》，載《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

11范美忠：《民間野草》，43頁，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2張潔宇：《魯迅〈野草·求乞者〉考論》，載《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9期。

13吳小美、肖國慶：《“生死場”——魯迅生死觀的文化哲學意蘊》，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4期。

14靳叢林、劉穎異：《尋找“魯迅創造的魯迅”》，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3期。

15丁念保：《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論魯迅散文〈過客〉和〈死后〉的精神關聯》，載《美與時代（下）》 2011年11期。

16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26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7魯迅：《“碰壁”之后》，見《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230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李斌：《魯迅的散文詩〈死后〉新解》，載《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19彭小燕：《存在主義視野下的〈野草〉：魯迅超越生存虛無，回歸“戰士真我”的“正面決戰”》（下），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6期。

20魯迅：《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289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